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俄国（苏联）思想文化史，俄国（苏联）外交史，中俄关系史与俄国汉学史，世界近现代史。
“俄罗斯是恋女，知识分子是情郎”，高尔基曾用这样的关系来形容知识分子和俄罗斯历史、俄罗斯社会。俄罗斯国家、俄罗斯民族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足见他对俄国知识分子爱之深、恨之切了。在俄国近代历史上，有几大命题困扰着俄国人，特别是有良知的俄国知识分子。一大命题被19世纪俄国著名的思想家赫尔岑称为俄国的斯芬克斯之谜，即：俄国向何处去？究竟是走东方式的道路，还是西方式的道路？另一个大命题是俄国19世纪最著名的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提出的，因此被称为克柳切夫斯基难题，这个命题的内容是：俄罗斯向何处去？谁将并怎样领导俄罗斯？第三个大命题则困扰了俄国知识分子200 多年，它较为完整的表述是：俄国历史发展极其落后，沙皇制度专横残暴，人民大众深受苦难，这究竟是谁之过错？知识分子应该怎么办？200 多年来，俄国知识分子一直在思考着这个问题。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中的特殊群体，它在各国的历史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而对于俄国知识分子来说，它的特殊性可能就是从俄语中“知识分子”这个单词的特殊性开始的。“知识分子”这个词最先被用到俄国作品、文献里大约是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据说最早使用这个词汇的是俄罗斯作家波·德·博博雷金。在俄语里，谈到知识分子，经常出现的是两个单词，词根是一样的，但是词尾不同。在俄语中有两个词汇均指知识分子。但前者使用范围较宽泛，也作“知识界”和“知识阶层”解释。后者则专指为同时代人以及后世称道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风尚，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怀有强烈忧患意识的“知识人”。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当代俄罗斯最大的知识分子可能就是索尔仁尼琴了，他天天在思考着俄国的前途，用他的笔告诫世人。苏联是一个“癌病房”。而在新俄罗斯即将踏人对世纪的时候，他又不失时机地告诫世人警惕“俄罗斯的崩溃”。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白银时代俄国最著名的宗教哲学家，同时也堪称是俄国知识分子代表的别尔嘉耶夫曾经在他最著名的《俄罗斯思想》一书里强调：“俄罗斯的知识分子是完全特殊的、只存在于俄罗斯的精神和社会之中的构成物，……知识分子是俄罗斯的现象，它具有俄罗斯的特点。”另一位美国学者刘易斯·科塞，专门从事知识分子问题研究，他著有《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科塞是这样评价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他们从一开始就视自己为社会意识和良心的承担者，如果必要的话，他们要以长期备战的状态进入政治疆场与那些掌权者厮杀。”那么，俄国知识分子是什么时候产生的？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俄国知识分子的出现是比较晚近的事情了。原因在于，俄国是欧洲、文化。政治相对落后，或者说是长期落后的经济国家。彼得一世仿效西方大行改革之前，文化教育被东正教会所垄断，改革后在俄国的大学、科学院等文化科学机构中充斥的基本上是聘自德国、波兰、法国的科学家和文化人。直至18世纪中期，俄国伟大的学者罗蒙诺索夫的出现才改变了这种状况。但是，罗蒙诺索夫主要的贡献不是在思想上，而是在科学和文化事业方面。因此别尔嘉耶夫认为：罗蒙诺索夫“生活在黑暗的环境之中，他很孤独，这些都是悲剧，对于我们感兴趣的俄罗斯自我意识的历史来说，罗蒙诺索夫只具有很小的意义”。在别尔嘉耶夫看来，谁是俄国的第一个知识分子呢？是拉吉舍夫。拉吉舍夫出身贵族，它主要生活在著名的女沙皇叶卡特琳娜二世时代，并且在叶卡特琳娜二世推行开明君主专制期间出了一本书——《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在书中，他抨击了官吏、农奴主的暴力，同时也抨击俄国的沙皇。因此叶卡特琳娜二世勃然大怒，宣布拉吉舍夫是疯子肥他抓起来。