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伦理学批评 | 跨学科视域下的文学伦理学批评——聂珍钊教授访谈录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山东外语教学 Author 王金娥
【学者简介】
聂珍钊，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教授，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与方法研究。
跨学科视域下的文学伦理学批评
——聂珍钊教授访谈录
（本文发表在《山东外语教学》2018年第1期 第3-12页。经作者授权由“外国文学文艺研究”微信公众号推出。）
【摘要】 聂珍钊是我国知名的外国文学研究专家，现任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教授，兼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副会长及中美诗歌诗学学会副会长。作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中国创始人，聂教授近年来主要致力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近日，我们有机会对聂教授做了一个访谈，访谈主要围绕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建构、基本术语等问题展开，并涉及伦理与道德的区别、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跨学科特性等问题。本访谈试图厘清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基本体系框架及其独创性特征，使有志于该领域研究的学者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基本理论、术语和核心概念有更清晰的了解和把握，进而共同努力，以实现中国文学批评理论走出去并引领国际学术话语研究的宏大目标。
【关键词】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脑文本；跨学科
王金娥（以下简称王）：聂教授，您好！感谢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访谈。您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研究，西方学界非常认可您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领域的贡献，对您及您创立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有很高的评价。耶鲁大学教授、《剑桥文学批评史》总编、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克洛德•劳森甚至称您为“文学伦理学批评之父”。您可否简单介绍一下文学伦理学批评在国际学术界的情况？
聂珍钊（以下简称聂）：你好！我很乐意就文学伦理学批评这一话题和你交流。文学伦理学批评创立十余年来，经过大量中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不仅能够走出去，而且还能够引领国际学术，这的确是一件让人感到鼓舞的事情。国际顶级文学期刊《阿卡迪亚》（Arcadia）不仅为文学伦理学批评出版专刊，并且打破60多年的惯例第一次以编辑部名义发表社论，对文学伦理学批评进行评价和讨论，强调文学伦理学批评“发现了西方形式主义批评、文化批评和政治批评中的伦理缺位，从而提出了自己的新方法”。社论执笔人为欧洲重要的文学家之一、英国科学院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John Neubauer。社论不仅对文学伦理学批评表示认可，而且将其放在德里达、阿多诺、阿甘本等人所代表的西方主流学术下进行考量，继而提出伦理与情感、口头文学等问题，希望深入思考和讨论。这说明他们在认真看待和研究文学伦理学批评。国际人文领域影响最大的学术期刊《泰晤士文学周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发表了题为“文学伦理学批评：共同合作的成果”的评论文章，认为文学伦理学批评“不断获得众多国际知名学者的认可”，是“中国话语权崛起”的代表。斯坦福大学讲座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Marjorie Perloff强调文学伦理学批评这一批评流派“已迅速成为重要的批评领域”，并认为“文学伦理学批评业已成为获得国际认可的屈指可数的亚洲文学理论之一”。耶鲁大学讲座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Claude Rawson认为，“文学伦理学批评”学派是“文学阐释新学派”。韩国建国大学教育学院院长申寅燮教授认为“文学伦理学批评不仅在文学批评中独树一帜，形成流派，而且正在形成一种社会思潮……让当代东方这个文学批评与理论的侏儒重新拾回了信心，并在由西方主导的俱乐部中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斯洛文尼亚著名学者Tomo Virk教授认为，文学伦理学批评“是迄今为止最有体系的、最完整的和最人文性的方法”。美国阿拉巴马大学讲座教授Hank Lazer的论文“Ethical Criticism and the Challenge Posed by Innovative Poetry”给予文学伦理学批评高度评价，表示要将文学伦理学批评应用于诗歌领域，做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诗歌的典范。这些评价代表了西方学术界的观点和看法，由此可看出西方学术界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接受不仅是同行之间的认可和接受，而且是学术共同体的认可和接受。国际上对文学伦理学批评很重要的认可还有“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的研究。由30多个国家的学者参与成立的这个国际学术组织，每年都召开年会以及相关的高峰论坛，国际学术界的这些交流促进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深入研究。
