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dit Copyright is © Norman Davies）
英国历史学家，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皇家历史学会会员，伦敦大学学院荣休教授，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荣誉教授，知名中东欧史专家。
“欧洲”是一个相对现代的理念。从14世纪至18世纪，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认识过程，它逐渐取代“基督教世界”这个概念。关键时期是在1700年前后几十年，在经历了几代宗教冲突之后。在启蒙运动的早期阶段，对这个由不同国家组成的已经分化的社会而言，想起他们共同的基督徒身份变成了一件麻烦事。而“欧洲”作为一个含义更中性的名称满足了他们的需要。在西方， 反对路易十四的战争激励了许多国际法专家呼吁采取共同行动，解决当时的分歧。长期被监禁的贵格会教徒彭威廉（William Penn，1644—1718年）身具英荷两国血统，是宾夕法尼亚殖民地的开创者，宣扬普遍宽容和建立一个欧洲议会。持不同政见的法国修道院院长夏尔·卡斯泰尔·德·圣皮埃尔（Charles Castel de St Pierre, 1658—1743年）， 《一个永久和平的方案》（Projet d’une paix perpétuelle, 1713年）的作者， 呼吁建立一个欧洲强国的邦联来确保持久和平。在东方，俄罗斯帝国在彼得大帝时期出现，使得欧洲需要对国际结构做彻底的重新思考。1713年《乌得勒支条约》的签定是最后一个公开提及建立“基督教共同体”的重要时机。此后，一种欧洲而非基督教共同体的认识占了上风。伏尔泰在1751 年这样描述欧洲：一种大的共同体被分为几个国家，一些是君主制的，其他是混合政体……但所有国家都相互来往。它们都有同样的宗教基础， 即使分裂为几种信仰。它们都有同样的公共法律和政治的原则， 这些原则在世界其他地方则闻所未闻。
20年后，卢梭宣称：“再也没有法国人、德国人、西班牙人甚至英国人了，只有欧洲人。”有一种观点认为，“欧洲观念”的最终实现发生在1796年，当时，埃德蒙·伯克写道：“一个欧洲人，不管到欧洲的哪个地方，都算不上真正的流亡。”即便如此，欧洲社会在地理、文化、政治上的特征一直存在争议。1794年，威廉·布莱克发表了他最难理解的一首诗，名为《欧洲：一个预言》，他为该诗画了一幅插画，画中全能的上帝从天上探出身来，手中拿着一副圆规。欧洲的大部分轮廓由它延伸的海岸线确定，但是它陆地边界的轮廓却用了很长时间才确定下来。欧洲和亚洲之间的分界线被古代人确定为从赫勒斯滂海峡（达达尼尔海峡的故称）到顿河，而且在中世纪时仍是这样。一个14世纪的博学之士能给出一个相当精确的定义：欧洲据说占整个世界的三分之一，它的名字来自欧罗巴，她是利比亚国王阿革诺耳的女儿。朱庇特劫走了欧罗巴，将她带到克里特，并将这片土地的大部分命名为欧罗巴。……欧洲起始于塔奈河［顿河］，沿着北部海洋延伸到西班牙末端。东部和南部起自被称为彭图斯的海［黑海］，并且都与大海［地中海］相连，终于加的支海（Cadiz）诸岛［ 直布罗陀］……
教皇庇护二世［埃内亚·皮科洛米尼］在他的早期专著《论欧洲的状况》中，以对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和色雷斯的描述开始，它们位于交界处，受到土耳其人的威胁。无论古代人还是中世纪人对欧洲平原的东部边界都没有清晰的认知。其中几个地区直到18世纪还没有永久确定下来。因此直到1730 年，一位在俄国军队服役的瑞典军官斯特拉伦伯格认为，欧洲的边界应当从顿河退到乌拉尔山和乌拉尔河。在18世纪晚期的某个时候，俄国政府在叶卡捷琳堡和秋明之间的道路上树立了一个边界桩，用来标记欧洲与亚洲的边界。