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新质生产力，教育是基础，人才是关键。新质生产力蕴含着巨大势能，是“撬动”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升的新支点，可以带动和引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理念创新、目标升级、技术迭代、应急转型。其中，科技创新是推动安全应急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特别是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所催生出的新产业、新模式能够加速完善我国防灾减灾救灾体系，为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带来新机遇和有利条件。成都理工大学校长、教授许强在《国家治理》撰文指出，高等院校尤其是行业特色高校应当聚焦服务国家战略，牢记“国之大者”，深刻把握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与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联系，促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良性循环，为防灾减灾救灾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强劲推动力和支撑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防灾减灾救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新时代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考察期间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重要概念。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相继对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深入阐述、提出明确要求。同自然灾害抗争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永恒课题，要处理好人和自然的关系、处理好防灾减灾救灾和社会安全发展的关系，需要我们因地制宜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发挥行业特色高校专业学科优势，推进应急管理科技自主创新，提高防灾减灾救灾的科学化、专业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安全保障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是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在要求。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创造性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深化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阐释，为新时代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指明了方向。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理念，构建一个全面、系统、科学的防灾减灾救灾体系，提高应对灾害的能力和效率，有效地预防和减轻灾害带来的影响，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要始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提供更为牢固的安全保障。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是推动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应急管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做好灾害的“防”“减”“救”是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因此，我们必须更加自觉地落实责任、完善体系、整合资源、统筹力量，提高全民防灾抗灾意识，全面提高国家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努力实现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全面提升全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要科学把握自然灾害防治规律，从源头上减轻灾害风险；要强化综合减灾，健全防灾减灾救灾机制，持续推动实施自然灾害防治重点工程、应急能力提升工程，构建统筹应对各灾种、有效覆盖防灾减灾救灾各环节、全方位、全过程、多层次的自然灾害防治体系。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是加强公共安全能力建设的迫切需求。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公共安全等方面的社会治理模式创新，是生产力演进对社会全貌影响的直接反映，也能够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特别是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为加强和创新公共安全治理提供了全新的技术路径。从监测预警到应急救援，从物资保障到群防群控，从灾前预防到灾后救助，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求更科学地调配和管理人力、物力、财力。公共安全治理能力的提高是以信息化推进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面提升，推进先进技术装备研发应用，加快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先进指挥通信、轻型智能工程机械等新技术在防灾减灾救灾领域的推广使用，坚持智能驱动、以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推进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立足新发展阶段，我们要加快构建与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相适应的防灾减灾救灾体系。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支撑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适应新一轮科技变革，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现实选择；与此同时，传统的防灾减灾救灾模式也需要新质生产力不断赋能。在现实基础上进行因地制宜的守正创新，是推进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可持续应对防治自然灾害的必然选择。资源统筹配置为防灾减灾救灾提供系统的优势蓄能。我们在许多重大抗灾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确立了统一领导、分工负责、分级管理、属地为主的防灾减灾救灾领导体制。在实践中可以组织动员防灾减灾救灾各方面资源和力量，优化资源结构布局、统筹资源配置，按照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框架要求，发挥应急管理部门的综合优势和各相关部门的专业优势，凝聚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整体合力，共同扎实推进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生动体现了我们的体制优势和组织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同自然灾害抗争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永恒课题。要更加自觉地处理好人和自然的关系，正确处理防灾减灾救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不断从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实践中总结经验，落实责任、完善体系、整合资源、统筹力量，提高全民防灾抗灾意识，全面提高国家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我们要在“大应急”体制下，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和积极性，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防灾减灾救灾领域顺畅流动，更加注重灾前预防、综合减灾等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统筹推进防灾减灾救灾公共服务提质增效和科技创新，让防灾减灾救灾的方向更加坚定、思路更加开阔。科学数据共享为防灾减灾救灾提供丰富的数字源泉。科学数据是最基本、最活跃的科技资源之一，科学数据共享通过对科学数据的开放兼容，耦合了不同地域、不同领域、不同团队的科研优势，具有巨大的应用和开发价值。2019年，为进一步完善科技资源共享服务体系，推动科技资源向社会开放共享，科学技术部、财政部联合认定了20个国家科学数据中心，涵盖了高能物理、空间科学与天文、生物基因、环境与生态、地质与地震、农林、气象等领域，负责我国相关领域科学数据的汇交与共享、科学计算、数据技术研究等工作。截至2021年底，国家科学数据中心汇集的数据超过100

