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秋芬 刘家成：资产专用性、环境和行为不确定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的影响——一个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分析框架

资产专用性、环境和行为不确定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的影响——一个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分析框架

郑秋芬 刘家成

作者简介：郑秋芬，南京农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刘家成（通讯作者），南京财经大学财政与税务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

引用格式：郑秋芬, 刘家成. 资产专用性、环境和行为不确定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的影响——一个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分析框架[J]．农村金融研究，2022（9）：71-80．

「摘要」合作社自身经营绩效的实现是其带动小农户增收的重要前提。交易成本是影响合作社绩效的重要因素，然而鲜有文献就销售型合作社中交易成本的来源及其对合作社绩效的影响进行深入讨论。有序Logit模型结果表明：资产专用性水平对销售型合作社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但纳入环境不确定性后，这种正向作用被弱化；行为不确定性对销售型合作社绩效有显著负向影响。通过IV、Heckman两步法，以及PSM弱化内生性之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探明资产专用性水平、环境和行为不确定性对销售型合作社绩效影响的内在机制，为更加全面地认识合作社在当前环境中面临的制约因素、发展空间提供了新认识。

「关键词」资产专用性；环境不确定性；行为不确定性；合作社绩效

一、引言

合作社自身经营绩效的实现是其带动小农户增收的重要前提，然而中国合作社总体绩效水平并不高（徐旭初、吴彬，2010；李瑞芬、郭瑞玮，2020；杜晓山等，2021），探讨合作社绩效的影响因素及机制也已成为合作社研究的重点难点问题（董杰等，2020）。销售型合作社形成的两个驱动力，一是通过小农户联合实现规模经济，二是通过纵向整合形成与下游企业的抗衡势力（Bijman & Hendrikse，2003）。国内研究大31多关注合作社形成的规模经济效应（徐志刚等，2017），相对忽略了合作社通过规模经济实现绩效提升的空间有限，因为对于大规模技术需求同质的农产品，规模经济的实现已由农户内部转向了外部（如大型农业机械企业、农资店等）。在当前条件下，农产品经营需要越来越多的专用性投资（马志雄等，2012），为了满足消费者对特定农产品的需求，也为了对抗下游企业的机会主义，农户需要联合投入资金进行产后环节的专用性投资（如品牌）。那么，资产专用性的提高能否提升合作社的抗衡势力，进而实现合作社绩效提升？不少学者认为治理结构是影响合作社绩效更重要的因素，分别从理事会成员数及其结构、盈余分配方式、股权结构、理事长的企业家才能等视角探讨治理结构对合作社绩效的作用机制（刘同山、孔祥智，2015；张征华、汪娇，2018；韩旭东等，2020）。因为在许多学者看来，这是合作社异于其他经济组织的根本特征。虽然现有研究较为翔实，但仍有以下两点待改进。

首先，学者们在讨论治理结构对合作社绩效的作用时没有指定合作社类型(Verhofstadt & Maertens，2014)，而合作社能否在自身层面产生绩效取决于合作社的类型(Michalek et al.，2018)。如传统合作社，其绩效主要产生于农户层面，但是销售型合作社绩效不仅体现在农户层面，还体现在合作社层面，合作社层面的绩效是成员绩效的基础，从合作社层面探讨其绩效的影响机制是合理的。

其次，销售型合作社作为一种治理结构，其绩效取决于资产专用性水平、环境不确定性和行为不确 定 性（Williamson，1985、1991、2005；David &Han，2004；Ménard，2007），然而鲜有学者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资产专用性水平、环境不确定性和行为不确定性对合作社绩效的作用机制和边际效应。交易成本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只要治理结构以交易成本最小化原则实现与交易属性的有效匹配，这样的治理结构就获得了较好的绩效（Williamson，2005）。合作社属于混合治理结构，交易属性中资产专用性水平、行为不确定性和环境不确定性被视为影响交易成本的决定性因素（Williamson，1985、1991、2005；Ménard，2007；Ghozzi H et al.，2018）。在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假设前提下，资产专用性水平越高、环境不确定性越大，行为不确定性越大，交易越倾向于通过混合治理结构完成，反之则更倾向于市场（Williamson，1985）。因此，合作社绩效可能是资产专用性水平、环境不确定性和行为不确定性的函数。

