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制度与“乡村振兴”：没有公平，难有振兴 | 读书记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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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推荐 :《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刘守英【著】
老家的宅基地多年前已经坍圮，院前门口杂草丛生。从前举家外迁，离开乡土多年，如今猛然提起土地、村子和老家，似乎是想在空白又模糊的记忆里，抓住乡土和人情的某种温存和羁绊，然而，与土地牵连的根系，既无归属感又充满不确定性。老家宅基地最后作何归置，答案依然是盲点。
一旦涉及中国土地及其制度问题，便上升到事关国运民生的话题上，庞杂又夹糅着各方利益。毕竟，土地吐生万物，陈列万物，对人类来说，土地不可或缺，它是立身之地，是关键的生产要素，是国家的构成要素，是个人、家庭、企业乃至国家财富和文明的重要载体，是代际族群的信仰对象和精神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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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者，政之本也”，土地问题始终与江山社稷和人民福祉息息相关，与社会安定和王朝更替紧密相连。在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里，经济表现最为突出，而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其中充当的角色不言自明：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集体土地上的乡村工业化，从以地招商引资的园区工业化到土地资本的城市化，土地创造了中国增长奇迹。
城市土地制度的变革推动了“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历史转型，然而，上帝总有两扇窗，在利用土地“奇迹”的背后，形成的“以地谋发展”的固化模式弊端日益显露，对土地过度的惯性依赖，阻碍了经济转型和结构改革。
耕地数量不断减少，高质量农田大量被占用，以征地冲突和群体性事件为主的各类农村土地纠纷大量涌现，土地违法、土地腐败层出不穷……
在农村，人口与经济社会变迁持续挑战着既定的人地关系安排；在城市，以地谋发展模式也难以为继。土地一直以来作为我们的垫脚石，承托着我们向前进步，是否我们已经忘记了如何回归？忘记了对土地的敬畏？
在历经了计划经济年代、改革年代，以及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之后，三个时代的烙印使刘守英对土地问题的研究影响至深。“亲历过集体体制弊端造成的农民行为扭曲和农村贫困，这种刻骨铭心的烙印时时提醒我，土地问题的研究与政策主张不能有半点浪漫主义色彩，它是关乎农民生计和命运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兴趣问题。”
“60后”的刘守英始终坚持从底层获取一手信息，亲眼所见、亲眼所听，通过基层的一手调查向读者呈现真实的土地问题与变革困境。《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太能表明他的大胆气质和土地研究的立场了——始终立足于农民的土地权利和获取权力的机会，从农民的视角寻找政策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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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0年来改革开放的经济崛起中，中国特色的土地制度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我们应当如何理解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对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性？土地制度改革的突破口与优先顺序又是什么？未来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在哪？在这些剪不断、理还乱的纷杂问题中，最终会发现，所有问题的关键和矛头都指向了这片土地上赖以生存的群体——农民。
农民这一身份或身份的属性似乎表明了其从生成之日起，就与“土地”形成了一种复杂关系，二者黏附在一起，不可拆解，不可分割。农民，若无出路只能固守土地，从土地里刨“金子”获取生活资料维持生存；农民，像其他身份一样持有一种关系处理一种对象，但生活方式没办法灵活跃迁。做一个农民，承担各种束缚性，天时气候、灾荒人祸，政府政策、土地制度、法律条文，集体组织裁决.......