创新经济是指以技术进步为根本动力，以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为核心要素，以企业为创新主体，促进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形态。二战后，一些国家把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战略，大幅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获得了日益强大的竞争优势。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谢富纪教授在《国家治理》撰文指出，随着科技创新越来越成为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重要标志，我国也应该基于已有的探索和基础，准确把握国际时局变化，洞悉科技革命趋势，推动制度、组织和文化变革，强化事关发展全局的基础研究和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全方位系统推进创新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创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思考△

重要发现受访干部普遍认为建立健全新时代干部担当作为激励机制的价值重大、意义深远，超八成受访干部对目前干部担当作为激励机制的总体效果表示满意。多数受访干部对当前干部选拔任用机制、考核监督机制、容错纠错机制、教育培养机制和职务职级并行等具体激励机制表示满意。部分受访干部认为目前干部担当作为激励机制在容错纠错、绩效考核和选拔管理等方面存在问题，需要形成共识、与时俱进、创新完善。受访干部普遍认为权责任务分配的公平性、个人思想观念的正确性、自我工作适应力与压力感知等影响其担当作为积极性。新时代干部担当作为激励机制建设认知调查△

“躺平”作为近年来的热词，本意指无论对方做出什么反应，自身都没有任何回应或反抗，表现为放弃、顺从、妥协的一种心理状态。时下在党员干部队伍中也有一部分存在这种心态的人，我们称之为“躺平式干部”。表现为安于现状、上推下卸，“佛系”心态、自私自利，得过且过、光说不做，脱离实际、漠视诉求。“躺平式干部”人数不多，危害不小，纠治“躺平式干部”刻不容缓。西安交通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李景平，西安交通大学陕西高校德育研究中心研究员周海建在《国家治理》撰文指出，各部门和单位应积极行动起来，掀起纠治“躺平式干部”的热潮，转变党员干部队伍中的不正之气，激发党员干部积极性，激活干部队伍内生动力，切实提升工作质效，激励广大干部在新征程上奋勇争先、建功立业。“躺平式干部”成因分析与纠治对策△

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是党和国家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然而在实际工作中，领导干部尤其是基层干部在达到一定级别后容易面临难以或无法继续晋升的困境。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副院长，上海市创新政策评估研究中心主任刘帮成在《国家治理》撰文指出，打破干部升迁“天花板”，切实强化基层干部激励效能，有效调动基层干部活力与执行力，显著提升行政效能，既是关乎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议题，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基层干部管理实践领域的重要探索。切实强化基层干部激励效能△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与应用，数字治理已成为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重要驱动力，也带来了基层干部工作内外部环境和激励机制的变化。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厦门大学县域社会治理能力建设研究中心主任黄新华在《国家治理》撰文指出，数字治理在为基层干部激励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可能因信息过载、数字鸿沟等，导致“减能增负”和效率降低等问题。面向数字治理的基层干部激励，要从制度、机制、技术、观念等多层面着力，在帮助基层干部成长、进步的过程中，提升基层干部的能力，增强他们的获得感和归属感。加快构建面向数字治理的基层干部激励机制△

激励广大干部担当作为，打造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义重大。当前，干部激励在前端设计、中端执行、后端效果等方面都存在一些挑战，影响干部激励成效的发挥。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刘颖教授，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鹭副教授在《国家治理》撰文指出，基于相关理论研究，可以构建出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的“激励内容—激励过程—激励情境”三维理论模型，进而从挖掘多样化激励内容、建立可持续激励过程和建立强适配激励情境三个方面提出激励策略。如何有效激励干部担当作为：一个理论模型△

