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 | 雅斯纳亚•波里亚那——记文学的俄罗斯（下）
陈丹青先生在托尔斯泰墓前（2010年5月）
上篇在此：
往返莫斯科与圣彼得堡，仍和十九世纪一样，是夜行火车。坐定卧席车厢，我便在安娜与渥伦斯基的旅途中了。我喜欢看托尔斯泰写火车。如他描述生命与物质运动的经典篇幅——赛马、刈草、跳舞、狩猎——他无与伦比地描写火车，而且不动声色：
她迈着迅速而轻盈的步伐走下从水塔到铁轨的台阶，直到紧挨着开过来的火车的地方才停下来，凝视着车厢下面，凝视着螺旋推进器、锁链和缓慢开来的第一节车的大铁轮，试着衡量前轮和后轮的中心点，和那个中心点正对着她的时间……
二战后，欧美电影频繁出现飞机与飞机场，在托尔斯泰的时代，火车是工业国家宏伟而先进的事物。一百多年前的火车当然早给废了，如今俄罗斯的火车既不比北京好，也不比欧洲差，可惜窗外漆黑，不见景色，途经区间站，亮着灯，想起《复活》。五十年代苏联同名电影全盘根据小说情节，拍摄怀了身孕的玛丝洛娃在深夜的区间站台追寻她的男人：
等她跑到那儿，第二遍铃声都已经响过了。卡秋莎跑到月台上，顿时在头等客车的窗子里看见了他……这辆客车的灯火分外明亮，他穿着紧身的马裤和白衬衫，坐在靠椅的扶手上，把胳膊支在椅背，不知为了什么事情在笑。她一认出他来，就举起冻僵的手瞧窗子。就在这时候，第三遍铃声响了，火车慢慢开动，先是向后退一下，然后那些连在一起的车厢磕碰着，一个个往前移动。
黎明。圣彼得堡。靠近芬兰湾，北方的北方，俄罗斯晴空更其澄澈。列文曾在黎明时分仰望的高空，四十年前由书中读到，现在我也看见了：“大半边天上铺着愈来愈小的羊毛般的云朵，天空渐渐变得蔚蓝和明亮了，带着那同样的温柔，也带着那同样的疏远。”车子开过市区，开上涅瓦大桥，朝霞才刚照亮冬宫、广场和太过空旷的大街，城市还没醒来。我感到的不是彼得堡可能给予的惊异，而是广大的凄凉。
1917年革命成功，列宾自我放逐，去到靠近芬兰的乡村，死于1930年。据说新政权成立后列宁写信劝他回来，又据说他给彼得堡老朋友写了二十多封信，全被拒绝递送，因列宾拒绝将圣彼得堡改写为列宁格勒。1946年，苏联政府以他的名字命名旧俄时代的皇家美术学院，那是女皇叶卡捷琳娜十八世纪下令建立的，列宾自己就在那里毕业，女皇本人的大铜像至今高居学院屋顶，一年到头日晒雨淋。
圣彼得堡如今还留着王卿巨家的隔代后人吗？不知他们在哪里上班谋饭。描写莫斯科彼得堡贵族生活双城记，托尔斯泰手到擒来。十九世纪初，当法军逼近莫斯科，彼得堡照常举办豪华的舞会，在宴饮中谈论战争。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圣彼得堡，安娜· 卡列尼娜为了看见渥伦斯基，每天出入三个社交圈的豪华客厅：
“你丈夫来了。” 渥伦斯基带着战栗的声调说。那一瞬间，亚历克赛，亚历山特洛维奇果真迈着他那稳重而笨拙的步伐进了房间。瞥了瞥他的妻子和渥伦斯基，他就走上女主人面前去，坐下喝茶，带着他那从容的，一向嘹亮的声调开始说话，用他种惯常的嘲弄口吻讥刺着什么人：“你们拉姆波利埃的人都到齐了，”他说，环视全座的人；“格雷司和缪斯。”
法语“拉姆波利埃”，即泛指文人雅士的社交界。
看过一部苏联电视剧，其时虽未解体，文艺是松动了：有位退休的“马列主义老太太”看不惯，并教训一切。全家讥刺她，围剿她，与她吵翻。剧情末尾，老太太一声不响走进内屋，取出小铁匣，拿出一块坚硬发黑的小面包，犹如煤块，说，这就是列宁格勒围城期间每人每天的全部口粮——儿孙哑口无言。那位马列主义老太太昂着一张贵族的长脸，谨穆端凝，衣着得体，又好看，又讨人嫌，介于落难的公爵夫人与得势的党委书记之间。托尔斯泰回来彼得堡，倒是不会迷路，但他如数家珍的贵族圈早已蒸发了。电影《俄罗斯方舟》的皇家人群固然形神俱佳，然而全是演员。
在皇宫仍然住着皇帝的都城：伦敦、京都、阿姆斯特丹、马德里，低调的皇家虽然仅在节庆日子给近卫军马队颠颠颤颤簇拥着，在大街上朝民众招招手，皇城终归还有点皇城的气象。废黜帝制的巴黎、北京、彼得堡，皇宫便是旅游景点，每天给世界各国的百姓源源不断拥进去，塞满宫殿的角落，到处拍照，玩乐吃喝。《俄罗斯方舟》的全部场景就是在冬宫拍摄的，清场，排练，正式拍，不知花去多少天，那代价，我猜，就是支付一大笔旅游损失的钱。
离开难以形容的莫斯科，今日彼得堡反倒无须形容了：果然，一座全盘欧化的都城，大致德奥风格，间杂被中和、被改良的西南欧晚期巴洛克建筑，望过去都是熟识的景观，但是更壮阔。社会主义大建筑看来难以插足这早经严整布局的城，而有姿有态的本土林木到处环绕着，间以这里那里的东正教教堂，彼得堡被赋予庞大而忧郁的俄罗斯神态。涅瓦河，辽阔汹涌，波涛如钢铁般锃亮，阴云下呈灰茫茫的紫褐，被云层间隙的阳光照亮时，转为冷青，大晴天，一派银晃晃的蔚蓝，耀眼刺目，每座桥墩下的巨大旋涡彼此追逐吞没。
沿河岸走不到头地走着，海风吹拂，阴晴交作，河畔排列着一幢连着一幢的石质广厦，人迹稀少，如旷野。这里的冬季午后三四点即入昏暗，翌日近午，这才天亮，夏季的白夜似乎是过于极端的补偿。行到昔日海军总部一带，开阔的河岸展开富丽的冬宫、主教堂和彼得大帝广场，圣彼得堡的心脏区域全然如昔，不久我已站在旧参谋总部凯旋门围合的半圆型冬宫广场，正中，是高高的亚历山大圆柱。
“攻打冬宫”！少年时大概看了二十遍《列宁在十月》，弄堂孩子散学撒野时，竞相奔跑，呼叫这苏俄的号令。如今总算知道所谓阿芙乐尔巡洋舰的炮声，工农士兵蜂拥冲入冬宫宫门的场面，几乎全是文学的虚构。那时我愿看了又看，只为皇宫甬道排列的西欧雕像，文革期间，那是唯一的机会给我窥看男女裸体的镜头。
