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破产是绝望，最大的资产是希望。破产法律服务不仅仅是一种应对危机的工具，更是一种预见风险的艺术。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加深和市场竞争加剧，企业面临的经营风险日益复杂。有效的内部治理结构能够帮助企业识别、评估并管理财务及运营风险，防止陷入困境。同时，健全的风险防控机制结合合理的法律保护措施，可以在企业面临经济下行或重大财务危机时提供缓冲，减轻负面影响，并为企业的重组或恢复创造条件。这不仅关乎企业的存续，也影响到债权人的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
2024年8月11日，由律新社主办的“破而后立·重生论道——2024破产法实务与营商环境优化发展论坛”在上海隆重举行。围绕“破产法视角下的企业治理与风险防控”这一议题，5位破产实务界嘉宾——浙商资产投行事业部团队负责人严磊，上海市协力（苏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薛恒，炜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郑国凡，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法学博士陈映川，某AMC上海市分公司法律事务部张莉从企业新型风险防控、平衡债权人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创新资产管理策略、企业治理架构设计、跨境破产案件处理等多个维度，深入探讨了破产法对企业治理的影响及其在风险防控中的作用，为企业长久稳健发展提供了有效指引和创新策略。本次圆桌论坛由上海法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某破产法庭原法官）李丽丽主持。
01
风险管理：数字资产的创新处置与传统资产的价值最大化路径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面临的新型风险日益增多，如数据泄露、知识产权侵权等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这些风险不仅可能给企业带来直接的经济损失，还可能导致声誉受损、客户信任度下降等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可能导致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甚至走向破产。在此背景下，破产法需要适应新时代的需求，对这些新型风险给予充分的考量。尤其是数据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资产，其价值不可小觑。一旦企业破产，如何妥善处理这些数据资产，既能保护数据主体的权益，又能为债权人创造价值，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法学博士陈映川强调了当前经济形势下破产法领域面临的新挑战，特别是在数据资产处理方面。他指出，在当前土地和资本两大传统生产要素处于周期低谷的情况下，需要寻找新的增长点。国家已经将数据视为第五大生产要素，与传统的生产要素并列，这为破产法领域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结合小鸣单车经营方广州悦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破产案例，陈映川提出了数据资产在破产程序中的处理问题，并指出目前这方面的实践尚处于起步阶段。他认为，数据资产的处理需遵循《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和《数据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以确保数据的安全和合规使用。2024年起企业可将数据相关的研发投入和成本资本化的政策实施后，为陷入困境的企业提供了一条重振活力、维持增值的新路径。如何通过入表的形式将数据资产合法合规地转化为企业的有价值资产，也已成为破产法领域亟待研究的新课题。资金链断裂、市场需求减少等问题常常会导致企业陷入财务困境乃至破产。面对破产程序，企业需要采取一系列创新性的资产管理和处置策略来最大化资产价值，以满足债权人的需求并尽可能地保留企业的运营价值。除了数据资产，传统的资产类型，如不动产、矿产和上市公司股权等，也需要通过创新的方式来提升其市场吸引力和变现能力。在这种背景下，企业、资产管理公司及相关利益方都在积极探索新的方法和技术，以提高资产处置效率，创造更大的价值。浙商资产在不动产、矿产和上市公司等领域有着广泛的业务布局，并擅长通过灵活的策略和严格的风控措施，积极应对市场挑战，寻求可持续的发展路径。浙商资产投行事业部团队负责人严磊拥有近20年的金融及不良资产行业的从业经验，他结合近期参与的项目，分享了浙商资产采取的管理策略。在处理不动产项目时，如住宅类公益债项目，通过要求大幅降价销售来适应市场行情，这一策略可能会引起公益债权人、原债权人及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平衡各方利益是关键挑战。浙商资产可能会采取严格的控制措施，比如共管项目证章照，甚至派出销售团队或委托第三方进行销售，以避免开发商私自销售的风险。此外，浙商资产还关注商业资产，特别是沿街可分割销售的商铺，这类资产在一二线甚至三线城市的去化表现良好，受到细分赛道投资者的青睐。同时，公寓市场在全国范围内表现各异，而旅游市场的变化促使浙商资产与头部旅游管理集团合作，共同运营酒店资产。对于矿产项目，虽然市场波动较大，但浙商资产依然保持关注，尤其是金矿、铜矿和煤炭等资源，尽管这些资源的市场价格处于高位。浙商资产会审慎评估进入市场的时机和成本。在上市公司方面，浙商资产主要采取三种模式：以股抵债、法拍配资和参与破产重整。鉴于证监会的规定，浙商资产特别关注退出路径，在破产重整项目中则更加重视产投人的实力，并会采取不同的进入方式，包括纯平层投资或为财投人配置资金。而在上市公司破产重整业务中评估产投人实力时，严磊认为，产投人不仅需要具备短期的“输血”功能，即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更重要的是需要帮助重整后的公司建立长期的“造血”机制，即实现自我盈利的能力。“造血”功能对于公司的长期生存和发展更为关键，这也是产投人需要具备的重要软实力。