“发展是硬道理”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高度概括，“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中国化的最新发展。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教授唐任伍在《国家治理》撰文指出，从“发展”到“高质量发展”，从“硬道理”到“新时代的硬道理”，既与时俱进又守正创新，标定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方位，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发展思路的新调整、发展境界的新追求。深刻领悟“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

当前全球格局正处于大的变革之中，内在隐藏着两种趋势：一是全球文明之间的冲突动荡，二是全球文明之间的融汇交流互鉴，这两种趋势必然导致人类文明通向未来的不同道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何哲教授在《国家治理》撰文指出，从人类文明整体命运出发，人类必须要摆脱长期以来形成的文明冲突观，走上文明之间平等交流互鉴之路。在这一过程中，全球文明中的主要大国文明，必须要承担起历史性的责任，用开放、平等、和平、尊重、包容的视角和方式来对待其他文明，从而使人类从根本上摆脱暴力、奴役、相互伤害的历史桎梏，走上共享和平、分享文明、共同繁荣的新道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要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这也是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进程之中的历史性责任和使命。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中华文明的责任与使命△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当今人类社会“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经济全球化治理困境，任何人无法独善其身，任何国家也不能置身事外。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周文在《国家治理》撰文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构建全球治理新体系，推动构建新型全球化，无疑是引领经济全球化正确发展方向、推动世界生产力跃升发展、促进世界发展繁荣的科学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新型经济全球化的中国方案△

如何保障各类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49.42%）、不断实现技术创新（46.06%）、畅通资金周转渠道（44.80%）、应对外部风险挑战（42.24%）等是企业发展最受关注的痛点难点问题。·

未来社区建设对于社区精细化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未来社区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应用，注重居民的多元化需求，实现社区治理的信息化、精细化，提高治理水平和治理效率。当前，未来社区切实加强社区党建工作，坚持党建统领网格智治，以数字化应用打造一站式服务综合体，围绕“一老一小”重点人群优化社区服务，在推进社区精细化治理转型过程中取得了有效进展。但同时也面临一些挑战和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商学院教授，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社会组织研究中心主任徐明在《国家治理》撰文指出，为进一步发挥未来社区建设的效能，要促进供给主体多元协同，满足居民民生需求，加强数字技术集成应用，进一步促进服务内容和场景空间相互融合，通过投建管运一体化的制度创新实现资金平衡。以未来社区建设推进社区治理精细化转型△

作为新质生产力基础动因的大语言模型对媒介化社会的深度转型形成强刺激，在市场业态、信息阶层以及文化产业等方面激发全域变革。从内向协同和外向竞争两个方面看，这种革命性刺激分别引发了技术赋能下的治理结构变动和技术赋权下的治理权隐性置换。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戴元初教授在《国家治理》撰文指出，面对这一全新格局，国家治理体系的升级与升维势在必行，需要重点从优化顶层战略设计、推进战略资源布局、重建治理尺度以及注重素养培育等方面展开应对。大语言模型赋能国家治理的逻辑进路△

战略问题是关乎个人、组织机构、国家乃至人类社会的进步方向、愿景目标、挑战-应战、全局谋划、持续发展等的重大问题。战略问题的提出与解决、“出概念”“出思想”是战略科学家的关键特征。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刘益东在《国家治理》撰文指出，战略问题的提出与解决、“出概念”“出思想”是战略科学家的关键特征。提出战略问题头等重要，因此具有出色理论思维与卓越创造力的战略科学家，是一流的战略科学家，中国缺少的、也最需要的就是一流的战略科学家，应明确一流战略科学家的评价标准，提出甄选方法与方案，快速建立互利机制，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双管齐下，让一流战略科学家备受重视与重用。战略科学家的界定、评价与甄选△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换挡运行”，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与此同时，我国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同步推进。消费和产业“双升级”已经成为我国畅通经济循环、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重庆大学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研究员龙少波在《国家治理》撰文指出，消费和产业“双升级”互动通过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经济系统协调稳定、绿色生态优先、内外开放联动、收入分配公平共享五大机制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如何通过加快消费和产业“双升级”互动并形成协同驱动机制，已成为我国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政策着力点。加快构建消费和产业“双升级”协同驱动机制△