王：2014年，您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一书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您在书中阐释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基本理论和实践运用，从而使文学伦理学批评有别于其它文学批评。您能否具体谈谈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基础理论问题？
聂：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基础理论就是伦理选择。作为理论来说，它不能凭空产生，必须有自己的基础。伦理选择产生的前提是自然选择。19世纪，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讨论的是自然选择问题，其目的是要解决“人从何而来”，因为在达尔文之前，我们对人是如何产生的问题并不清楚。有关人的来源，曾经有很多种解释，其中之一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但这个解释经不起科学的检验。达尔文从考古学角度对整个生物的发展演变过程进行了深入研究，最后得出结论：所有生物都是进化而来，人是进化的结果。这种进化就是自然选择。按照达尔文的说法，人猿通过进化变成人是自然选择的结果。通过自然选择，人在形式上产生了与其它动物不同的变化，比如直立行走、五官的分布、手的运用等，而人的这种独特形式是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形成的。所以，达尔文的进化理论讨论的自然选择是指人的形式的选择。
我们可以看到，通过自然选择的过程，人虽然在形式上同其它动物有了不同，但是形式的人还不是伦理的人。因此，在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之后，我们还需要解决另一个问题，就是人通过自然选择获得人的形式之后，是如何获得人的本质的？即形式的人是如何变成文明人的？比如，人类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教育体制、社会规则、伦理秩序、道德规范等，所有这些是如何产生的？有人依然用自然选择来阐释人的文明进步，尤其是用进化理论解释道德问题，认为人类文明如道德仍然是进化的结果，因此有人将达尔文的自然进化理论修改为社会进化理论，用以解释人类的现代文明问题。但社会进化论仍然无法对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做出完满的解释。
正是在对自然选择进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文学伦理学批评提出一种与自然选择相衔接的理论：伦理选择。伦理选择与自然选择之间有一种内在的逻辑联系。自然选择解释的是人的形式问题，而伦理选择解释的则是人的本质问题。人从形式的人转变成具有人的本质的人，不是通过自然选择实现的，而是通过伦理选择实现的。自然选择的方法是进化，而伦理选择的方法是教诲。人要变成文明的人和有道德的人，要通过教诲才能实现。比如，孩子生下来，要教它认识父母，这便是教诲的开始，这也是一种伦理选择，即人的身份选择。只有经过这种选择，孩子的伦理意识才能产生。
既然获得人的本质的方法不是进化而是教诲，这又涉及到一个问题：用什么进行教诲？即教诲的工具是什么？我们认为，这个工具就是文学。有人认为教诲的方式多种多样，比如讲故事、讲道理，父母和社会的影响、学校教育等，不一定必须通过文学。实际上，无论是父母、社会还是学校，文学也是基本的教诲工具。缺少了文学，难以有效地对孩子进行教育。而且，文学作为教诲工具并非意味着文学的直接使用。例如，父母对孩子进行道德的教诲可以通过讲述儿童故事实现。同时，父母的言传身教虽然很多时候不是直接讲述文学作品，但往往也是在文学教诲下形成的，因此同样是文学教诲的作用。所以，人们对后代的教诲，文学是最重要的教育资源。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文学中还有一些反面人物和典型，这些反面典型对于还未建立价值判断标准的孩子来说，会有误导作用。通过文学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诲，目的是要儿童学习好的道德榜样，而在文学作品中，有一些人物形象对儿童是很有吸引力的非道德形象。文学的本意不希望儿童去效仿这些不道德的形象，而是希望形象能够对儿童产生警示作用。但是儿童的认知能力有限，可能无法从道德上分清好坏。可是如果好坏不辨，文学作为工具就不能达到教诲的目的。如何从文学作品中学习好的道德榜样而把不道德的形象作为自己的警示？文学伦理学批评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通过研究，辨清好坏，讲明道理，使文学作品发挥教诲作用。