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记忆｜张守一：中国数量经济学的开创者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记者：李成刚
上世纪50年代中期，通过经济数学模型来研究经济数量关系的数量经济学开始尝试着回答经济增长与商品价格、投资与就业等经济现象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发展规律，以及这些要素之间引起质变的数量关系。在孙冶方先生的推动下，为数不多的几个青年经济学者开始了经济数学方法、社会主义再生产数学模型和部门联系平衡（投入产出）原理等三方面的研究。他们用批判的眼光，审视吸收了被当时国人认为是“反动的”、“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营养，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探讨经济数学方法在中国经济研究与经济管理中的应用。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以及前苏联经济学家涅姆钦诺夫等人开始发起对现代经济学的数学研究，通过经济数学模型来研究经济数量关系，使经济学开始走出象牙塔，尝试着回答经济增长与商品价格、投资与就业等经济现象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发展规律，以及这些要素之间引起质变的数量关系。
面对国际学界的新趋势，1959年，对中国经济学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孙冶方也认识到，经济学必须开展定量研究。在对前苏联等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数学的应用和发展情况进行调研后，在孙冶方的推动下，一些经济学者开始了经济数学方法、社会主义再生产数学模型和部门联系平衡（投入产出）原理等三方面的研究。
这些为数不多的青年经济学者，用批判的眼光，审视吸收了被当时国人认为是“反动的”、“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营养，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探讨经济数学方法在中国经济研究与经济管理中的应用。其中的佼佼者，就包括乌家培、张守一、陈锡康、李秉全等人。
不过，很快，“十年文革动乱”使这些人刚刚起步的定量经济研究成为“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毒草，研究停止，队伍解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经济数学方法研究会成立，后改名为中国数量经济学会。此后不久，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组建了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诞生了中国第一家数量经济学研究机构，数量经济学的研究与应用迎来了快速发展时期。
与此同时，第一批致力于数量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们，也迎回丢失的十年。张守一和他的学术朋友们一样，作为中国数量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开始挣扎着抛掉“文革”的包袱，创新沉淀在自己的数量经济学的研究之中。
张守一1931年出生，父亲是个铁路工人，母亲在家务农，生了8个孩子，因为缺医少药，只活下来2个。
童年的张守一经历了太多苦难：父亲因为打麻将赢钱就被诬为“汉奸”关进监狱；在追寻父亲的路上，自己的兄弟因为哭闹怕惊动日军被不小心闷死在母亲怀里；为了生存贩卖些糖果却被日军抢夺打骂……放牛娃张守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父亲被放回后，家境才有所改善。1946年8月，张守一考上刘衡村小学，读五年级，成绩优秀。1948年8月，考上湖南省立第十一中学（后来的岳阳一中），因为学费太贵，家里不得不向地主借月息20％的高利贷供他上学。
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张守一加入了共青团，寒暑假就回家乡参加土改和在农民夜校当教员。1952年暑假，因为是铁路职工的直系亲属可以免费乘火车，他向母亲要了5元钱，单身闯北京。5元钱快花光时，张守一看到街上贴着一些中学招收插班生的公告，他就去报名，因为没有任何证件，不许报考，张守一和10多个没有证件的人跑到北京市教育局，向局长申诉：“考试凭成绩，要什么证件？”于是局长写了同意报考的字条，而张守一则考入了北京汇文中学，不久，这所学校改为北京26中，张守一还当上了班级团支部书记。
1955年7月，张守一被分配进入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学习计划经济。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前苏联学术思想比较活跃，开始引进西方经济学。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副博士毕业生、前苏联劳动工资委员会局长阿甘别江在莫斯科大学借了一间教室，在莫斯科大学和经济学院招生，免费讲授经济数学方法。张守一参加了这个学习班，学习内容为线性规划和投入产出分析。1957年前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成员涅姆钦诺夫院士在西伯利亚分院成立了经济数学方法研究室，在莫斯科办公，张守一与他们建立了联系，经常去借阅资料。到1960年毕业时，张守一5年的学习期通过了40多门课程的考试，每门都是5分，获得了优等毕业生称号，全班40多人，只有两人获得优等生。
1960年7月毕业回国后，中国科学院经济所前所长孙冶方找到张守一，要他到研究所研究经济数学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必须了解国情。从1961年冬天起，张守一开始了全国各地的调查研究。