那么，资产专用性水平、环境不确定性和行为不确定性对合作社绩效的作用方向、程度及交互关系如何？为了进一步探明上述问题，本文其他部分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构建资产专用性水平、环境不确定性和行为不确定性对销售型合作社绩效影响的理论框架，第三部分实证设计（数据来源、指标选取、实证模型和统计性分析），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及讨论，第五部分总结。

二、理论机制：交易成本的决定性因素与组织绩效

（一）资产专用性水平与销售型合作社绩效

资产专用性水平是指交易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特定关系的资产投资，由于其独特性和专用性，重新部署到其他关系上的成本很高。交易关系中普遍存在物质资本专用性和人力资本专用性，其中物质资本专用性主要是订制专门的设备或信息系统，人力资本专用性主要是知识或专业技能等（Parmigiani，2007）。销售型合作社的专用性投资也主要包括物质专用性投资和人力专用性投资，如为了提升成员耕作技术或改进耕种方法而提供的培训或技术支持（Marcos-Matáset al.，2013），为了提升合作社的营销能力而进行的农业机械设备、贮藏设备、加工设备投资，以及市场渠道拓展等（徐志刚等，2017）。

资产专用性水平对销售型合作社绩效的影响主要通过两条途径，一是资产专用性水平对交易成本的直接作用，二是资产专用性水平通过治理结构间接作用于交易成本。有学者以治理结构的绩效为因变量，资产专用性水平为自变量直接检验了二者的关系，如在企业内部，资产专用性水平的增加会产生共享的知识、信息和惯例等，从而提高协调效率（Grant，1996）。资产专用性水平能够通过降低内部组织成本、生产成本和管理成本来提高交易绩效（Rindfleisch & Heide，1997）。相对于第一条途径，第二条途径更加普遍。按照交易成本理论的核心命题：资产专用性水平越高，整合程度越高，通过整合将较高的交易成本内部化（David & Han，2004），那么根据这一命题可以推断资产专用性越高，交易成本越小，即资产专用性水平与销售型合作社绩效可能是正向关系。

虽然资产专用性水平的增加有利于治理结构绩效的提升，但是在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背景下，专用投资也会使双方的交易关系被“锁定”，这种锁定关系为非投资方从投资方的专用投资中获得准租金提供了机会。因此，专用投资还有保障问题（Rindfleisch &Heide，1997），而保障问题可能会改变资产专用性水平对治理结构绩效的作用方向。如一些学者指出，如果没有适当的保障措施，企业将面临事后资产被侵占的机会主义行为或事前因未能投资而产生的生产率损失，从而增加交易成本（Pilling et al.，1994），降低交易绩效。

因此，资产专用性水平的增加能够使销售型合作社保持持续竞争力的同时，也会增加投资方机会主义被剥削的风险。在销售型合作社花费时间和资源改善成员的生产条件或者提供培训来增加其竞争力，而成员没有投入专门的时间和资源的情况下，销售型合作社这样的专用投资行为是有风险的，因为质量获得提升的成员可能将产品卖给价格更高的买家，而成员这种机会主义行为会降低销售型合作社绩效。也有学者提出只有专用性投资用于非核心关系时会增加这种机会主义带来的交易成本（Marcos-Matás，2013）。考虑到销售型合作社的核心成员与非核心成员往往同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而这种社会关系中蕴藏着诸如信任、行为规范等关系网络，这种“熟人关系网”会形成很好的监督机制，可以作为核心成员专用性投资的一个保障措施来约束非核心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Heide & John，1992）。鉴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1 ：