别尔嘉耶夫认为从拉吉舍夫之受迫害开始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殉难史。并且认为拉吉舍夫《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中的一段话是俄国知识分子诞生并立世的宣言，这段话是：“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那么，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我的观点是，俄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较为独立的社会群体最终形成于19世纪30－40年代，也就是与“白银时代”相对的“黄金时代”。它的重要标志是在19世纪30－40年代，在俄国思想文化界，围绕着俄国向何处去，即赫尔岑所说的俄国斯芬克斯之谜，展开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思想论战，这场思想论战最后演变成政治论战，并在俄国知识分子内部形成了政治分野，这场论战充分反映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能力和独立思考的意识。为什么这场论战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为什么赫尔岑把“俄国向何处去”命名为
俄国作为一个在地理上横跨欧洲和亚洲大陆的大帝国，它处于一个极其特殊的文化地缘、政治地缘、军事地缘的环境中。如果对俄国历史略知一二的话，就会发现一个明显的现象，即钟摆现象，它形象地描绘了俄罗斯从第一个统一的俄罗斯国家——基辅罗斯开始，俄国的历史发展犹如巨大的钟摆，摆动于“西方式”与“东方式”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之间，并且一直摆动到今天。从公元10世纪开始，就是公元998 年，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废除了原来的多神教，率领臣民皈依基督教的东正教，拉开了俄国“西方化”的序幕，这一过程持续到1240年。此后蒙古鞑靼人占领了俄国，建立了金帐汗国，结束了俄国的西方化进程，开始了东方的统治。从1240年到1480年，俄国打败金帐汗国并获得解放，这两个多世纪来俄国一直深受东方文化和发展道路的影响。在此之后“东方化”进程以其惯性仍然延续了近2 个世纪，直至17世纪末。18世纪初，雄才大略的彼得一世在俄国推行了大规模的改革，这是一场急行军式的“西化改革”，后来又有了女沙皇伊丽莎白和叶卡特琳娜二世的“开明君主专制”，这都是带有自由化色彩的改革。然而，从19世纪开始，俄国历史发展的“钟摆”似乎失去以往的规律性，连续摆动于“东方”与“酉方”之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推行自由主义统治，亚历山大二世则宣布解放俄国的数千万农奴，这似乎是西方式道路。但同时，他们又死命维护专制制度，宣布专制制度是俄国的国基，绝对不能动摇。而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时期，采用的是东方式的警察专制统治方式，被称为俄国历史上的黑暗时代。为什么俄国历史发展会摆来摆去，俄国向何处去？到19世纪30－40年代，正在觉醒的俄国知识分子决定要做出自己的思考和决断。论战中，知识分子主要分斯拉夫派和西欧派。斯拉夫派是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知识分子。他们认为俄国自古即拥有优秀的文化和传统，认为，俄国的村社、东正教和专制制度是俄国独有的特性，俄国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特点，走迥异于西欧的发展道路。在他们的眼里，走西方式的道路对于俄国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而且这场灾难实际上已经发生了，那就是彼得一世的西化改革给俄罗斯民族造成一场灾难，他们甚至认为这场改革破坏了俄罗斯田园般的发展前景。西欧派认为俄国无法孤立于欧洲，固步于自己的传统，俄国必将走与西欧一样的发展道路。他们认为事实上彼得一世和叶卡特琳娜二世已经把俄国拉上西方式的道路，就应该沿这条路一直走下去。他们的对立还表现在：斯拉夫派认为俄国的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是好的，可以进行改革；西方派认为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是阻碍历史发展的，应该废除，应该实行共和制，应该解放农民。