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领是无产阶级吗？

自从新中产阶级在人数上开始代替老中产阶级之后，它的政治角色就一直是人们怀疑和争执的对象。与政治上的疑问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在现代社会分层中，新中产阶级职业到底占有什么样的位置。

作为一种社会学的创造，白领人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为无产阶级运动寻找新兵的过程中首先发现的，因此上述政治和社会分层上的联系就被报以极大的期望。他们设想，社会将两极化为具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而中间阶层的普遍衰落会使他们投向某一方——或起码不会阻挡主要阶级的前行之路。但是，到20世纪初上述设想没有一项能够实现，于是社会主义理论家和政党领袖开始着手修正那些经典观点。

在试图将新的人口划分为支持无产阶级革命的可靠分子和不可靠分子时，党的统计学家直接面对的就是薪金白领人数的上升。作为向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一个难题，这些群体的出现标志着简单的有产与无产的二分法开始转向无产阶级内部的分化。它所关注的焦点是职业结构。进一步，在考察白领群体以及持续至今的城乡小业主的过程中，他们进一步发现，虽然新中产阶级是没有财产的，而小业主们也经常饱受经济恶化之苦，但是这些阶层的成员却不愿接受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他们的政治归属和他们的经济地位并不吻合，和对他们的期待更是大相径庭。他们标志了具有虚假意识的人数在增加，因此是既定的革命过程中的拦路虎。

要对这些发现和思考引发的所有理论进行详细的叙述，除了单调乏味外不会有任何新意；到1920年代中期，这些理论已经发展得十分完善，至今并没有增加什么新的内容。有不少作者在细节上又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有些十分关键，也有人将主要的观点以不同的方式综合起来，其中一些观点比其他观点获得了更多的支持。不过，从新中产阶级的现实存在来看，其政治方向大致可以归纳为四种主要的可能性：

就其总体或某些关键部分而言，新中产阶级在人数和权力方面将继续增长；最终，它将发展成为一个在政治上独立的阶级。它将取代其他阶级，发挥推动现代社会运转的中枢功能，它已被提名为下一任统治阶级。历史降大任于新中产阶级：下一个时代是属于他们的。

无论是在人数上还是在权力上，新中产阶级都在继续成长，虽然他们不可能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但仍然是不同阶级间总体平衡的一支主要的稳定力量。作为阶级平衡的重要因素，他们将使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得以延续。他们的扩展将阻止不断增长的无产阶级化；他们是劳资之间的缓冲器。由于他们继承了老式中产阶级的某些功能，同时又和雇佣劳动者有着广泛的联系，他们也将能够和这两个阶级合作；从而成为跨越阶级对立、减少阶级冲突的桥梁。他们是阶级利益的平衡轮和稳定器，是社会和谐的创造者。他们是终止阶级争吵、达到新型社会团结的协调人。这就是为什么无论是走选举道路或是诉诸革命的阵营或运动都投其所好的原因所在。

就其社会特性和政治面貌而言，新中产阶级成员事实上属于并且仍将属于资产阶级。这一点在那些不仅希望成为经济阶级还想成为地位集团的群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就像纳粹德国一样，他们将是保守、反动甚至是法西斯运动的主要人力资源。他们是大资产阶级势力的天然盟友和突击队。

新中产阶级将沿着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构架发展：在所有主要方面，他们都将以既定的方式和无产阶级融为一体，接受社会主义的政策。与此同时，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原因在其危机和衰落的过程中将被冲刷殆尽——它将表现为一种延宕反应。因为在历史的现实中，“新中产阶级”不过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无产阶级，它与后者有着相似的根本利益。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现实阶级间的阶级斗争的加剧，它必将滑入无产阶级的行列之中。其极少数上层人物可能会成为资产阶级，但是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力量上这都将无足轻重。