因此，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目的，就是通过对文学作品的解释，让我们正确理解文学，对文学做出正确的判断，让文学发挥教诲作用。基于此，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基础理论就形成了这样一种逻辑：伦理选择是基本理论，教诲是完成伦理选择的基本方法，教诲的主要工具是文学。什么样的文学以及怎样才能发挥教诲作用呢？文学伦理学批评就好比给文学写了一个使用说明书，其目的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文学和学习文学，即怎样正确使用文学这个工具。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王：伦理选择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基础理论，其中涉及到文学伦理学批评的逻辑体系。关于这一点，您已经给我们解释得非常清楚了。那么，除了“伦理选择”这个术语之外，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话语体系中还涉及到哪些重要术语和概念呢？
聂：首先，要正确理解“伦理选择”。“伦理选择” 在英文中有两种表示：Ethical Selection和Ethical Choice，在中文表述里都叫“伦理选择”，但实际上是两个术语，或者说是一个概念的两种内涵。Ethical Selection是与自然选择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指人类整个伦理选择过程。就个人来说，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过程是Ethical Selection。整体的“选择”是Selection，但是Selection是由一个个具体的选择Choice构成的。人通过一系列具体的伦理选择（Ethical Choice）完成人生的整个伦理选择（Ethical Selection）。Choice类同计算机程序结构中的分支选择，无论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深蓝”计算机的国际象棋程序还是当今的“阿尔法狗”围棋人工智能程序，在与棋手的对弈中，每一步棋计算机算法都在做选择（Choice），而这些Choice决定了整盘棋的最终结果Selection。在文学伦理学批评中，Ethical Selection指的是大的整个过程的选择，与Natural Selection相对应，两者的作用和价值都是相同的，但是Ethical Choice是构成Ethical Selection的具体选择，所以在文学伦理学批评中，Ethical Choice是最重要最核心的术语。无论是小说、戏剧还是诗歌，所有的文学作品描写的实际上都是Choice，人们每时每刻都经历这样的选择。因此，文学伦理学批评要求对文学作品的分析，无论是思想、艺术的分析，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分析，还是心理、精神方面的分析，都要展开对Ethical Choice的具体分析。比如一个人的政治立场、心理、精神问题，职业、偏好、性格问题，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伦理选择的结果。文学伦理学批评要求通过对伦理选择的分析，从而实现对文学的理解。这也是文学伦理学批评解读文学作品与其它批评方法不同的地方。
在伦理选择的分析过程中，文学伦理学批评还有其他一些不可忽视的术语，如伦理身份。伦理身份对于伦理选择至关重要。身份是选择的前提，身份决定选择，选择也决定身份。比如对同一件事情的选择，由于身份不同，所做的思考和选择就有可能不同，产生的结果也就不同。对选择进行分析，必然要分析伦理选择的原因、过程及结果，这其中必然涉及到身份问题。
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身份与我们经常谈论的身份不同。目前，我们经常谈论的身份也是女性主义批评或文化批评中的重要术语，用英语说，就是Identity。Identity这个词实际上有两个意思，一是“身份”，一是“认同”。文学伦理学批评对身份做了明确定义，确定了身份的主体：人。人是身份的主体，只有人才有身份。目前在一些讨论中提到文化身份、国家身份、政治身份、民族身份等，把文化、国家、政治、民族看成身份的主体，这与文学伦理学批评关于身份的定义是不同的。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国家、政治、文化、民族等不能成为身份的主体，只能是身份的“标志”。比如，一个人可以有国家的身份，但国家本身不可能有身份；一个人可以有文化的身份，但文化本身不可能有身份；一个人可以有民族身份、政治身份，但是民族和政治本身没有身份。身份与选择紧密相关，身份决定选择。因此，讨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核心术语是伦理选择和伦理身份。
除了伦理选择与伦理身份，伦理环境（Ethical Situation）和伦理语境（Ethical Context）也是文学伦理学批评在讨论选择和身份时必须考虑的两个重要术语。要理解文学作品，对作品中描写的人和事以及对人的行为、思想和伦理选择的过程进行分析解读，就要将其放在具体历史环境、伦理环境或语境中去考察研究。一个人的言谈、举止、行为等是在不同伦理环境或历史环境中产生的，与当时的伦理语境密切相关。如果放在当时的环境中分析，可能符合当时的伦理，如果换一个时代或环境，也有可能不合伦理，所以对事情的讨论和评价必须要和伦理环境联系起来。因此，文学伦理学批评除伦理选择和身份之外，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也是重要批评术语。当然还有其它一些批评术语也很重要，这可以参考《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中的术语附录。