从一定程度上讲，19世纪30－40年代的思想大论战是由西欧派的重要人物、著名哲学家和作家恰达耶夫发表的《哲学书信》引发的。恰达耶夫把俄国文化和传统否定得最彻底，甚至可以说把俄国说得一团漆黑，一无是处。因为在他眼里看来，“对于俄国来说，首先是野蛮的不开化，然后是愚蠢的蒙昧，接下来是残暴、凌辱的异族统治，这一统治方式后来又为我们本民族的当权者所继承了，——这便是我们的青春可悲的历史。”他认为：“我们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们，我们没有给世界以任何东西，没有教给它任何东西；我们没有给人类思想的整体带去任何一个思想，对人类理性的进步没有起到过任何作用，而我们由于这种进步所获得的所有东西，都被我们歪曲了。自我们社会生活最初的时刻起，我们就没有为人们的普遍利益做过任何事情；在我们祖国不会结果的土壤上。没有诞生过一个有益的思想；我们的环境中，没有出现过一个伟大的真理，我们不愿花费力气去亲自想出什么东西，而在别人想出的东西中，我们又只接受那欺骗的外表和无益的奢华。”他的结论就是俄罗斯应该全盘西方化。需要说明的是，不论是斯拉夫派，还是西欧派，都是由那个时代思想最敏锐、思想最进步的知识分子所组成的。他们都是立足于俄国的传统，着眼于俄国的现实，并且把俄国同西欧和西方做了多重比较之后，都是不满足俄国的现状，都是在苦苦探寻俄国未来发展道路之后所做出的论断。因此说，这些人都是俄国最先进的知识分子。正像早年曾经是斯拉夫派。后来又变成西欧派的赫尔岑所说：“我们大家都有爱，但具体说来爱与爱又不相同。”这场论战是一个里程碑，是俄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形成的重要标志。因为从此以后，这个群体不再依附于沙皇，不再依附于教会，不再依附于某个阶层，它可以独立思考，独立规划俄国历史发展方向和前途。俄国知识分子的群体特征是什么？首先，俄国知识分子群体有一种强烈的普世主义情结。普世主义是俄罗斯文化中一个非常明显的内容。如果寻根溯源的话，它是与东正教的教义及其世界观密切相连的一种思想，它强调俄罗斯是天神所赋的、具有拯救斯拉夫世界乃至整个人类的伟大使命的民族。前面谈过的别尔嘉耶夫就是俄国最著名的宗教哲学家。可以说，在俄国根基深厚、成蔚然大观的宗教哲学有一些学说，如“弥赛亚说”，也就是救世主学说，主张“俄罗斯人即人类，俄罗斯精神即宇宙精神”等理论，这是一种普济主义，强调俄罗斯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俄国历代的革命者都强调“俄国革命”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巨大影响力，不论从思想家还是到后来的革命家，这些真正的行动家们——包括列宁、斯大林，都是强调俄国革命可以像种子一样燃遍整个欧洲，整个世界，都是把“俄国革命”必将引发“世界革命”视为合乎规律性的东西。俄国思想文化界的普世主义起源于15世纪中期东正教会的一个学说——“第三罗马”理论。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三世执政时期，就是15世纪的中期，东正教莫斯科教区普斯科夫修道院长老菲洛费伊提出三个罗马学说，他把人类历史的发展看成是三个罗马的历史，第一个罗马即西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是由于蛮族的入侵最后灭亡。第二个罗马就是拜占庭帝国，就是东罗马帝国，它是由于伊斯兰教的入侵而灭亡了。第三罗马就是今天的俄罗斯。他的“三个罗马”理论实际上就是除了当时政治上的实用主义之外，也是强调俄罗斯是普济天下的使命。19世纪以来，可以说俄国知识分子就是这么一种情结和使命感，在普世主义使命的驱使之下，认真审视着俄国历史的发展，观照着西欧和世界的历史发展，规划着俄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这是俄国知识分子很可贵的一个群体特征。第二个群体特征就是俄国知识分子群体怀有强烈的反叛精神和极端主义情绪。俄国知识分子的反叛精神起源于17世纪中叶的宗教改革。就是在问世纪中叶，也就是1653年，俄国东正教牧首尼康在沙皇政府的支持下强制推行了俄国东正教仪式的重大改革。可以说这项改革为俄国历史发展埋下了很多引线。宗教改革从表面上看应该是很简单的，也就是要把俄国的东正教会向希腊的东正教会靠近，比如说它把宗教仪式改了，原来俄罗斯人是两个手指划十字，把这个改成三个手指划十字。改革的目的一是为了向希腊教会靠拢，二是为了强调尼康是正宗，其他的是异端。