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昨日推文“余英时的治史历程：腹稿、书海与突围”中彭国翔教授的完整发言稿，经过彭教授修订和慨允发布，特此感谢。
谢谢联经的朋友邀请我参加这个活动，和王汎森和陈弱水两位老师同场。刚刚得知余先生过世的消息时，王汎森先生和我，我想还有其他一些和余先生比较熟悉的朋友，都觉得非常突然和震惊。因为我们一直认为，以余先生的健康状况，至少寿过95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可惜的是，就像孔子的弟子子夏所说的，“死生有命”，也许每个人的寿命都是先天已有定数。当大限到来时，即使身体很好，也会遽然离去。不过，虽然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从情感的角度来说，余先生的离去，还是让人久久不能释怀。8月5号和6号这两天，我的心情非常沉重。感受很强烈，却完全不能写通常意义上的纪念文字。我想，在遭遇重大变故，情感受到强烈冲击的情况下，这种内心情感激荡却无法诉诸通常文字的情况，恐怕不是我个人特有的经验。当然，“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或许只有“诗”这种特定的表达方式，才能使那种心情获得释放与安顿。所以，那两天我先后写了两首七律和三首七绝。当时的感受很奇妙，那些字句很自然地从我心中涌出，没有经过刻意推敲，就把我二十多年和余先生交往过程中的所思所感，一下子呈现了出来。诗里展示的所思所感虽然未必完整，却是最为直接和强烈的。
直到今天（编者注：2021年9月5日），余先生已经过世一个多月了。坦率地说，要让我在一种平静的心境之下写一篇纪念文字，恐怕还是做不到。几次坐下来，想在电脑上试试，每次都陷入恍惚之中。但我知道，我们必须接受余先生已经离去的现实，必须接受一个时代的结束，必须回到我们原本一直在行走的道路上。我想，虽然我们和余先生相识的机缘各自不同，却是因为志同道合这个因素，才能够让我们在余先生生前，来到他的身边，随着他一起在同一条道路上行走。在这个意义上，只有回归我们自己原本的道路，才算是接续余先生平生的“志”与“道”，也是继续我们自己的“志”和“道”。所以，我之所以要感谢联经，就不仅是因为邀请我参加这个纪念活动，更是因为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帮助我从恍惚中走出来，回到自己原来道路上继续前行的契机。联经的朋友联系我时表示，希望我在这次的活动中，谈一谈余先生在宋明理学和儒学研究方面的贡献。我想，这当然是出于对我专业领域的照顾。另一方面，在我尚未能从沉重的心情中完全恢复出来的时候，明确这样一个主题和论域，也可以让我在今天这样一个以“史学家的耕耘”为题的学术场合，尽量克制自己的个人情感，不致陷入那种“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的境地。余先生关于宋明理学的研究，最为人所知的是他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和《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这两部书。但在我个人的阅读经验中，他为1983年台湾水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哲学词典大全》这部辞书撰写的词条，包括“从尊德性到道问学”、“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经学与理学”和“博与约”等，就已经属于宋明理学和儒学的研究了。我虽然是在大学时代阅读的这些词条，如今已经年代久远，但其内容以及余先生的主要论点，我至今记忆犹新。名义上，余先生撰写的词条是清代思想史的部分，但是，由于他采取的是观念史的处理方式，而这些观念很多都是在宋明理学中才得到充分讨论的，比如“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从产生到发展，完全是在宋明理学的脉络之中，所以，余先生对这些观念的来龙去脉以及思想内涵的分析，对于宋明理学乃至整个中国哲学的研究者来说，极具参考价值。并且，由于学界以往并没有以这种方式去考察宋明理学以及儒学传统中的这些重要观念，余先生的研究，就是非常具有原创性的。他自己的谦辞，“事属草创，前无所承”（《中国哲学词典大全》，页520），其实正是那种原创性的反映。我后来知道，余先生这一工作可以上溯到20世纪70年代，包括他1970年9月发表在《中国学人》的“从宋明儒学的发展论清代思想史”，以及1975年12月发表于《中华月报》和《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的“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这两篇后来也收入了联经1976年初版的《历史与思想》。