这依赖土地得以存在的身份，在与土地对抗的基础上才能保留其属性不发生变化，或松动、或出走，无论何种变故，这份身份与身份认同，在社会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进程中愈发裹挟着无法回避的焦灼和不负重压之感。
“为了实现追赶超工业化和推进快速城市化，中国建立和强化了一整套对乡村发展的歧视性制度框架，以扭曲的要素价格和对乡村不利的贸易条件保障工业资本的形成，城乡不平等的土地制度造成乡村发展权丧失，对农民城市权利的剥夺与忽视导致乡村与城市两个空间发展权的不平等。”
对城市发展的偏向造就的直接结果是，农民、农业、农村被直接忽视，“剪刀差”的生产要素补贴压榨了农民仅有的利益。为生存离乡闯荡的农民，并不知道下一刻自己将面临什么样的处境。如同阎连科在《我与父辈》中写到处于城乡夹缝中的四叔的一生——
“在城市，他是一个乡村人，他因为根在农村而很难真正融进城市里；在农村，他是一个城里人，他因为离开土地过久，身上的多半血液都已城市化，所以也再难成为一个乡村的人。他是我们这个社会城乡夹缝中的生存者。如果城市在乡村人眼中是高悬的天堂，而农村是土地上的地狱的话，他将近四十年的最好人生，都是悬在半空中。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生活和生存，已经成为他熟悉的、不可更改的生活往复和状态……”
大部分人真实生存写照概都如此，甚至不止如此，城市拥蹙，乡村衰败；政策缺位，宅基地制度改革滞后，政策难懂，故土难回；土地在承受着扭曲的对待，连处在政治权利底层的农民，也无心与大地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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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分割的“二元制”直接导致了乡村的衰败，刘守英在《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分析了“乡村病”的前因后果，并指出了以“乡村振兴战略”为统领的改善路径，“重塑城乡关系，改变不利于乡村经济活动的城市偏向公共政策，改革妨碍乡村发展的城乡二元体制，实现城乡平等发展。”
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就是要把天平摆正，一碗水端平，要重塑人地关系，让乡村成为回得去的去的乐园。试想一下，如果有一天，农民不愿种地，也无人愿意返乡，我们真的与土地分离开来，那我们真正的依靠在哪？忘记了与自然的交流，是盲目和幼稚，因为体制机制落后而导致与土地悖离则是致命的错误。
在我们给土地赋予权利时，它就像被各方利益权衡包裹的货币，土地货币，杂糅着贪念和私心，阻碍着体制机制改革的落地。
《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倡导，在农村以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为中心重构土地权利关系，在城市从发展方式和制度安排上降低对土地资本的依赖。当城市被打造成现代、舒适、便捷的美丽家园时，乡村同样要努力变成宜居、宜业、宜游的幸福空间。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为土地，苍穹之下，都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母体。
生命本孕育于自然，人们与土地为伴，与山川河流草木共生；土地文化历史悠久，文化与自然的结合我们引以为傲，一方水土一方人是我们共同的族群记忆。
赋予土地社会政治和经济职能时，要敬畏土地，感恩土地，理解土地文化，重新认识人地关系，土地制度改革虽仍然在不断摸索和努力，但共生共荣、共同发展的乡土梦想一定指日可待。
当翻看这本书，欲图从中找到老家宅基地的答案时，不禁敬佩这位经济学家难得的智识和勇气，在他兼具实证精神和现实关怀的探索中，合上书本，我仿佛看清了乡土的样子：生命是否在繁荣，土地上的人们是否悠然幸福，植物粮食是否还在静静生长？河流是否在畅快奔流？
也许，真正的答案从来不需要问——
《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
作者：刘守英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出版时间：第1版 (2018年10月31日)
《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内容简介
本书是作者在原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所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期间，参与地方土地制度改革设计和试验的过程中，基于一手调查形成的阶段性研究。
全书以土地制度变迁这一主题贯穿始终，基于对湄潭、成都、重庆、南海、义乌、北京郊区等地农村和城市土地改革的试验与长期跟踪，反映了中国土地制度变革面临的困境，以及底层突围面临的困境。
在一手调查的基础上，提炼出了一些反映中国土地制度特征的概念，如“成员权集体所有制”“土地财政与土地金融”“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同地、同权”“二元土地制度与双轨城市化”“以地谋发展模式”，并对此进行了理论和政策分析。该书是一个研究者对30余年来中国土地制度变迁的长期观察与思考。
孙小荣工作室
文旅产业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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