消费对经济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稳定消费预期对释放消费潜能具有重要作用。消费预期具有多重含义，包括收入预期、经济增长预期、消费质量和环境预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李勇坚、湖南工程学院陈辉民教授在《国家治理》撰文指出，稳定消费预期是一个综合性问题，培育与提升消费能力、增强促消费政策的一致性、优化消费环境、鼓励供给创新、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必不可少。我国消费者结构呈现多元化的特点，尤其是不同年龄段的消费者在消费预期方面有着不同的表现，因此，需要根据不同消费圈层的特点分类施策，稳定其消费预期，释放其消费潜能。进一步稳定消费预期的政策建议△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这是与西方现代化非常不同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增长潜力，主要来自经济结构变化潜力。由于中国式现代化走过了一条与西方现代化大不相同的道路，因此其经济结构变化的潜能远大于西方国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在《国家治理》撰文指出，在巨大的结构变化力量驱动下，中国经济增长还拥有强大的供给潜力以及超大规模国内市场，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与动能所在，此外，在充分认识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同时，还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加强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效果，以增强经济回升动能。充分认识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消费和投资的辩证关系是历久弥新的经济问题。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中国消费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张慧芳在《国家治理》撰文指出，理解有潜能的消费、有效益的投资及其二者相互促进、良性循环的内在逻辑，找准其良性循环的关键路径，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战略意义。消费与投资良性循环实现路径探究△

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表明，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理论的进展来源于民营经济发展的不断实践，同时民营经济发展实践的推进也离不开民营经济发展理论的指导。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史晋川，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钱滔在《国家治理》撰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论述和党中央的重要决策部署指引下，我国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国有民营企业平等对待共同发展、发展民营经济促进共同富裕、加强民营经济发展的法治保障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理论进展，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为推动新时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新时代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理论的重要成就△

重要发现:围绕公众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议题的关注度、面临的挑战认识与期待，人民智库展开问卷调查。调查显示，公众与学界对该议题呈现出高度关注态势；公众对当前党的民族工作面临的国际势力干扰破坏、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复杂多样性和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等挑战感受明显；期待从构建科学完备的理论体系、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讲好中华民族故事等三个重点着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调研报告：公众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识与期待△

乡村文化是乡民在长期生产与生活实践中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道德情感、社会心理、风俗习惯、是非标准、行为方式、理想追求等的总和，具体表现为民俗民风、物质生活与行动章法等。作为日常生活形式的乡村文化，是在乡村传统以及与城市互动中不断被建构出来的。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李红艳在《国家治理》撰文，其基于对晋东南M村的调研发现，乡村文化在村落多层次的空间（公共的展示、日常习惯的改变与义务劳动）得到了拓展，城市新文化的融入、乡村日常生活习惯的改变、唤起集体记忆的义务劳动的恢复等，都在促进乡村文化的重塑。在这种拓展过程中，城市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城乡融合视角下乡村文化治理的内在机理——基于晋东南调研的思考△

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社区是城市的基本单元，是展现城市温度的重要窗口。社区治理温度是城市温度之基，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征程中，社区治理温度只能提升，不能下降。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苏州大学基地副主任吉启卫，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田芝健在《国家治理》撰文指出，要深刻认识社区治理形势的复杂性、艰巨性，立足不同社区治理实际情况，聚焦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党建温度提升社区治理温度；与时俱进更新社区治理理念，持续深化社区治理温度的学理性研究；夯实社区善治人才保障，厚植社区治理温度的文化生态；健全社区治理利益协调与共享机制，夯实社区治理温度的利益基石等四个关键领域靶向发力，真正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社区治理温度的意蕴与提升进路△

