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谈诗词丨诗可以歌：词乃诗余，曲乃词变
《诗可以歌》导读
文 | 张之为 戴伟华
任中敏先生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位诗人，他的著述总是高昂着诗情。八十六岁为《唐声诗》写跋，其慷慨激亢之词依然令人震撼：
“校事既毕，自我欣赏曰：善哉《唐声诗》！严限主题，穷原尽委，洵至‘涣然冰释，怡然理顺，而自会于沦肌浃髓’！诚无愧于其好伴侣《唐戏弄》，并无怍于其大家庭《唐艺发微》！堪为‘声诗学’作人梯之初阶，仰而攀登，何患不隮！后之来者，其有意乎？”
任先生的学术是独特的，他的卓著之处在于极强的开拓性与前沿性，广阔的学术视野、强烈的学术个性超越了时代和潮流。
一
任中敏（1897-1991）
任先生名讷，字中敏，以字行。1897年出生于扬州，1918年，二十二岁的任中敏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遇词曲大师吴梅。吴梅被誉为“曲学之能辨章得失，明示条例，成一家之言，导后来先路”的一代宗师。他对任中敏分外赏识，任先生亦专意于词曲，后遂寓居苏州吴梅家，尽读奢摩他室词曲珍本。这是任中敏学术生涯的积累和起步期，由此他开始了九十五年岁月中的第一个学术阶段：建立“任氏散曲学”。其主要学术成果有：
1924年，以奢摩他室录得的大量资料，并学习心得，整理成《读曲概录》。
1926年，出版《元名家散曲六种》。
1927年，出版《元曲三百首》。
1931年，出版《荡气回肠曲》，署名王悠然（夫人王志渊笔名）；出版《散曲丛刊》十五种，正式提出“散曲学”的概念；又出版《词曲通义》，将词曲合并，做比较研究。
1935年，出版《词学研究法》，反驳了孤立地以文学为中心的词学发生史的传统认识，提出建立全面的、立体的文化研究模式。
1940年，出版《新曲苑》三十四种。《散曲丛刊》与《新曲苑》广搜前人曲学研究资料，资料整理与理论创建并行，被誉为近代散曲学奠基之作。
这些论著出手不凡，显示了任先生雄健的学术魄力。它们全面整理了古代散曲文献，系统总结了历史理论，传统散曲学的研究模式由此转换，最终促成了散曲研究的现代转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任先生有两个别号，一曰二北，二曰半塘，可谓其研究范围与学术发展轨迹的凝练反映。“二北”指北宋词与北曲。“半塘”则是1958年出版之《唐戏弄》的署名。当时任先生被划为右派，著作本无望付梓，但出版社意识到这本书巨大的学术价值，便与任先生商议，以笔名付印。任先生说：
扬州大学 “半塘”石碑
“曹寅在扬州搞《全唐诗》，我不敢同他比并，且这本书只论戏剧，不论俳优、百戏，只是一个‘半边体’，就署‘半唐’吧！”
出版社排印时又以“塘”代“唐”，遂定“半塘”之号。如果说“二北”指代的是任先生作为散曲研究家的学术阶段，“半塘”则意味着他又迈向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唐代音乐文艺学。
唐代文学研究是一个历史悠久、积淀深厚的学科，近代以来，已经形成了相当稳定的研究范式，学者的工作，很多时候只是在既有的研究框架内深耕细作。任先生的唐艺学研究则完全是颠覆性的。
1956年，年届花甲的任先生写下了一篇《唐代“音乐文艺”研究发凡》（后附于《教坊记笺订》出版），展示了大气包举、架构宏备的唐代音乐文艺研究总规划，提出包括敦煌文学研究、唐代戏剧研究、唐代燕乐歌辞研究三个部分共十六稿的研究计划。到80年代为止，虽然社会风云变幻，历经动荡，任先生的计划最终完成的部分如下：
敦煌文学研究：《敦煌曲校录》《敦煌曲初探》。
唐代戏剧研究：《优语集》《唐戏弄》。
唐代燕乐歌辞研究：《教坊记笺订》《唐声诗》。
