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学生的反叛不能被孤立看待，它是国际青年反叛的一部分，因为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时世界上很少有地方没有受到影响。就巴黎而言，这场起义最知名的一位领导人叫丹尼尔·科恩-本迪（Daniel Cohn-Bendit），他是出生在法国的德国人，他的父母为躲避希特勒而逃离，战后才回到德国；而另一个英雄是早期柏林学生骚乱的主要人物鲁迪·杜契克（Rudi Dutschke）。巴黎事件的独特之处在于其规模和范围；而牛津大学教授所说的“学生骚动”现象，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取得比阻碍价值更大的效果。法国的学生罢课蔓延到工人，威胁到了全面革命，从长远来看，他们导致了戴高乐政府的垮台。学生占领大学建筑，随后可能是与警察或军队的激战，成了世界大学中一系列最熟悉不过的事件。但是， 它们一点也不像夜以继日的全面战争，却让巴黎的部分地区看起来像二战时期一样。法国人似乎已经决定继续他们长期的革命传统， 再进行一次更大的“骚乱”（émeute）。

《毁灭与重塑：20世纪的欧洲》

 [美] 罗兰·N. 斯特龙伯格  著

燕环  译 

中国出版集团·现代出版社

2022年1月

在某种程度上，1968年巴黎春天起义（又称“五月风暴”）的原因与世界各地的学生运动的原因是一样的：厌倦了太多苍白的一致性，不喜欢技术社会，以及二战后出生的人的代际效应，他们的世界与父母的世界完全不同。新左派通过发现比克里姆林宫的老人更激动人心的革命英雄来庆祝马克思主义正统的独立：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 Che Guevara），阿尔及利亚、非洲和越南的反帝国主义游击队战士。但从根本上说，人们发现一代年轻人在专注于经济增长二十五年后，渴望刺激甚至暴力；他们还对一个太大而无法理解的社会感到困惑，通常对一种似乎不符合他们需求的教育感到厌恶。

大学已经膨胀到了巨大的规模。在巴黎及其周边地区，学生人数已经不少于16万人。有些人认为，这些大学生被宠坏了或者说不成熟：他们在富裕的消费社会中长大，事实上，他们正从社会的繁荣中获益。在他们的上一代人中，大多数人没有机会在大学里读书，而是在田间或工厂里工作。一般来说，起义的领导人都是经济条件尚好的职业人士的子女。这次学生反叛有时是非常轻率的，这使真正的革命者厌恶（他们对这次起义表现得很冷静，称学生造反者是“兔崽子”）。这似乎是一个巨大的校园恶作剧。在巴黎郊区楠泰尔，主要的抱怨之一是电话和电视不够用。然而，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引以为豪的巨大的新教育工厂却黯淡无光、与世隔绝、人满为患。学生们觉得自己被“加工”了，被计算机化了，被当作“知识工厂”里其他人生产的数据的消费者。他们阅读年轻的马克思关于“异化”的论述并非没有道理，“异化”即把人的需求转化为可销售的商品。

许多思潮起着激发学生们的作用。1973年，一篇苏联的文章把以下所有人都称为虚假的先知和“修正主义者”：舍勒、胡塞尔、纳穆诺、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加缪（所有存在主义者）、阿多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法兰克福学派马克思主义者）、加罗蒂（Roger Goraudy）和弗洛姆。

“文化革命”可能是欧洲学生抗议的主要模式，尽管加州大学的学生可能声称优先考虑教育中断。在柏林，从1965年开始，这类事件在大学里很常见。1967年6月，一名学生在反对伊朗国王的示威游行中被枪杀。正是在这个时候，“红色”鲁迪·杜契克作为学生领袖出现；1968年4月，这位年轻的社会学家被一名右翼学生严重打伤。但是，当时在德国许多大学城爆发的大规模战斗，包括慕尼黑、汉堡、法兰克福以及柏林，让公众对愤怒的学生产生了反感。反共产主义与法律和秩序激进的学生被德国普遍的自由和保守观点激怒，越来越多地转向暴力，但他们发现自己与包括工会成员在内的德国主流意见隔绝。

五月风暴中的街头海报

越南战争为年轻人的各种不满情绪提供了一个焦点，尽管欧洲国家没有直接卷入其中。戴高乐甚至没有口头上支持美国人，尽管英国的哈罗德·威尔逊和西德的领导人都支持了。即使在美国，伯克利和其他地方的学生骚乱也早于美国在越南的主要战斗时间。有人可能会争辩说，年轻人对这场战争的反应是由于已经存在的反叛倾向。起初， 越南也是如此：大学生们需要发泄他们的不满情绪，他们在印度支那山区和丛林中不断扩大的丑陋战争中发现了它。