数字经济不仅对中国经济的腾飞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也在深刻地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在中国走向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数字经济扮演的角色将越来越重要。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第三、第四届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汪玉凯在《国家治理》撰文指出，提升数字经济的竞争力，关键是要以创新和改革为重要抓手，加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牢牢把握发展数字经济自主权，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强化科技创新对产业发展的支撑性作用，以数字农业、智慧农业、农村电商、数字乡村建设为纽带，促进城乡区域融合发展。提升数字经济竞争力与高质量发展△

中国研发经费投入已经多年位居世界第二，2023年研发强度又跨过2.5%基线，超过了2.6%，开始向创新型国家前列的3.0%方阵进军。中国国际论文数量继续保持世界第一位，高于国际平均被引次数的论文增长幅度较大。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员、大国创新战略研究组组长郭铁成在《国家治理》撰文指出，中国论文国际引用率特别是科研强国引用率的增长，表明中国论文国际影响力的扩大。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高速增长，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科技要素加速转化为新质生产力。与此同时，我国科技投入结构和创新体制还存在一些短板，有待进一步优化。从科技投入产出看2022—2023年中国创新发展△

县域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在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城乡融合、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四川大学城乡基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衡霞在《国家治理》撰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县域治理现代化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直面县域“小马拉大车”问题，走出发展与治理双螺旋耦合的道路：以资源耦合促使价值转向，以组织耦合完善制度体系，以利益耦合促进治理创新，以技术耦合增进治理韧性。中国县域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逻辑△

县域经济只有加快实现工业与农业相互促进发展，实现城乡资源、市场、资本、人才等要素之间的相互流动、相互促进、相互配置，才能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郭红东教授、青岛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合作社学院）钱淼副教授在《国家治理》撰文指出，山东莱阳市将预制菜产业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突破口，推进产业链、价值链、利益链“三链同构、三产融合”发展，以产业助推核心区提升，助力示范片打造，带动群众致富，实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实现了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产业振兴引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山东莱阳市预制菜产业发展实践与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县一级承上启下，要素完整，功能齐备，在我们党执政兴国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国家治理中居于重要地位。”作为国民经济的底部基础，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优化国民经济结构，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选择。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郝亚光在《国家治理》撰文指出，基于贵州、广东、湖北、河南、江苏、甘肃等地的调研发现：我国县域经济发展面临财政收入乏力、“三保”压力加大以及投资消费疲软等问题。建议增强政策供给、优化政策配套、破解重点问题，以激活市场内生活力、提升地方政府治理韧性、提振社会发展信心。当前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主要困境及出路△

县域经济构成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占据重要地位。当前，中国县域经济呈现总量攀升但在全国GDP中占比下降的趋势，且县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较大，大多数县域财政自给率偏低，部分县城人口流失较为严重。这些趋势和特点反映出县域经济内生性发展动力不足、公共资源匮乏以及治理成本高昂等一系列现实问题。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董雪兵；浙江大学长三角智慧绿洲创新中心未来区域发展实验室特聘副研究员韩奇在《国家治理》撰文，建议围绕发展和治理两条主线，一方面通过培育特色产业、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加大人才招引力度等方式创造增量，另一方面通过二次分配优化、行政体系改革等方式激活存量，系统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县域经济发展：问题透视与对策△

在我国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的当下，各地积极探索乡村互助养老，正在形成破解农民养老难问题的中国之治，探索中国道路。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郝亚光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张民巍在《国家治理》撰文指出，众多的农村互助养老实践证明，只有牢牢把握“破解农民养老难”这一核心，明晰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供需两类主体，把握差异性、主体性和组织性三大关键，强化互助文化的培植、关系网络的织密、资源要素的整合和互助单元（规模）等四项条件，用好识别机制、共识机制、引领机制、参与机制和保障机制等五种机制，才能确保我国农村互助养老的蓬勃发展。同时也要注意到，我国区域发展差别大，各地农村在推进互助养老事业发展时仍存在一些困难与问题，亟待进一步培育传统互助文化，注重分类管理精准施策、协同多元参与力量、发挥农民主体作用以及完善各项法律制度。互助养老：破解农民养老难问题的中国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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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保证金融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的根本性任务，地方债务风险、中小金融机构风险、风险传递共振等是当前的重要金融风险，也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点与难点。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保险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郭金龙在《国家治理》撰文指出，针对以上风险的特点和动态变化趋势，要着力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长效机制，不断完善相关政策措施；中小金融机构要提升自身经营管理效率，扎实稳妥化解风险；未来应当进一步巩固我国防范风险传染共振的政策成效，与时俱进提升防范风险传染共振的能力。当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点难点问题与对策△