从那时起， 戴着镣铐向西伯利亚前进的沙皇流放者的队伍，创造了跪在界桩旁抓起最后一捧欧洲土的习俗。一位观察者写道：“在全世界没有其他界桩见过这么多颗破碎的心。”到1833年，当福尔格的《地理手册》出版时，“欧洲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观念得到了普遍接受。然而，这个观念并非坚不可摧。欧洲延伸到乌拉尔山被接受， 是俄罗斯帝国兴起的结果。但是它一直受到广泛批评，特别是分析派地理学家。以乌拉尔山作为边界在哈尔福德·麦金德、阿诺德·汤因比看来几乎没有什么根据，在他们看来，环境因素是居于首位的。持同样观点的还有瑞士地理学家J. 雷诺，他写道：“俄罗斯是欧洲在地理上的对立面。”俄罗斯的衰落很可能会引发一场修正，在这种情况下，一位俄罗斯出生的牛津大学教授才提出了“潮汐欧洲”—其边界如同潮汐， 有起有落—的观点。地理上的欧洲常常必须与作为文化共同体的欧洲概念竞争。而由于缺少共同的政治结构，欧洲文明只能由文化标准来确定。人们往往特别强调基督教的重要作用，其影响在基督教世界的标签不复存在之后仍然存在。在1945年对战败的德国进行广播时，诗人T. S. 艾略特阐述了一个观点：由于基督教的内核不断被稀释，欧洲文明正面临着致命危险。他描述了“欧洲精神边界的封闭”，它发生在民族国家形成的年代。他说：“文化专制不可避免地随着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专制到来。”他强调文化的有机性质：“文化是必须成长的事物。你不能建造一棵树，你只能种植它，照料它，等待它成熟……”他强调欧洲内部众多亚文化的相互依存。他称文化“贸易”是这个有机体的命脉。他还强调文人的特别责任。最重要的是，他强调了基督教传统的中心地位，这个传统包含了“希腊、罗马和以色列的遗产”。在有自己独特文化的民族之间创建一种共同文化，其最主要的特点是宗教……我要讲的是共同的基督教传统，正是这个传统使欧洲成为现在这个样子，还有这个共同的基督教带来的共同文化因素……正是因为基督教，我们的艺术才得以发展；正是因为基督教，欧洲的各种法律（直到最近）能够扎根。正是在基督教的背景下，我们所有的思想才有重要意义。个别欧洲人可能不信仰基督教，可是他的言行举止无不……依赖［基督教遗产］赋予其意义。只有基督教文化能产生伏尔泰和尼采。我不相信如果基督教信仰完全消失，欧洲文化会存在下去。
从各个方面来说，这个概念都是传统的。所有与欧洲主题有关的概念变体、反传统思潮以及奇思妙想都要以此为准绳。它是斯塔埃尔夫人所说的“欧洲思想”的起点。对于欧洲文化历史学家而言，最基本的任务是识别基督教传统中的诸多矛盾方面，并评估它们与各种非基督教或反基督教因素有多大关系。多元论是确切的。尽管基督教信仰的明显优势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但不可否认的是，许多现代最有成果的促进因素，从文艺复兴对古代的热情到浪漫主义者对自然的执迷，本质上都具有异教的特征。类似地，我们也很难主张，当代对现代主义、性爱、经济学、运动和流行文化的崇拜与基督教遗产有很大关系。今天的主要问题是确定20世纪的这些离心力量是否已将基督教遗产贬低为无意义的旧杂物堆。现在几乎没有分析家会坚持认为曾存在过一个铁板一块的欧洲文化。一个有趣的解决办法是将欧洲的文化遗产看作由四五个相互重叠或连接的圈子组成。。据小说家阿尔贝托·莫拉维亚（Alberto Moravia）说，欧洲的独特文化身份是“一块两面可以翻转的织物，一面五彩斑斓，另一面是鲜艳而浓重的纯色”。然而，若是认为“欧洲”没有政治内容，那就错了。相反，它经常被当成和谐与统一的同义语，而和谐与统一恰恰是它一直缺乏的东西。“欧洲”一直是一个无法达到的理想，一个所有良善的欧洲人都应当为之奋斗的目标。对欧洲的这种救世主式或乌托邦式的观点，早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前的讨论中就已出现。