如今彼得堡引以为傲的遗迹是艾尔米塔什美术馆收藏，此外，城里分布着文艺家旧居，停留一周，我拜访了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阿赫玛托娃的老家。
这座城到处都是桥——初到那天，撞见一位姑娘骑着大马跃上桥面，飞奔而过，马蹄声声，成排的汽车为之惊动踟蹰，那马尾与姑娘的秀发奋然飘扬，转瞬不见了。欧美的大街和桥面岂有单独飞奔的马，而且骑着矫健的女子？这真叫俄罗斯性格——在河流穿过的街区，我对圣彼得堡的想象，落实了。威尼斯与阿姆斯特丹水巷固然经典，地处寒带的彼得堡水街更为宽阔而大气。若是深冬，起雾，积雪皑皑，《白痴》与《复活》的阴魂便在两岸出没了。
普希金故居与皇宫隔河相望，门前石路，路边石栏，栏下便是阴郁闪烁的河。临街的高高木门下端开一日常出入的便门，穿过拱廊的昏暗，内院明亮，有草坪，有花坛。一尊比真人略小的普希金铜象被丁香花丛围合着，诗人昂头展臂，做出挺身吟诵的姿态——俄罗斯美术馆正门广场那尊高大的普希金铜像，姿势相似，伸展的右臂停满鸽子。这两尊雕像夸张了诗人的激越，不如莫斯科普希金广场的那尊，沉静地站着，右手插在胸际的衣襟里，可怕地像他，带着非洲血统的面容，凝神远望，又如盲者，什么都不在看，好似倾听，现出专注而超然的神色，广场周围的大型商业广告牌，衬得普希金像是一位久未更衣的老人。
虽然知道诗人是皇亲国戚，但步入这典型十八世纪的西欧贵族宅邸，海顿、莫扎特的寓所与之相比，真是下人的居所了——普希金时代，法国革命才刚诋毁皇家文化，而模仿西欧的俄罗斯贵族生活正当成熟——读普希金诗，一股子金贵的少年气，在他家件件贵重的器物间，他是一位王侯。真的王侯，果然怒发一冲，披挂上阵的：昔年读到他纵马参战，只道是理所固然，全不知何为贵族气，此刻逐一瞧着光亮的家具和用件——金钟、羽键琴、银盏细瓷、大理石雕刻、罗西尼乐谱、带锁的皮面书，土耳其弯刀、铜制的马具，锦盒里躺着嵌满象牙雕饰的手枪，枪身玲珑而修长，如闺阁的珍玩——我不禁暗暗惊异这位大老爷居然视富贵如敞蔽，跑到雪地上，与人决斗。
莫名其妙地，普希金诗句曾是中国六十年代文艺青年的口头禅，我们，破衣烂衫，除了满脑子革命口号，同时在乡下彼此抄寄这位“苏联人”的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十七岁上，我带着戈宝权编译的民国版《普希金文集》去江西，不久被当地中学下放的老先生借去看，借书的回报，竟是他亲笔翻译的席勒的诗，抄在廉价稿纸上。来回步行五十里，豪雨倾注的一天，我前往公社集镇取回那本书。山间沟壑，洪水齐胸，雨声和波涛如雷鸣般暴响。顶着浊流向前挪，我团拢书包，举过头顶，徒然用掌心遮护着，只为抵挡雨水，存放普希金。河滩候船时雨住天青了，赣南的莹白细沙有如满地湿米，我在嗓子眼默诵这位俄国人的诗，想象那文集快要讨回手边。日后这本戈宝权又借了给谁呢，终于遗失了。我也从一位画友借来，就此不还：那年月没有书店，书店也无书。画友的父亲是新四军老党员，亲历皖南事变与文革整肃，当年的行囊里，藏着普希金。
在普希金旧居徘徊时，我没想起四十年前赣南山雨的那一日。豪华过堂一枚靠墙的小木桌盖着美丽的丝绒，访者穿过这里进入正厅与内室，回到过堂时，丝绒揭开了：那是一具玻璃柜，柜中的衬垫上排列着诗人的遗物：普希金的死亡面膜，眉心微微皱着；一只盒盖掀开的小银盒露出诗人的一缕头发，灰褐色，失尽光泽；一幅小素描画着普希金遗容的侧影，笔划拙朴，画中床头的细蜡烛就搁在小素描旁边，早已脆裂，被仔细接拢，平放着。馆员告诉大家，当年数万人排队进门与普希金作别，诗人的遗体就停在这间房。“高上去，再高上去……”这是普希金弥留之际的呓语，也是我记得戈宝权编译中有限的几句话。他不知道那么多人爱着他，连日等在门外。现在我知道，守候的人群就拥挤在狭窄的河边石路上。
我久已忘了普希金的诗，但迷恋他的小说，手边有一册，是耿济之的译笔：《射击》、《驿站长》、《黑桃皇后》，还有《上尉的女儿》……篇篇妙然，介于男孩的甜梦和恶作剧之间，又如莫扎特，贵不可言。托尔斯泰重读普希金，豁然明白长篇的启首无妨单刀直入，我猜，托尔斯泰恐怕不带痛苦地嫉妒他——高上去，再高上去！普希金逝世那年，托尔斯泰九岁——如今彼得堡旅游广告印着普希金的手稿与钢笔画，随手勾写，笔致灵动，以俄罗斯性格的凝重与迟缓，这逸笔草草实在异数，俄国人却从他而找到了自己的文学。
出普希金故居走不远，转个大弯，是为1881年亚历山大二世遇刺而建造的滴血教堂；沿河岸走到涅瓦大街，向东，折向南端库兹涅茨可小街，就到了生还的死刑犯陀思妥耶夫斯基旧居，旧居斜对过，也有一座东正教老教堂。
早听说《罪与罚》主角犯案的楼房与街区，至今仍在彼得堡。动问执勤的姑娘，她扬起眉毛，转身从纪念品专柜取出一叠明信片。打开一看，吓得不轻，我刚才寻来时或许就经过这些地方：八张照片包括拉斯柯里涅可夫公寓，放贷老太婆公寓，妓女索尼娅公寓，杀人犯前往自首的彼得堡警察局，还有他发昏游荡的老桥与老街……每一图片的英文说明直接摘引原著片段，明信片封套标题是：小说罪与罚主角地址一览。