这项改革导致了东正教会内部的大分裂，导致了俄罗斯社会的大分裂。一部分教徒坚持旧仪式，被称为“旧礼仪派”，受到了东正教会和沙皇政府的迫害。“旧礼仪派”中有相当的一部分人是拥有一定文化知识和政治判断能力的教士和神职人员。他们应该可以称得上是俄国最早的“知识分子”。他们逃到山林里，或者成帮结伙去捣毁新礼仪派的教堂，他们受到沙皇政府的迫害和追杀。俄国20世纪初的著名哲学家伊万诺维奇评价说：“分裂派的其他活动家激烈反对尼康的宗教改革，不仅是出于教条性的理由，而且也是出于是认为‘信奉基督教’的人民的社会权利遭到侵犯的信念。”他认为：“我们民族性格的基本特点是赤裸裸的激情，渴望脱去一切衣服，一丝不挂，撕下所有假面和装饰，只要万物光秃秃的真理。我们的各种美德，我们的力量，连同我们的弱点、偏颇、危险和堕落，无不与上述特点有关。具有怀疑主义和现实主义风格是纯正俄罗斯思想。”他认为，俄国知识分子是善于走极端的。俄国另外一个著名的白银时代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斯徒卢威认为俄国知识分子的另一个缺点是它的无忍耐性，“要么全部，要么一点没有”。这是当时俄国知识分子风行一时的极端主义口号，也就是说，俄国知识分子看待事物、分析问题的角度常常是极端主义的，制订方案和采取行动时也常常是极端主义的。这是俄国知识分子的第二个群体特征。第三个群体特征就是俄国知识分子群体怀有强烈的自省和自责意识。因为俄国知识分子素以天下大事为己任，怀有崇高的理想和抱负，视拯救俄罗斯、拯救世界为自己的天职。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又是活生生的人，一方面他们对历史积淀深厚的俄罗斯传统势力的阻碍，面对强大得几乎不可战胜的专制制度统治和农奴制经济的统治而感到自己的渺小，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是俄罗斯人，他们也为心灵深处那么一种他们视为俄罗斯民族劣根性的东西并被它所左右而困惑不安。他们还必须突破来自于自已头脑中各种名利思想的束缚，突破自己身上因袭着的俄罗斯文化传统的痕迹。他们一方面为俄国的严重落后和下层人民的困苦境地而悲哀，一方面又为自己的渺小和无力而自责。于是，一个命题出现了：俄国历史发展缓慢，俄国专制制度黑暗，俄国农奴制度残暴，这是谁的错？是不是知识分子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在“谁之错”这个疑问之后，他们马上提出这样一个疑问：“怎么办？”大家知道，俄国19世纪著名的文学家、美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有一本小说，名字就叫《怎么办？》。可以说这是俄国知识分子永远难以解开的世纪难题。因此，每当他们面对重重阻碍时，理想常常成为幻想，抱负常常变为苍白。于是，在俄国知识分子群体中间常见的一种情绪就是一味的自责。就像俄国白银时代著名宗教哲学家布尔加科夫所说的：“俄国知识阶层，特别是他们的前辈，在民众面前固有一种负罪感，这一种‘社会的仔悔’，当然不是对上帝，而是对‘民众’或‘无产者’。”别尔嘉耶夫也认为：“知识分子受到两种力量的压迫：沙皇政权的力量和人民自发的力量。后者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隐秘的力量，知识分子自身与人民截然不同的，它感到自己有负于人民，它希望为人民服务。‘知识分子与人民’这一命题纯然是俄罗斯的命题，西方很难理解。”在一味的自省自责之后，俄国知识分子可以说有几种归宿：一种归宿就是通过自我反省，而改正自己以前不切实际的想法和主张，变空洞的学术争论和理论说教为实际的行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怎么办？》中的维拉等即是这样的知识分子。通过反省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到人民中间去。当然也有一些知识分子，经过深沉的思考，觉得自己无力回天，于是只能是一味的自责。甚至像别尔嘉耶夫所说的，不仅是自责，而且是自虐，精神自虐，陷入这样一种恶性循环之中，感觉自己太渺小，无力抗争险恶的现实，从而在思想上沦为颓废，继而宣布“与现实和解”，与沙皇政权和解。因此，我们翻开19世纪俄国这些著名的小说，如冈察洛夫、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一系列“多余的人”、“奥勃罗莫夫性格”、“忏悔的贵族”的形象，这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当然，也有像赫尔岑这样的先进知识分子，在经过反省之后，他们寻找到了真正的道路，就是俄国应该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赫尔岑在强烈抨击了俄国的专制制度和西方资产阶级制度后，把希望寄托于俄国传统文化和俄国村社之上。