奥兰治的威廉和他的盟友组织了反对路易十四的联盟，他们曾响亮地宣传这种观点，那些反对拿破仑的人也是如此。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说：“欧洲就是我们。”它在18世纪表达的是势力的均衡，在19世纪表达的是和谐一致。它是和平的帝国主义时代的基本特点，直到这个时代被1914年的世界大战粉碎，它将欧洲看作统治世界的根据地。在20世纪，欧洲统一的理想被决心愈合两次世界大战创伤的政治家们复活了。在20世纪20年代，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当时除了苏联以外的整个欧洲大陆都在宣扬这种理念。它在国际联盟，特别是在阿里斯蒂德·白里安的工作中得到了体现。它对东欧的新国家特别有吸引力，这些国家没有受过欧洲以外的帝国的干扰，并寻求共同体的保护以对抗大国的强权。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铁幕”建立之后，它被那些计划在西部建立一个“小欧洲”的人们利用，他们设想建立一系列以法国和德国为中心的同心圆。但是它对其他在东部的人们而言也是一座希望的灯塔。苏联的解体，为一个泛欧洲的共同体扩展到整个大陆带来了一线曙光。但欧洲理想的脆弱性是其反对者和鼓吹者都承认的。1876年，俾斯麦认为欧洲不过是“一个地理概念”，和梅特涅当年对意大利的看法如出一辙。70年后，“欧洲之父”让·莫内看到了俾斯麦的鄙视的力量。他承认：“欧洲从来没有存在过，人们必须真正创造欧洲。”500多年来界定欧洲的一个关键问题一直集中在应该包括还是排除俄罗斯。在整个近现代史中，一个东正教的、专制的、经济上落后的但却在不断扩张的俄罗斯一直是个不合时宜的存在。俄罗斯的西方邻居们经常寻找理由将它排除在外。俄罗斯人自己也从来没有确定他们是要进入欧洲还是待在欧洲之外。例如，在1517年，克拉科夫的雅盖隆大学的校长马切伊·米肖维塔出版了一篇地理论文，赞同传统上托勒密对欧洲萨尔马提亚与亚洲萨尔马提亚的区分，它们以顿河为边界线。因而波兰—立陶宛在欧洲之内， 莫斯科公国在欧洲之外。3个世纪之后，事情就不那么清楚了。波兰—立陶宛此时已解体，而俄罗斯的边界向西推进了一大截。当法国人路易—菲利普·德·塞居尔在法国大革命前路过波兰时，他无疑认为波兰不再属于欧洲了。“人们相信自己完全离开了欧洲，一切事情给人的印象是时间倒退了10 个世纪。”他在进入波兰后写道。用经济上的先进作为欧洲成员的主要资格标准，他是绝对赶得上时代的。而正是在这个时代，俄国政府正在坚持获取它的欧洲证书。虽然事实上它的领土一直延伸到亚洲乃至北美洲，叶卡捷琳娜女皇在1767年明确宣布：“俄国是一个欧洲国家。”任何希望与圣彼得堡打交道的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毕竟，莫斯科公国从10世纪起就是基督教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沙皇俄国是外交圈子中一个有价值的成员。对“熊”的畏惧没有阻止将俄国看作欧洲成员的普遍共识的增长。由于俄国在打败拿破仑中所起的作用，还由于俄国文化在托尔斯泰、柴可夫斯基和契诃夫时代的华丽绽放，这个共识在19世纪大大加强。俄国的知识分子分为“西化派”和“斯拉夫派”，对俄国的“欧洲性”程度不确定。在《俄罗斯与欧洲》（1871 年）一书中，斯拉夫派的尼古拉·丹尼列夫斯基认为俄国本身拥有独特的斯拉夫文明，这种文明介于欧洲与亚洲之间。相反，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诗人普希金雕像揭幕式上的讲话，选择以对欧洲的颂扬开始。他宣称：“欧洲的各族人民，他们不知道他们对我们而言是多么亲切与宝贵。”只有一小群“东方派”主张俄罗斯完全是非欧洲的，在多数方面与中国相同。在1917年之后，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使旧有的怀疑和歧义复现。