这样看来，除了20世纪50年代上半叶在香港发表和出版的那些文章和著作之外，在余先生的学术生涯中，对于宋明理学和儒学思想的研究，可以说是比较早的了。当然，要说余先生对于宋明理学的最大贡献，还是《朱熹的历史世界》。2000年我在台北第一次见到余先生时，就知道他正在撰写这部大著。其中的缘由，我在联经出版的余先生九十寿庆文集《如沐春风》中有所交代，这里就不多说了。由于我很期待拜读，所以一直关注此书的出版情况。2003-2004学年我在夏威夷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时，一听说此书出版，便立刻在夏大的图书系统查找。可惜夏大图书馆没有第一时间订购，要等我在2004年7月结束了夏大的客座转往哈佛之后，才在哈佛燕京的图书馆读到此书。有趣的是，当我查到此书时，它正在被人借阅。好在哈佛图书馆有这样的政策，当有人预约某一本正在被借阅的图书时，前一位借阅人需要在一定时间内归还，以便预约者得以借阅。当然，归还之后，可以立刻预约。这样一来，前一位借阅人又变成了预约者。后来的借阅者也要按时归还，如此前一位借阅人便可继续阅读了。如果后来的借阅者没有看完或者还想再看的话，如法炮制，便会形成一部书在两个借阅人之间被轮流阅读的情况。我当时并不知道另一位借阅人是谁，但我和另一位读者轮流阅读《朱熹的历史世界》的情况，却持续了好久。直到2004年11月，我前往普林斯顿看望余先生，蒙他亲手赠我新出的简体字版，才结束了我和其他读者轮流借阅的经验。余先生这部大著出版之后，立刻在学界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对于一些评论，余先生本人也有回应。这一点学界的朋友都很熟悉，不必多说。我接下来要说的，是我个人对于此书的观感。我在很多场合都提到，从大学时代开始，海外华人学者中对我影响较大的有两个谱系，哲学方面是牟宗三和唐君毅两位先生，史学方面则是钱穆先生和余先生。也许由于这一个人方面的原因，初次阅读《朱熹的历史世界》，我完全不觉得陌生，也丝毫不觉得余先生笔下的朱子和以往我接触更多的哲学视角之下的朱子，彼此之间不能相容。我的第一个感受是，如果说以往我所了解的朱熹大都是哲学观察所呈现的面貌，那么，余先生的研究，就是别开生面，让我们了解到了朱熹在其哲学观念之外的生活世界，尤其是朱熹在整个宋代政治文化这一脉络之中的思想与实践。在我看来，余先生的贡献不仅在于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朱熹乃至整个理学传统的认知，在以往理学家“内圣”的一面之外，让我们充分地看到了他们“外王”的一面，还在于对应该如何理解这两个方面之间的关系，做出了深入的探究。余先生的这一贡献，在他的“内圣外王连续体”这一说法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事实上，“内圣”和“外王”，或者用理学自己的话语来说，“道学”和“政术”，原本是理学家们关心的一体两面。可惜在以往的研究中，基本上是哲学背景的学者只关注“内圣”，史学背景的学者只关注“外王”，两者很少互动交流。而余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固然如其所说，是要在以往过多哲学角度的研究之外别开生面。但在我看来，其贡献绝不仅仅是为朱熹以及整个宋明理学的研究增加了一个新的理解层面，更是在“内圣外王连续体”这一观念以及围绕这一观念展开的基于坚实史料的细密论述中，指出了理解和深究宋明理学乃至整个儒学传统的一个重要甚至是根本的取径和方向。其实，古往今来认同儒家基本价值的士人，或者说知识人，几乎都有内圣（学术思想）和外王（政治社会的关怀和参与）这两面，而且是连续一体的两面。余先生本人，正是这样一个典范。除了《朱熹的历史世界》之外，余先生和宋明理学直接相关的专题研究，是随后2004年出版的《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我最初看到这部书，也是2004年11月20号那次见面时，余先生亲手送我的。由于前五章是《朱熹的历史世界》的“绪说”，所以更具实质意义的，是其中第六章“明代理学与政治文化发微”。这一点，也是余先生赠书给我时特意指出的。对此，我记得很清楚。这一章占据了全书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可见其内容的丰富。《朱熹的历史世界》处理的是宋明理学中“宋代”的部分，尽管其中已经不能完全与“明代”的部分无涉，正如余先生自己所说，“在《朱熹的历史世界》撰写过程中，明代的对照不但已经时时往来胸中而且也偶然流露于笔端。”（《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页6，自序）。但是，对于“明代”部分更为集中和深入的研究，或者严格地说，从政治文化这一角度对于以阳明学为主体的明代理学的探索，则是在“明代理学与政治文化发微”这篇专论之中。