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弱水  教授

想我老师余英时之三

　　我是从1981年秋天到1987年春天在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从学于余英时师的。1987年秋天，余师转任普林斯顿大学教职，当时我的博士论文大约完成百分之六十。余师离开耶鲁后，我一面受聘教授他负责的课程，一面继续写作论文。我的论文在1987年底完成，授课则至1988年春天。我一共从学于余师六年半，其间在耶鲁大学相处六年。

　　耶鲁大学在康乃狄克州的新港(New Haven, Connecticut)。新港是个小型城市，位于纽约市地方交通网的北方顶点，搭火车到纽约大约一百分钟。由新港往北，距离余师原先任教的哈佛大学车程约三小时，回头往南，越过纽约，离普林斯顿大学也是差不多的车程，耶鲁刚好在哈佛、普林斯顿两校间的中点。就工作地点而言，余师是一路往暖和的地方移动。耶鲁虽然是名校，跟哈佛、普林斯顿相比，位置比较孤立，哈佛在波士顿郊外，普林斯顿接近纽约，来往的人都相当多。耶鲁的孤立造成小型学术社群的气氛，在其间，师生、同学关系易于密切，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和余师共处，受到无穷的益处。

　　回想起来，我跟余师接触最密的时段大概是在耶鲁的第三、四年。我到耶鲁的前两年，忙于适应环境，锻炼语文，花很多力气在欧洲史的课业上，跟余师在课外的接触不算特别多。从第三年下学期开始，一方面由于准备博士候选人资格考，一方面因为自己求知的需求，几乎每星期都跟余师见面一、两个小时，谈话的内容绝大部分在学术方面，这样的日子可能持续将近两年。不少人知道，余老师惯于在晚上进行研究写作，直至深夜凌晨，他在耶鲁期间，除了有排在上午的大学部讲演课(每隔一学期一门)，通常在中午前到校，下午上讨论课，处理事务，会见学者、学生。我跟他应该多是在正规的会客时间(office hours)之外见面，这样才能久谈。我自己教书以后，才了解这种情况是很特殊的，我很感谢他的慷慨，也觉得自己很幸运，在1980年代前半，耶鲁中国研究领域的研究生不多，才使我有可能占用余师那么多的时间。

　　除了单独会面，最主要和余师接触的机会是上课。在余老师的学生当中，我最特别的经历就是长期担任他的助教。在老师工作过的学校，不算密西根大学的话，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之中以耶鲁最为重视大学部教育，起码在1980年代是如此。它有完整的助教制度，所有大学部的基础课，不管修课人数多少，都配有助教，专门的课有时也有。我到耶鲁的第二年就担任余师的助教。其实，以我当时的英文能力以及对美国了解的程度，都不足以当此任，但余师原来的助教Kandice Hauf学长因故无法续任，我只好硬着头皮顶上。余师找我任此职时，我也看得出他的为难，这件事后来勉力撑过，也奠下我尔后长任助教的基础。我一共担任过余老师三或四次的助教，记得除了一次是「中国思想史」(Chinese Though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其它都是传统中国史的导论课(The History of China to 1600)。透过一再聆听余师的讲演课，我得知他对中国历史有着通贯的了解，这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往后我自己做研究，无论课题有多专门，很自然就会考虑起这些课题或所牵涉现象的各种历史意义。