布尔什维克党人在国外普遍被认为是野蛮人，用丘吉尔的话说，是一个“残忍下流坯”，一群像阿提拉或成吉思汗那样散布死亡和破坏的野蛮亚洲人。在苏维埃俄国内部，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经常被谴责为西方移植物，由犹太人控制，由西方的资金支持，被德国的知识分子操纵。与此同时，官方的强硬派主张，革命已切断了与“堕落的”欧洲的所有联系。许多俄国人对他们的孤立感到屈辱，自豪地说， 一个新生的俄国很快就会压倒无信念的西欧。早在1918 年，革命年代的俄国大诗人写了一首大胆的诗，题为《斯基泰人》（The Scythians）。你们是成百万人，我们是一群，一群又一群，与我们打交道吧，来证明我们的种族来源！我们是斯基泰人，也是亚洲人，来自海岸长着斜眼，据说很贪婪。
俄罗斯是个狮身人面怪！虽然在痛苦中获得胜利，她用深色的血流洗浴自己的肢体，她的眼睛盯着你，一盯再盯在同一束目光中爱恨交织。旧世界再一次醒来吧！你们兄弟的悲惨状况苦工与和平，来一次火的交织。再来一次！加入你们兄弟的欢乐之光！服从这野蛮人诗歌的召唤。
作为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列宁和他的圈子与欧洲联系紧密。他们视自己为一种肇始于法国大革命的传统的继承人。他们认为自己的直接根源是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并且他们的战略是与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联合起来。在20 世纪20 年代早期，第三国际讨论过一个（共产主义者领导的）欧洲合众国的可能性。只是在斯大林的统治下，苏联选择了在精神上与欧洲事务拉开距离。同样在这几十年里， 一个有影响的俄国流亡知识分子群体—包括N. S. 特鲁别茨科伊、P. N. 萨维茨基和G. 韦尔纳茨基—选择重新强调俄罗斯文化混合体中的亚洲因素。他们以“欧亚人”著称，从根本上反对布尔什维主义，但保持着对西欧的价值观的怀疑态度。当然，苏联70年的统治建立了笼罩欧洲的精神与物质“巨幕”。苏联政府越来越公开地表现出排外情绪，这种排外情绪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大为增长，并被斯大林主义者们不遗余力地培养起来。但是在他们心中，许多俄国人追随苏联集团的大多数非俄国人，培养他们对欧洲更强的身份认同感。这是他们保持精神不死的一条生命线。当苏联解体的时候，他们也因此为—用瓦茨拉夫·哈维尔的话说—“回到欧洲”而欢呼。虽然如此，对俄国的欧洲资格的怀疑在俄国内外继续流行。俄国的民族主义者打心眼里讨厌和嫉妒“西方”，为斯大林主义者的组织提供了一个发力点，他们为苏联的崩溃感到屈辱，一心想让帝国回来。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只能看着莫斯科与华盛顿以及西欧逐渐和解。西欧的领导，迫切需要稳定。他们无法与戈尔巴乔夫的“人道主义”版本的苏联形成持久的伙伴关系，便莽撞地冲上俄罗斯联邦之岸。莫斯科要求得到经济援助，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缩写NATO，以下简称“北约组织”）和欧洲共同体均建立联系，他们对此抱以同情的回应。但随后他们中有些人开始看到障碍了。毕竟俄罗斯联邦不是一个有凝聚力的民族国家，它仍然是一个横跨欧亚的多民族的结合体，仍是高度军事化的，并且仍然对它的安全表现出帝国式的反应。它没有明确承诺让它的邻居们走自己的路。除非像欧洲的所有其他前帝国主义国家那样，找出摆脱帝国主义遗产的方式，它才有望成为欧洲共同体的合适候选者。至少，欧洲议会议长在1993年9月的演讲中对此坚信不疑。有些评论家主张，英国的欧洲资格与俄罗斯相比模棱两可之处并不少。从“诺曼征服”到“百年战争”，英格兰王国深深卷入了大陆的事务。