假说1 ：资产专用性水平对销售型合作社绩效有正向作用，即资产专用性水平越高，销售型合作社的绩效越高。

（二）环境不确定性、资产专用性水平与销售型合作社绩效

任何一个组织都需要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来调整其适应性行为，销售型合作社也不例外。环境不确定性是指由于需求、价格或技术等因素的波动而导致的不可预测性。一般认为环境不确定性越大，交易成本越高，销售型合作社绩效可能越低（Heide & John，1992）。但是环境不确定性并不是作为一个独立变量对治理结构的选择发挥效用，往往是与资产专用性水平结合发挥效用的，即不存在专用性投资时，无论不确定性的程度如何，市场治理都是优选，当存在专用性投资时，不确定性越高，整合决策的可能越大。因此，环境不确定性对销售型合作社绩效可能没有直接影响，但是可能会弱化资产专用性水平对合作社绩效的影响。现实中，环境不确定性对销售型合作社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农产品的收获时间、数量和质量都受到自然因素的强烈影响（Bijman & Hendrikse，2003）。此外，农产品市场（尤其是果蔬类农产品）常常面临着不稳定的消费者偏好或产品需求的不可预测性，以及因技术变革、创新或研发带来的新问题以及因新的生产要求或法规变化带来竞争环境的不断变化（Nilsson，2001）。销售型合作社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减少与成员合作的环境不确定性，加强与成员的合作关系，往往需要投入一定的专用投资。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2 ：

假说2 ：环境不确定性会弱化资产专用性水平与销售型合作社之间的正向关系。

（三）行为不确定性与销售型合作社绩效

行为不确定性，是指由于交易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在事后难以预测或验证与交易相关的行为表现。在销售型合作社与成员的交易中，关于农产品市场价格、需求量等的信息不对称，是有利于合作社一方的信息不对称，而关于交易的农产品品质、收获时间以及农药化肥等的信息不对称是有利于成员一方的信息不对称。由于销售型合作社可能无法直接获取成员生产的农产品的预期数量、质量等关键信息，而成员也存在隐瞒这些信息的可能，只要交易一方存在故意隐瞒或欺骗另一方交易信息的行为，就会产生机会主义行为，而这不仅不利于销售型合作社为成员提供更好的后续服务，也不利于成员与销售型合作社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从而降低销售型合作社绩效。鉴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3 ：

假说3 ：行为不确定性对销售型合作社绩效有负向作用。

三、模型、数据及变量（详见原文）

四、实证结果分析（详见原文）

五、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并采用计量经济模型检验资产专用性水平、环境不确定性以及行为不确定性与合作社绩效的复杂关系。首先，本文的结论支持资产专用性水平对合作社绩效的正向作用，这与资产专用性水平对治理结构选择的影响方向一致，即资产专用性水平越高，整合决策的可能性越大，治理结构的绩效越高。其次，相对于资产专用性水平，不确定性对合作社绩效影响的结论较为复杂，其中行为不确定性的结论支持将不确定性作为独立变量考察对治理结构影响的结论，但是环境不确定性的结论不支持不确定性的独立作用，而是要与资产专用性水平结合才能影响治理结构选择。正如David & Han（2004）的分析中提到，在交易成本理论的实证分析中有23%的学者支持不确定性作为一个独立变量对治理结构选择的显著作用，而43%的学者支持不确定性与资产专用性水平的交互作用对治理结构选择的显著作用。本文的结论为不确定性的实证分歧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释，即不确定性的内涵丰富，可能包含了环境不确定性和行为不确定性等内容，而每一种不确定性对治理结构选择的作用方向可能不同，所以在具体研究时需要对不确定性进行细分。最后，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专用投资的增加能够减少环境不确定性、提高合作社绩效，并且由于专用投资的稀缺、难以复制等特性也能使组织更具有竞争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通过无限制提高资产专用性水平来提升合作社绩效。因为随着资产专用性水平的提升面临“敲竹杆”的风险也随之增加，当合作社的资产专用性水平高到一定程度，非投资方的行为不确定性增加，随着事后不确定性的增加，合作社绩效也会下降。

虽然本文借鉴以往的研究尽量完善对合作社绩效的测度，但是仍然存在以下几点不足：一是绩效感知指标更多反映的是理事长的主观判断，受到理事长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影响，量化方式仍可优化；二是虽然本文的研究表明一定的资产专用性水平对合作社绩效有提升作用，但是没有检验在怎样的条件或范围下，专用投资更有利于其绩效的提升，有待进一步研究。

原文载于《农村金融研究》202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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