要对这些各不相同的观点进行比较是非常困难的。首先，在时髦的词汇“新中产阶级”中所包含的职业并不相同。我们只要想到白领世界模糊不清的边界，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这份职业拼盘会吸收了如此众多的互相冲突的理论，而它的一般形象又何以大相径庭。他们缺乏一个公认的名称，白领、薪金雇员，或新中产阶级是可以交替使用的。在这些林林总总的理论发展的历史阶段中，构成这些阶层的职业群体已经发生了变化；在不同的特定阶段，在收集支持自己理论的资料时，不同的理论家们考察的是构成总体的这部分或那部分群体。所以有关白领人士的政治作用的互为矛盾的形象能够相互共存（甚至也许两者都是对的）。例如，那些深信白领人士是现代社会的前卫阶层，已经被提名为下一任统治阶级的人，脑子里想的并不是小杂货店的职员、保险的代理人或速记员，而是高级技术人员、工程师、领薪水的商业卡特尔经理，或是联邦政府的高级官员。另一方面，那些确信白领正在无产阶级化的人，关注的则是普通职员和售货员；而那些认为白领具有居间协调作用的人，则很可能包括了上下两层。无论怎样，在第二部的论述中我们已经将整个白领阶层起码划分为四个亚层次或包括不同层次在内的金字塔，当我们将白领人士置于我们的政治期望之中时，必须注意这一划分。

大多数与新中产阶级及其政治作用相关的著述，都涉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一般理论。这就是为什么很难简洁而系统地梳理特定的作家们对白领人士的确切看法的原因。他们的观点并不是以对这个阶层的考察为基础的，其依据首先是他们碰巧遵循的政治纲领；其次是他们已经接受的涉及阶级的政治划分的理论立场；再次则是他们对20世纪工业社会的主要进程的判断。

纯粹的无产阶级拒绝接纳白领人士；联合阵线的拥戴者起码会将部分白领和工人团结在一起，为某些具体问题而斗争，同时又注意保持组织上尤其是宗旨上的独立性；人民阵线分子会通过改变雇佣劳动者的意识形态和纲领来迎合白领，以便将这两者联合起来；而信奉某种教条主义的多元论、具有“民粹派”倾向的自由派，则号召白领人士和小商人、小农场主以及各种等级的雇佣劳动者联合起来。每一派别，如果存在的时间长得足以让它自己的知识分子写本著作出来，都会提出与白领特征和其能够扮演的角色相关的理论。

就政治学说而言，有关白领问题的各种定义通常都假设存在着一种与命中注定要岀现的这些阶级相关的多多少少刚性的框架。坚信白领工人在未来大资本和劳工的任何斗争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就是假定在资本和劳工之间未来一定有一场公开的斗争。而关于白领是否将成为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从而或放弃他们已有的自我认同，或走自己的独立自主之路的问题，就是假定存在着这些左派或右派，而他们的斗争——实际的而非意识上的——建构了真正的政治角斗场。然而，与此同时，随着新中产阶级的崛起而出现的那些理论，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划分成各种各样的独立部分，这说明分析单位以往一直是过于简单的。现在，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才能提出新中产阶级的问题，那就是不能仅仅假定阶级营垒是同质的。

有关白领工人的政治争论一直在国际范围内进行着。虽然现代国家确实有许多共同的趋势——在这些国家中白领工人的统计数目确实在增长——但是各国也有自己独有的特征。在回答美国白领人士的政治作用时，我们必须尽自己所能从其他国家尤其是魏玛共和国关于中产阶级的讨论中吸取经验。但是，在进行这种学习时，我们必须将一切都视为假说，然后用美国的事实和趋势对其进行检验。

就像我们已经注意到的那样，在大多数争论中，各种理论和预期都没有对时间跨度做出严格而详尽的说明。无论是那些认为白领工人事实上只是无产阶级的一个附加部分，并且最终将按后者的方式行动的人，还是那种认为新中产阶级已被提名为下一任统治阶级的人，他们提出的时间表都是语焉不详甚至相互矛盾的。

在这些理论中争论不休的问题，反映了新中产阶级在现代社会各阶层内部和各阶层之间的客观地位，及其意识的政治内涵和方向。只有明确地界定充分的社会分层和政治心态概念，才能用观察性的答案并按照事实的要求对上述问题所涉及的疑问做出回答。

