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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谈论现代世界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王凤才 思庐哲学 2022-12-11

来源：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年3月
作者：王凤才
原标题：21世纪语境中如何理解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

编者按：

现代与传统的本质区别，我们称作“现代性”。在日常生活中，这个术语我们常常拿来就用，而不能确定其意涵。王凤才老师梳理了“现代性”概念的来龙去脉，为理解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代世界提供了一个视角。


关于现代性，可谓众说纷纭——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学者赋予“现代性”以不同含义，即使同一个时期、同一个国家，甚至同一个学者也会对“现代性”作出不同阐释；但有一点似乎是共同的，那就是都承认“现代性”与“现代”“现代化”密切相关。

当然，对于“现代” “现代化” 也有各种不同阐释。关于“现代” （Neue Zeit / modern） 一词的起源，不同人有不同说法。


例如，在《历史研究》中，英国历史哲学家汤因比将人类历史（人类文明史）分为：黑暗时代（675-1075），中世纪（1075-1475），现代时期（1475-1875），后现代时期（1875至今）。这样，“现代时期”就是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

在《美学标准及对古代与现代之争的历史反思》中，接受美学创始人、德国美学家姚斯 （Hans Robert Jauss）认为，“现代” 一词最早出现在公元10世纪末，是指从古罗马帝国到基督教世界的过渡时期。

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学术领袖哈贝马斯 （Jürgen Habermas）指出，最早出现于公元5世纪的“现代”（modernus）概念，在欧洲被反复使用——尽管在内容上有所不同，但都表达了一种新的时间意识，强调古今之间的“断裂”。

可见，人们对“现代”概念的界定是不同的。

对于“现代”，尽管有不同看法，但主流观点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开启了西方文明的“新时代”（现代）。再严格一点说，从笛卡尔到黑格尔属于“现代早期”；黑格尔之后，西方世界进入了“现代后期”。

至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后现代”，那也许并不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毋宁说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与“现代” 相关联，“现代化”（Modernisierung/modernization）也有各种不同理解，但M.韦伯的理解几乎成为范本。在 M.韦伯那里，现代化=合理化=解放+奴役（“铁的牢笼”）；而艺术则具有两重性，即商品化+救赎性（“诸神纷争”）。

在《交往行为理论》 （1981）中，哈贝马斯说，虽然 M.韦伯研究了合理性的不同形式，将合理性区分为形式／目的合理性和实质／价值合理性，将合理行为、合理生活指导与合理化世界观联系在一起，但在M.韦伯那里，目的合理性行为概念才是理解合理性概念的关键。因为他认为社会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与现代国家的分离，或曰社会现代化就是工具理性合理化，所以他并没有真正解决合理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既没有找到现代文明危机的根源，也没有指出通向未来文明的出路。鉴于此，要想恰当地解决 M.韦伯提出的极为紧迫的社会合理化问题，那就需要一个交往行为理论。


如果说“现代化”是一种客观发生的历史过程，那么“现代性”（Modernit?t/Modernity）就是对这个客观历史过程的逻辑概括。在《后民族状况——政治文集》（1998）中，哈贝马斯在谈到“现代性”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哲学话语时指出，17世纪后期，法国古典主义美学领域的“古今之争”，奠定了审美现代性观念的基础。自18世纪后期开始，“现代性”已经成为一个哲学话语。

“现代性的自我理解不仅是通过理论的‘自我意识’、通过针对所有传统的自我批判立场刻画的，而且也是通过‘自我规定’和‘自我实现’的道德观念和伦理观念刻画的”。

其实，早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1985） 中，哈贝马斯就将笛卡尔确立的主体性原则视为现代性的基本原则，同时断定这个原则使现代世界进步与异化并存。所以，哈贝马斯断定，关于现代性的最初探讨中就包含着对现代性的批判。

18 世纪末，黑格尔首先提出了现代性的自我批判与自我确证问题，创立了启蒙辩证法原则。而一旦有了这个原则，现代性的自我确证问题就能做到万变不离其宗。所以说，尽管黑格尔不是第一位现代哲学家，“却是第一个意识到现代性问题，并清楚阐释现代性概念的哲学家”。

可以看出，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界定，尽管与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批判理论家有所不同，但也继承了《启蒙辩证法》 （1947）的基本精神。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阿多尔诺（Theodor W. Adorno）视阈中的启蒙纲领，就是使世界祛魅、消除神话，并用知识推翻幻想。在他们看来，启蒙并非专指西方文明中的理性精神；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启蒙追寻进步思维的目标，努力使人从恐惧中摆脱出来，并将人确立为（自然和社会的）主人。

众所周知，《启蒙辩证法》的核心问题就是：为什么在科技进步、工业文明发展似乎可以给人们带来幸福的时候，在理性之光普照世界大地的时候，“人们没有进入真正的人性完善状态，而是深深地陷入了野蛮状态”？在这里，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以人与自然关系为主线，以神话与启蒙关系为核心，对启蒙理性进行了深刻地批判。他们不仅揭示了“神话已经是启蒙，启蒙倒退为神话”的过程，而且阐明了启蒙精神的实现过程就是进步与倒退相交织、文明与野蛮相伴生的过程。因此，启蒙精神最终走向了自我毁灭。

如此一来，根据《启蒙辩证法》的精神实质，我们就可以将“现代性” 内涵界定为：

所谓启蒙现代性，就是一种以征服、支配自然为出发点，以科学知识万能、技术合理性至上为特征，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以历史进步为目标的文明乐观主义。

简言之，启蒙现代性的核心价值就是理性至上、科技万能、个体中心、文明进步。


对于这样一种“现代性”，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除了激进地批判之外，似乎也没有其他的处理方式。从《启蒙辩证法》中，既可以看出本雅明对霍克海默、阿多尔诺的影响——“从来没有一座文明的丰碑不同时也是一份野蛮的文献”，也可以看到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对待“现代性”悲观立场的最终确立。

采编：小也
排版：莫一
审核：永方
美工/VI：小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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