除此之外，任先生还曾编著数百万字的《唐宋音乐集成》，惜毁于“文革”，但他以耄耋之龄，又发奋编著了皇皇巨著《敦煌歌辞总编》。此书共收录敦煌歌辞一千三百余首，比《敦煌曲校录》多一倍有余。至于《发凡》未竟之业，则由任先生弟子王小盾先生接踵前行，贡献了《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唐代酒令艺术：关于敦煌舞谱、早期文人词及其文化背景的研究》三部著作。另有论文《唐大曲及其基本结构类型》，专述唐大曲。由此，《发凡》中唐代音乐文艺的研究计划全部实现，学科规模初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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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曲学与唐艺学共同建构了任先生的学术体系，两者彼此继承、逐步深化的轨迹清晰可辨。前后两个阶段的联系，首先是在历时维度上对事物起源的追踪。当任先生进行散曲研究，探究“散曲起源”这一问题时，沿着“曲乃词变”的传统观点，自然上溯到词；而沿着“词乃诗余”的经典论述，则递而导向诗歌，形成“曲—词—诗”的研究路径。其次是共时性的横向扩展。由北曲、北宋词追踪到唐代，随之而来的问题就转变成了——唐代音乐以及音乐活动，与文学如何产生联系？这构成了“唐代音乐文艺学”的核心问题，研究框架亦由此展开。
二
中国古代文学中，诗、词、曲这三个品类都与音乐有密切联系。近代以来，相关研究已经形成了成熟的范式，基本不超出作家、作品内容、体式、风格这几个模块，这也构成了文学史书写的经典模式。任先生的超卓之处在于研究视野与思路的整体转换，具体而言，体现于两点：“主艺不主文”与“歌辞总体观念”。
首先谈一下“主艺不主文”。“艺”指伎艺，“文”指文本。任先生试图扭转文学研究以文本为中心的路径，把文学看作一种社会活动，联系其功能及艺术表演的背景来研究其内容和形式。在他看来，只有这种研究，才能揭示各种文学形式得以形成的原理，以及某些文学样式得以繁荣的原因。说到底，就是从音乐文艺的角度认识作品：
文学作品的样式受到其表演音乐与伎艺的制约，音乐的体裁和伎艺的表演形式最终会反映到辞章的文体样式上，影响其辞样；其应用功能，如用于娱乐或娱神或其他，会影响到文辞的内容，进一步会影响文辞的风格。
江苏省立上海中学校歌歌谱
文学研究常区分“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认为从文本出发的内部研究才能深入解决问题。但是，对于根植于音乐文艺活动的“词”或者“曲子”，其文体的外部特征是音乐表演形式的反映，决定文体形态的本质因素在于伎艺。若坚持所谓研究分内部外部，无异于缘木求鱼。这也是贯穿于任先生整个唐代音乐文艺研究的最重要的学术思路。
其次是“歌辞总体观念”。此点在任先生的著作中被反复提及，但表述得最周至的还是《唐声诗》中的一段话：
“两宋接近唐、五代，文化启承繁密，诗、词虽因乐分，而总体关系难割……（《全宋词》）全集之中，不但诗、词、曲三体同见，仍然丛脞不纯，其虽取唐代诗调以为准则者，亦或明或昧，自相刺谬，显然便是问题。倘于诗、词、曲三体之个性外，不忘其尚有公性在——同是歌辞，同为声、容而用，不当相排……《全宋词》所失，在诗、词、曲三体之间；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词的兴起’章内所失，则在乐府、诗、词三体之间，亦正因缺乏‘歌辞’总体观念故。”
任中敏先生在《全宋词》上的批注
这段话清晰阐述了“歌辞总体观念”提出的学术背景与问题指向。文体起源是中国古典诗学的核心问题，经典观点可以简要表述为：词乃诗余，曲乃词变。这体现出在发生学的视角下追索诗、词、曲之间联系的尝试。显而易见，在文本中心的研究里，焦点会自然汇聚于一端，即文体形态上的差异。以诗、词之别为例，传统上，齐言为诗、杂言为词。但这个判定标准显然是不妥当的。
比如唐圭璋先生主编的《全宋词》中，林逋存目词部分收入了《瑞鹧鸪》（众芳摇落独鲜妍），此作又被黄大舆《梅苑》收录，显然宋人亦目之为词，但从体式上看，它却是一首典型的七律。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这时仅从文本入手并不能有效解决问题。任先生非常善于寻找复杂事物间的联系，进而揭示其本质与规律。他拈出诗、词、曲三体的共同属性：皆为歌辞。在“歌辞”概念的统摄下，文本间个别字词增减造成的体式差异不再具有本质分判意义，研究的中心转向探索音乐体裁、伎艺表演形式与辞章文体样式之间的联系，进而梳理、建构整个“歌辞系统”发生、演进之过程。