　　跟余老师接触，还有一个令我深为怀念的时机，这就是到老师家聚会谈天。我在耶鲁就学期间，年节时分，余师和师母陈淑平女士往往邀请学生和同事到他们家过节，有时大群人，有时小群，年节则包括感恩节、圣诞节和中国农历新年，都在冬日，老师的两位女儿也常加入聚会。其它时候我也有些机会到老师家，例如我在耶鲁前两年时，当在哈佛的黄进兴学长前来找老师，我跟在耶鲁的康乐学兄也会一同前往。余师住在距离新港约二、三十分钟车程的橘乡(Orange)，聚会多在晚上，从新港到橘乡之间有路灯的地方很少，往往漆黑一片，我开着车，感觉车灯就像神奇的挖路机，从寒林之中开出一条通往余府的路。我印象最深的是跟婉窈以及康乐、黄进兴一同前往，谈话一定到深夜，然后尽兴而归。谈话的内容无所不包，但往往有严肃的课题，我也在谈听之中得以成长。譬如有一次触及「文化」或「中国文化」的问题，余师立刻强调，文化是为生活而存在，而服务的，不能颠倒过来，让生活屈就文化。即使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这还是个值得人们省思的洞见。如今，康乐兄已经长往，除了有不胜今昔之感，我也觉得，学术文化和人间其它种种一样，都是集体的事业，同世代中有人早走，后死者就多做一些事吧。

　　在耶鲁时，余师在我心中最鲜明的影像是，他是一位深刻、博学而充满活力的知识人、学者。这是他创造力爆发的时期，他的许多重要著作都写于这几年，以下是其中篇幅较大的：《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清代学术思想史重要观念通释〉、〈方以智自沉惶恐滩考〉、〈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陈寅恪晚年心境新证〉。这段时期的作品有的原为单独刊行，后来都集入《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增订新版)》二书之中 。在耶鲁时期，余师也发表了不少英文论文，没有中文版而具份量的有：“Morality and Knowledge in Chu Hsi’s Philosophical System”，以及收入剑桥中国史第一册秦汉卷的“Han Foreign Relations” 。后面一篇应该是在1970年代写就，出版已在1986年。就对余师学术生涯的了解而言，这些著作有的是他青年时期汉史研究的持续，有些是中年早期明清学术思想史研究的扩展，有的则是新开创的课题。关于后者，最明显的是《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这本书除了本身的原创性贡献，也开启了余师后来对于商人文化、明清儒学转向的研究。透过对胡适、陈寅恪的探讨，他也开始大量撰写有关中国近代思想的论着。另外值得一提的是“Morality and Knowledge in Chu Hsi’s Philosophical System”，这原系1982年7月在夏威夷国际朱子学会议提出的论文，于1986年正式刊布 。这是余师第一篇关于朱熹的著作。在我的印象里，他为写此文重读《朱子语类》，应该至少是他第二次读此大着。余师后来会有《朱熹的历史世界》、《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问世，背后是有极深的积蓄的。

　　我在耶鲁，亲身观察到余师勤奋澎湃的写作历程。余师常跟我谈论他的研究构想，有惊奇或得意的发现，或研究中出现趣事，他也会特别告诉我，我也见过他因思绪深陷问题而略为恍惚的神态。论文完成，我常可拿到稿件，先睹为快，偶尔表达自己的看法。我记得曾多次细读余师的英文文稿，领略当中的见解和论证之外，也趁机揣摩英文写作的要领。这些稿件，有的至今尚未发表。在耶鲁追随余老师的六年，我自觉像是从后台看到了一场绝妙的学术好戏，且不论受用如何，问学之乐，论学之乐，此生恐难再。

　　世事如梦，我虽然在耶鲁度过了充实的求学生涯，其间的细节大都已随时光化去。现在试着捕捉关于余师几件印象极深的事。有一次，我以助教的身分去上他的大学部讲演课。当时余师刚从台湾回来，课后他告诉我，他这次到台湾，在去程的17小时旅途中，一口气读完Hannah Arendt的The Human Condition，空中小姐觉得很奇怪，哪有人坐那么久的飞机不休息的。余师应该是坐头等舱，服务人员很清楚他的动静。他以聊天的轻松口吻告诉我这件事，我听了却大吃一惊，The Human Condition是一本三百多页的思想巨著，余师在一次飞行中就通读此书，实在反映了他在求知思考上的超人动力。