02
平衡之道：现代企业治理下的多方利益协调
在现代企业治理结构中，债权人与股东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利益冲突。债权人通常追求本金的安全与稳定的利息回报，股东则更倾向于追求资本增值和高回报。这种冲突如果处理不当，不仅会影响企业的正常运作，还可能加剧企业的财务危机。随着企业融资渠道的多样化以及金融市场的复杂性增加，债权人对企业的影响也在不断扩大。为了保障债权人的利益，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始允许债权人参与到企业的治理中来，以便更好地监督企业的经营状况，预防风险。因此，在债权人参与企业治理的情况下，平衡债权人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确保企业能够长期稳定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某AMC上海市分公司法律事务部张莉从法律支持的角度作了分享。她谈到，传统的公司法理论强调股东权益，但随着债权人角色的增强，平衡双方利益变得更加复杂。债权人面临信息不对称和遭受损失的风险，而股东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得信息并随时离开公司。作为资产管理公司（AMC），则会更多地站在债权人的立场思考问题，关注如何保护债权人的权益。现行制度通过债权人委员会、债券持有人会议等方式保护债权人权益。破产重整程序是一个关键环节，但实践中的司法适用率较低。为了更好地平衡债权人与股东的利益，张莉认为，可以考虑以下几点：一是赋予债权人会议选择破产管理人的权利，以确保管理人能更公正地处理破产事务；二是让债权人参与重整计划草案的制定和监督实施，以防止让企业陷入困境的高管再次负责重整工作；三是建立救济制度，确保对重整计划持有异议的债权人或其他利益相关人能够获得法律救济。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更好地保护债权人的权益，并有助于实现企业长期稳定发展的目标。最后，张莉总结道，在重整程序当中，利益冲突是现实的此岸，利益与共是理想的彼岸，利益平衡则是二者之间不可或缺的桥梁。而为了实现利益平衡，需要依托更多专业人士的力量。对此，主持人——上海法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某破产法庭原法官）李丽丽颇受启发，并分享了自己的思考。她认为利益平衡的背后实际上是权利的平衡。《企业破产法》及相关指导意见虽没有对重整计划的执行设定较多的详细条文，但在实践中，管理人在重整计划执行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重整计划执行过程可能会因外界因素或不可控因素而需要作出调整，这些调整可能仅是微调，也可能对重整计划构成实质性变更。根据相关规定，重整计划的变更需要由之前受影响的债权人再次表决通过，否则重整计划将无法执行，企业将面临宣告破产的风险。因此，管理人在重整计划执行过程中不仅要监督计划的执行，还要应对复杂多变的情况，体现出高度的专业性和灵活性。这一过程中，管理人的监督权与计划执行权之间的关系值得深入探讨。上海市协力（苏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薛恒分享了近期的一个案例，该案例中一家企业经历了为期六年的清算程序，之后转入重整程序后又面临两年的重整计划执行期，计划执行期间管理人与投资人之间出现了矛盾。薛恒指出这一案例凸显了一个关键问题，即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可能出现新的挑战。重整计划执行期通常较长，且具有特殊性。在此期间，企业不仅要遵守破产法的规定，还需遵循公司法的要求。薛恒进一步强调，破产法与公司法共同作用于企业的债务重组和企业整顿，而破产法与执行法则侧重于债务清理。因此，管理人、法院、投资人等在处理重整计划执行期间的企业治理问题时，应采取一种特殊的理念，既要认识到企业正处于恢复阶段，又要确保其作为完整市场主体的地位。薛恒认为，在重整计划执行期，管理人应当将企业经营管理事务交还给债务人，让专业的团队处理商业决策。这是因为管理人通常不具备足够的商业能力来做出这些决策，而且从法律角度来看，管理人的角色应限于监督而非直接干预。美国的自行管理模式表明，债务人自行管理的成功率通常高于管理人介入的情况。对于管理人的监督权限，薛恒建议应包括调查权、建议权或纠正权，并且监督对象不仅限于债务人本身，还包括股东、董事会、董事、经理等其他相关方。然而，管理人不应干涉正常的企业自治活动，如股东会决议、董事任命等。总而言之，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应尊重债务人的主体地位，同时确保适当的监管以维护重整计划的执行。这样既能促进企业恢复正常运营，又能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实现重整的根本目的——恢复企业的经营价值并实现公平偿债。至于重整计划中的经营方案变更是否意味着重整计划的变更，薛恒则表示，经营方案作为重整计划的一部分，其任何变更都应被视为重整计划的变更。而在具体实践中，多数重整计划草案都包含了特别条款，允许在不影响债权人受偿的前提下对某些事项进行变更。如果经营方案的变更显著影响了债权人的受偿情况，则应重新启动表决程序，以确保债权人的权益得到保护。