这是我第一次领教“小说”与“地址”的关系。有人问陀思妥耶夫斯基，什么是现实主义？他的回答意味深长：“是的，在高的意义上，我是现实主义。”此刻手中的“地址版现实主义”，他会怎样应答？我害怕陀思妥耶夫斯基，三十多年不再重读，仍然想起就怕。昆德拉提及托尔斯泰，说老先生曾经聊到哪位文笔悚动的写家，说，“他想吓我，但我不害怕。”于是昆德拉举证托尔斯泰如何描述惨象，那才叫人害怕。陀思妥耶夫斯基令我怕，并非惨象的刻画：不是那年轻人杀了老太婆，随即撞见无辜进屋的侍女，索性也一斧头劈了她——在同名电影中，那位女演员如小说描述般，双手遮眼，等着斧头劈下来——使我一再一再寒战惊心，以至静夜起坐深呼吸的怕，是不断不断迎对人的慌愁与煎熬。读托尔斯泰，我成为书中每个人，并与每个人展开关系；读妥思妥耶夫斯基，我不记得人物与故事，却被缓缓注入主角的心情，犹如中毒，转为自己的心事：我不愿意，可是犟不开：我不愿如拉斯柯里涅可夫杀人逃逸后心事重重地游荡“在街心公园他睡着了，忽因恶梦而醒来，瞧着满街的纷乱”，我也绝不愿杀人犯案，落到自首的境地“他走进警察局，又退出来，立在太阳下望着街对面陪他前来的索尼娅露出哀恳的目光”。如发高烧时那种狂热的聚精会神，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准每人心中的隐秘孽障，读他的书，如被仇人转脸指认的一瞬。我记得《卡拉玛卓夫兄弟》中一句逼一句毒辣而苦恼透顶的对话：不是记得对话，而是那苦恼的锐利与复杂感；我也隐约记得《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凄惨到令人发指的瞬间：我不愿意记得了，可是人不记得事由，却难以删除曾经有过的心情。其中一节，好像是哪位母亲或姐姐为了什么穷途末路的缘故，领着小女孩，竟然惨相毕露地快活起来，走到大街上。
谁没有不忍怀想的片刻？然而偏会想起，且详详细细地想：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写快感。他的看家功夫，是引你不堪卒读而狠心读下去，终于忍无可忍地忍受着，溃败于文学的淫威了。我愿这阅读记忆只是青年时代伤怀易感的夸张，但此行重读托尔斯泰，照旧又哭又笑，迁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苦味，我还是怕：当我远远望见他故居的灰色大公寓，心里就沉重起来，好像那是死牢或绝症病房。
一份典型十九世纪文人的家，占了整层，五六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家温暖而殷实，一点也不可怕。中国有哪位文学家享用这般体面的居所么，纽约、欧洲，多有类似的老公寓。门旁是放置手杖和雨伞的老式波浪形木架，起居室一枚园玻璃罩护着他的黑礼帽，儿童室停着老式手工的童车、小沙发和洋娃娃。桌椅、餐台、书案，不如托尔斯泰家那么贵重，也是十九世纪的精工细作，铺着丝绒的盖罩，餐具镶着金边。图案富丽的墙纸上缀满家眷与友人的小照片，其中有普希金，缩在一枚鸡蛋大小的椭圆形银质镜框里，一头卷发。不知什么缘故，他与托尔斯泰俩约好了似地，都在内厅墙面高挂着拉斐尔《圣母升天》的黑白画片。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彼得堡迁居数十处，这是最后的寓所，直到逝世，期间创作《卡拉马卓夫兄弟》。二楼展厅有他的死亡面膜，专心地紧闭双眼，像在听耳机。周围橱窗，是那个时代文学名人的书信、文件、手稿与照片——别林斯基、屠格涅夫、冈察洛夫，还有戴眼镜的书生狂徒车尔尼雪夫斯基——然而没有托尔斯泰。
我不曾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怎样谈论托尔斯泰，他比后者早逝近三十年；托尔斯泰谈及他，似不像对屠格涅夫及其他同行那么肆无忌惮：他曾意指陀思妥耶夫斯基无视技巧，作品粗糙而堆砌；晚岁，忽又不安地看重这位年长几岁的同行，含着泪，讲了几句老年人才会说出的话，说是早该找他。他俩有过通问的记载吗？据说他出走前，桌面摊开着《卡拉玛卓夫兄弟》：王不见王，这是中国的说法，照高尔基的意思，上帝与托尔斯泰是一个洞中两只熊，不好相处，其实另一只熊，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吧。这位真正的囚犯，彼得堡居民，不是贵族，不是地主，终生守着普希金与托尔斯泰完全没有的秘密经验，有心而无意，提前预告了二十世纪的写作，专事搜捕人的难堪，以及，怎样承受难堪，同时，至少在他晚年，住在我今天到过的公寓里，殷实而温暖。他靠稿费生活吗？他的家，一点看不出主人曾经密谋造反，站过法场，押送西伯利亚，日后经常赌博输钱。
有些隐秘我猜他从未写出，或者，转而折磨他的角色。我不知道哪个国家的作家如俄国人这般，越老越是苦恼，像是天下生灵的所有苦全都记在他们账上。瞧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张脸，虽说与托尔斯泰一样苦苦地想，可他的苦相如中国的酱菜般，自我浸泡，自甘其苦，渗透文学的汁液。莫斯科国家图书馆门前高高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铜像，苦得肩背高耸，脑袋缩着，好像正在熬住疼痛，或有人将要打他：他竟为后来的俄罗斯预先悲苦了么？从那尊像，我有点诧异为什么苏维埃赋予他如此崇高的尊敬。