但是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们被称为革命的民族主义者，也是俄国知识分子的先驱，他们认为俄国农奴制度是黑暗的，专制制度是反动的，是应该推翻的，同时他们也认为，特别是在俄国的1848年欧洲革命之后，他们认为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更是罪恶的。因此，俄罗斯的历史发展应该跨越资本主义的所谓“卡夫丁峡谷”，俄国应该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但是他们在规划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候，他们把目光放到农民身上。赫尔岑强调说：“在俄国农民的小木屋中，我们发现了建立在共同掌握土地和本能性的农业共产主义基础之上的经济与行政的机构。”在他们看来，俄国的农奴是“天生就是共产主义者”。因此在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影响之下，在19世纪70年代，出现了一个派别，也是俄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先驱，就是民粹派——人民之精粹。这些知识分子首先自己是人民的精粹，同时认为农民也是人民的精华。这些知识分子相当多是出身于贵族家庭，但是他们怀着一腔报国的热情，在19世纪70年代发起了“到民间去”的运动。这些知识分子为了真正地走近农民，发动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沙皇制度、专制制度，做了很多努力，做了很多牺牲，包括他们脱去了华丽的服装，穿上粗俗的农民服装，甚至还要学一两样手艺，甚至还要学习农民讲话的口气，而不是去讲法语（上流社会的语言）。这些人去农村之后，他们的热情被一瓢瓢冷水浇灭了。因为他们到了农村之后，向农民讲解沙皇是罪恶的，反动的，应该起来推翻沙皇，这些话吓坏了俄国的农民。许多知识分子被农民抓起来送到官府。因为在农民心中，沙皇是好人，只不过是身边的大臣比较坏。这些知识分子的理想遇到现实之后再次被击得粉碎。到了19世纪80年代，从1873年开始的“到民间去”运动持续了不到10年的时间就结束了。这些知识分子又得出了结论，他们认为俄国的农民还是好的，只不过是思想不解放，他们的头脑是混沌的。怎么办呢？他们认为需要靠剧烈的撞击来唤醒他们。那么如何能达到剧烈的撞击？这就要靠一些过激的行动。最后一个总结就是真正的民粹是我们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此时应该挺身而出了，于是这些知识分子就走上了恐怖主义道路。因此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在莫斯科，在彼得堡，时常响起枪声、爆炸声。在枪声和爆炸声中亚历山大二世倒下了，亚历山大三世也倒下了。这些知识分子策划了无数次的恐怖活动，目标是对准反动的沙皇、反动的大臣。但是恐怖主义历来是以恶制恶，换来更重的恶。这些知识分子换来的是更猛烈的镇压和更黑暗的时代。于是一部分知识分子思想就发生了变化。普列汉诺夫在“到民间去运动”失败之后被捕，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后来辗转逃到了德国、法国。在德国。法国、英国他接触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从他们的著作中找到了一条路线，就是他所说的，“马克思著作，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对于我来说，像一条引路线，使我从几十年的执迷不悟中猛醒了”。列宁从民粹主义者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可以说最大的一个刺激就是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参加了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活动，最后刺杀行动未果而被捕，最后被处死。