除了在史料运用和思想阐释两方面都有许多具体的精彩之处，我个人觉得，对于明代理学与政治文化这一专题研究，余先生最为突出的一个贡献，是指出了明代以阳明学为主体的理学在以往宋代理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得君行道”这一思想和实践的取向之外，大规模地开辟了“觉民行道”的另一种取向。如果说“得君行道”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在于朝廷尤其是君主这一政治权力的最终来源，“觉民行道”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则显然是在民间社会。与“得君行道”不同的是，“觉民行道”的目标不再是通过君主的支持和相应政策的实施来改善政治与社会的秩序，而是通过化民成俗、移风易俗，以净化人心的方式达至社会的改良。在这个意义上，余先生提出的“得君行道”和“觉民行道”，可以说是一个颇有启发性和解释效力的观念架构。由此来观察宋明理学乃至整个儒学传统的演变，可以让我们看到哲学或史学的单一视角所难以顾及的侧面和层次。当然，严格来说，从“得君行道”到“觉民行道”的转换，余先生并不是到了“明代理学与政治文化发微”才提出来。在1995年发表的“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从明清思想基调的转换看儒学的现代发展”以及1996年完稿的“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一面向”这两篇论文中，他已经指出了明代儒学在“得君行道”之外另外开辟的“觉民行道”的思想与实践。甚至在更早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这篇名作之中，也已经显示了端倪。在我看来，余先生这一观念架构的贡献，和“内圣外王连续体”的观念一样，不在于对一些具体的现象提供确定无疑的定案，而在于抓住了宋明理学在政治文化的脉络中发展演变的最为基本和重要的两条线索。通过探究宋明理学内部“得君行道”和“觉民行道”这两条路线的关系与互动，宋明时代的儒学、思想、政治以及社会的丰富性，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揭示。这一点，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从20年前，也就是2001年，发表在台北《汉学研究》的文章“王龙溪的《中鉴录》及其思想史意义——有关明代儒学思想基调的转换”，到2019年3月在日本二松学舍大学所做的主题演讲“阳明学的政治取向、困境和分析”，可以说都是在余先生这一观念架构的启发之下尝试进行的思考。《朱熹的历史世界》和《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两书，以及刚刚提到的那些文章，都是与宋明理学直接相关的研究成果。我这里只是以这些文字为例，对余先生在宋明理学和儒学研究方面所做的贡献，谈一点个人的看法。事实上，即便以宋明理学和儒学研究为限，余先生在史料运用和思想阐释方面的精彩，还散见于他的其它各种文字之中。相信熟悉余先生文字的学界朋友，和我会有共同的感受。除了“内圣外王连续体”的观念以及“得君行道”和“觉民行道”的线索这些对于宋明理学以及整个儒学传统研究的直接贡献之外，余先生治思想史的方法，我认为同样是巨大的贡献。并且，由于远远超出了宋明理学和儒学研究的范围，足以为从事一般思想史研究的学者树立典范，这一贡献或许更有意义。相信这不是我的私见，而是很多专业同行的共识。既然如此，这一贡献的意义如何呢？对这一问题，就让我在最后表示一下我的看法。余先生的思想史研究，有人称之为“心史”。这个词不同的人也许有不同的理解。在我看来，除了表示余先生在研究工作中喜欢或者擅长透过史料去捕捉和分析历史人物的心理状态之外，这个词也表明，余先生的思想史研究，在一般史学家视为首要甚至唯一任务的“叙事”之外，还有一个探究人心所反映的各种观念的部分。换句话说，除了把“事”说清楚之外，还要把“理”讲明白。余先生不仅可以从事极为精细的考证工作，这在其《方以智晚节考》和《朱熹的历史世界》中都有鲜明的反映，同时又能够在坚实的文献考辨基础之上，对全局性和思想性的课题做出精确和恰当的分析与判断。同样是《方以智晚节考》和《朱熹的历史世界》，其中一贯的特点之一，就是善于从文献的字里行间进入到研究对象及其所在的精神与思想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余先生是中国史学领域中最擅长谈思想的一位。我历来认为，好的思想史研究应该是既有“历史”也有“思想”的。对于一个思想史研究，如果从史学的角度看，史料充分、证据确凿，所谓“持之有故”；从哲学的角度看，观念清楚，层次分明，所谓“言之成理”，就可以说做到了既有历史又有思想。对史学训练的学者来说，做到史料充分和证据确凿或许并不难，相对不太容易的，是观念清楚和论证有力。我并不认为观念清楚和论证有力一定需要哲学的训练，但自觉经常阅读哲学类的著作，至少不轻视哲学，显然是有帮助的。