　　另一件事发生于我在耶鲁的第四年，可能是上学期。当时在成功大学任教的张永堂先生来耶鲁历史系担任访问学人，一天我和他以及余师一起进午餐。余师的办公室在研究生院大楼 (Hall of Graduate Studies, 简称HGS)三楼，他通常在大楼外York Street的一家餐厅吃简餐，我们那次也在这个地方。席间不记得张先生问了什么，余师响应之间说了一句话，意思是「我每天都在想问题」。我听到楞了一下，心里想，这话是不是说得有些随意，没想到张先生立刻反问：「你是说每天都想问题吗？」重点在「每天」二字。余师正色作答：「是每天，我没有一天不想问题的。」这一句「夫子自道」让我真正认识到，他的学术生命是什么样的状态。余师向来主张学思兼顾，但从对他的观察，我感觉，要有真知灼见，「思」的相对重要性可能还是高一些。当然，这个「思」不能是个人钻牛角尖，而必须带有严肃的自我省视的习惯和能力。

　　再来谈印象最深的一堂课。这是我在通过博士候选人资格考后旁听的课，课名叫「中国史学」(Chinese Historiography)，是传统中国史领域的研究生基础课。这门课我一到耶鲁就修了，不知为什么后来又去旁听。这门课通常上的人不多，但我旁听的那一次却有不少人修，可能大多是历史系之外来的。课上念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同学们各自选择条目，上课时大家一起阅读、讨论。余师事前大概没准备，学生拿出什么条目他就临时看。有一次，他跟着大家读，碰到窒碍难通处，他发现是赵翼错了，误解了自己所引的材料，余师并由此得出正确的答案。这是很不容易的事。《廿二史札记》是一部学术研究集，我们阅读这样的著作，通常跟随作者的理路走，余师却一面阅读，一面照顾到赵翼所引文字的自身义涵，很快发现问题，立刻予以解决。这个「现场考证」的展示带给我很深的启示。最主要的启示是，人文学者做研究最终要依靠自己的心和头脑，应该随时处在严谨、具有批判性的状态中。

　　刚刚提到我一来耶鲁就修余师的「中国史学」。当时修课的只有我和另外一位同学，就在老师的研究室上课，两人有自己的材料，轮流主读。我选读《史记》，以「太史公曰」的部分为主。读的速度很慢，功用主要在培养历史研究的基本能力，在我而言，也开始训练如何使用英语讨论中国学术问题。记得有时我提《史记》中的一、两句话，余师就接着念出一大串，让我惊羡，看来他对某些基本典籍颇有成诵的能力。

　　对于余师的性格，我也有一些观察。他名利心淡薄。从世俗的观点看来，他是位成功的人，但成功者也有选择的问题，当机会来临时，他都是选择对自己的学术研究有利的路途。而且对他而言，选择并不困难。他的决断力很强，能按自己的性情做事，少受外界影响。他性格上的另一个特点是从容，能够涵泳学海，顺其自然。他对我治学的指导意见，常常就是要「从容」，「厚积薄发」。「从容」我难以做到，至于「厚积薄发」，经过在学术路上跌跌撞撞几十年，也能体会其重要性，看今后是否能再多找时机，强化基础。

　　余老师从二十余岁开始投身学术，待过的机构、接触过的人很多。他在耶鲁治学、生活的样貌，闻见的人则比较少。我虽深知记忆的不可靠，但还是勉力追思往事，盼有助于补充大家对余师的认识。

初次看到余英时老师是1975年2月，他刚当选中研院院士不久，为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做了一次讲演，题目是「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这个演讲整理成稿后，成为以后20年研究中国思想史「内在理路」的典范，影响极为深远。而我当时犹忝列「批余小将」，以打倒学术权威为己志，听了这个讲演，心中若有所失。

　　后来因缘际会到哈佛大学念了六年书，才算真正接触了余老师。我能够进哈佛大学完全得力于余英时教授的推荐。1976年我到美国匹兹堡，还没有注册，听到纽约的同学说，哈佛大学的余英时教授要找一个人谈话，这个人的名字恰巧就是我。之前我申请哈佛的研究计划，写得有些不搭调，要去的院系不大对，所以没被录取。大概余先生看了有点印象，他当时再次到台湾做演讲，我就在台下聆听，却不知究里。同学帮我找到了余先生的电话，我打过去，余先生说：「既然你在匹兹堡还没有开学，就过来波士顿玩玩。」我就先跑到纽约，再到波士顿，在哈佛的燕京图书馆跟余先生谈了三个多小时，对我后来的治学是个转折点。