1967年3月，在一种对1964年和1966年选出的工党政府普遍失望的气氛中，伦敦经济学院的激进学生“静坐”。英国的“体制外政治”可以追溯到核裁军运动（CND）在1959—1961年发起的大规模但相对冷静的抗议，目的是让英国退出军备竞赛，或者在冷战中使自己中立。核裁军运动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和集会，这些游行和集会是非暴力的， 总体上是有序的，但也使用了封锁入口和占领建筑的挑衅策略。在英国，年轻人对“建制派”（establishment）怀有强烈敌意的情绪最为强烈。这种情绪受到了90多岁的哲学家伯特兰·罗素的鼓励，甲壳虫乐队（Beatles）和滚石乐队（Rolling Stones） 等摇滚音乐人的歌曲备受推崇，并得到了工党的一个激进派的认可——他们将“新政治” 称为一种“直接行动”和“对抗”。

激进的学生将这些词加入他们的词汇中，还有一些来自铁托主义、卡斯特罗主义和新左派理论家，如移民到南加州热烈气氛中的德国新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塞，以及陷入困境的让-保罗·萨特。新左派并不缺乏思想和热情；它的先知众多，有时甚至自相矛盾。然而，在英国和德国一样， 学生骚乱并没有严重威胁到推翻现有社会的地步。1968年夏末，伦敦《泰晤士报》社论报道了“英国大学秩序的崩溃”——一群剑桥学生打断了一位部长的演讲。但是，就像在德国一样，英国学生在这个时候不能克服他们自己和工会成员之间的障碍。

1967年末，意大利学生中也爆发了暴力事件，当时约有1500人占据了都灵大学的行政大楼长达一个月。佛罗伦萨、比萨、博洛尼亚和罗马紧随其后，发生了警察和学生之间的冲突。1968年，许多其他意大利学校也经历了类似的困难。与其他地方一样， 由于严重的过度拥挤和过时的大学结构，教育改革迫在眉睫，但学生们似乎对这种改革不太感兴趣，而更感兴趣的是“推翻社会”。大学革命被认为会在整个“体系”中引发进一步的爆炸，即使是被物质财富麻醉的“资产阶级化”的工人阶级，他们在学生的刺激下也可能会意识到自己受到的真正压迫。大学只是束缚全体人民的剥削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但不改革整个社会，大学也无法进行改革。

学生激进分子就是这样认为的，他们通常对任何权力结构都怀有敌意，也不想用一种制度来取代另一种制度，而是要摧毁所有的制度。他们真正感兴趣的与其说是克服物质贫困，不如说是消除所谓的精神枷锁。“解放”哲学在这一时期盛行，强调不加思考的为行动而行动，导致他们的一些朋友和敌人将年轻的激进分子等同于“左翼法西斯主义”或者仅仅是幼稚的任性。一些启发学生革命者的知识领袖对他们的暴力和偶尔的盲目感到厌恶，而马尔库塞、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e Adorno）、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和其他新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不同时期都对以他们的名义所做的事情表示反对。（然而，新左派思想家如马尔库塞、萨特和《地球的不幸》［Wrelched of the Earth］的作者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确实鼓励暴力，这是他们作品中的一个永恒主题。）但是，对于他们想要吸引的蓝领工人来说，这些学生就像是奇怪的思想家，说着各种难以理解的话语：他们想“揭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神秘面纱”的愿望，本身就是一种神秘化。

在巴黎，情况几乎完全不同。经过3月开始的一系列事件之后，巴黎楠泰尔大学于1968年5月初被下令关闭。巴黎主要大学索邦大学的学生在位于巴黎左岸拉丁区的这所著名大学的古老庭院里举行了一次盛大集会，他们聚集在一起支持他们的同学。试图驱逐他们的警察开始了学生和宪兵（gendarmerie）之间的冲突，这成了未来几周巴黎的一种生活方式。几天之内，冲突升级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在巴黎市的大部分大学区域， 到处都是被翻倒和燃烧的汽车、受损的建筑，以及破碎或关闭的商店橱窗。高潮发生在5月10—11日的晚上，即“街垒之夜”（the night of the barricades），多达25 000 名学生与警察（flics）整夜战斗，虽然只有少数人被杀，但数百人因此受伤。与此同时，大量学生急切地聚集在一起进行演讲和示威。墙上画的标语也很明显，这些标语成为巴黎春天传奇的一部分：“让我们现实一点，要求不可能的事情。”在被学生们“解放”的奥登剧院上方贴着这样的话，“当国民议会是资产阶级剧院时，资产阶级剧院必须成为国民议会”。（或者，在学生睡觉的大厅里，贴着“我们什么都不怕，我们有药丸”。）