三
任先生是一位个性很强的学者，刚正而坚毅。这同时体现在生活和学术两个方面。
任先生曾担任过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秘书，因为这个原因，经历过很艰难的时候。1949 年，任先生入川，先驻重庆，后定居成都。由于长期没有工作，他便请夫人王志渊女士料理扬州口味的五香豆，亲自挑着上街去卖，这样才暂时解决了生活上的问题。困窘之中，任先生仍坚持著述。每日放下扁担，便提起笔杆，“唐代音乐文艺学”的构想就形成于这个时候。当时他已年过半百，这份体力、精力、意志力，真是非常不易。
任中敏手书汉民中学校训 “聪明正直，至大至刚”
1981 年，任先生被批准为首批博士生导师，1983 年招收了第一届博士王小盾先生。入学之初，任老就对王先生提出要求：每年至少工作三百六十天，每天至少工作十二小时。王先生后来回忆说：“我理解并接受了这些要求。因为他本人就是用小跑的步伐度过一生的，我必须适应他的生活节奏。另外，他已经八十七岁了，生命留给他的时间并不确定，所以他有强烈的紧迫感……他的本意是：每天给我一次鞭策，使我不至于成为宰予。”王先生没有辜负任老的厚望，两年时间就完成了高质量的博士论文。
任中敏与王小盾留影
答辩时还发生了一件事，很能反映任老的个性。据陈文和先生《回忆任老》，1985 年 12 月 1 日，任半塘先生的首届博士生王小盾先生参加论文答辩，答辩委员有王季思、唐圭璋、孙望、金启华、王运熙、龙晦等国内知名教授。在答辩会前，任老用毛笔恭抄了八页纸的“大字报”，内容包括“坚决反对‘唐词’意识”、“‘唐词’的说法就等于‘宋帽唐头’，‘明版《康熙字典》’”、“对待博士生答辩要严格要求，严格审查”等，并要求张贴在答辩会场。工作人员做了变通，将标语贴在会场旁边的临时办公室墙上，任老生怕别人看不到，在答辩会的发言中再次提出这些问题。
任先生说过：“要敢于争鸣——枪对枪，刀对刀，两刀相撞，铿然有声。”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一位真正的战士。
任中敏先生手札
中国现代词学史上，曾产生过一场激烈论争：“唐词”与“唐曲子”之争。了解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任先生的学术观点、路径，故在此略作陈说。
论争的起点是任半塘先生1980 年在《文学遗产》上发表《关于唐曲子问题商榷》，明确反对“唐词意识”，提倡“唐曲子”：
“这里（敦煌卷子）的‘曲子’不但名目和‘词’不同，连性质上二者也迥别；曲子含义的主导部分是音乐性、艺术性、民间性 、历史性，都较词所有为强；若改为‘唐词’，只仅表示一端，词章性较曲子为强而已，远远赶不上‘曲子’的内在条件丰富，一一吻合历史——这是敢于建议为‘唐曲子’定案的最坚强的依据！”
实际上，“词”作为一种文学样式的名称已存在近千年，已经约定俗成地成为一种成熟文学体裁的正式称谓，有其固定的内涵。用“词”这一称谓来涵盖唐五代的燕乐歌辞（“曲子”），客观而言，并没有偏离研究对象的本质。任先生当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之所以反对“唐词”之名，坚持使用“唐曲子”的概念，有其自足的学理。“唐曲子”是统摄于任氏“唐艺学”研究系统之下的概念。在“唐艺学”的研究视域中，“曲子”是“唐代音乐文艺”的一种，与大曲、讲唱、谣歌等并立，而与之结合的“歌辞”，其体式、内容、风格都受到音乐层面的影响。并且“曲子”带有强烈的民间性，与文人创作的“词”性质有别。此外，任先生认为，“曲子”之称，也更符合唐人的习惯。上述种种，实已关涉到音乐文学史当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岑参 “冀国夫人歌词七首”
归结而言，“唐艺学”研究路径的本质，是试图结合文学之存在背景，来观照文学存在的方式，也就是“主艺不主文”的思路，这正是任先生所说的“若改为‘唐词’，只仅表示一端，词章性较曲子为强而已，远远赶不上‘曲子’的内在条件丰富，一一吻合历史”。