　　那时我不知天高地厚，大放厥词。年轻的时候在台大常批评余先生，现在回想那次谈话我会脸红：主要批评陈寅恪。余先生跟我半聊天半面试时，我说：「看陈寅恪的东西，觉得他的表达方式很奇怪，常是先有引文，才有自己的观点。这引文里的信息ABCD非常多，最后拿的可能只是其中的B，读者在读这一段数据的时候，不知道他的逻辑推论是怎样进行的。」余先生觉得这个初生之犊，连史学大家都乱批评，当然知道这是很肤浅的。但余先生很包容，聊了三个多小时后说：「你明年转到哈佛来吧。」我那时没有申请就知道可以进哈佛大学了。后来回到匹兹堡大学见到许倬云先生，老实讲了情况。许先生说：「既然你的兴趣在思想史、学术史，还是跟余先生比较好。」在匹兹堡大学这七个月里，我就跟着许先生做一些导读，了解他的学问，也是有收获的。

　　但我刚到哈佛大学那一年，余英时先生即受耶鲁大学礼聘为讲座教授，一时无法亲炙教诲。

　　哈佛大学的六年读书生涯，是我梦寐以求的快乐时光。以前在台湾大学读书时，无法早起，常常十二点才去课堂，而到了哈佛大学，早上五六点就起床，醒来就去读书，士气如虹。有位朋友到我的宿舍，看见书堆到天花板，说：「幸好波士顿没有地震，不然你的书倒下来，会把你压死。」

　　初始我的研究方向是西方思想史和史学史，后来起了变化，跟两位老师有很大关系。一个是比较思想史的大家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那时我的西方思想史题目也定了，有一次他跟我聊天：「你有这样的底子，做西方的学术当然很好，但是在西方有很多可以做得更好的人。为什么不回去做中国学问？一般做中国学问的人没有你这样的底子，你有不同的眼光和训练，说不定会看出一些有趣的问题。」我受到了一些启发，又去请教余英时教授。那时余先生由哈佛大学转任耶鲁大学，他没有教过我，我读书跟的是余先生的老师杨联升教授。可是我上杨教授的课只有第一堂和最后一堂。第二堂去的时候空无一人，我觉得奇怪，怎么请假也不讲。后来我从系里知道那时他的精神不好。

　　史华慈先生说：「你要在中国学方面打点基础，我介绍你到耶鲁去跟余英时教授好了。」他不知道我事先就认识了余先生。我喜出望外，史华慈先生打了电话给余先生。我每隔两、三个月就会去余先生家住一两晚。这是我一辈子读书最愉快的经验。我和同学康乐两个人一起去，每一次都聊到晚上三、四点。因为聊得太晚，就干脆在余先生家打地铺，醒来再聊，下午才走。

　　康乐为人热情有理想，对政治独有见解；常跟余先生做台湾舆情分析。我则把握难得的机会作了很多的提问。余先生在耶鲁，恰值创造力的高峰，佳作如活水源源不绝。他每次有文章总会让我们先睹为快，我们算是最初的读者。有时我们就提供一些意见，我充当主要批评者，鸡蛋里挑骨头。我那时等于读了两个学校，耶鲁和哈佛，常常来来去去。余老师和师母除了学问上给我们指导，生活上也帮了我们很多。我们在高谈阔论时，师母便忙着做饭、准备晚餐与宵夜。师母对我们很体贴，很照顾。

