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体制仍属秦
秦昭襄王称王五十六年,他死的时候,太子称王,即为秦孝文王。秦孝王称王时,也已经很老了,只做了三天秦王,就随他的父亲昭襄王去了,有人说秦孝文王,是因为他父的死,哀伤过度而死,所以在秦孝文王的谥号里,加了一个孝字。历史上的秦孝文王,真孝还是假孝,好像比较难考证了,但用《菜根谭》里的一个说法:从善之人,论迹不论心。百善孝为先,从秦孝王在他父亲秦昭襄王死后不久,自己也死了的“善迹”上,我们估且认可秦孝文王是一个大孝子。
秦孝文王死后,他的太子秦庄襄王继位。秦庄襄王,就是成语“奇货可居“典故里的秦庄襄王。秦庄襄王在秦国也是一过渡性质的秦王,孝文王称王三天而死,庄襄王还好,做了三年的秦王,公元前247年,庄襄王死了,他伟大的儿子,赢政继位。嬴政继位前,秦国统一六国的大业,在昭襄王之时,就已经开始,而秦始皇是集大成者。此时的大秦帝国,在吕不韦、王翦、李斯等人的帮助下,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在公元前221年,秦王政二十六年,统一六国,化六国故地,为秦国三十六郡,赢政自称始皇帝。从此这后,大一统、郡县的社会结构在中国盛行,直到现在,所以有人提出“千古体制仍属秦”之说。
在世界历史上,有四大文明古国之说。把四大文明都拉过来比较一下,只有咱中华文明“存活”到现在,而且一活就活了几千年。能活下来,就是硬道理,用自然界的“适者生存”原理来鉴别,许多人都认为,中华文明能存活下来,而且能活数千年,说明咱中华文明比其它文明优秀!
说中国人很优秀、或最优秀,中国人当然乐意,而我中华文明所以“能活”这么长时间,与秦始皇创建的大一统的社会结构有关,与大一统社会体制里选拔社会管理人才的法子有关。如果把中华文明与世界上其它三个文明,在国家管理模式上作个比较:秦之前,也就是公元前221年之前,全世界四大文明国家、社会管理模式基本相同。都是由皇族或贵族统治国家。国家社会的管理权力,由DNA决定。实行贵族政治、豪门政治,且世袭亡替。
但中华文明到春秋战国后期,有一些君主、诸侯看到豪门从政人才的缺陷、缺少。他们为了自个儿的家国计,所以让苏秦、张仪、李斯这类平民之士,有机会冲到了历史的舞台上,但平民参政还只是个例,没有普遍成一种社会现象。其它文明却没有开始这方面的转变。
秦及秦之后,“四大文明”里的一些文明,坚持不下去,已经灭绝了,如古埃及文明。中华民族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模式,却发生悄然的变化。儒家体系开始与诸侯国贵族的政权体系叠加,让知识的平民参政成为可能。国家权力从贵族们手中,交接到一部分确实有能力从政的“寒门之士”手中。模式是:国君,或皇帝经过重重的考核、发现、认识、肯定平民里的政治人才(如汉王朝的举孝廉),;然后全权,或把部分国家管理权力,交接给“异能之士”掌控。但“异能之士”只是皇家经理人、代理人,而皇帝、国君才是董事长。皇帝拥有国家绝对的,百分之百的股权。
再到后来,如隋文帝实行科举考试,国家管理权力,更加不受DNA控制。有一些有能力、有文化的士人,掌控了国家权力是十分普遍的事儿。一个一无所有的老百姓,能与君主一起管理国家。如苏秦、张仪,及后通过科举考试脱颖而出的士人,用贵族的标准衡量,他们是当时社会下等人。但中国社会没有因为他的低社会地位,就把他们排斥在国家权力之外。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些士人,为古代中国的国家管理,带来源源不断的“活水”的同时,也让中华文明之水能够绵延不绝。但对于其它文明来说,社会下层人参政是一个神话。这类文明国家权力上没有对平民开放,或者放开。古代中国却能让这个神话变成现实。而这一切是拜大一统的社会结构所赐!这种社会结构能够给予我们民族,来之不易的和平、稳定,因为“千古体制仍属秦”,所以我们的文化、文明绵延至今!
但这种发展不是没有代价的。当古代中国,选择了大一统的秦体制时,秦体制也带来了中国大一统特色的负作用:许多王朝,为了追求社会的沿续性、统一性、稳定性。而忽略了让社会更人性、更理性的发展!
对于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们来说,为了他的个人利益、家族利益,他不但可以不顾及民众的什么健康、人性、理性,一旦统治需要,他可以随时要你的命,要你家族里所有人的命!只要能利于他们的江山稳固,有利于他的家天下万万年,杀人放火,灭九族的事儿,他都能以维护天下的名义做出来。此时中国古代儒家学说还起着帮忙、帮凶、帮闲作用,用“君君臣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之类的思想,让受害都觉得,自个儿是死有余辜,死得活该;让杀人者,杀人杀得手痛心不痛,心安理得。
秦体制自公元前221年诞生以来,秦体制+儒家,是古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公式。虽然秦始皇的江山,只传了三世而竭,但他管理国家的法子,一直是后世君主的样本。如郡县管理中央集权、中央极权,辅助必要时,焚书坑儒式的文化政策。
到汉朝,又加入董仲舒的儒家新元素,古中国的大一统体系,就更加完整起来。以后皇帝可以有不同的人来做,但秦始皇+孔子的政治公式,没有变通过。这种政治上的高压,加文化上的教化+驯化,对于任何一个统治者来说,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但对于治下民众来说,可能就是另外的一翻影响。 首先大一统的秦体制,只能容纳顺民。说得重了一点,古代中国的大一统社会结构,就是一个“顺我者倡,逆我者亡”的体制。
统治者们可以随时随、骄横地向全世界宣布:我们没有反对者。因为反对者,反抗者,要么被砍了头,要么被诛了九族。要么被集体封杀!这种政治结构没有、也不会给反对者位置。而唯一的思想——儒学,对于这种体制,却没有从人性、理性的角度,加以批判!而积极地变成的帮凶。所以古中华文明有两个武器。一是高压的秦体制的刀,二是说教的笔。它是对付人脑的有力武器。中国人被这两种武器管教几千年后,成了什么样子?
大师林语堂在他《中国人》书里,说:中国人培养自已保守、温和的性格,象乌龟培养自已的甲壳一样。林语堂这句话,有很多对中国人挖苦的成分。中国人经过几千年的大一统思想的改造,越来越保守,不能进取,不敢进取!最后大都数中国人,龟性特重、羊性特重。狗性特重!大一统的秦体制,在古代中国人的人性里羼杂了羊性、狗性、龟性。而最大的好处是,我们的文明能象龟一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