只有“曲子”这一名称，才能契合任氏“唐艺学”的学术视野与研究路径。可以说，“唐词”与“唐曲子”之争，反映的实质上是两种学术视野、研究路径之间的争鸣。
四
任氏学术以极强的开拓性，突破了传统的研究视域与路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重塑了诗歌研究的观念，影响重大，流泽深远。
任老的研究使得学界重新审视“诗”所依存的社会环境，以及“诗”作为综合音乐活动之构件（即歌辞）这一性质。此点在唐诗研究中尤其突出。《诗经》能诵、能歌、能弦、能舞，这就形成了诗与歌、乐、舞相联系的传统。从《诗经》《楚辞》到两汉魏晋六朝的乐府，都具有很强的音乐性，但传统唐诗研究却将诗歌作为孤立的文本进行观照。
郑振铎《词的启源》曾言及唐宋两代能歌的诗体，据他统计，“只有《怨回纥》《纥那》《南柯子》《三台令》《清平调》《欸乃曲》《小秦王》《瑞鹧鸪》《阿那》《竹枝》《柳枝》《八拍蛮》诸曲而已”。这代表了当时学界的主流观点：唐五代是诗乐的衰落时期。
任先生颠覆了这一论断，根据《通典》《新唐书·礼乐志》《唐会要》《乐书》等记载，指出盛唐宫廷有司乐的独立机构大乐署、梨园、教坊三个，乐工、梨园弟子、乐伎人数众多，创作、表演活动异常繁盛，并且据两唐书《音乐志》《艺文志》及《国秀集》的著录，证明“此时无论法曲、胡乐，其所用之歌辞，十之六七皆为声诗”，为唐诗研究打开了视野。
研究视野的拓宽带来资料的扩展。任先生总是把文献整理当作研究工作的前提，资料辑整与理论阐发并行，如《敦煌曲校录》与《敦煌曲初探》，《唐声诗》的《格调》与《理论》，都是这种工作方法的体现。王小盾先生曾以“大禹治水”概括任老的文献工作特色：为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研究往往穷尽一切相关资料的同时，也穷尽一切传统课题。任老重视研究资料的完备性，与偏重正史乐志的传统不同，任老的资料汇编往往囊括文人诗文、民间谣谚、佛道语录、金石刻辞、稗史小说乃至域外文献中的一切材料，力图做到一网打尽，无所遗漏。
五
本书择选任先生论诗著述，分为四个板块：声诗研究，词学研究，散曲、敦煌曲研究，唐艺综论。
声诗研究
包括《唐声诗总说》《唐声诗之范围与定义》《唐声诗之歌唱》《唐声诗与长短句辞关系》。此部分涵盖唐声诗研究意义、工作方法、核心论点。唐声诗研究的意义，在于对音乐文学史上承汉魏六朝、下启宋元的贯通作用：“欲求通于我国古典文艺内之歌辞专体者，于唐代声诗之学，终不容不治也。”具体工作方法是，先辑录唐诗及唐代民间齐言中确曾歌唱或有歌唱可能者约两千首，从中提出曲调百余名；次以相关记载排比沟通，建立理论；再根据理论重审各曲，著录一百五十余调、一百九十余体；最后从以上三者之间抉剔矛盾，互相改正，最终成稿。燕乐曲调是把握音乐与文学关系的枢纽，以之为纲领，考察歌辞体式与音乐因素、表演伎艺间的关联，得出的核心结论是，杂言与齐言两种歌辞实为兄弟关系，二体同时产生，同时并存。这不但对词起于诗的经典观点提出了质疑和挑战，更将词体形成这一学术争议问题提升为对中古音乐文学的全面探讨。
词学研究
包括《南宋词之音谱拍眼考》《研究词乐之意见》《研究词集之方法》《词学研究法 • 作法与词律》。此部分是词学基本知识的介绍。《南宋词之音谱拍眼考》依照南宋词的体制——令、引近、慢曲、三台、序子缠令、法曲大曲、诸宫调，按由短而长的次序，论列其音谱、拍眼。《研究词乐之意见》在“词曲同为合乐之艺，本来乐与文并重，乐且先于文，而为文之所附”的精神下，对宫调、律、腔、韵、谱等要素逐一论列，并概述词乐之源流。《研究词集之方法》乃对于词集之考据、整理、阅读、批评等事，以专集、选集、总集三端发之，阐述词集研究之基本方法。《词学研究法·作法与词律》指示词的作法与词律。词之作法有二，一是“揣摩前人之作”，二是“归纳前人之说”，在阅读与思考中，切实做到通解文字、确定比兴、体会意境、认真词法。词律盖分为“谐于吟讽之律”与“谐于歌唱之律”两种，本篇所叙主要为定韵、填词，其研求之法，先考订倡和，次校雠文字，次比勘异同，次斟酌主从，然后逐调逐体标注句读、平仄、叶韵，再加以必要说明。本部分以音谱拍眼、词乐、词集、作法、词律，总概成文，指示词学研究之路径。
散曲、敦煌曲研究