在有关白领人士的各种理论中，常常有人断言美国不存在阶级，因为“心理学是阶级的本质”，或者如艾尔弗雷德·宾厄姆所说的那样，“阶级群体总是朦胧不清的，而分析到最后，只剩下所谓阶级意识的模糊东西了”。有人说，美国人并未意识到自己是某些阶级的成员，并未认同于与自己相应的经济水平，也不会按这种阵营组织起来，或按它们提供的思路投票。据此，美国是由“中产阶级的个体”组成的一盘散沙。

但是，这种说法混淆了心理感受和其他社会经济现实的关系。因为人们无时无处都没有“阶级意识”并不意味着“不存在阶级”或“在美国人人都是中产阶级”。经济与社会事实是一回事；而心理感受也许能、也许不能以某种期待的方式和经济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两者都很重要，如果心理感受与政治面貌和经济地位不相一致，我们必须努力找出这是为什么，而不是把经济这个婴儿连同心理学的洗澡水一起倒掉，这样是无法理解这两者怎样才能适应美国这个浴缸的。无论人们相信什么，作为一种经济安排的阶级结构根据一个人在其间所处的位置影响到他们的生活机遇。如果他们把握不住自己行动的原因，并不意味着社会分析家就应该忽略甚至否定这些原因。

如果政治心态和客观界定的阶层不相符，这种不符就成了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它也是社会阶层心理学的主要问题。社会分层和政治心态的一般问题都涉及客观界定的阶层成员在政治警觉、政治面目和政治忠诚上具有何种程度的同质性，涉及他们的政治心态和行动与由他们的客观位置及价值观共同决定的利益要求具有何种程度的一致性。

要了解一部分人的职业、阶级和地位，并不必要知道他们是否：（1）形成了阶级意识，感到他们同属一体，或感到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实现他们的理性利益；（2）将组织自己的协会、运动、政党，或向其他组织开放；（3）具有包括对他们自己、他们共同的处境在内的任何“集体态度”；（4）仇视或反对其他阶层。在相似的客观情景中，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出现这些社会的、政治的和心理学的特征。在任何既定的情况下，都应该探讨这种可能性，而不应该将“主观”特征作为阶级归属的标准，反之，应当像马克斯·韦伯明白无误地论述过的那样，将其作为一种在客观界定的情景基础上的可能性。

以这种方式表述分层问题，是以一种社会运动和政治动力学模式为基础的。人们之间的重要差异正是塑造他们的不同生活经历和观念的差异；在任何既定的阶层内部，个人当然是有差别的，但是如果我们充分了解了这些阶层，就能够预言某些心理学特征将会重复出现。人们在阶级、职业和声望方面的同质性越强，具有相似的心态、意识形态和联合行动的可能性就越大。当然，其他因素确实影响着意识形态、组织和意识在具有客观相似性的阶层中出现的可能性。但是，心理学因素很可能和阶层有关，而阶层是由带有阶级、职业、地位和权力这些我们常常使用的不同维度共同决定的特征的人群组成的。我们的任务就是以系统的方式厘清分层的这些维度，先分门别类地研究，再探讨这些维度相互间的关系。

白领工人是“新中产阶级”，或是“新工人阶级”，再或什么都不是，这一问题并不只是定义问题，但是只有通过明确的定义才有可能从经验上解决这个问题。前述各种主要的理论都是以“无产阶级化”这个术语为中心的，但是它的意义仍然很不清晰。在我们使用这一定义时，无论如何，无产阶级化可能指的是从中产阶级职业转变为雇佣劳动者，这种转变涉及收入、财产、技能、声望或权力，不管卷入其中的人是否意识到了这些转变；也可能涉及意识、观点或有组织的活动。例如，一部分白领人士在收入、财产、技能方面实际上已经和雇佣劳动者无异，但是却拒绝提出和后者相同的声望要求，将自己的全部意识定位于虚幻的声望因素之上。只有在分析中坚持将客观地位和意识形态化的意识分开，才能准确地论述这个问题，才能避免对雇佣劳动者、白领工人以及社会阶级的普通心理学作不切实际的假设。