但在近现代史的大多数时期里英格兰人都在其他地方寻求发展。在征服与合并了它在不列颠群岛的邻居们后，他们就驶向远方， 创造了一个海外帝国。和俄国人一样，他们的确是欧洲人，但是将欧洲之外的利益放在首位。它们事实上是半脱离的。他们习惯于从一个很遥远的距离看“大陆”，这个习惯直到他们的帝国消失后才开始减退。此外，帝国的经验教给他们根据主要在西欧的“大国”来看待欧洲，而主要在东欧的“小国”则不被真正考虑。伦敦的阿尔伯特纪念碑（Albea Memorial，1876 年）周围的雕像，是一群象征“欧洲”的形象。这些雕像只包括四种形象—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历史学家们通常认为英国是“一个特例”。20世纪20年代第一次泛欧洲运动的发起者们认为英国与俄国都不会加入。与此同时，人们做各种尝试来对欧洲文化做进一步细分。在19世纪晚期，一个以德国为主导的“中欧”概念开始形成，与同盟国的政治范围一致。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一个名为“中东欧”的地域名词被发明出来，与新独立的“继承国家”（从芬兰、波兰到南斯拉夫）范围一致。这个名称在1945年后再度流行，作为类似的一系列名义上独立但被囊括进苏联集团的国家的方便标签。在那时， 由“北约组织”和“欧洲经济共同体”控制的“西欧”和由苏联控制的“东欧”作为欧洲的主要划分似乎已成定局。在20世纪80年代，以捷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为首的一群作家创造了一个新版的“中欧”，以打破统治的屏障。不过，这是另一种形式，另一个真正的“精神王国”。“欧洲的心脏”是另一个有吸引力的观念，它具有地理上和感情上的含义。但它是特别不易捉摸的。第一个人将它放在比利时，第二个人将它放在波兰，第三个人将它放在波希米亚，第四个人将它放在匈牙利，第五个人将它放在德语区域。不管它在哪里，英国首相在1991年宣称他打算去那里。对于那些认为这个心脏在一个静止的中心的人来说，它位于欧洲共同体的地理中心圣克莱芒（阿列省），或者以其他各种方式计算的欧洲地理的静止中心华沙的郊区或立陶宛腹地。在欧洲被有史以来最长的内战分裂的75年中，欧洲统一的概念只在那些有着最广阔的文化与历史视野的人中间保持着活力。特别是在40 年的冷战期间，人们需要极大的智力上的勇气和毅力，去抵制持续存在的民族主义，以及欧洲完全基于繁荣的西欧这种狭隘观点。幸好， 的确存在一些达到这种高度的人。他们留下的著作不久就将成为响亮的预言。休· 西顿-沃森就是这样的人。他是英国东欧研究的先驱者R. W. 西顿-沃森（1879—1951 年）的大儿子。还是个小男孩时，他曾在托马斯·马萨里克的膝上玩耍。他讲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匈牙利语和罗马尼亚语与说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一样毫不费力。他生于伦敦，在那里他成为斯拉夫东欧学院俄国史教授。他常常说自己是个苏格兰人。他从来没有屈从于他那个时代的传统观念。他关于欧洲概念的遗言， 被表述在他去世后出版的一篇论文中。他的论证强调三个基本点：一个欧洲理想的必要性，东欧和西欧国家的互补作用，欧洲文化传统的多元性。每个论点都值得引一段长文来说明。休·西顿—沃森的第一个矛头指向的是那些期望欧洲的统一不超出“北约组织”的安全利益或“欧共体”的经济利益范围的人：让我们不要低估一项积极的共同事业的必要性。因为有件事比黄油的价格更激动人心，比确定防御条约更有建设性，那就是对一个欧洲的神话的追求。