包括《散曲概论》《敦煌曲起源》《敦煌曲内容》《敦煌曲体裁》。《散曲概论》考订散曲之名称、体段、作法、内容，展示散曲之形体与精神。《敦煌曲起源》《敦煌曲内容》《敦煌曲体裁》以 20 世纪初新发见之敦煌曲辞为研究对象。《起源》在词发生史视角下对敦煌曲进行总览；《内容》在与后世词曲之比较下，呈现敦煌曲凡百涵容的主题，指出其已兼词、曲之内涵而有之，直指诗、词、曲研究中三体割裂之病；《体裁》则以音乐文艺总体视野，展示敦煌曲与唐代各体伎艺之关系。
唐艺综论
包括《唐代“音乐文艺”研究发凡》《关于唐曲子问题商榷》《坚决废除“唐词”名称》。《唐代“音乐文艺”研究发凡》是任先生唐代音乐文艺研究的总规划，可由此一窥任氏唐艺学之全貌。《关于唐曲子问题商榷》与《坚决废除“唐词”名称》皆围绕“唐词”与“唐曲子”问题展开，标举“唐曲子”，反对“唐词意识”，这是两篇反映任先生学术视野、研究路径的重要论文。
任半塘先生学术的系统性、整体性很强，具有独特的视野与路径，他在观念和原理上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不妨归纳为：将文学视为一种社会活动的“运动过程”而存在，与立体的、具体的社会活动紧密相连。这也就是任先生所言“凡治百学，必先鸟瞰其时代，而灼知其环境”之深意所在。
2021 年 5 月
本文内容节选自《诗可以歌》导读
任中敏 著 张之为 戴伟华 编选、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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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文中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本期排版：张瑞
本期编辑：赵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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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书
我国自古就有诗、乐结合的传统，从《诗经》、《楚辞》、汉乐府、宋词到元曲，相关成果丰硕。任中敏先生创立散曲学、唐代音乐文艺学，其“主艺不主文”和“歌辞总体观念”的路径与理念，深刻影响了20世纪以来的古代音乐文学研究。本书择选任中敏重要著述，分为声诗研究，词学研究，散曲、敦煌曲研究，唐艺综论四辑编排。读者可由此了解中华古典诗歌的倚声传统，把握其在古人社会文化生活中立体、鲜活的动人风姿。
关于作者
任中敏（1897—1991）
任中敏，名讷，以字行，曾署名二北、半塘。江苏扬州人。为创立散曲学、唐代音乐文艺学的一代宗师。
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师从词曲大师吴梅。历任上海大学、四川大学、扬州师范学院等校教授，中国首批博士生导师。1991年获国务院颁发的“为发展高等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奖。著有《散曲丛刊》《教坊记笺订》《敦煌曲校录》《敦煌曲初探》《唐戏弄》《唐声诗》《敦煌歌辞总编》等。
关于编选者
张之为，1982年生，广东广州人。云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刘禹锡研究会副秘书长，云南省“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著有《〈唐声诗〉校理》《唐诗与音乐》等，在《文学遗产》等刊物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戴伟华，1958年生，江苏泰州人。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现为中国刘禹锡研究会会长，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顾问。