5月13日，为期一天的总罢工标志着麻烦向工业工人蔓延。工人的动机与学生不同，但他们也加入了，部分是出于对学生的同情，部分是出于他们自己的不满。法国工会的分歧很大，实力往往很弱，现在爆发了一波让人想起1936年的罢工浪潮。当政府束手无策时，骚乱蔓延开来。当一切刚刚开始时，戴高乐总统正在国外进行国事访问。政府对突发的暴力事件感到困惑，先是无所作为，然后试图镇压，迟迟才转向改革。

到了那个时候，情况已经失控了。半个法国都在罢工，学生们沉浸在他们新发现的改变世界的力量中，“偶然事件”激增。让-保罗·萨特向10 000名学生发表了演讲。然而，学生的目标很模糊，他们想改变社会，想帮助教授上课，想进行某种革命；但他们自己内部划分成了无政府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情境主义者和其他“群体主义者” 等。就这样，暴力持续到了5月的最后一周。戴高乐总统前往德国的巴登-巴登，寻求驻德国的法国军队的保证；当他回来以后，他表现出恢复秩序的决心。5月30日，戴高乐宣布将举行选举并改革大学，但他不会容忍更多的暴力。当天晚上，大约75万名老年人在巴黎街头（右岸）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以此来争取政府的支持。对学生骚乱的反感延续到了随后于6月23日举行的选举之中，左翼的支持率急剧下降，而高卢联合民主党获得了94个席位。与此同时，罢工工人获得了可观的加薪（从13%到15%）， 并重返工作岗位。接下来的几个月，教育改革的工作包括了学生参与大学管理等。

1969年4月的全民公决表明，大多数法国人认为戴高乐的任期已经结束了。为了寻找共识和参与式民主破裂的答案，总统推行了一项政府权力下放计划。当然，国民议会的政客们拒绝了这一提议；但是，人们在上诉时也这样做了。

戴高乐的长期总理乔治·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在6月的总统选举中赢得了令人信服的胜利，因此戴高乐本人尽管退出了，但戴高乐主义矛盾地存在着，甚至比他在任期间更强大。事实上，戴高乐主义作为主要政党的灵魂在法国一直存在。第二年， 这位伟人（戴高乐）去世了，全世界都向他致敬和悼念。除了南斯拉夫的铁托元帅外，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最后一位欧洲巨人戴高乐已经去世，但曾在当时帮助推翻过他的学生中很少有人在1940年甚至1945年还活着的。

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激进分子通常或者说至少非常频繁地声称拒绝“意识形态”， 拒绝所有的“规划”和“定位”，有时甚至是所有的智力活动。编辑编撰了一批这个时代的革命资料，称之为BAMN（By Any Means Necessary的简称，通过任何必要的手段）， 并指出这场运动“更多地归功于马里内蒂、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和韦伯夫妇”，更不用归功于古板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知识分子。由于与电视一代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场运动更看重的是一个事件，而不是一个宣言。暴乱、对抗和爆炸，反映了这种对行动而非思想的渴望。如果听到歌德的“行动是如此容易， 思想是如此困难”， 那么20世纪60年代末的年轻街头政治家会提出质疑并会回答说：思想除了无休止的深入思考之外，不会带来任何结果；行动让一些事情开始，可能被证明是有用的。丹尼尔·科恩-本迪特的建议是，扔出一些西红柿， 在任何地方制造骚乱， 没有任何特殊理由。

然而，在这种所谓完全排斥意识形态的背后，确实存在着思想；人不能没有任何思想就真正采取行动，而潜伏在新左派激进主义背后的、经常不被承认的意识形态，其中有部分是由新马克思主义提供的。当时，有一种景象是暴力的革命风暴席卷了整个社会。年轻的反叛者容易崇拜英雄，他们在切·格瓦拉、卡斯特罗和其他许多第三世界的当权者身上，或者美国黑人活动家身上，找到了勇气和意志的典范——不畏艰险，与整个社会作斗争，也许就会像电视动画片中那样奇迹般地赢得了胜利。格瓦拉成了宗教崇拜的对象，他的朋友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的书卖了100万册，而西印度的精神病学家、革命家弗朗茨·法农的书也卖了100万册。