王：您在《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一书中讲到文学伦理学批评的道德传统以及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伦理与道德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甚至感觉它们是一回事。能否请您谈谈伦理与道德这两个概念的区别？
聂：伦理和道德这两个概念，的确很多时候没有把它们区别开来，或者干脆采取折衷的态度，把伦理和道德合并起来使用，讲伦理时用伦理道德，讲道德时则用道德伦理。评价文学作品时把伦理和道德混为一谈，是很常见的事。
在文学伦理学批评术语中，伦理和道德是两个相互联系但又定义不同的术语。首先要把伦理（ethic）和伦理学（ethics）区别开来。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概念中，伦理（ethic）有时候也含有伦理学（ethics）的意思，但二者是区别使用的。就伦理（ethic）而言，一般意义上是指一系列指导行为的观念，是从概念上对道德现象的哲学思考。伦理是和制汉语，传入中国时词义被拆分，从中衍生出另外一个新词——“逻辑”。伦理在汉语中的本义指人伦，即道德之理，具体说就是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其中也包括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规则。后来在西方伦理学的影响下，伦理的含义开始发生变化，有了多种含义。从不同的立场看伦理，就有了对伦理的不同理解。例如，从伦理学科的角度看，伦理主要讨论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问题。从道德的立场看，伦理指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从道德哲学立场看，伦理指的是一系列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观念。从社会角度看，伦理指社会认可的行为规范。从伦理学立场看，伦理讨论所有道德和不道德的问题。从不同的立场看伦理，可以得到各不相同的定义。再说道德。简单来说，道德等同于“善”和“好”，是一个绝对的，一元的概念。我们讲“善”的时候，就可以用道德这个概念，比如道德榜样、道德典范、道德行为等。道德的属性是“非黑即白”，道德与不道德之分就是“好与坏”、“善与恶”之分。我们说一种行为是“道德的”，意思是指这种行为是善的、好的；如果说是“不道德的”，则是指不善的，不好的。善有层次的不同，但无好坏的区别。伦理不是一个绝对概念，而是一个二元概念。伦理可以把道德包括在内，既可用来指称善，也可以用来指称恶；既可以指称道德的事，也可以指称不道德的事。凡是可以用道德表达的，一般也可以用伦理来表达，例如道德价值也可以称为伦理价值。凡是与道德有关但不能用道德表达的，一般也能用伦理来表达，例如小人伦理则不能说小人道德。总之，伦理往往带有伦理学的色彩，几乎可以讨论与道德相关的所有问题。
王：文学伦理学批评不仅在国际上的表现不同凡响，在国内也是使用得最多的批评方法之一。目前有很多学者在使用或参考这一批评方法，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开始选择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我发现您发表的有关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的文章，引用率非常高。一般而言，只有中国学者研习和运用国外的文学理论与批评方法，而很少有外国学者认可和接受中国学者的文学理论与批评方法。作为中国学者的原创理论，您能否谈谈文学伦理学批评为何能够对中外学者产生如此大的吸引力？
聂：确实，以往我们中国人学习、运用、研究西方人的理论和方法比较多，而我们自己的文学理论与批评方法在国外则影响很小，韩国和日本的情况也大体如此。但是，文学伦理学批评不仅在国内被广泛运用，在韩国、欧洲、美国也得到高度评价。外国学者都比较客观，如果不认同，决不会违心地认可一种批评理论、批评方法或学术观点。
文学伦理学批评为什么在西方能够得到学界的认可，而且吸引了这么多西方学者积极参与研究？我自己的理解是：文学伦理学批评与西方的批评理论相比，可能是更有特点的一种批评理论。西方一些文学批评理论如生态批评、文化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等很流行，那么，与这些理论相比，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优势在哪里？我认为文学伦理学批评有自己的基础理论，这就是“伦理选择”（Ethical Selection）。这是在达尔文自然选择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理论，是文学伦理学批评得以成立的基础，同时也使它同其它文学理论与批评方法区别开来。
王：您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让我想到现在学术研究中的跨学科问题。目前，很多学者大力倡导跨学科研究，实际上，跨学科研究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文学伦理学批评在跨学科研究方面有什么特点和建树？
