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力等：农村产权抵押贷款对家庭农场收入的影响分析

农村产权抵押贷款对家庭农场收入的影响分析

刘力 朱晓 胡春艳 阮荣平

作者简介：刘力，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经济管理学院讲师；朱晓（通讯作者）、胡春艳，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阮荣平，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

引用格式：刘力，朱晓，胡春艳，阮荣平. 农村产权抵押贷款对家庭农场收入的影响分析[J]．农村金融研究，2022（4）：43-54．

「摘要」基于一项全国性家庭农场的调查数据，论文分析了农村产权抵押贷款的收入效应，并从生产投资（生产要素投资、生产技术投资）环节、管理环节、销售环节、品牌建设环节等中间环节考察了农村产权抵押贷款对收入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村产权抵押贷款能显著提高家庭农场总收入、农业收入以及非农收入，不过与其对农业收入的提升效应相比，农村产权抵押对非农收入的提升效应相对较小。此外，农村产权抵押贷款对家庭农场亩均净利润并没有显著影响。论文分析结果还表明，生产投资效应（包括生产要素投资效应、生产技术投资效应）和销售环节改善效应是农村产权抵押贷款对家庭农场收入产生影响的重要机制，管理水平提升效应的作用不是很大。

「关键词」农村产权；抵押贷款；家庭农场

一、引言

农业的高风险性和弱质性导致农户资金自我积累能力严重不足。能够起到缓解资金困难作用的金融机构，又因为农业的风险性高、资产流动性低和生产经营周期长等问题对农村的信贷资金供给水平低，使得农户“融资难”的问题更加突出。学者们认为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农户缺乏有效的抵押物，难以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取贷款（董晓林、吴昌景，2008；林乐芬、王步天，2015）。同时，农户缺少金融机构认同的抵押担保品从而较难获取贷款与大量的农村资产闲置不能充当抵押品二者间的矛盾，加重了农村信贷供给的不足（牛晓冬等，2017），这既阻碍了农户收入的增长（郭忠兴等，2014），又不利于农业产出的提高（叶剑平等，2010）。

为发挥农村产权的资本性功能，激活农户闲置资产，党中央和国务院在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摸索试点后探索出“农村产权抵押贷款”这一条路径。已有研究表明，农村产权抵押贷款对农户收入可能具有重要影响。此外，随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壮大和土地流转规模的增加，小规模生产农户的占比降低。与此同时，家庭农场和种养大户占比不断增加，成为国内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相较于小农户，家庭农场和种养大户由于生产规模更大，参加农村产权抵押贷款的需求量和积极性更高，因此在研究农村产权抵押贷款的收入效应时更具代表性。

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全国农村产权抵押贷款政策试点地区的649家家庭农场（包括种养大户）的微观调研数据，采用OLS和PSM方法，分析了农村产权抵押贷款对家庭农场总收入、农业收入、非农业收入以及亩均净利润的影响，并从生产投资（生产要素投资、生产技术投资）环节、管理环节、销售环节、品牌建设环节等中间环节的角度解释和验证农村产权抵押贷款对收入的影响机制。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关于农村产权抵押贷款是否能促进收入增长以及促进何种类型收入增长等问题，现有研究仍存在争议。本文基于全国性家庭农场调查数据，在充分考虑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考察，这一工作可以丰富农村产权抵押贷款的相关研究，为上述问题提供更加充足的经验证据支撑。

二、文献综述

农村产权抵押贷款是指借款人为了满足自身农业生产等方面的需要，向银行等金融机构抵押自身的农地经营权、林权、农机具等农村产权取得贷款。将农村产权作为贷款的抵押物，是为了解决作为借贷者的农民和作为贷款者的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减少由此带来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早在二十世纪，国外一些学者就提出可以通过农地抵押来帮助农民获得信贷（Holden，1997；Deininger&Binswanger，1999）。国内一些学者也有类似研究，如王见等（2014）认为林权抵押贷款可以解决林业的融资难问题，从而提高林农的收入。