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的任务。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王文章教授在《国家治理》撰文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在实践中要将高水平安全的保障作用落到实处，就要为高质量经济发展创造和谐稳定的内部环境、为高水平开放创造合作共赢的外部环境、为创新发展创造健全宽松的相宜环境，并牢固树立一切工作以高质量发展为先的重要认识，全面增强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新时代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的深刻内涵△

近年来，腐败现象和“四风”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同时干部队伍的不作为现象却有所抬头。干部不作为的根源包括制度上的权责不匹配导致的“不能为”，强化问责机制导致的“不敢为”，动力不足导致的“不愿为”，以及改革进展加快和政治生态变化导致的“不会为”等。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贠杰在《国家治理》撰文指出，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短板是制约干部激励有效性的重要因素。干部考核激励机制建设，需要不断强化问题导向，以制度建设为突破口，以取得实效为着眼点，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积极构建崇尚实干、鼓励担当、强化问责的多维激励体系，积极推进新时代干部激励机制的创新优化。新时代干部激励机制创新优化路径探讨△

中华文明历史是一部治国理政思想文化的伟大史诗。“第二个结合”视域下，深入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治理文化，可以获得很多启迪。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研究员，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文明智库中心兼职研究员高小平在《国家治理》撰文指出，在古代政治和行政哲学思想中，以史为鉴的传统打造了中国人的历史观，《周易》哲学思想奠定了中国人的辩证观，中医“治未病”的理念形成了中国人的系统观，对我们今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可以提供理论营养和增强实践动力。对待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是一分为二，从传统治理文化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代国家治理的启迪△

当前，我国地方财政在运行中遇到了一些难题，究其成因，既有经济方面的，也有财政体制机制方面的。以往的土地财政模式急需转型，地方财政新增长的实质是推动财政转型。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税收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杨志勇在《国家治理》撰文指出，地方财政新增长要适应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即在实现财政可持续的前提下，通过深化财政体制改革，规范地方财政行为，筹集更充分的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通过释放市场主体活力，促进经济增长，通过更快的经济增速，为地方政府提供更充分可靠的财源。地方财政转型与新增长极探析△

新质生产力是相对于传统生产力的质的跃升，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要不是增量创新而是前沿技术突破和颠覆性创新。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前沿技术不断突破，颠覆性创新不断涌现，给我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历史机遇。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华在《国家治理》撰文指出，颠覆性创新通过开辟全新赛道、升级传统产业和重构产业格局等路径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我国在颠覆性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方面进入“无人区”，颠覆性创新的高不确定性需要产业支持政策的转型，市场选择性需要更好地活跃市场主体，时序关联性需要秉承包容审慎的原则，不可预测性需要发挥科技伦理的作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全新赛道——兼论颠覆性创新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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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作为我国乡村振兴的重要资源和基础，具有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价值，在乡村治理、乡村建设以及乡村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实现与乡村振兴的良性互动，推动乡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乡村振兴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王鹏在《国家治理》撰文指出，探析传统文化对于乡村振兴的长远价值，揭示乡村振兴中传统文化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并探索传统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有助于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案。优秀传统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价值与路径△