03
跨境破产管理：国际视角下的法律协调难题
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破产法差异对跨境破产案件的处理构成了复杂的挑战。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企业的经营活动日益跨越国界，这也使得跨境破产成为一个日益普遍的现象。当一家跨国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时，其资产和债务可能分布在不同的司法管辖区，这就需要协调不同国家的破产法律制度来有效地管理和解决破产事宜。炜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郑国凡拥有丰富的破产实务经验，尤其是在跨境破产重组领域。他指出，跨境破产作为一个新兴且快速发展的领域，对破产法律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企业经营的国际化趋势增强，管理人作为复合型法律人才，不仅要精通国内法律，还需要了解国外的相关法律制度，包括不同国家的法律框架、程序差异以及国际间的合作机制，并协调不同司法管辖区的法律要求，以保护客户的利益。一个典型的案例是有客户询问如何在其全球业务布局中建立“防火墙”或“阻断机制”，以防陷入破产程序。这类问题直接指向跨境破产的核心议题，表明跨境破产问题已经不再遥远，而是现实中的挑战。中国的跨境破产法律实践相对较新，早期案例稀缺。近年来，随着国际合作的加强，特别是与中国香港之间的合作试点，跨境破产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例如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期受理审查的全省首例跨境破产司法协作试点案件，旨在承认和执行香港地区的破产判决，这标志着中国在跨境破产领域的重要突破。对于管理人而言，未来面临的两大挑战是：一方面，在处理案件时可能需要应对跨境因素；另一方面，客户对跨境破产法律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为了满足这些需求，管理人需要加强自身在跨境破产领域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市破产管理人协会已经成立了跨境破产业务研究委员会，显示出业界对跨境破产问题的高度重视。随着更多涉外法律人才的加入，管理人在跨境破产领域的专业能力将进一步提升。此外，关于开展类似跨境破产制度试点，郑国凡表达了对实质性成果与示范性案例的期待，并希望有更多地方能够参与到跨境破产制度的试点工作中来，以丰富实践经验和推动制度完善。
04
携手同行，共绘破产新图景
最后，各位嘉宾分享了参与本次论坛的感受。
张莉以家人聚会般的体验来形容此次论坛。她表示，论坛的温馨感与熟悉感贯穿全场，从前辈到同行，大家互相支持，在交流中共同成长与进步。
陈映川表示，商业与法律实践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动态循环：商业引领创新，法律随后跟进并逐步完善，最终法律研究成果又反过来指导实践。律新社搭建的平台让产学研各界能够紧密合作，今天的交流极为宝贵。
郑国凡表示，管理人如同家人般汇聚于此。时代赋予管理人的使命十分艰巨，任重道远，所以我们必须砥砺前行，保持积极的态度，勇敢面对困难，不断探索新的解决方案。
薛恒表示，本次论坛汇聚了法学专家、律师、评估师、不良资产专家及法律科技专家等，体现了多行业的融合。破产法因其复杂性成为法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既涉及不同部门法的同频共振，还涉及不同行业及专业领域的协调合作，期待破产执业者共同探索、协力构建良性的破产拯救生态。
严磊表示，管理人虽然不一定直接盈利或为项目赋能，但投资仍需追求利润。不动产领域拥有丰富的生态圈资源，如代建、营销和运营等，这些可以形成闭环，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既能创造价值又能促进文化交流、增进友谊的平台。希望本次论坛成为一次文化之旅，一次交流之旅，一次友谊之旅。
李丽丽最后从各位嘉宾的发言中，选取出“家人、携手、多行业、实践、使命”5个关键词作出总结，她表示，将这5个关键词串联起来，即家人般的温暖和支持，携手同行的专业精神，推进多行业的融合实践，以及对法律人使命的坚定追求，共同描绘了一幅积极向上的行业图景。结语
本次论坛不仅是一次学术交流的机会，更是多行业融合实践的体现。展望未来，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破产法领域将面临更多新的挑战，企业需要不断创新资产管理和处置策略来应对市场变化。管理人和法律从业者则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能力和国际视野，以应对日益复杂的跨境破产案件。期待各方通过持续的学习与合作，为构建一个健康、有序的破产法治环境贡献力量，帮助企业克服困难，实现可持续发展。 ↓扫码观看圆桌论坛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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