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誌】何兆武：思想的盗火者，灵心善感的见证者
何兆武先生（1921-2021）
作者｜邵延枫
儒雅的“盗火者”
执着于思想荆棘路上的我们的多少次心灵涅槃，竟与这位儒雅且精准的盗火者的卓然前行有关呢？
五四运动爆发两周年后的秋天，何兆武生于北京，不曾想此后九十余年的人生律动，径自交织进由“五四”开启的几代中国知识者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而品性的修为和时代的机缘，又命定似的让前半生卷入救亡的他后大半生成为启蒙一弦上的着重音。
他说自己是在颠沛流离中成长的，“幼儿时门外是混战的军阀，做小学生时又值危城中的北伐和九一八，就读高一那年七七事变不得不举家逃到长沙，第二年日本人攻打武汉，只好流落贵州，直到躲过贵阳大轰炸，考进了西南联大。”
而在西南联大的七年，被他视作“一生中最惬意的好时光”。在那里，他问学于陈寅恪的国故，吴宓的欧洲文学，沈从文的中国小说，张奚若的西洋政治，汤用彤的大陆理性主义以及冯至的浮士德这样一次次不可复制的思想艳遇，加之联大难得的自由精神，积淀成何先生最纯正的关于启蒙的正能量。
按照康德的说法，“启蒙是人类努力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而所谓不成熟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作为翻译大家，何先生自上世纪中叶始兴致所至嫣然偶得了一系列理论译作，如果深描出它们在当代西学东渐中的思想高点和精神向度，竟会勾勒成隐匿于一代又一代青年知识者心灵秘境的启蒙路线图。
想想吧，暗夜里有多少年轻的面庞经由何先生信雅的迻译，在这些伟大思想的烛照下生动起来——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社会契约论》
“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决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康德《什么是启蒙运动》
“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依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帕斯卡尔《思想录》
“在这样一种群众的迫害之下，每个受害者就处于一种比在其他任何的迫害下都更为可悲的境地。在一个残暴的君主统治下，他们可以得到人们的慰藉和同情以减缓他们创伤的刺痛但那些在群众之下遭受到伤害的人却被剥夺了一切外界的安慰。他们似乎是被人类所遗弃，在他们整个物种的共谋之下被压垮了。”——柏克《法国革命论》
“指导整个社会体系并规划全部社会生活，在逻辑上就是不可能的事。”——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
从卢梭那部被誉为有关民主的圣经，到帕斯卡尔对思想尊严的经典表述，从康德的批判历史理性，到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从柏克的对革命的反思，到波普尔对历史宿命论的反驳，执着于思想荆棘路上的我们的多少次心灵涅槃，竟与这位儒雅且精准的盗火者的卓然前行有关呢？
灵心善感的见证者
引得先生厉声正色的不乏大家名宿。他曾直言，人间的苦难并非都是由愚昧所造成的，有知识的人干起坏事来，一点也不比无知的人更仁慈一些。
若干年前先生摔倒入院，后来因股骨坏死，他的右腿不得不植入了金属架。就算是我的一种附会吧，与先生接触久了，在他喜乐敦厚的背后，貌似竟也觉出有一丝隐隐的挥之不去的金石气。
事实上，先生的圆融中的确深嵌着另一种垒块。
他曾多次说过: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情结，我们那时代的情结就是对军国日本的仇恨和警觉。这种心绪随时间延绵难以了却。只要是于此相关的旧人往事，先生的臧否锐利得棱角分明。
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当年于日军空袭的校园里进退失据、连滚带爬，被先生讥为“西南联大”时的“范跑跑”;另一位五四时期被骂到最凶的曹汝霖，先生则撰文指出抗日战争期间曹也曾屡屡对日本人的邀其出山坚辞不就。
他最难忘1939年的一天，在昆明偶遇从北京辗转来的高中同学，听闻他们在日本人入京后英语课改为了日语课，随口问了句：学得怎么样？同学的回答至今铿锵在耳：全班没有一个人学日文，考试时全都是零分！