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项，著有《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等，发表论文近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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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先生说过：“要敢于争鸣——枪对枪，刀对刀，两刀相撞，铿然有声。”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一位真正的战士。勇于争鸣，敢于战斗。
看着先生的遗迹，仿佛遥望任先生远逝的身影，一幅画面浮出：个头不高，深度镜片，中装，呢帽，挥拳呼喊，“扬州人不是豆腐”“要抬得起头，过得了江”，声如洪钟。“过江”在旧式扬州学者那里有特殊意义，扬州地处长江北岸，国民政府首都在南京，能有建树，过长江，到南京的人，非等闲之辈。
任中敏先生性格刚烈、倔强，俨然一位“斗士”。朱自清概括其为“憨”，他在《我是扬州人》一文中曾介绍这位同乡同学：“我的朋友任中敏二北先生，办了这么多年汉民中学，不管人家理会不理会，难道还不够‘憨’的！”
——戴伟华（《南方周末》）
“申硕得博”，中国教育史上一段绝无仅有的“佳话”！
1981年，扬州师范学院接到通知后，试报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点、任中敏教授为硕士生导师。教育部长蒋南翔主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开会讨论时，复旦大学朱东润教授说：“扬州任老不当博导，我们不好意思当博导。”北京大学余冠英教授附议：“我也有同感。”
最后委员会一致同意，批准扬州师范学院设立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点，这是中国首批文科博士点之一，任中敏先生也成为中国首批博士生导师。凭借词曲学、戏曲理论和敦煌学等领域的开拓性研究，早已蜚声海内外的任中敏先生，已是85岁高龄了！
这可能是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史上一个绝无仅有的例子，也是一段尊崇学术、正本清源的学林佳话，但其背后却饱含着时移世易、岁月蹉跎的辛酸与无奈。
——吴锡平（扬州大学宣传部）
俗话说：“严师出高徒。”任中敏正是一位严师，一位百年难遇的严师；正是他的“严”，在那个年代，成就了汉民中学的辉煌。
汉民中学于1937年秋创建于南京栖霞山，上课七周，因全面抗战爆发，迁到桂林，1938年初于穿山脚下筑舍建校。汉民中学办学12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汉民中学更名为“桂林市第一中学”），蜚声西南。当时在汉民中学学生中流传：“读了两年考西大，读满三年考清华。”由此可见汉民中学办学质量之高。
任中敏抱着“日寇侵华，国难日极，我欲以培养救国青年，壮大御辱力量”的目的来办学，从严治校，培养了一批批栋梁之材。
——刘烨（《中国德育》）
任中敏特别强调老师要为人师表，要为“人师”，为“德师”，不要做“商师”，曾在《大公报》上撰文痛斥“商师”之弊。他明确要求全校学生：聪明正直，至大至刚；严格考试，严正做人；清白鲜明，临难不苟；刻苦耐劳，牺牲奋斗；永怀斡地排天志，各要千锤百炼身。
国文教学没有统一教材，他亲自编选教学文章，收录《梅花岭记》《满江红》《正气歌》等篇目，还邀请柳亚子、李四光、梁漱溟等名家来校讲课。
当时，学校的男生都剃光头，桂林父老乡亲戏称汉民中学为“少林寺”。汉民中学毕业学生考取名牌大学的数量在广西也是首屈一指。
——夏明亮（人民政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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