例如，当安东?潘尼库克这位马克思主义者，拒绝将收入低于技术工人的无产人士视为无产阶级时，他考虑到的是意识形态和声望因素。但他没有进一步地去考虑同样的因素在“无产阶级''内部的运作，因为他所坚持的只是一种也许可称之为形而上学的信仰，即认定无产阶级注定只能赢得某种意识。那些将白领群体视为正在形成中的一种独特的独立“阶级”的人，常常使用声望或地位而不是经济水平作为他们界定的标准。马克思主义者，比如L.B.鲍丁断言，薪水雇员“和最普通的按日计酬的工人一样，实际上也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人们现在普遍认识到，他的看法显然是以经济标准为基础的，为此他的论断受到了反驳，因为他忽略了“那些重要的心理因素”。

马克思主义者在自己的期待中假定，首先，雇佣劳动者，或起码其中的大多数人，对他们在现代历史中的革命作用确实具有或随时都会具有一种社会主义者的意识。其次，中产阶级，或其中的大部分人，正在获得这种意识，因此在这一方面变得越来越像雇佣劳动者，或设想中的雇佣劳动者。再次，他将自己的论点主要置于如下假设之上，即分层的经济维度，尤其是财产状况，是关键的因素。正是在这个维度上，中产阶级变得越来越像雇佣劳动者。

但是，无财产的雇员（包括雇佣劳动者和薪金雇员）事实上并没有自动采取社会主义的立场，这就清楚地表明，无财产不是决定内在的意识或政治意愿的唯一因素，甚至也不是关键因素。

无论是白领人士还是雇佣劳动者，以往和现在都不怎么关心财产问题。上个世纪出现的财产集中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不是在一代人的生命周期内发生的突变；即使农场主的子女们——在他们身上出现了最明显的财产“剥夺”现象——向往的也是城市的诱惑，而不会关心城市人的无产状况。况且，作为工作的持有者，薪金雇员通常都和其他人一起，经历过生活水平的实际上升：无产化肯定并不必然等同于贫困化。因此，财产的集中，以及相伴而生的财产的剥夺，并没有普遍使人经历“特别的痛苦”，或对无产化作出什么反应，无论你赋予这些概念什么样的心理学意义。

客观上说，我们已经看到白领大众的结构性地位和雇佣劳动者已经越来越相似。自然，两者都没有财产，而收入也越来越相互接近。能够使白领工人将自己与雇佣劳动者区别开来的所有地位因素，现在都肯定削弱了。不断加强的理性化降低了技术水平，使白领的工作越来越像工厂的工作。伴随着高中教育在雇佣劳动者中越来越普及，加之对许多白领工作的技能要求却越来越简单，显而易见的是，白领工作的市场将能够接纳更多的雇佣劳动者子弟。

在下一代人的生活过程中，在低级白领和雇佣劳动者之间将可能形成一个“社会阶级”，借用韦伯的语言来说，它意味着在这两个位置之间将出现一种典型的工作流动。当然，这不会包括专业阶层或高级经理雇员，但是它将包括营业厅和办公室内的大多数工人。对他们来说，无产者的职业世界里发生的这些变化比他们现在的无产状况要重要得多。

所有认为新中产阶级或其中的任何一部分将是下一任统治阶级的理论，都隐含着这样的假设，即政治强权具有功能上和经济上的不可或缺性。因为它假定，在实现社会秩序所需的主要功能中不可缺少的那个阶级，按序将成为下一任统治阶级。马克斯·韦伯在论述科层制度的文章中对此不屑一顾：“正如无产阶级在经济上的不可或缺性，并不能如某些无产阶级运动代表所认为的那样就此决定了他们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同样，那些目前已达数百万之众的官员们的日益增长的‘不可或缺性’也并不能在这个（权力）问题中起任何决定性作用。假如‘不可或缺性’是决定性的，那么在奴隶劳动为主的地方，在自由民往往将劳动作为一种耻辱来诅咒的地方，‘不可或缺的’奴隶们应该是大权在握的了，因为他们至少像今天的官僚与无产阶级一样不可或缺。权力是否……以这样的方式来增加，并不能先验地由这类原因来决定。”