随着农村产权抵押试点工作的开展，学界对其研究愈加丰富。总体来看，相关研究的文献可以梳理为三类。第一类文献的研究焦点是农村产权抵押贷款的模式。从抵押品的功能角度可以把农村产权抵押贷款模式分为“直接型”与“间接型”两种。“直接型”模式是指农户直接把农村产权抵押给金融机构以此获得融资。“间接型”模式是指用农村产权抵押和增加担保等方法来提高信用以获得融资，即“第三方担保者+农村产权作为反担保”的形式。“直接型”模式虽然简化了农民贷款手续，但提高了银行风险管理的成本和难度（王平等，2010；燕星辰、杜娜娜，2011）。而“间接型”模式如宁夏同心的“土地协会农户联保+农地经营权作为反担保”，巧妙地解决了银行难以处置抵押土地的风险，而且使农地经营权仅限于村内流转，保证了农地的用途不会转变。但也存在着农户贷款的程序较为复杂、规范监管和制度缺失等不足（黄惠春、徐霁月，2016；惠献波，2014；庸晖，2015）。“间接型”模式中的第三方担保者也可以是政府成立的担保公司（李论、刘辉，2019）。虽然目前大部分试点地区都选择了“间接型”模式，但就农村产权改革的目标而言，“直接型”模式更符合。

第二类文献主要关注农村产权抵押贷款供求意愿的影响因素。农户贷款需求直接影响农户参与农村产权抵押贷款意愿。而农户贷款需求又主要受农户的个人特征以及家庭禀赋特征等因素的影响。除此之外，其影响因素也会因土地制度的差异而不同。如在国外土地往往是私有财产，因此农户是否参与农村产权抵押贷款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借款用途、土地经营面积、抵押品的处置成本、所在区域等（Besley et al.，2012）。而在中国，可以将参与农村产权抵押贷款的影响因素总结为三个维度：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等农户特征；土地经营面积、农业收入占比和家庭人口数等家庭特征；与金融机构的关系和与村干部的关系等社会关系特征（肖轶等，2012；惠献波，2013；于丽红等，2014；梁虎等，2017；牛晓冬等，2017）。而对于供给方而言，总体来讲，金融机构参与农村产权抵押贷款的积极性不高（黄惠春、李静，2013；袁绕，2015）。影响其参与意愿的主要因素是农户个人特征、农地经营面积、产权稳定性等因素（兰庆高等，2013）。其中，农村产权作为抵押物难以准确估值和违约处置风险较高是阻碍金融机构参与农村产权抵押贷款的主要原因（于丽红、兰庆高，2013）。

第三类文献重点考察了当前农村产权抵押贷款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虽然政府出台了相关政策文件，但农地抵押贷款仍较难开展。学者对此给出了解释。杨国平、蔡伟（2009）认为土地登记管理混乱、土地评估机构缺乏、流转市场发育缓慢和农业经营风险大等因素导致了农地抵押贷款推行困难。刘淑萍（2016）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观点。随着试点工作的逐渐开展，学者也发现了一些新的原因，如银行为降低处理抵押物的风险而严格限制农村的信贷资金配给（张兰花，2016；金银亮，2017）。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虽然现有文献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角度已经十分丰富，但仍然存在以下不足：首先，目前文献多是从宏观层面研究农村产权抵押贷款的模式和问题，从微观层面研究农村产权抵押贷款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尚不是十分丰富，也缺乏相应的共识；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农村产权抵押贷款是农户的自身选择，因此需要考虑选择性偏差及内生性问题，而之前大多数研究都忽略了这一点或者并没有很好地解决此问题。本文拟对以上两个不足进行完善。

三、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说

本文关注的家庭农场收入指的是一年中某一家庭农场的各种收入之和。按照产业类型，家庭农场收入可以细分为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

已有研究发现，从非正规渠道得到的借贷资金多被农户用于生活消费（史清华、陈凯，2002），而从正规渠道得到的借贷资金主要用于生产经营（牛荣等，2016）。农户将从金融机构获取的贷款资金用于生产投资，这有利于农户收入的提高。正规借贷可以增加农户的投资能力，提高生产要素的投入水平，推动生产技术的采纳和革新，进而有利于农业产出的增加和农户收入的提升（Adetiloye，2012）。农村产权抵押贷款作为一种正规借贷，同样可以起到上述作用（Besleyet al.，2012）。此外，当资金约束放松以后，农户在管理、销售、品牌建设等环节也将具有更强的投入能力，从而可以提升这些环节，进而促进收入的提高。