1964年，中宣部在经济所开展“四清”运动，把矛头指向张闻天和孙冶方，不久，他们就成了“苏修特务”。1965年所内运动结束后，张守一参加了北京市房山县周口店和黄山店两个公社的“四清”运动。一次张守一到下寺生产队，一个富农家庭的成年哑巴，知道他是负责人，嘴里哇哇叫着，突然拿起一把刀向他冲来，张守一跑到房外，哑巴被村支书制止。还有一次，黄山店召开社员大会，斗争来水生产队的一对地主夫妇。第二天这对夫妇上吊自杀了。张守一在回忆中说：“当时地主富农都很老实，没有必要开会斗争，斗争后又没有采取保护措施。虽然斗争会是分党委决定召开的，具体由我组织安排。这说明在参加‘文革’前，我就受到了左倾路线的影响。”
1966年6月，“四清”工作队回京参加“文革”。当得知毛泽东“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最高指示后，“我对他的迷信和崇拜达到了顶峰。心想，我出身工人家庭，是党员，是‘红卫兵’，在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中，一定要冲在最前面。”
不久后，张守一与张曙光等人联络20多个青年人，成立东方红战斗队，张守一任指导员。在狂热中鼓动起来的前放牛娃，一头扎进政治斗争和群众运动的漩涡之中，并因此也深受伤害。因“炮轰周恩来”的“五一六兵团反革命”事件，张守一也被卷了进去，成为全国约300万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其中之一。
在审理中，张守一遭受拳打脚踢，木棒相加，晕死多次。本来学部没有五一六组织，审问中要张守一交代“同伙”，不能攀诬只有以死来证明清白。一天夜里，张守一把电灯泡摘掉，把一个手指插入灯套内，烧坏了手指，由于脚没有接触到通电的物体，结果没有死成。第二天早晨被发现后，张守一就成了“畏罪自杀”。死又死不成，不交代又得挨打，特别是得知其他人都在编造假故事，张守一也只得开始编造。他在每份编造的假材料后面，都写了一个很小的假字，心想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1974年在一个大会上，张守一检查了在“文革”中所犯的错误，深挖思想根源，组织结论是，他犯了“严重政治错误”。
1979年，山西省统计局邀请中国人民大学两位老师去讲投入产出分析。他们找到张守一，因为他在前苏联编过投入产出表。
通过在太原办统计学习班，讲地区表的特点和编制方法，山西出现了投入产出分析热，许多单位邀请北京专家讲课。山西编表在全国统计系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各省统计局纷纷派人到太原取经，张守一也被邀请到河南、辽宁、黑龙江、天津、福建、北京等省市讲课。
不久后，张守一带着他指导的硕士生刘树成，受马洪指派成为经济模型组组长，编制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规划。张守一设计了以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为基础的、采用经济计量与投入产出技术相结合的山西综合经济模型，包括351个方程，这是当时我国最大的地区模型。1984年由张守一负责，编辑了《山西省能源重化工基地规划经济数学模型汇编》。1989年作为经济形势分析和预测项目的准备，张守一设计了一个简化的中国宏观经济模型，对1990年做出了预测，预测报告发表在《数量经济技术经济资料》上。
作为中国数量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张守一在与之相关的研究中花了大量时间。
对数量经济学的概念，1979年以来存在四种观点：它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一门学科、它是经济计量学、它是现代西方经济学，而张守一主张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数理学派。
张守一认为，数量经济学有狭义和广义两个定义，前者是指数量或计量；后者是指围绕主流经济学发展起来的、以数理和数量关系为研究对象的、以数学和计算机为研究手段的学科群，包括数理分析（数理经济学、经济博弈论）、计量分析（经济计量学、投入产出分析等）和模拟分析（实验经济学、系统动力学等）。这个定义拆开了数量二字，数代表数理，量代表数量或计量。数量经济学出现后，中国经济学形成了“两张皮”，传统经济学从事定性分析，数量经济学从事定量分析，应将两者结合起来，形成定性与定量相统一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由于存在劳动价值论与生产要素论的根本分歧，很难统一。部门经济学和专业经济学可以绕开这个分歧，在统一问题上先走一步。
中国数量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58年—1978年，在孙冶方的推动下，乌家培、张守一、陈锡康、李秉全等为数不多的青年学者首先开展了数量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从当时发表的成果看，主要处于对国外计量经济学、数理经济学和经济数学方法等进行批判性的研究与吸收。
第二阶段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上世纪90年代初。上世纪60年代以后，数理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发展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诺贝尔经济学奖大多数都授予了计量经济学家。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学研究亦深受这种趋势的影响。但这一时段我国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转换时期，经济理论大大落后于经济改革的实践，数量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重点就落在了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以生产为导向的中国宏观经济模型理论、投入产出理论、经济周期理论、最优规划理论、三论（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生产率（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理论，以及就业与物价理论等方面。目的是建立中国宏观经济模型，探讨中国经济的投入产出关系，研究中国经济增长来源及其定量测算，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增长，为国民经济计划、优化管理提供量化的控制手段与政策建议。