在20世纪50年代末，许多新思想不耐烦地要求结束冷漠和不承诺。“愤怒的年轻人”出现了，正如一个德国的“愤怒者”所说，他们决心做世界机器里的沙子而不是油。这种对所有机构的模糊的愤怒，对范围内的任何事物进行蔑视和讽刺，反映了一种深刻的异化。富裕本身也受到了攻击， 那里有太多愚蠢的繁荣。最确定的目标是权力、官僚主义、权力结构、“技术社会”，一个秩序的庞大和非个人化，迫使个人适应它对机器中齿轮的需求。马克斯·韦伯的诊断是魔法已经从一个幻灭的世界中消失，或者埃米尔·杜尔海姆（涂尔干）的诊断是祖先权威的瓦解让年轻人感到困惑和失去价值，这似乎最接近问题的关键。人们在一系列神秘主义和改变心灵的药物中寻求魔法，而奇怪的宗教崇拜也在盛行。

但是，在他们的普遍情绪中，激进的年轻人仍然喜欢马克思，而这是通过求助于他的其他解释来实现的。新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源于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也源于马克思迄今鲜为人知的年轻时期的著作。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发现和解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许多人都为此做出了贡献。他们中的一些人在20世纪30年代初聚集在法兰克福的社会研究所，然后在希特勒时期从那里逃到了美国，其中最著名的是赫尔伯特·马尔库塞（ Herbert Marcuse）。匈牙利人捷尔吉·卢卡奇（Ceorg Lukacs）在他年老时参加了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并在85岁去世前（ 1971年去世）的1968年回到了布达佩斯大学；而且他早在1923年就批评过“机械唯物主义”，并提出了一个更真实的辩证的马克思主义。

1960年，萨特在《 辩证理性批判》（ 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中试图将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萨特批评“官方”或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僵化成一个死教条，“完全失去了人是什么的感觉”，并建议不要拒绝马克思主义，而是借助存在主义——也许还有西格蒙德· 弗洛伊德——“在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重新抓住人”。

也许新左派最根本的矛盾是这样的：作为一个完全异化的、完全不被同化的、否定整个现存社会的自我定义的反抗，新左派怎么可能与那个社会互动或有任何联系？当这些主张来自极少数目中无人的局外人时，很难相信代表“人民”或让群众参与“参与式”民主的主张。如果无产阶级已经被资本主义吞没了，那么真正的革命怎么可能？这样的革命必须是一小撮精英的独裁，然而新左派理论家通常拒绝这样的东西。这一立场的荒谬之处在于切·格瓦拉拒绝与他的革命队伍解放的农民有任何关系。尽管存在如此明显的矛盾，20世纪60年代激进意识形态的爆发显然是最重要的。通过激进意识形态爆发的社会伪装，人们可以看出强烈的个人主义，记录了被困在官僚和技术社会中的现代意识的痛苦呼喊。

这里经常是艺术、音乐和文学的胜地，但从来没有这么丰富过。电子设备将交响乐团以及摇滚乐和爵士乐带到了每个人的家中。各种流行的音乐团体为大众提供了现代版的罗马马戏团，世界杯足球赛和奥运会通过电视转播覆盖了数亿人。大众的时代就是大众传媒的时代，然而矛盾的是，这也是最激烈的私有化时代，每个独立的自我在自己的房子或房间里创造自己的文化世界。

当代知识分子生活中无情的“新狂热” ——借用一位文化史学家创造的术语——谴责思想中的每一种时尚，并不断提出新的批评。在视觉艺术中尤其如此，甚至博物馆馆长和大多数批评家都屈服于一连串古怪的时尚，而艺术界的领导权从巴黎转移到了纽约。在对存在主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激烈反应中，20世纪60年代后期转向一种新的观点，称为结构主义。在由犹太-法国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绘制的地图上，结构主义借鉴了数学理性主义的语言学理论，宣称人类意识是客观结构的无助受害者，主要是那些隐含在语言句法规律中的客观结构。斯特劳斯试图证明， 所有人类神话都是从一些原始神话中通过不可避免的逻辑发展而来的。结构主义分析被应用于文学、流行文化、精神分析，到处都在肯定客观的思维规律——隐藏在表面现象背后的语言“深层结构”——强加给我们的意识， 简而言之就是迫使我们所有人以某种方式思考。从形式上来说，人类文化是相同配置的无尽重复。

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结合，也许还混合了弗洛伊德主义的味道，是可能的和时尚的。这种复杂的学术混合物，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信仰相差几光年。然而， 在巴黎20世纪60年代学生热的高潮中，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了让-保罗·萨特、 雅克·拉康（ Jacques Lacan）、 路易·阿尔都塞（ Louis Althusser）、 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 和其他当今晦涩难懂的社会科学的高级教士之间的辩论，讨论了关于马克思辩证法的意义和本质等主题。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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