于丽红等（2016）调查农村产权抵押贷款资金的使用状况后发现，农户将通过农村产权抵押贷款得到的资金基本上都投入到了农业生产投资中。姜岩等（2017）发现基本上全部农村产权抵押贷款均被投入到农业生产。金融机构通常会要求农户依据贷款合同把通过农村产权抵押贷款借入的资金用于农业生产（张珩等，2018）。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H1a和H1b ：

H1a：农村产权抵押贷款可以促进家庭农场收入的提高。

H1b：相对于非农业收入，农村产权抵押贷款对家庭农场农业收入的提升效应更强。

家庭农场收入主要受生产投资（生产要素投资、生产技术投资）环节、管理环节、销售环节、品牌建设环节等中间环节的经营状况影响，而这些环节经营状况的好坏与对这些环节的资金投入有着密切关系。故而农村产权抵押贷款所放松的资金约束有可能会导致这些环节经营状况的改善，进而对家庭农场收入产生积极影响。

在生产要素投资环节，农村产权抵押贷款能促进家庭农场对生产要素投入的投资行为，扩大生产规模，增加产出，从而提高收入。资金约束的放松使得家庭农场可以有更多的资金用于土地流转从而获得更多的土地经营面积（古晓，2014；孔凡斌等，2019），购入更多的种子、树苗、生物幼崽、化肥、饲料、农药、防疫药物等基础生产资料（许崇正、高希武，2005；Weber & Musshoff，2012；张珩等，2018），雇佣更多的劳动力（庸晖，2015）。所有这些生产要素的增加或者改善均有利于家庭农场收入增加。在生产技术投资环节，农村产权抵押贷款能促进家庭农场对生产技术的引进，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产出，从而提高收入。农村产权抵押贷款能促进家庭农场引进新技术、新设备和新品种（古晓，2014；庸晖，2015；牛晓冬等，2017 ；刘子薇，2019；周玲，2020）。生产技术的改进可以大大提升家庭农场的生产效率，进而有利于其经营状况的改善。

在管理环节，农村产权抵押贷款能促进家庭农场引进先进的管理系统，满足家庭农场土地、种植养殖记录、生产资料、农产品、操作人员等的信息化管理需求，提升了家庭农场生产及管理的整体水平（王鲁等，2015；王昌海等，2017）。

在销售环节，农村产权抵押贷款能促进家庭农场拓展电商平台等销售方式，提高产品销量和价格，从而提高收入（Montealegre et al.，2007；Carpio etal.，2013；曾亿武等，2018）。电子商务可以使买卖双方直接进行交易，去掉了中间商环节。实现农产品分销渠道去中介化，减少中间环节，降低交易成本。一方面可以提升社会的整体福利，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家庭农场获得更有利的价格谈判地位，提升农产品价格（Bakos，1998；曾亿武等，2018）。

在品牌建设环节，农村产权抵押贷款能促进家庭农场进行品牌建设投资，提升其品牌知名度。品牌的建立，一方面可以提升消费者对其产品的认可度，增加销量。在品牌建设者按照品牌承诺进行生产销售时，消费者也就愿意基于信息搜查成本最低的原则，重复购买其信任的品牌，品牌能吸引和巩固一些忠诚的消费者使其重复购买，又进一步地吸引新的消费者（马晓红，2011）；另一方面品牌的建立也可以改善家庭农场的价格谈判地位，获得较高的销售价格。品牌最重要的是品质。农产品品质越高，消费者粘性越强，消费忠诚度越高，由此家庭农场能获得产品溢价（杨燕曦，2018；徐琳，2020）。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H2：

H2：农村产权抵押贷款有利于家庭农场增加生产要素投入水平、改进生产技术、提升经营管理水平、扩展和优化销售渠道、建立和提升品牌，进而提升其产量、销量以及价格水平，最终改善其生产经营状况。

四、实证研究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是2017年开展的“全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指数调查”。该调查由经济日报社负责项目协调，由中国人民大学负责项目方案设计（包括问卷设计、调研方案制定等），由零点有数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项目执行。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与两阶段抽样相结合的方法，调研的区域包括江苏、江西、辽宁、内蒙古、山东、山西、陕西、四川、云南、安徽、北京、福建、甘肃、广东、广西、贵州、河北、河南、黑龙江、湖北、湖南、浙江和吉林23个省（区、市）。为提升调研效率和数据质量，专门根据调查问卷制作了APP软件，同时在调研过程中使用了拍照、录音和全球定位系统等技术手段。该调查包括了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以及种养大户这四种类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全面地调查和了解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基本情况，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研究提供了数据支撑。其中包括1222个农民专业合作社样本，1343个家庭农场样本，2017个种养大户样本，609个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样本，总样本为5191个。结合研究主题，本文使用的是所在省份开展了农地产权抵押试点的家庭农场和种养大户这两类样本数据。为了表述方便，本文统一将其称为家庭农场样本。最后获得649个有效样本量。