在这一点上，余先生正是一个足以现身说法的例证。他长期以来对西方哲学重要著作和最新成果的主动阅读和不断吸收，熟悉他的人都很清楚，不必多说。这里，我只想以我个人的亲身经验，为此再增加一个注脚。2007年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巨著《世俗时代》（A Secular Age）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上市时，我正在哈佛进行为期一年的访问。虽然我在哈佛广场的书店见到后也曾翻阅过，但因为实在太厚，最初并没有购买的打算。不料在书店见过此书之后不久，余先生在一次电话中，竟特意向我推荐此书。从他的话里可知，余先生不仅已经买了这本书，而且已经读过至少大半，书中的一些内容，引起了他强烈的共鸣。2008年1月，在给田浩的《朱熹的思维世界》增订本新序最后，余先生花了整整三段的篇幅介绍《世俗时代》里的相关内容，引为自己关于朱熹、王阳明的专题研究的“空谷足音”（《会友集》上，三民书局，2010，页216-218），这也是他那段时间认真阅读该书的印证。我读书一般尽量在图书馆借阅，那次正是由于余先生的郑重其事，我才最终决定将那本书买下。最后我要说的是，余先生那种既有历史也有思想的思想史研究，在晚近无论西方还是中文世界的中国史研究中，尤其是年轻一代的中国史学者中，似乎呼应和继承者已经寥如晨星。这固然与“思想史”这一学科在西方史学界整体上的衰落有关，因为随着史学研究取径的日益多样化，传统的思想史与后起的文化史、社会史、地方史等之间的此消彼长，也是学术发展的自然之势。另一方面，对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来说，既有历史也有思想这种要求本身所构成的难度，恐怕也不能不说是研究者有意无意地弃思想史而取诸如社会史、文化史等其它取径的一个重要原因。尤其是，如果中文世界的学者大都自觉不自觉地趋附西方学界的潮流，唯其马首是瞻，那么，当西方学者由于种种原因不欲从事中国思想史时，那种既有历史也有思想的思想史在中文世界也被冷落，显得似乎落伍，就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了。不过，这既不是思想史本身的问题，更不是既有历史又有思想这一要求的不当。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反而益发显出余先生所代表的那种既有历史也有思想的思想史的难能可贵。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余先生的思想史研究固然不是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而无视西方中国史研究、西方史学乃至整个西方人文学的传统及其最新发展，前面提到的他对于查尔斯·泰勒新著的关注，即是鲜明的一例，但与此同时，余先生也时时提醒研究者不要盲目趋附西学的潮流，落入黄宗羲所谓“从人脚跟转”的窠臼。比如，在他那篇脍炙人口的“如何读中国书”中，他就告诫中文学界说，“特别是这十几年来，只要西方思想界稍有风吹草动（主要还是从美国转贩的），便有一批中国知识份子兴风作浪一番，而且立即用之于中国书的解读上面，这不是中西会通，而是随着外国调子起舞，像被人牵着线的傀儡一样，青年朋友们如果不幸而入此魔道，则从此便断送了自己的学问前途。”（同样的话也见于《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自序”，三民书局，1995，页9-10）“我可以负责地说一句：20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学术的著作，其最有价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观念作比附的。”当然，这就涉及中国人文学（Chinese humanities）的研究应当确立怎样的学术标准这一大问题了。这个问题超出了我今天要讲的范围，但面对余先生的研究所建立的典范时，却恰好是无法回避的题中应有之义。所以，我顺便也把它提出来，也许大家有兴趣思考。作者附识：本文是2021年9月5日联经出版公司举办的“敬 思想史的传薪者：余英时纪念论坛”之“史学家的耕耘”一场中笔者发言的文字稿。题目与小标题是后来笔者所加。特此说明。
【附彭教授的诗】
惊闻余英时先生仙逝、伤悼不已，口占七律两首志感
一
得遇先生廿载前
春风化雨已成篇
交心不必促膝坐
万里传音一线牵
举世纷纷争说法
身教言传岂无先
知行自有公平论
高士从来在林间
二
偶弹心曲欲卜天
法语拨云俱作烟
鼎力不遗掖后进
殷殷青草可出蓝
先生义气冲霄汉
尼父仁心岂在言
鹦鹉濡毛平素志
博施雨露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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