是的。他的后人的境遇恐怕远胜于他，更胜于悲天悯人的托尔斯泰——索尔仁尼琴以红军军官的身份在二战前线被红军逮捕，而古拉格群岛的厚厚档案足够使十九世纪的文学圣人不胜负荷。好在悲惨的素材太多了，小说会少下来：女诗人阿赫玛托娃，丈夫被枪毙，儿子被囚禁，探监的人群中有位女子惨然问她：你会写吗？换取女子的惨然一笑，诗人给出伟大的回答：能。此后我们所能知道的经典，就是这监狱门外的一问一答——我没读过阿赫玛托娃。是英籍俄裔的思想家以赛亚· 柏林将这问答转告世界。1945年苏英同盟战胜了，他以英国官员身份首次进入铁幕后的苏联，在列宁格勒与女诗人通宵长谈。这份谈话应该献给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看看，他俩会重新想想令他们苦恼万端的十九世纪。
女诗人故居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家不过如我老家石门路到淮海路那么近。我立即走去，由东向西，到枫丹卡运河右转，迎风北行，穿过涅瓦大街竖有四匹铜马雕像的阿尼奇科夫桥，就到了诗人旧居喷泉屋。别相信美丽的译名吧，这里多么像上海久经荒败的西式弄堂口，诗人巨大的侧面照片贴在水泥墙上，导引访客，转角搁着住家合用的垃圾桶。现在请诸位相信译名吧：转进内院，昔日舍列梅季耶夫家族的豪宅隐在夏木葱茏的公园里，花木繁盛，正在下午两点的明丽阴阳中层层叠叠翠绿着，几道曲径有距离地放着长椅，树影斑斓。在喷泉屋公寓门前的浓荫下，一方青铜切面竖立着，以阴刻的方式浮现女诗人高傲的侧像。六十五年前一个下午，以赛亚来到这里。今天是阿赫玛托娃的下午，我同时拜见了两个人。
围城期间的列宁格勒人烧家具过冬，作家剥离木头缝的浆糊泡汤喝；战后，幸存的书生聚在旧书店阅读革命前的书，与欧洲完全隔绝。以赛亚见到她时，诗人五十六岁，孤独一人，怀抱革命前的记忆，和革命后第一次来访的西方客人纵谈文艺的掌故——以赛亚热爱屠格涅夫，不喜陀思妥耶夫斯基，女诗人则对屠格涅夫“不屑一顾”，并“讨厌”契珂夫……通宵达旦，诗人仅有的招待是一盘烤土豆。
请读伊格纳季耶夫撰写的《以赛亚· 柏林传》，其中辟一专章，描述以赛亚和女诗人的会见，这会见，从此改变这位西方“自由论”者的一生。过了二十多年，1977年前后，第一批西方来客闯进汶各后幸存的文艺人家中，从此连接中国与外间被中断的对话。迄今曾有哪篇翔实生动的文字予以记录吗？八十年代我曾在纽约电视中看见美国人与憔悴的丁玲和曹禺见面，大戏剧家专设家宴招待，端起酒杯：“我这代人，坚定信仰共义！来，干了！”1945年以赛亚也听到苏联作家说出同样的语言，他揣测，那是说给其他在场者或录音机听。我倒相信曹禺同志的“坚定信仰”，那心态，要比说给录音机听，更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触及的深度。帕斯捷尔纳克也曾与柏林深谈，事后，以赛亚从他手里带出了《日瓦戈医生》的长篇手稿。文革后的中国故事曾被认真说起过吗，即便说出，社义兄弟国家也难彼此理解：苏联士兵在战壕里背诵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句，1944年女诗人被允许当众念诗，台下青年随口跟进。战争刚过，以赛亚目击列宁格勒的干部与军人忙着观赏莎士比亚，而顾旯鸽囚犯将女诗人的诗缝在桦树皮制作的书中，藏在身边。不过，革后的中国作家比阿赫玛托娃幸运：与西方人面见的代价是文艺教皇日丹诺夫在党报上对女诗人发动批判，被作协开除，她的诗集被捣成纸浆。
喷泉屋是一幢长形老公寓，二楼展室当天被阻止进入，里面像在开会，听得清晰的发言和掌声，楼道更安静了，窗台日光斜在地板上。三楼44号公寓的诗人故居开放着，门口照例坐一位看守老妇。战时女诗人并不住在这里，她享受国家给予的双重特权：一面，自1921年起，诗书被禁；一面被视为国宝，德军围城时，日丹诺夫派飞机将她运到莫斯科，转送塔什干地区避难，直到围城解除的1944年，返回彼得堡。公寓五六间房间属于她前夫与妻子，诗人住在走廊尽头的一间，活到1966年。进门右手第一间是连着过道的厨房，厨桌和煤气灶放满当年的锅壶盆盏厨炊用具，过道顶端像中国人家一样，钉上隔板，堆满二战前的箱笼和杂物，其中一台放大机是他那被捕的儿子的玩具么？瞧着我在同学的西式住家看熟的物件，我又恍然置身六十年代的上海了。午后僻静，楼下又传来掌声和笑语：忽然我明白为什么进屋后即莫名地亲切——阿赫玛托娃活着时，我已降生，是同一世代前后衔接的人，她的心绪和境遇，我能分享。譬如，怎样在土豆与炉灶间感知世道艰困，又怎样镇定地紧张着，谛听外间的会议和动静，暗自提醒我们是负罪而须谨慎度日的人家：六七十年代的恐惧岂不来自大小会议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是十九世纪的人，自由地苦恼着，长篇大论。我爱他们，但在他们的故居我只能恭敬巡看，难以感知。阿赫玛托娃家里那荒芜而矜持的角角落落，却意外触动我曾每天呼吸其间的记忆：所有革期间落难京沪的上一代文人好像都在这里住过，度日如年，守着满屋子革命前的家当与记忆，终日在书桌、锅灶与眠床间踯蹰，毫无希望地瞧着窗外，因监管而赋闲。