聂：跨学科研究不仅是文学研究的趋势，也是其它学科研究的趋势。我们首先要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要进行跨学科研究？跨学科研究的目的是借助其它学科的理论、方法、观点和材料来加深对本学科的理解，解决本学科存在的问题。任何一种思想和理论的产生、方法论的形成，其实都是跨学科的。就文学伦理学批评而言，伦理选择是在自然选择基础上产生的，而自然选择属于自然科学领域中的理论，所以，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的产生是跨学科的。还有，文学伦理学批评与伦理学、哲学、心理学、自然科学，如神经科学、脑科学等紧密相关，这些都是跨学科的。没有跨学科，就没有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产生，也没有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发展。文学伦理学批评之所以能够在学术界获得认可，就因为它是跨学科的产物，所以它比单一理论更能够解决文学中存在的问题。
如果说文学伦理学批评是跨学科的，那么，它除了解决文学研究中的问题以外，能否为解决其它学科存在的学术问题带来启发呢？显然它在这方面也自有特点。比如语言学的问题。语言学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关于语言的定义。语言的定义是什么？目前并没有真正解决。有人把语言定义为交际的工具，有人将其定义为一套符号系统，还有人将语言定义为spoken language和written language的相加。语言有多种定义，但目前还没有一种被大家广泛接受。从事语言研究，如果语言的定义不清，就会导致其研究的前提出现问题，进而影响研究结果。从跨学科角度说，文学伦理学批评对语言的定义也可以为语言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首先，什么是语言？目前的定义为什么不能被学界普遍接受？这的确值得我们深思。如果说语言是交际的工具，那么语言是指口头话语还是书面文本？我们必须强调，语言不同于语言学，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学术概念。一般说来，我们所说的语言是指口头话语，写下来的文字是书面语言，虽然它们都属于语言学，但音韵学与文字学在中国传统学术研究中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因此研究口头话语和文本中的文字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如果把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结合在一起，这属于语言学问题，而不属于语言这个单一学科的问题，更不是语言的定义问题。
再者，如果把语言定义为交流的工具，那么交流工具不仅仅是语言。我们通过声带发出的声音可以交流，通过书写的文字也可以交流，即便不说不写，面部表情或手势、姿势等肢体动作也可以达到交流的目的，因此交流工具的表述不能用来定义语言。如果说语言是符号系统，那么，符号就是视觉系统而言的，看得见的东西才能称为符号，比如红绿灯、文字等，而语言是通过声音来表达的，即通过声带的震动，借助空气变成声波传播出去，看不见摸不着，因此声音就不能称为符号，将语言定义为符号也就不准确。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合二为一便是语言，这种定义也不准确。将两种不同形态的东西合并到一起，复合成一个东西，更不能清楚地下定义。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语言？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术语、观点和思维方法可以提供一些启发。文学伦理学批评有一个核心术语：脑文本。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只要是文学，必定有其文本。有人提出质疑：口头文学没有文本。如果有，口头文学的文本是什么？口头文学的文本问题，就涉及到语言的问题。一般认为，口头文学的传播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我们通过口头语言的表达把文学讲给人们听，人们听见并接受，这就形成了所谓的口头文学。从传播的形式看，口头文学和口头语言紧密相连。那么，口头语言是什么？文学是什么？这涉及到两个问题：1.什么是语言？2.什么是文学？文学伦理学批评把口头文学归结为语言和文学两个问题进行讨论，解决“什么是语言”、“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文本”等问题，这首先涉及到口头文学的定义。目前口头文学的定义是：通过口头表达的文学即为口头文学。口头文学强调的是orality，强调的是文学表达方法上的口头性，文学通过orality表达出来，就是所谓的口头文学。orality实际上就是指口头表达的语言；如果语言被书写出来，那就是书面文字了，也就是文本。
但只凭这一点还无法定义语言。现在要从“通过口头表达的文学”入手。我们要追问的是：通过口头表达的这个文学在哪里？答案就是：在我们头脑里，即脑文本（Brain Text）。如果没有脑文本，就不可能有文学存在，也不会有口头文学存在。口头文学通过orality讲述的正是存储在我们头脑中的Brain Text，如果没有它，那么orality就毫无用处。因此，口头文学也是有文本的，这个文本通过口头表达出来就成为口头表达的文学。由于有脑文本的存在，尽管我们不通过口头表达存储在头脑中的脑文本，也是可以通过文字表达这个脑文本的。如果用文字表达出来，脑文本就变成了书面文学。无论口头文学还是书面文学，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脑文本的问题。