　　在哈佛，我打了一个比较全面、扎实的学问底子。那时受余英时先生影响，且战且走，一方面弥补旧学的不足。史华慈是我真正的指导教授。我的博士论文题目《十八世纪中国的哲学、考据学和政治：李绂和清代陆王学派》(Philosophy, Philology, and Politic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Li Fu and the Lu-Wang School under the Ch’ing, 1983)实际上是余英时先生给我的。他的设计颇有深意，找一个没人做过的题目。我就无所依傍，没有二手资料，唯一的只有太老师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有一章专门写到李绂。我只有把李绂的著作一本一本地看，归纳出自己的看法。我的博士论文写得很快，一年九个月就完成了。我当然不是天纵英明，而是有个学识渊博的好老师。我每写一章就给余先生过目，他看我是不是「在轨道上」，而不是乱讲一通。他说这个方向是对的，我就写下去。另外加上史华慈教授对我的批评，但就这个论文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余英时先生。后来写出来了，幸运地被剑桥大学出版社接受出版。这至少对得起两位老师。现在大陆有人也要写李绂，要翻译这本书。我说：日本也有人写李绂的，我自己没有看，你可以参考一下。我想日本人会有自己的看法，因为李绂是清代陆王学派最重要的人，但没有人做，很隐晦，是一个次要的思想家，因为是次要的，反而更能反映一个大时代的气候。因为第一流的思想家、学者往往超越那个时代，走在前面，要谈朱熹、王阳明反映了当时什么，很难。但李绂更能反映当时学术的气氛。

　　那时的哈佛大学可谓大师云集，我游学于各名师之间，但实际上受史华慈和余英时两位史学大家教益最多。有次余先生偶过波士顿时，有一晚电话召我聚谈，难得有机会在名家前面表达己见，我随意畅谈，只见余先生频频点头说：「年轻人立志不妨高，但不要犯上近代学者钢筋(观念架构)太多，水泥(材料)太少的毛病。」那天深夜和余先生步行到唐人街吃宵夜，我听余先生一再说：「做学问说穿了就是『敬业』两字。」从古人的「闻道」到余先生的「敬业」，我灵光一闪，似乎看到近代学术的真精神。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身体并不好，却很崇拜史怀哲 (Albert Schweitzer)，梦想去非洲当无国界医生。余英时先生听了说：「你的身体这么差，不要增加人家负担就很不错了。」后来，机缘巧合之下，我练起了罗汉功，身体大有起色。四十岁以后身体才慢慢变好。我太太说，嫁我很不值得，一年有半年都在病床上。学问做得很辛苦，所以我才去练罗汉功，没想到身体就好了，度过了人生最辛苦的阶段。

　　1982年，我完成了博士论文初稿，本来缴上去了就可以毕业，但系上秘书告诉我明年的奖学金已批示下来，我为了贪得多留一年在哈佛，又将论文取回来。但余老师业已推荐我申请到「国际朱子学会」论文发表的机会。

　　那一次大会值得大笔特书：大陆甫开放，代表团里有李泽厚、任继愈等，最引人注目则是冯友兰。但在几天的会议，大陆代表却刻意与他区隔，在餐桌上他与女儿两位孤零零用餐。不明缘故的我，心里很不忍。余老师、陈荣捷老先生偶尔会过去跟他寒暄两句。

　　日本方面的代表团阵容庞大，不容小觑，居中汉学泰斗岛田虔次教授更绝少出席国际会议。由于他念过天津中学，中文甚佳，常有请益的机会。有回他言道，虽与余教授的学术论点不尽相同，却不能不推崇他是当今中国最了不起的学者。这个评断，迄今记忆犹新。

　　另外，鲜为人知的，余老师在耶鲁任教期间，对台湾民主与人权的发展，甚为关切；他且一度为美丽岛事件投书《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替党外仗义直言。有趣的是，当时代表国府立场反驳他的，却是当今台湾的总统马英九先生。

　　余老师并为台湾作育不少人材，他临别哈佛之际，除了收了我，还有洪金富、丁□两位同学。在耶鲁时，更收了康乐、陈弱水、周婉窈、陈国栋、吴展良等台湾的留学生。他认为这是为台湾培养一些读书种子。这些人后来回到台湾也各自在学术教育学界坚守岗位，不负所望。

*摘自《文化与历史的追索：余英时教授八秩寿庆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9）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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