“我和不该交谈的人，长时间罗嗦。”阿赫玛托娃写道。当年诗人与以赛亚孤灯夜谭的房间，此刻映着花园的浓荫。宽厚的俄罗斯窗台格外宜于收看深冬或初夏的景致，以赛亚来时，院子里积雪，另是一番凄凉，震惊之余，他显然享受这里的凄凉之美。所有西方人对铁幕后的人与生活怀抱尖锐的好奇：压抑，孤绝，本身便是文学。然而中国哪来幽雅的喷泉屋，单是窗外的花园即可缓解自杀之念，或索性自杀。阿赫玛托娃的前卫生涯，也就是说，她的自由，在1921年即告冻结，但家里的陈设显示诗人属于二十世纪，是位不折不扣的现代人。那种一战前后具体而微的现代感——由阿波里奈尔、毕加索、艾吕雅、杜尚、马雅可夫斯基联手创建的现代感——在今天的纽约和伦敦仍是难以企及的高贵记忆。革命前，上世纪初，俄国与西欧文艺几乎浑然一体：1911年女诗人游历南欧，正当风华，在巴黎与莫迪里阿尼为友，内室墙上那幅意大利短命天才为她画的简笔肖像，便是她与现代欧洲的缘分。寓所中不多的绘画都是现代作风，有两件豪放的风景油画描绘积雪的涅瓦河岸，直追巴黎画派的德朗与马尔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刷新了现代欧洲小说，绘画趣味停在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我无能判断阿赫玛托娃的诗作——汉译的西诗总还是汉语——但她于绘画的感应，她摆设物件的矜持而随意，总之，这一派颓然文雅的家远非同期的美国人所能相望。到她一代，俄罗斯精英的现代性已趋化境而骤然中止了，所幸苏维埃文人因时代凝结反倒长期忠于前辈的教养，至今，躺椅的靠垫、墙角的壁灯、案头书刊，故居看守者真懂得如其所是地凌乱着，摊开着，善用心机而不着痕迹。当年以赛亚的眼光在这里搜索生活的贫荒，或许真如他所记述及的那般不堪么？我在公寓目击的每一物件都是考究的，有选择的，件件对得起诗人之眼，当年的匮乏与绝望使这里更富诗意。那些不再使用的炊具和老皮箱！没想到此行最令我感动流连的是阿赫玛托娃家。
走出喷泉屋，花园碧翠正在金黄夕阳中。浓荫遮蔽的诗人铜像前，一位姑娘独自蹲着，很近地、呆呆地看着她，维持不动的姿势，显然停了很久，显然知道身后有人看她，还是良久不动。在她脚边石座上横着一束枯萎的花，想必是早些天另一位访者前来致送的敬意。
冬宫美术馆的形制，略似卢浮宫，呈拉长的“凹”字。底楼照例陈列两河流域及希腊罗马又大又重的石刻，二楼三楼大致是以欧洲为主的绘画与珍宝馆——文艺复习意大利诸馆的窗户对着涅瓦河，眼睛从暗棕色画面移向窗外的河，满目碧蓝；朝向东南的法国馆排窗对着冬宫广场，虽有厚窗帘遮挡着，艳阳透射，油画的反光妨碍看清细节。在三楼现代馆的窗户又撞见明晃晃的涅瓦河，好在塞尚与马蒂斯们已足抵御色彩猖狂的自然。
冬宫的收藏胃口之大，令人惊异。纵向线索，上溯古希腊，下及二十世纪现代艺术，不肯错漏任一时期的流派与名家。俄国崛起要算迟的，下手藏购自不及西欧诸国得天独厚，但美国仅一件达· 芬奇，冬宫有两件；鲁本斯、伦勃朗各占一大馆，近百幅。到二十世纪初，仅两位年轻贵族往返巴黎彼得堡，即收进大批印象派与早期毕加索马蒂斯作品(革命后被政权没收，今分藏于莫斯科与圣彼得堡)。上个月买到俄国收藏史图册，历数近两百年来几代藏家与欧洲市场的渊源，很想请人译介。我所属意的不是这份巨藏的纵线——使冬宫博物馆名列世界十大馆的理由，是收藏者的横向视野：巴比伦、埃及、波斯、印度、中国、日本、韩国的古物文物与器物，凡能搜索到的，统统收进宫来，其中印度的壁画格外惊人……上世纪二次大战，苏军直抵柏林慕尼黑德累斯顿，双方打到一片焦土，俄国人尚且不惜将士伤亡，护助随军学者挑选掠劫德国人于十八九世纪积攒的富厚收藏，冷战后为俄德关系，郑重归还。
认真而富远见的西化，先看造型的西化，造型的西化，先在艺术收藏：俄国的西化实在是一路认真过来的。十八九世纪，圣彼得堡派出的搜罗者早经穿行欧陆，遍布世界，还价，付钱，然后忙着给俄罗斯朝廷打包装运了。是为皇家的豪奢与体面么？容我再引约翰· 伯格的话：“所有古代艺术的问题，都是政治问题”所谓超级大国的梦，俄国人从那时就开始做了起来。
俄国是年轻的。中国的元末明初，那里大抵是蛮荒之国，从十二世纪末到十六世纪，东正教壁画是俄罗斯唯一的图像文明，虽则古朴，到底不及拜占庭。乾隆年间，圣彼得堡初建，皇家文化自十八世纪初全盘西化，西欧现代知识系统渐次输入俄土，至叶卡捷琳娜时代，皇室鼎力扶持文艺，冬宫启动世界范围的艺术收藏。没有这一切，文化俄罗斯是不可想象的。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穆索尔斯基，苏利科夫，就是这西化进入十九世纪中晚期的果实。
北临滴血教堂，南面艺术广场，俄罗斯美术馆的宫廷式殿宇建于1893年。这里存着列宾与苏利科夫的另一半作品。列宾是个好人，在善与美之间无可奈何：瞧见美丽的意大利绘画，他衷心叹道，艺术就该服从艺术；在一件描绘俄罗斯穷村姑的三流作品前，他看了又看，哭起来，说是最好的艺术，描绘人性。苏里科夫的善良如野兽般怔忪醒豁，与眼泪和智力绝缘，所有令西方人害怕的俄罗斯性格，在他画中犹如地火浓浆。早年，他毅然同情的角色全是历史的反派：近卫军谋反事败乃因对抗彼得大帝的改革；莫洛卓娃是宗教改革的著名死敌，缅希科夫被贬则是美妻为帝王霸占，兼以小人谗言，于是落难。在后期作品中，他欢欣草民的生命之力，颂赞帝师的远征，为古昔霸业而激狂，最后，被大盗的盛怒惊动了——他一出手即震撼俄国画坛，没人指他为反革命张目；他以同等的热情描绘祖国的名将和江洋大盗，亦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言，在高的意义上，理所固然：终其生，他佩服顽强不屈的人，这剧烈的佩服，在他初期与后期，往来于悲剧和喜剧的两端。