土地财政主要依靠房地产市场，房价上涨对地方财政具有支撑作用，使地方政府可以减少借贷，债务率保持稳定甚至下降。但随着土地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出现疲软态势，土地出让金减少，土地依赖度降低，地方政府为维持正常的或必要的支出，通常通过扩大向外借债规模来弥补地方财政赤字，从而导致债务率上升。而债务率过高又会挤压地方非税收入扩张的空间。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王小广教授在《国家治理》撰文指出，当前房地产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拐点”正在形成，同时地方债务风险也加速集中释放，对国家经济发展和安全都形成较大的挑战，土地财政依赖型的增长模式或许已到尽头，地方政府亟需尽快摆脱土地财政依赖，使土地财政由“唯一”变“之一”，从而为自身发展赢得更多主动权和有利局面。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的破解之道探讨△

当前我国地方财政工作普遍面临收支矛盾、绩效不足、债务风险隐患等多项难题，原有主要依靠土地财政的地方财政收入模式难以为继。破解地方财政收入困境，实现地方财政收入模式战略转型，是新时代新征程对财政治理现代化和财政可持续发展提出的明确要求。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毛捷教授在《国家治理》撰文指出，应从优化地方财政收支结构、理顺政府间财政关系、加强地方政府资产管理、优化政策工具箱、发挥资金投入和专项债券引导作用等方面入手，打造地方财政收入新增长点。打造地方财政收入新增长点的政策建议△

以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我国社会治理领域的重大理论和现实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系列重要论述，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应遵循其自身的政治逻辑、价值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新时代加快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科学把握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核心要义和建构逻辑，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逻辑和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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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数据治理的法治化程度和体系化建设也成为当下衡量一国法治水平和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指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左晓栋教授在《国家治理》撰文指出，分析并总结当前我国数据安全法治治理体系建构的发展进程、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一段时间着力发展的目标，将为保障国家安全，稳步推进数据要素依法、安全、有序流动提供有益参考。我国数据安全法治治理体系建设的回顾与展望△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科学回答了网信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推进网络强国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指引下，我国网信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网络安全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姜伟在《国家治理》撰文指出，我们要更加全面、系统、深入、准确地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进一步提升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水平，奋力开创新时代网络强国建设新局面。新时代网络强国建设的方法论与路线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

新时代新征程，面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立足“两个大局”，国有企业要严格遵循自身功能定位与责任，在新时代新征程中明方向、找基点，深刻认识肩负的新使命与新任务，在实现自身改革发展、做强做优做大过程中高质量履行国企使命和任务。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李政教授在《国家治理》撰文指出，当前国有企业要学习好、把握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相关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在改革创新中以打造现代新国企为着眼点，进而以现代新国企推动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我国国有企业的使命担当与主要任务——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资国企工作的重要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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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化管理是推动社区精细化治理的关键举措。“一网统管”依托“大网格—中网格—小网格—微网格”四级网格划分，通过社区网格协同管理和精微共治，实现多元参与、共享共建、精微共治，促进社区精细化治理效能显著提升。“一网统管”搭建了“数字+网格”综合指挥平台，不断推进“网络+网格”双网融合，配备“一网统管”的专职网格员促进网格化管理脱虚向实，并明确了专职网格员的工作清单，畅通了专职网格员的职业路径。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商学院教授，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社会组织研究中心主任徐明在《国家治理》撰文指出，目前“一网统管”仍然面临着组织内制度约束力较为薄弱，缺乏专业性的社会力量协同，数字技术的应用未完全满足精细化治理的需求，监督考核制度亟待完善等问题。未来，为进一步发挥“一网统管”促进社区精细化治理的效能，要加强顶层设计，规范各职能部门的职责和功能，培育塑造专业的社会力量，提升数字技术与社区精细化治理需求的匹配度和契合度，建立科学有效的社区精细化治理考核与监督制度。以“一网统管”促进社区精细化治理转型△

十年来，“一带一路”已成为有史以来全球规模最大、共同收益最多的国际公共产品。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之际，梳理与总结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带一路”尤其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论述，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丝路学院副院长、特聘教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王文在《国家治理》撰文指出，“一带一路”的核心精神已经被全球所认同，而作为有志于推动全球更好发展的国际公共产品，“一带一路”不可能不经历风浪，只要继续保持高质量的建设方式与机制保障，“一带一路”建设必定能够顺利推进并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思想溯源与理论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重要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