第三阶段是党的十四大提出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后，面对我国经济运行机制的变化，数量经济学界除了继续深入研究经济周期等理论外，开始注意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的特征、途径等问题的研究。
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数量经济学在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张守一除了研制模型和撰写预测报告外，还提出了评价宏观经济运行质量的方法，具体做法是，给每个指标一个理想值，如GDP增长8％（潜在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3％，等等。将每年统计数据与理想值加以比较，得到正负差额，把差额汇总数除以指标个数，得到经济运行质量评价值，这个值越小，经济运行质量越高，反之亦然。
1985年，张守一出版了专著《数量经济学概论》。这部专著集数量经济学理论、投入产出方法、经济计量方法、经济优化方法之大成，成为国内第一部综合性的数量经济学读物。
张守一把数学方法灌注到经济学中，并对每一种方法都作了系统的经济分析，形成了一部易为管理者掌握，兼有普及与提高作用的专著。他把论述的重点放在数量经济学基础理论、投入产出方法、经济计量方法和经济优化方法的论述上。这对其它分支学科起到奠基的作用，如经济计量模型可以用来预测经济发展趋势，经济优化理论可以用于经营决策，投入产出模型可以为编制经济计划提供依据。
《数量经济学概论》还在分析经济理论与计量方法的关系方面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张守一对费用效用法、两大部类比例关系、乘数和加速原理、收益递减规律、生产价格与均衡价格、“二位一体公式”等方面所做的分析，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批驳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澄清了对一些问题含糊不清的认识。
1997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表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年度报告，这个报告在全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此张守一也开始研究知识经济，并坚持了15年。
对信息与知识的关系，存在三种观点，我国一些学者认为，知识是信息的一部分；OECD认为，信息是知识的一部分；张守一主张划清它们的界线，分别研究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它们的本质区别是：信息来源于采集，知识来源于创新。信息采集的对象分为自在之物和人为之物，在人为之物中，只有知识对产品价值的贡献率超过50％，才是知识产品，因此信息的范围比知识的范围大得多。
信息价值是信息劳动者采集自在之物和人为之物所创造的价值，分为转移价值和新创造的价值。信息劳动者在采集信息时所使用的知识技术，其价值是信息转移价值的一部分。人为之物分为传统产品和知识产品，它们被采集分别形成传统产品信息和知识产品信息，后者分为表里，表为信息，里为知识，集信息价值与知识价值于一身。前者是附加在后者身上的价值，如同商业价值附加在工农业产品价值上一样。
知识价值是知识劳动者利用信息、知识和物质创造新知识所创造的价值，同样分为转移价值和新创造的价值。知识劳动者创造新知识所利用的信息，其价值是知识转移价值的一部分。
信息业不能生产任何技术，所谓信息技术，是指由工业或知识业生产的、信息业使用的技术。信息业可以使用电脑和网络，知识业也可以使用，应该把它们叫做信息／知识技术。
2004年，张守一等人共同主编的《知识经济概论》出版，这本书将知识经济与工业经济的区别概括为28条，奠定了知识经济学的一种体系。
张守一认为，工业经济建立在非再生资源的基础上，这些资源越来越少；知识经济建立在可再生资源的基础上，其中大脑是最重要的可再生资源，越用越聪明。从供给方面看，大学毕业以上人才的增长速度比人口的增长速度快得多，各国对高科技、教育和文化投入的增长速度比对其他部门投入的增长速度快得多，以高科技为代表的知识产业的增长速度比其他产业的增长速度快得多；从需求方面看，人类对物质产品需求的增长速度在放慢，对知识需求的增长速度在加快；这些一快一慢的变化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定律，说明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必然趋势。
到了高级知识社会，物质生产将高度自动化和智能化，所需劳动力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人将从事信息活动、知识创新和现在还不知道的智力劳动。信息和知识具有共享性，从网络上获取它们，不可能是按需分配，只能是各取所需，人类正在向“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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