西化的逻辑终于是自由的逻辑，当英法式的自由观遭遇俄罗斯心肠与脾气，于是有俄罗斯文学、绘画与音乐。我不佩服所谓俄罗斯文艺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世纪饶舌。从别林斯基、赫尔岑到托尔斯泰的喋喋诅咒，只因性格与脾气，他们呼吸着十九世纪的自由空气，是一群当道歌哭，喜怒有术的人：当莱蒙托夫疯狂攻击害死普希金的黑暗年代，克雷洛夫正在画牧歌般的俄罗斯清晨；当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痛说祖国与人民的骄傲，同期，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已写出阴沉的《死屋手记》；列宾在纤夫的苦脸上证实了自己的善良，凭这善良，他在日后画了无数上流社会的雅人；十九世纪末，《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语无伦次而凿凿有据，断言沙俄帝国无可救药，不久，1902年，列宾不知为了什么高兴的缘故，画出一生中最庞大的画面《国务会议》，沙皇尼古拉，包括所有托尔斯泰痛恨的大臣以真人尺寸在画中围坐开会，悬挂《国务会议》的四周墙面全是每位大臣的油画草图，二十几位高官甘愿穿起全套行头，斜跨绶带，为画家作模特，听任列宾画出各人的昏聩和老态——其时列宾六十开外，技巧娴熟到飞扬跋扈的地步——那是他的批判么？当1917年帝国崩溃，皇帝被枪毙，这位老实人，托尔斯泰的近于仆人般的老友，选择流亡，忠于朝廷，如宋末明末的耿耿遗民。
将近百年，这帮俄国佬怎样地辩论、争吵、亲吻、写信、绝交、要好，终于，泪流满面了。流亡巴黎的赫尔岑与同乡们热烈拥抱后，挂着泪痕，忽然问：“那么，今晚有牡蛎吗？”我大约记得托尔斯泰与列宾的对话，话题是为那幅《库列斯克省的祈祷行列》。如以赛亚准确地形容，托尔斯泰这位想当刺猬的老狐狸，疑惑而严厉地问道：你究竟什么意思呢？是谴责、揭示这些教徒的愚昧，还是认同甚至欣赏他们？列宾笑眯眯地说：“不，既不是这样，也不是那样。”
多好的回答！多么正确！在托尔斯泰最妙的段落中，如列宾所言：既不是这样，也不是那样。结果托尔斯泰怎样描述这次对话呢，他写道：我不明白这位画家的回答，可是他脸上的表情分明是对我的愚蠢表示怜悯。
那时节，黑麦通通结了穗，虽然那穗还没有长满，轻飘飘的，一片浅绿色的麦浪在风中波动；那时节，早种的荞麦已经发芽，盖没了地面；那时节，堆积在田里的干粪堆在日落时发散出和繍线菊混合的气味；在低地河边的草原像一片大海似地伸展着，等待着镰刀……丰收在望，明朗的，炎热的夏日和短促的，多露的夜，一同到来了。
自彼得堡返回莫斯科的夜车，大约九点始发。听着隆隆车轮声，趁了迟迟向晚的北国夕照，我在车厢连接处呆看铁路两边的林野，直看到暮色昏沉。这次不能去俄罗斯乡村了，窗外春夏之交的农田正当以上描述的时节。快速掠过的树丛间隙，村落、牧场、庄稼、草垛……比列维坦风景画更忧郁，更壮阔。城里人告诉我，今日俄罗斯乡村为变革所遗弃，农民仍然贫困。一百多年前，为农民的穷苦所煎熬，老托尔斯泰几乎疯了。可是每写到乡巴佬，除了取之不竭的妇人之仁，他所沉溺的快感其实是在文学：
“你们过得好不好？”聂赫留朵夫说。“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呀！我们的生活糟透了，”健谈的老人仿佛感到愉快似地拖长声音说“那你们吃什么？”“吃什么？我们的吃食好得很。头一道菜是面包加克瓦斯，第二道菜是克瓦斯加面包，”老太婆笑着说，露出蛀掉一半的牙齿……那个瘦女人，手里毫不费力地抱着面无血色、头上戴着用碎布缝成的小圆帽的娃娃。娃娃的显得苍老的小脸上老是露出一副古怪的笑容，不住地活动着他那使劲弯着的大拇指……“你过得怎么样？”他问。“我过得怎么样？我在要饭哟，”阿尼霞说着，哭起来。那个面容苍老的娃娃满脸笑容，扭动着他那像蚯蚓般的瘦腿。
在我落户的山村，在我枕下的《复活》中，我同时听见声调愉快而拖长的诉苦，看见扭曲的拇指和蚯蚓般的腿。草屋里，我们的头一道菜是米饭加辣椒，第二道菜是辣椒加米饭，饭后，我有托尔斯泰。我即将到亚斯纳亚· 波利亚纳，我猜那里的田野哺育了托尔斯泰的慈悲与强健：
农妇们把耙掮在肩上，花枝招展，高声喧笑着，跟在大车后面走。一个粗野的，未经训练的女声蓦地唱起歌来，独自唱完了一支歌，随即五十个不同的健康有力的声音，有的粗犷，有的尖细，又从头合唱起这支歌。妇人们唱着歌开始走近列文了，他感到好像一片乌云欢声雷动地临近了。乌云逼近了，笼罩他，而他躺着的草堆，以及近旁的草堆、大车、整个草场和辽远的田野，一切都好像震撼着，合着那狂野的快乐的歌声的节拍，歌声里掺杂着呼喊、口哨和拍掌。
从莫斯科到图拉，天气大好，逾两小时。图拉市大广场站着列宁石像，石像对着三座古老的东正教教堂，昔年城堡墙下的园圃竖着小小的马克思雕像。全城景象凋敝，如改革开放前中国东北的市镇。沙俄时代这里即是兵工业重地，卫国战争期间屡遭轰炸。出城，又是广袤的绿野，行不及半小时，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到了，时在上午九点。庄园尚未开放，公路右侧的入口竖着两座旧门楼，路左是一小村，带回廊的木屋、铁皮屋顶的仓房、荒草中被弃置的老式拖拉机，我看见苏维埃公社的遗风了。村庄深处，雄鸡啼叫，艳阳照着空旷的公路，四外鸟雀啁啾，初夏的温热的草木，清香扑鼻——当年托尔斯泰一家人从这条大道坐马车去莫斯科，要走多久啊，这里完全是乡下。
庄园入口的长栏杆收起了，朝里一望，委实吃惊：如果不被公路隔开，放眼展望，亚斯纳亚· 波利亚纳每一方位伸向大地边际，望不见尽头。正前方长长的林荫道，右侧森林，左侧大湖，远岸漫坡散布的田舍，都望不到边，惟在蔚蓝天幕下密密层层展开初夏的苍翠与浓荫——在欧美走访过几座私人庄园或带着田庄的旧时贵族宅邸，大归大，多少有目力所及的范围。眼下，仅一望托尔斯泰在亚斯纳亚· 波利亚纳的私产，他在我心中豁然变了一个人，不再是文学家，而是不折不扣的大地主，他一辈子的优越与苦恼，此刻被这万物滋长的土地，大规模证实了。