（二）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1.变量选择。本文的核心被解释变量是家庭农场收入，分为总收入、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以及衡量家庭农场盈利能力的亩均净利润。核心解释变量是家庭农场是否参与农村产权抵押贷款。参考梁虎等（2017）、张珩等（2018）的相关研究，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是负责人特征、农场特征、社会关系特征和地区特征等。负责人特征包括负责人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农场特征包括土地经营面积、农业收入占比；社会关系特征包括是否有对其帮助很大的政府或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地区特征为所处地区的固定效应。为了确保模型中的控制变量是前定变量，土地经营面积和农业收入占比使用的是前一年的数据，这样就能确保其不受处理变量状态的影响，但能够影响处理变量。

2.变量描述性统计。表1给出了本文变量的赋值及其统计特征。从收入指标来看，家庭农场总收入中农业收入占比较高，非农收入占比较低。从贷款特征来看，在649个家庭农场样本中，参与农村产权抵押贷款的家庭农场样本有68个，未参与农村产权抵押贷款的家庭农场样本有581个，参与率为10.48%（见表1）。

本文将参与农村产权抵押贷款的家庭农场归为处理组，将没有参与的家庭农场作为对照组。如果处理措施满足随机分配的要求，那么处理组和对照组在以控制变量所度量的特征方面应该没有显著差异。表2展示了二者在被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之间差异的t检验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在家庭农场收入方面，与未参与农村产权抵押贷款的家庭农场相比，参与农村产权抵押贷款的家庭农场总收入、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显著更高，但亩均净利润并没有显著差异（见表2）。

就控制变量的差异而言，较之于未参与农村产权抵押贷款的家庭农场，参与的家庭农场负责人受教育年限更高、土地经营面积更大、拥有社会关系的比例更高。不过两类家庭农场在负责人性别、负债人年龄和农业收入占比等方面并没有显著差别。

（三）基准回归（详见原文）

（四）内生性（详见原文）

五、作用机制（详见原文）

六、主要结论和政策启示

基于一项全国性家庭农场的调查数据，本文分析了农村产权抵押贷款的收入效应，并且从生产投资（生产要素投资、生产技术投资）环节、管理环节、销售环节、品牌建设环节等中间环节考察了农村产权抵押贷款对收入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村产权抵押贷款能显著提高家庭农场总收入、农业收入以及非农收入。不过相对于其对农业收入的提升效应，农村产权抵押对非农收入的提升效应相对较小。此外，农村产权抵押贷款对家庭农场亩均净利润并没有显著影响。本文分析结果还表明，生产投资效应（包括生产要素投资效应、生产技术投资效应）、销售环节改善效应是农村产权抵押贷款对家庭农场收入的重要机制，管理水平提升效应的作用不是很大。在生产要素投资环节，农村产权抵押贷款能促进家庭农场对资本要素和劳动力要素的投入；在生产技术投资环节，农村产权抵押贷款能促进家庭农场对新技术的引进；在销售环节，农村产权抵押贷款能促进家庭农场拓展电商平台等销售方式。

上述结论的主要政策启示有以下几点：1.提升家庭农场参与农村产权抵押贷款的积极性以及对相关政策的了解程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缓解家庭农场用土地进行抵押的顾虑。2.健全农村产权价值评估机制，政府协调相关方面的专家研究颁布农村产权估值标准和方法，然后金融机构依据该标准进行估值；农场产权交易平台引入专业的评估机构，按照政府制定的评估标准对抵押物进行估值。3.抵押物处置风险方面，健全风险补偿机制，如建立政府风险补偿基金，引入担保机制。4.正确引导家庭农场对产权抵押贷款资金的有效利用，鼓励其将资金用于引进新技术、新设备，进而提高生产效率，以及用于拓展电商平台等销售方式，进而提高产品销量和价格，从而大幅提高收入。

原文载于《农村金融研究》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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