再说口头文学的语言。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语言是通过口头表达的。这就是说，首先得有语言的存在，然后才能借助口头表达。换一种说法，如果没有先在的语言，口头是无法表达的。现在的问题是，口头表达的语言是什么？在哪里？
文字没有发明之前，我们通过口头语言讲述文学，orality就是口头表达，但口头表达本身不是语言，而是口头表达了语言。口头表达是人的发声器官的一种运动。就语言来说，发声器官的运动本身并不是语言，而只能是有一种我们称之为语言的东西通过发声器官的运动被表达出来。这种被称为语言的东西是什么？就是脑文本。脑文本通过发声器官表达出来，变成了一种声音形态，被听者理解并接受，这才是我们所说的语言。因此，我们可以给语言下这样的定义：语言是脑文本的声音形态，或者，语言是通过口头表达的脑文本。通过人的发声器官表达出来的脑文本，就是语言。如果没有脑文本，就不会有语言的产生。脑文本通过发声器官转换成为语言。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学伦理学批评对语言的定义能够带来一些启发。无论这个定义是否能够被从事语言学研究的学者们接受，至少这是一个不同的思路，可以用于讨论“语言从何而来”问题。
“脑文本”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术语，也是用于解释口头文学的术语。脑文本是跨学科研究文学的术语，它也是在跨学科的思考中产生的。因此，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跨学科特征十分明显，而且还会在跨学科的研究中发展下去。
王：谢谢您的详细解释。很佩服您能够把很多抽象的理论讲得深入浅出，让我们听得特别明白。您的演讲和对问题的解答，让人一听就懂。您总能做到把深奥的问题讲得浅显明白，让听者能够理解并从中得到教益。您能说说您是怎么做到的吗？
聂：说到这一点，可能涉及到学风问题。我们目前对学术研究的本质可能还理解得不够准确。什么叫学术研究？什么是学术性？有些人把学术研究理解为理论化和复杂化，觉得一个问题如果不能理论化和复杂化，便不能体现一个人的理论水准。在有些人看来，一个问题，即便是一个简单问题，一定要复杂化了才能变成理论。这种把简单问题复杂化的做法，其结果是让听众或读者无法理解。而且有人误以为听众或读者听不懂、读不懂，才能体现出理论性和学术性，其实这是对学术研究和学术的误解。
学术研究和学术的本意不是要把问题理论化或复杂化，而是要把问题简单化。学术研究的本质就是解释问题，其本意是要把问题解释清楚，这个解释的过程就是学术研究。我们为什么要做学术研究？是因为某个问题我们存有疑惑，所以才去研究它，把不懂的问题研究清楚就是学术。所谓学术性，就是通过研究把一个问题解释清楚，解释得越清楚，学术性便越强。所以，学术性的标准在于：是否能用简单明了的语言让人明白和理解你所研究的问题。对学术研究来说，要用简炼和浅显的语言解释问题，解释要通俗易懂。做学术研究要脚踏实地和严谨求实，切忌浮躁和故弄玄虚。比如朱光潜研究西方美学，本来美学是很难懂的，但他讨论美学的著作和论文都易读易懂，这就是我们的楷模，是我们做学术研究应该学习的学风。
王：感谢聂老师的指点。现在研究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年轻学者越来越多。请您给年轻学者们的学术研究和发展提一些建议，好吗？
聂：我想说以下几点。
首先，从事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研究，我们要走自己的路。我们过去研究西方文学言必称希腊，现在做学术研究言必称西方，否则就觉得显示不出自己的学术水平。我们当然要借鉴学习西方，但不能迷信和盲目崇拜，否则会影响我们的信心和学术研究的创新。借用布鲁姆的话，这样会把我们束缚在西方人“影响的焦虑”之中，阻碍我们自己的发展。我们需要有大胆质疑和反思的勇气。如果我们通过质疑和反思能够发现问题，厘清问题，那就是我们的学术贡献。
第二，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研究来说，一定要清楚有关定义，只有定义清楚，才能展开正确的讨论。如果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前提不了解、对定义不清楚，就有可能出现误读。比如有的读者为文学伦理学批评扩展了一些不属于其范畴甚至有悖于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的自定义术语，其原因就是没有正确了解和理解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因此，在讨论问题和撰写论文时，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术语定义、概念一定要弄清楚，这一点至关重要，否则就会偏离文学伦理学批评，从而导致对文学作品的误读。
第三，加强学术交流。有些人对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一些问题可能理解，也可能不完全理解，这就需要大家在一起进行学术交流。我们每年都举行各种不同形式的学术活动和会议，其主要目的就是与国内外学者共同进行学术讨论，通过交流，使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研究深入下去。例如，我曾经同西方学者讨论口头文学问题，如前所述，我认为口头文学作为文学也同样是有文本的，并且这个问题关涉到西方文学的起源问题，也是研究、认识和理解西方文学的根本性问题。而欧洲的文学传统建立在口头文学的基础之上，西方学者一般认为口头文学没有文本，文学的起源就是口头文学。由于我的观点有悖于西方的主流观点，我提出的“文学都有其文本”，他们不能理解。但是，我们通过讨论交流，我给他们解释口头文学的文本是脑文本，他们不仅明白了我的观点，并且接受了我的观点，认可口头文学确实是有文本的，只是文本的形式不同而已。这就是交流的作用。