《世说新语》有言：垒块有正骨。先生豁达闲散间时时有浩然正气溢来，恰合了儒者的文脉——“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引得先生厉声正色的不乏大家名宿。他曾直言，人间的苦难并非都是由愚昧所造成的，有知识的人干起坏事来，一点也不比无知的人更仁慈一些。
他多次谈及某大学者的政治冲动症。该大学者受邀参加国民党的全代会，本可以像不少学人那样抱恙婉辞，他却大出风头进了主席团，1949年后又公开检讨，说有了过往就不配做毛主席的学生了，只想争取做毛主席的小学生，八十余岁还随江青到天津，病倒住进医院还不忘写诗歌颂女皇。
先生还比较过陈寅恪与另一位同代史家的行藏出处，陈寅恪一生颠沛坎坷而不失方正风骨；那个则先清廷科举，继而任北洋高官，再任大学校长，日本占领期间又接受梵蒂冈之勋章，战后及文革亦能保全，历经六朝竟“身泰名遂”。
“性至通而自然有节”，何先生的操节更多的得自他对历史的通达认知。
他说，“历史学可以说是对人性的行程的反思，这里需要的是对历史的一种灵心善感。重建历史的乃是历史工作者的灵魂能力，对人生有多少理解，就有可能对历史有多少理解，对于人生一无所知的人对于历史也会一无所知。”
他据此指出，“野史的价值被大大低估了，尽管从整体到细节容有失真，但它反映的是被御用力量所遮蔽的源自民间的样貌，因而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比官家更真实地凸显一个时代人们的感情与向往。”
采访时他特别向记者提到两则牛棚琐事，其一是他发现当时的革命派不少其实是食利者，一个造反头头就专门从他这样的牛鬼蛇神处“借”书“借”钱，罪过越大的借得越多，当然人家是不会归还的。“历史研究所里边还有一个会计，管钱的，工资归他发。他也有50多岁了，后来他参加造反派。熟了以后，问他为什么早不造反，最初时候也挺听话的，现在反倒造反了。他说那还不是为了饭碗。”
何先生表示，“那场动乱对我更是一次收获，它使得我们有千载难逢的机会去触碰到人性的深处，几千年全部的中国历史和在历史中所形成的人性，都以最浓缩的形式在最逼仄的时空之内迸发出来。”
忘怀得失的读书人
“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他自比五柳先生。
先生的居处是堪称陋室的。
拐进清华西南门那片二十多年风雨中依旧的红砖老楼，时光有如倒流，踏上稀罕的水泥台阶，不自然地会蹑起手脚，很担心恍惚里自己穿越到一处忧伤之地。
这是1986年分配给他的房子，老式的三居室，现在住着他和儿子，还有海归了的小孙女。学院曾要为他换套新居，他竟拒绝了，嫌麻烦。
当记者一行人走进他不足十平方米的领地后，一架行军铁床、一张旧式书桌、两墙错落书刊之外，拥挤得真让人想“穿越”了。可谈话一开始，我们的眼前仿佛一片辽阔。
他不是健谈的老人。不喜雄辩的他更愿意在倾听中若有所思，尽量转换到你的维度接续上你说的道理，可也只是乐呵呵地看你，然后虚虚的目光掠过你，说起一段完全不顾及上下句的往事。其间即使话及悲伤，他依然喜乐的样子，顶多事不关己似的哑然笑笑。
想不到吧，年过九旬的老人喜欢喝冻可乐。腿脚好那阵儿还迷上了附近的一家比萨店，“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凭证半价嘛，”显然，他很得意这靠时光赚取的福利。
他告诉我们，最不屑养生，“为了多活几年，就要勉强自己十几年，太刻意了。我从来不锻炼，吃素，那是因为在年轻时忽然就不想吃肉了。”
率性的老人说，京戏与音乐只听古典的，但电视剧却不喜看古装的，会“坏胃口”。
成功翻译了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后，他却放弃译下卷，“白天上班，晚上还要加一个工，忽然觉得太荒唐。”
据彭刚回忆，何先生八十大寿时，清华思想文化研究所曾经试图举办相关庆祝活动。考虑到何先生反复而坚决的推辞，学者们拟将聚会以“史学理论前沿研讨会”的名义举行。“会议当日一早，我奉李学勤先生的指示去接何先生，他却房门已锁，不知所踪。”这位何先生的年轻同事其实早就注意到，虽身为长者，但何先生被别人当面称赞时，居然还特别容易脸红，“他逃自己的祝寿会，在别人可能是名士风度，在他却是真切地认定不配做。更重要的是，我深知，何先生根本无法适应以自己为主角的盛大场合。”
于是，那次祝寿会因为没有了主人公，反倒没了忌讳，完全以何先生的学术成就和人格风范作为主题了。
及至后来的清华的百年校庆，何先生虽受邀人民大会堂，更被他一句“路远不方便去”就打发了。
耐人寻味的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倒引他关注并参与得不厌其烦。