沿着林荫道由南向北走，道旁高高的白桦树顶须得全然仰面才能望见。战时德军占领这里，住在托尔斯泰家，砍伐树木，取暖过冬。郭沫若《访苏纪行》写道：1945年夏，西线战事尚酣，S道凌亲自电令在收复的亚斯纳亚· 波利亚纳主道两侧立即栽种白桦。那么，这一路高及苍穹的美树即是六十五年前的功德了。在被目光渐渐缩小的林荫尽头，犹如穿过碧绿的小洞，远远闪烁着那幢白房子，即是地主的家，从入口走去，总有一里路模样吧。途径花房，有点荒芜了，结着未熟透的番茄，稍一止步，飞蝇嗡嗡，林中到处凝着几乎呛人的树叶的芬芳。故居围满访客，交涉良久，不识俄语，很久我们才明白必须分批进入，先被放行的一群俄国青年已在背阴的门廊下从筐子里取橡胶鞋包裹脚面。
这故居外观朴素，朴素到无可描述。我先已在《国家地理》杂志1986年托尔斯泰专刊中看见过这幢白房子，格外记得那枚在露台上拍摄的照片：铺着白布的桌上放满托尔斯泰的早餐，面包、香肠、蜜罐、汤、咖啡、水果……他吃得真多啊，我想。从隔窗外看那十余平米的露台，年久失修，木地板搁着几张躺椅，此外空无一物，惟见稀疏的藤叶攀沿窗框：所有故居都被主人遗弃了。当年，俄国人不作兴开什么研讨会的，这露台，曾经目击盛世的文学。列宾对主人的愚蠢表示怜悯，就在这里么？高尔基惊异地发现，从托尔斯泰嘴里常听他清清楚楚说出再地道不过的乡俚村语，尤其是令雅人害臊的粗野脏话。
更密集的树林在故居背后围拢而展开了。老天！从未见过这么多双人合抱的巨树，最低的枝杈高达六七米，我像置身由树顶笼罩的苍穹。等在庞大凉爽的浓荫中，林中小径持续有人返回，说是穿过林子那一端，即是主人的墓。造访计划总会临时更改，原先设想是从故居出来后寻访那座草墓，现在既是等着，俄人行事又那样地慢而认真，看来只得提前了——也在那期杂志的图片中，我预先看见了托尔斯泰的坟。没有墓碑、台座，没有任何装饰，只一垅狭长的草泥，隐在林下。还有比这更朴素而谦逊的一座坟么？关于落葬地点的传说更早读到过，记不确了，似乎是主人幼年听长辈说起林中的绿棍子，及长，嘱咐家人，死后葬在那里。
穿过树林多么愉快。希什金画中的参天巨树绝非虚张声势，俄国的树为什么这般高大，且仿佛深谙长篇文学。树身枝干的矗立与伸张，简直提纲挈领，随即从容蔓延，纵意舒展，旁支斜出而纵横交集，铺开来，高上去，居然启承转合了。高尔基有一回来访，看见主人默默仰视风中摇撼的大树，不敢惊动，良久，老人自言自语：多大的力量啊！今日大晴，高树微风，初夏的绿叶绿到那般铺张浪费，我怀疑眼目几乎因这漫天的翠叶而染成绿色了。林子外是一宽阔的村道，行不远，道旁小径口竖一铁牌，标有指向墓地的英文说明。折入小径，一片低矮的树林，绿叶拂面，树影细碎，周围僻静下来。那草坟不远了么？不知是在当时还是此刻，我念及托尔斯泰细细描述将死之人的片段了：
“我恐怕要去了，”尼古拉困难地，但非常清楚地说，好像要把话从自己胸中挤出来一样。他没有抬起头来，只是把眼睛向上望……“我要去了，”他又说。
踩着沙石路，两旁密匝匝枝条细嫩的小树，我想不出那坟在林中什么方位。有位父亲推着童车中的小孩迎面走来，满身绿荫，接着是几位高中生，绿着紫白的脸，个个生着雀斑。他们不像本地人，显然看过墓地而折返了，我愿他们都读过托尔斯泰。
“你为什么要这样想呢，”列文说，只是为了找点话说罢了。“因为我要去了，”他重复说，好像他很喜欢这句话似的。“完了。”
玛利亚·尼珂拉叶夫纳走上前去。“你还是躺下来好，那样你就会舒服些，”她说。
“我马上就会躺下的，”他低低地说，“死了！”他嘲笑地，愤怒地说。“哦，你们要高兴地话，扶我躺下去也好。”
走出低矮的林子，小径继续向前，森然高举的橡树、菩提、白桦，不再那么粗大茂密，天色透亮了，我像在陌生村道上愉快迷失的人，一时忘了这里是亚斯纳亚· 波利亚纳。
牧师读完了祈祷文，把十字架在冰冷的前额上放了一下，随后慢慢地把它包在圣带里，静默地又站了两分钟之后，触了触那变冷的巨大的没有血色的手。
图像与现场总归两样的，现场没有预告，没有构图，全是树，中间一条路。我走着，沿路环顾，巡看的目光触及右边已经走过的一小块草地，再一看，草地上停着那座坟。
“他去了，”牧师说着，想要走开去；但是突然死人的仿佛黏在一起的髭须微微在动，寂静中可以清晰地听到从他胸膛深处发出的尖锐而清楚的声音：“还没有……快啦。”
不该提前看见那幅图片。记忆下载了它，储存着，很多年来我便认定托尔斯泰的墓是“那样的”，现在眼前的小草坪完全不一样。我轻微地懊恼了。为什么要一样呢，我宽慰自己。低矮的草坟，高约一尺，直接连着地面，墓体周边大约两尺见方的干净泥地被仔细铲平，踩硬了，隔开包围坟墓的青草，青草蔓延到砂路的半圆形边缘，有一组干枯的、恐怕是去年的细树枝一弯一弯连接成低低的栅栏，如乡村贫户的自留地边界。在栅栏边站定了，我迟疑着，不知该不该跨入草地，趋近长方形的土墩。走得热了。林中蚊蝇环绕飞舞，不多时，头皮脚髁就被叮得痒起来。那土墩——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坟墓——离我两三米远，坟面与周身严严实实地裹着隔年的、折成均等长度的柏树叶，每一簇柏叶稍稍交叠，紧挨着，顺着坟的四边有顺序地排列、转折、包拢，远看过去，草坟通体毛茸茸的，间着柏叶的杂色：浅褐、枯黄，或微微带霜似的灰青，密集叶缝中藏着枯萎干瘪的柏仔和小白花。如在贝多芬、舒伯特墓前，我心里怎样也难搜索什么念头，只是如愿以偿，快意地发呆，同时挠着被叮咬的痒处，掏出本子、铅笔，仿佛履行一件总得做做的事，画那草坟与环伺周围的密林。