第二个矛头指向的是那些企图以西方文明的名义排除东欧人的人：欧洲文化共同体包括生活在德国和意大利以外的民族…… 有些东西绝不会因为他们今天不能属于一个包括全体欧洲人的经济或政治共同体这个事实而被抹杀……在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像“欧共体”和苏联之间的这些国家一样，存在一个真实且重要的、广泛传播的欧洲文化共同体的信念……对于这些民族来说，欧洲是一个文化共同体，每个独特的文化或亚文化都属于它。这些文化没有欧洲便无法存续下去，反之亦然。这当然是一个神话……一种真实和幻想的化合物。幻想的荒谬不需要掩盖真实。
第三个矛头指向那些对欧洲文化持有简单和单一观点的人：欧洲与基督教世界的交织是一个历史事实，甚至最漂亮的诡辩也不能否认……但同样真实的是在欧洲文化的组成部分中有些不是基督教的：有罗马的、古希腊的，可能还有波斯的，（在近现代）还有犹太的。是否也有穆斯林的部分就更难说了。
结论确定了欧洲文化的目的与价值：（欧洲文化）不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一种工具。它不是欧共体官员或其他什么人的垄断所有物。表达对它的忠诚，不等于要宣称它优于其他文化……欧洲文化的统一性不过是我们的各个祖先3 000年劳动的结晶。它是一份遗产，我们若无视它就会自取其害，让子孙后代失去它也是一种罪孽。应当说我们的任务是保存和更新它。休·西顿—沃森是在欧洲黑暗的长夜中，举着欧洲统一的火炬孤独奔跑的先驱者之一。他是少数跨越了东西欧之间的障碍的西方学者之一。他去世后不久，一系列事件便证实了他的诸多论断。他的精神遗产是本书效法的榜样之一。写一部欧洲历史，只有到欧洲的概念稳定下来，历史学家的技艺学问有了分析型的转变时才能着手进行。但它确实在19世纪头几十年就在进行了。在通史方面最早的有影响力的尝试，出自法国作家兼政治家弗朗索瓦·基佐。《欧洲文明史》是他以自己在索邦学院的讲义为基础写成的。幸亏有这些定义问题，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同意，欧洲历史的论题必须集中在欧洲过去的各个伟大时代可以找到的共有经验。大多数人也会同意，在古代晚期，欧洲历史不再是这个半岛内一些无关事件的组合， 开始呈现出一个有凝聚性的文明进程的特点。这个进程中最重要的是古典与蛮族世界的融合，以及一个有意识的基督教共同体的最终确立，换言之就是基督教世界的建立。此后，教派分裂、反叛、扩张、演化、分裂生殖不断发生，造成了今天欧洲格外多样化和多元化的现象。描述欧洲文明主要成分的清单没有哪两个是完全一致的。但是有许多主题总是特别突出：从基督教世界在希腊、罗马与犹太教中的根源到启蒙运动、现代化、浪漫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极权主义等近现代现象。人们也不应忘记战争、冲突、迫害这类令人遗憾的事物，它们在故事的每个阶段都不曾缺席。也许最适合的类比是音乐。欧洲历史学家不是探索一个简单的歌剧脚本故事。他们力图重现一个复杂的总乐谱，连同它具有的一切杂音和它自己的独特交流密码。“欧洲……就像一支交响乐队。确实存在某些时刻某些乐器只起了较小的作用，甚至是完全沉默下来， 但大合奏却存在着。”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欧洲音乐语言提供了一套最普遍的欧洲传统脉络。虽然如此，由于欧洲从来没有在政治上统一过，多样性显然是它最持久的特点之一。多样性可见于对每一种共享经历的各种反应。持续存在于整个欧洲文明中的各民族国家和文化一直都很多样，强盛与衰落的变化也各有不同。基佐作为先驱者，不是唯一认为多样性是欧洲的首要特征的人。本文选编自《欧洲史》，注释从略。特别推荐购买此书阅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转载请务必注明来源（包括图书名与公号名）。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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