但是，在有关白领的文献中这样的假设比比皆是。正像马克思通过揭示资本家的努力具有寄生本质，工作的现实功能是由工人完成的，从而预言工人将起来掌权一样，詹姆斯·伯恩海姆——在他之前有哈罗德·拉斯维尔，再往前有约翰·科尔宾——也假设，因为新中产阶级是现代社会日益依赖的技术的拥有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将毫无疑问地掌握政治权力。技术和管理上的不可或缺性就这样与权力斗争的事实相混淆了，而权力的所有其他来源则被忽视了。这些观点的不足也从反面说明：在论述政治权力和分层的关系问题上，我们有必要发展和运用一个更为开放和灵活的模式。

阶级和地位状况已经渐渐脱离自由市场的力量以及固化的传统，转而受制于更为正式的制度。政府对阶级结构的管理已成为减少不平等和增加低收入阶级的风险保障的主要手段。今日之美国，在塑造阶级地位和不同阶层的特权方面，自由劳工市场的作用已经不如各种压力群体的权力。工时与工资、节假、患病期间的收入保障、事故、失业、老年——现在这些问题都处在各种有意识的压力之下，它和税收政策、失业救济金、关税、补贴、最高限价、工资冻结等等构成了“阶级斗争”这一术语在其客观意义上的基本内容。

“福利国家”企图在不改变基本的阶级结构的条件下控制阶级的变迁；几种含义和类型不同的福利国家都推行旨在重新分配生活风险和生活机会的经济政策，以利于那些处在无人理睬的阶级状况下、但具有力量或威胁说要聚集力量的阶级，能够为改变自己的境遇做点什么。

工会、农场团体和行业协会不仅控制了福利国家的政治形势，而且还控制了其永久的战时经济；发生在这些集团内部和集团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有力地决定了各个群体的地位。作为一种被描述的现实，国家处在这些压力的平衡焦点上，不同职业阶层的特权和保障越来越依赖于组织化的力量所具有的强力手段。

白领和雇佣劳动者的客观地位常常正是通过这些手段才变得越来越相似的。马克思主义者预示的无产阶级化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许多变化表明并没有出现白领地位的降低，更为常见的倒是雇佣劳动者地位的提高。

和工资相对应的薪金是白领雇员传统的路标。虽然薪金对许多白领职位仍然具有声望价值，但它现在只能被视为是大多数白领阶层中的一种流行做法，而不是整个白领世界不可逾越的界限。形成上述差异的基础包括，付酬的时段长短不一，因此工作保障程度不同，而长时间内有保障的收入期望如何也会影响到进行计划的可能性出现差异。但是，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将薪金雇员的薪酬建立在工时的基础上，在许多地方薪金雇员的薪水不时会因为缺勤而受到克扣。而以工会为代表的体力工人，则正在要求并获得了原先只有白领人士能够享有的种种权益。

在所有方面，权益上的差异都是从雇佣劳动者这一方获得明显突破的。正是从事大生产的钢铁工人协会而不是白领雇员，促成了有关固定就业问题的全国性争论；白领雇员现在常常必须为曾被认为是他们的天赋权益而战：报业行会这一专业协会，就不得不坚持将有关解雇费用的条款写进合同。

白领和雇佣劳动者之间无论以往在收入保障、疾病福利、带薪度假和工作条件方面存在怎样的差异，现在的总趋势是工厂工人也一样能够享有同样的利益了。退休金问题一直是集体讨价还价的主要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尤为如此；而有讨价还价能力的正是雇佣劳动者。包括工伤和职业病在内的社会保险法正在逐渐取代一个世纪以前的共同法，后者规定雇员因个人失误造成工伤时，雇主的法律责任应由法庭根据伤害赔偿诉讼来裁定。这类新法律的出现，从法律上保证了体力工人的阶级机会达到甚至超过了其他阶层的水平。无论是权益还是收入水准都日益受制于工会和政府这两大力量的支配，因此任何理由都能使我们相信，未来将变得更好。

任何阶层所行使的权力，其增长都有赖于三种因素的相互作用：意愿和技能、客观的机会，以及组织。机会受到群体的结构地位的限制；意愿有赖于该群体对自身利益及其实现方式的意识。而结构地位和意识这两者和组织都具有互相促进的作用，组织强化着意识，而结构地位则使组织的政治性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