最后，现在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参与到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研究中，这让我们感到特别高兴。青年学者有朝气，有思想，不受固有观念的束缚，敢于创新，因此他们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中的生力军。可以说，大量的有关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论文是青年学者写的，在每年举行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都能见到许多充满朝气的年轻面孔。我希望我们的青年学者，大胆解放思想，表现出更大的担当，为中国学术走出去，为中国学术引领国际学术话语研究做出新的贡献。青年学者在学术上的实践和努力永远是值得鼓励的。
王：说到学术交流，我知道“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近年来在国内外举办了一系列学术活动。能否请您谈谈有关文学伦理学批评学术交流的情况？
聂：我们在国内外每年都举行各种不同形式的学术活动。就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来说，迄今为止，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已经举行了七届年会，2015年在韩国东国大学召开的年会有28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作大会主旨发言，2016年和2017年分别在爱沙尼亚塔尔图大学和伦敦大学女王学院召开了年会，都有很多国家的学者与会发言，第八届年会将于2018年7月下旬在日本的九州大学召开。通过这些学术交流，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国际认可度越来越高，致力于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的国内外学者越来越多，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以韩国为例，2016年初，我接受高丽大学的邀请赴韩做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专题演讲，并就这方面的学术问题与他们进行了深入讨论。通过学术交流，高丽大学的同行们对文学伦理学批评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组织学术团队做文学伦理学批评专题研究，积极参与我们组织的各种学术活动。2016年10月，第六届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年会在爱沙尼亚举行，高丽大学有15位学者组团参会。2017年6月高丽大学主办了第二届文学伦理学批评高层论坛，论坛组织者是高丽大学获得韩国国家资助的国家级学术团队，论坛参会人数限制在30人以内，所有参加者都需先提交研究论文。为了更好地交流，他们还专门组织了同声传译，中国学者用中文演讲，韩国学者进行同声传译并借助同声传译双方进行问答讨论。以往我们与国外学者交流都是用英文，这次会议的语言形式使我们更加感受到中国学术的主导地位。韩国学者近年来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不少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研究论文，2017年8月在伦敦大学女王学院举行的第七届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年会，韩国好几所大学共有20多名学者参会讨论。
文学伦理学批评在国内外学界获得了很大程度的认可，随着研究的深入，其理论也在逐步完善。我要特别说明的是，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中外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尤其是我们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团队以及“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学术研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没有国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文学伦理学批评这一批评理论不可能在国际上被广泛认可。英国学术期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发表的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评论文章，使用的标题Fruitful Collaboration是非常恰当的，我非常欣赏。
王：聂老师，感谢您回答了这么多问题。您今天的回答太好了，阐释了许多我以前不太清楚的问题。时间已经不早了，虽然我还有不少问题需要向您请教，但我不能不就此打住，等待下一次机会。再一次感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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