林中传来成群的孩子的清脆俄语。不久，十几位男女中学生蹿进草坪，走动拍照，托尔斯泰一声不响，躺着，由他们玩耍。我挠着痒，继续勾画，待孩子们呼啸而去，停了笔，跨进草坪，走到坟前，绕着土墩走走停停，伸手摁了摁包裹坟头的柏叶，非常结实，不可移动，不知由什么法子固定着，想是有经验的农夫仔细操弄的。这是一座生态的坟，冬日为白雪覆盖，春夏青草怒长，会淹没它，暴雨时，想必草泥狼籍，它须要常年的照料。通常的墓，人以平行的视线注视竖立的碑面，这草坟这么低矮地躺着，比死床的位置还要低，就在脚边。我俯看着，不确定托尔斯泰的头部是在哪一端，蹲下身去，选了偏向林子的一端，我再摁了摁结实的柏叶层，自以为抚摸了托尔斯泰的脑袋，掌心布满柔软的叶针：喂，先生，我从小读你的书，这些日子又在读呢。默念着，自己也觉得像在背书。百年来墓地周围的植被与地形，应有变化，当年葬礼，上万人浩浩荡荡跟来，想是途经我走过的小径，落葬的一刻，众人下跪。那时托尔斯泰已是高度危险的人物，队列中有骑马监视的沙皇宪兵。“跪下！”有人朝宪兵厉声喝道。兵们于是下马屈膝。
那天在圣彼得堡亚历山大· 涅夫斯基一座修道院侧——多么凄凉优美的修道院——我们拜访了季赫温墓院：陀思妥耶夫斯基、柴科夫斯基、穆索尔斯基、里姆斯基· 科萨科夫、格拉祖诺夫、斯塔索夫、鲁宾斯坦……二十多位俄罗斯名人葬在那里，每一座都仿照十九世纪维也纳或巴黎的坟墓，墓石重重，饰满雕刻，碑面前后刻着铭文，有诗，有格言，有墓主生卒的年份。我明白了。亚斯纳亚· 波利亚纳的林中土墩是顶顶骄傲的一座坟。
正午时分，经看守严厉关照不得拍照，我们进了主人的故居。先看故居再看坟，或者相反，感想会不同么？挤在一屋子各国访客中，心里是才刚离开的那枚草坟。站在坟前时，空无一念，此刻略微神不守舍了。这里是主人在莫斯科故居的放大版：更大的钢琴，更长的沙发，更多油画，更豪华的地毯与帷幔，更敞亮的窗台，每个阔窗台停着正巧合适的乡村鲜花，每间屋子总有几尊主人的大小塑像。大餐桌曾经坐着屠格涅夫、契诃夫、列宾、高尔基，从门廊过道到楼上楼下，随处书架，塞满旧书，我能辨读的只一册老子《道德经》。那么多书百年不曾取阅，已是文物，不是书了。
我的汉译本《战争与和平》及《安娜· 卡列尼娜》，此刻正搁在莫斯科旅舍的枕边，每天读，读罢的那页，页面折一三角。听不懂讲解，不知这两本长篇写在那间房间，哪个桌案。靠里一间小房间，顶梁木倾斜着，像是阁楼，人群停了很久，聆听讲说。忽然想起列宾一幅神采奕奕的素描，穿着农民衬衫的托尔斯泰曲一条腿，垫在另一条腿下，一脸胡子埋头写，那画中的小房似曾相似，正像这一间。家里儿女成群，如莫斯科故居二楼朝里的那间房，他总喜欢躲在背静的角落里写。
亚斯纳亚· 波利亚纳是会诞生托尔斯泰的文学。广袤，丰饶，气象万千，每棵树有如长篇。如托尔斯泰那样的长篇，巨大的人格，人格在内里，然而还须空间。福克纳说，给我纸与铅笔，我就能写。是的，能写。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地主，不是伯爵，隐在公寓里暗暗地写；契诃夫是个医生，他说给他一个烟盒，即成短篇，但他没有田产与庄园。遥想青年托尔斯泰婚后，在这里，在面向林木的露台每天吃过早餐，开写奥斯特里兹与鲍罗既诺的辽阔战场，指点亚历山大与拿破仑如何致书通问，如何堂皇地翻脸，而安德烈停在面朝花园的窗前，无意听见楼上的少女深宵倾谈。托尔斯泰笔下的几位贵族无不与四乡农民德怨夹缠，想来取材于他在亚斯纳亚· 波利亚纳一带乡村改革的奢侈实验。他决定自杀，日记里说是清晨望见朝露，又弃了死念。晚年为生民疾苦折磨自己，却留着骑马的积习，他实在有的是土地随时纵马绕一大圈。列宾画他在自家的田亩耕作，那扶犁的姿势，又生疏，又享受，他还自己做鞋。如曹雪芹对植物器品百科全书般的精熟，托尔斯泰数落庄稼与农事，如叙家常。他自始懂得什么是厚重与质朴，草根流浪汉高尔基喜用缀满形容词的长句，托尔斯泰笑他，流浪汉问他该怎么写，他说，譬如，“下雨了。”多么简单，一个地主的语言。他真的是一位勤恳其事的地主，可是俄罗斯多少地主，惟托尔斯泰没有辜负亚斯纳亚· 波利亚纳的雨露。
从故居走出，漫步巡看大道西侧的仆役下房，南面的马厩，这方圆数十里在集体农庄时期怎样经营呢？解体了，定为国家博物馆，还是归政府养。沿林荫路回到出口，接连几辆长形房车依次开来，几位掖起婚纱的新娘下得车来，立刻和小伙子们做出迪斯科舞姿，放声大笑，然后走向林中故居。据说这里早已是新人们举办婚礼的上佳地点。
一百年前，亚斯纳亚· 波利亚纳的地主在寒夜逃走了。从故居摸黑走去大路边，得走很久啊，他居然记得折返家门口取那遗忘的帽子，也如写小说般，居然记下取帽的一笔，可敬而可怜。大路旁的小卖部出售一册连环画，画着老托尔斯泰从出走到死亡的十天：裹着别人的毛毯，如走丢的老人被领进车站警局，像个真的流浪汉，缩在陌生墙角的长椅上。被抬回故居时他已是尸体，不晓得停在今天到过的哪间房间。“还没有，快啦”，这是尼古拉的临终遗言——这才是文学啊，这才是文学——托尔斯泰在火车车厢里最后的话，倘若没记错，是病弱谵妄发脾气，说是世上很多人在受苦，你们却在这里照料一个叫托尔斯泰的人。
他上了道德的当，上得那般认真而情愿。他最后羁留的阿斯塔波娃车站站台有一枚老座钟，百年过去，迄今将指针停在托尔斯泰逝世的钟点。
中国网络电视台网“科教台”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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