某日的《南方周末》“有错照登”栏目上刊登了一位普通读者的“来信”，指出该报《考上普通院校也很光荣》一文提到6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中没有一位是北大清华学者，但实际上其中杨振宁、李政道、朱棣文和李远哲都或多或少与清华有关系，特别写信说明。这封“读者来信”用字讲究，格式古雅，署名就是“何兆武”。
有位来访者为他拍照，老人记起自己也有台相机多年未用，就拿出来玩笑似的比划了两下，谁也没在意。一年后，那位来访者收到份邮件，里面竟是何先生拍摄的两张照片。
还有份传得很广的帖子，发帖人曾是清华的青年教师。当年出国遇到了困难，他与先生闲聊时偶然说起。两周后，先生找到这个年轻人，递来一份寄自美国的经济担保书，担保人是先生远在美国的二姐。
古文中先生很喜欢陶渊明的那篇五柳先生传——“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而在著名学者李泽厚看来，长他十岁的何先生就“如古代圣贤”，“似乎毫无怨言怒色，总在孜孜不倦地继续他那送往出版社十年也无消息的古典译稿的续篇。”
可是谁能想到，如此恬淡的老人一生目击了太多的凄惨。
他的三姐解放前是地下党，动乱时被说成是特务，结果得了精神病，不久便去世了。
他的妹妹上世纪五十年代拔白旗时受命批判两位老先生，不久政策又翻转过来，想不通的她自杀了。
他和夫人相识于西南联大。先生受邀赴德国讲学时，夫人在国内摔了一次，继之后遗症神智不清。他回国后的一年冬天，不慎摔倒入院，就在同时夫人也罹患重症。结婚五十年的他们竟天人永隔，没能见最后一面。
君子不忧不惧，是因为曾有忧与惧彻入骨髓。
临别何先生时，他忽然与我们谈起了阅读。他发现自己看文章变得越来越慢了。
“我就仔细琢磨，到底毛病出在哪儿，后来我发现很多老人都是这样，他不是看和阅，他是一个字一个字读和念，他心里在读在念。”
我心中一怔。一句话天启般在心里延宕——君子内省不疚，则何忧何惧？
有批评才有进步
何兆武作为中国著名的思想文化史学专家出访过英国、荷兰、法国、日本等10多个国家。他说:“全世界最早的近代化是西方，在16世纪，中国慢了300年。走在前面的社会必定有很多的经验，走在后面的国家一定要吸收。如西方最早的电灯、电话、电脑慢慢地被走在后面的国家所吸收，这就是取其精华，就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标志。”
如何区别民族文化的精华与糟粕？他说:“区别这两者是个难题，难就难在要先区分普遍意义还是特殊意义的，不同意义的要不同对待。如数学，西方最早用的是A、B、C，我国的数学早期用的是甲、乙、丙，表达形式虽然不同，但实质的东西是一样的，随着世界的共同现代化，我们也改用A、B、C。属于各民族要保留的东西，一定要是特色的。处理好保留民族特色与遵守各民族普遍必然的规律，这个难题就不存在了。”“至于精华与糟粕，如果你用好了就是精华，用不好就是糟粕。如鸦片，用在医药中就是很好的东西，可称为精华；成了毒品，不就变成了糟粕了？中西文化的融合，关键在于怎么分，如何用。封闭只能带来狭窄、片面、孤芳自赏等不健康的发展，而融合使文化开放，绽放出更健康、多彩、丰富的文化。只有融合、交流才能健康发展，才更具生产力。中国思想文化的窗子还可以再开大些。”
在谈到如何保证中国思想文化的健康发展时，何兆武语重心长地说:“要正确对待学术批评，有批评才有进步，才能融合，要建立一种文化健康发展的批评机制，对学术上的假冒伪劣等危及文化健康发展的现象，给予打击和治理。实践证明，行政干预对学术不利，学术问题应由学术上去解决。学术上的带头人不应由领导用行政的办法去封，应由学术界自己评定。学术如有成果自然脱颖而出，广大同仁、读者、社会都会认可，领导封的结果只会增加名利导向。”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清华恢复文科，逐步朝综合大学发展，需要文科的人。”1986年清华大学成立“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何兆武被调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史学教授。老人说，他喜欢与年轻人打交道。“一个人总要接触生活，接触世界，要接触年轻的人，教学相长。你不接触年轻人，就等于自动老化了。”（摘自《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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