哥哥的死警醒了列宁，列宁也去寻找俄国发展的新道路，他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当然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像基米霍罗夫这些人，曾经都是恐怖主义的领袖，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们宣布与沙皇政权和解，把希望寄托在沙皇政府身上，不再和政府对抗，寄希望于沙皇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来使俄国迈向西方。第四个群体特征是各个国家知识分子都共存的特点和一个可贵之处，就是知识分子所固有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忧患意识。俄国知识分子在这方面是非常可贵的，也是非常感人的。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里曾经形象地说：“俄国知识分子深信辽阔、深邃、巨大的俄罗斯大地，总能解救俄罗斯，帮他们摆脱困境。他们总是过分依赖俄罗斯大地，依赖俄罗斯妈妈。他们几乎把大地母亲与圣母混为一谈，寻求前者的庇护。”爱国主义是俄国先进知识分子永恒的信念。他们为祖国的强大而欣喜，为祖国的落后而担忧。即使是由于沙皇政府的迫害，或者是因为政见不同而被迫离开祖国，背井离乡之后，在他们的心中，祖国、人民仍然永远是第一位的和最宝贵的。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有一大批知识分子不与苏维埃政权合作，发表反苏、反布尔什维克的一些言论，甚至鼓动起来进行暴乱，这些人或者被苏维埃政权驱赶到国外，或者选择流亡到国外。但是即使如此，为了祖国的利益，为了民族的利益，他们甚至可以暂时放弃政见，投身到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之中。20世纪20年代，在俄国内战事最酣的时候，一部分侨民知识分子提出了口号：“保卫苏联，就是保卫祖国，就是保卫俄罗斯。”这时他们把苏联和俄罗斯放在一起。俄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表现为对俄国所处的险恶的地缘政治环境及外来挑战的忧患。俄国是横跨欧亚的一个大帝国，是世界上版图最大的国家。但是如果寻根溯源的话，可以寻根到莫斯科公国。就是说。曾几何时，莫斯科公国是一个穷乡僻壤，是欧洲角落上被人遗忘的国家，随着后来的发展，它才一步步壮大。以前土耳其、日耳曼人、立陶宛人曾经都是他们的敌人。后来俄罗斯民族强大了，通过殖民和扩张，俄罗斯的版图横跨欧亚，这也使俄罗斯遭致了来自各方面的攻击。除此之外，还表现为知识分子对俄国经济落后、文化落后、政治落后和社会发展水平落后的忧患。就像恰达耶夫所说：“我们在成长，可我们却不能成熟；我们在向前运动，可我们却沿着一条曲线，也就是说，在走着一条到不了终点的路线。……我们属于这样的民族，它似乎没有被组合进入类，它的存在仅仅是为了给世界提供一个严正的教训。”如何使俄国历史发展摆脱这样的窘迫，如何使俄国赶上并超过西欧的发展速度，如何唤醒俄罗斯民族已经麻木的心灵，如何使俄罗斯人民摆脱经济上贫困、政治上无权的悲惨境地，是俄国知识分子为之忧患、为之思考并为之不懈努力的最重要问题。进入20世纪之后，俄国的历史和社会发展步伐加大了，这与20世纪初连续爆发的三次革命是密切相关的。即1905年革命。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1917年的十月革命。俄国知识分子热情参加了这三次革命，特别热情地参加了1905年革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心灵上遭受打击最沉重的莫过于俄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因为他们是这场运动的积极组织者和热情参与者，尽管在运动中每个团体的政治理想和实现理想的手段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都是怀着强烈的愿望，期待俄国的政治现代化能够走上正常的轨道。据统计，1905年革命失败后，大学生自杀数目迅速增加。1906年有71起，1907年有160 起，1908年（沙皇制度反动统治的最黑暗时期）有237 起。在政治理想的破灭之后，在知识分子中又出现了下列的归宿：一部分知识分子又习惯性地回到了沙皇政府的怀抱；列宁代表的那一部分知识分子仍然坚持自己的革命主张，开始为下一次革命寻找时机。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走上自由主义的道路。著名宗教哲学家布尔加科夫感叹：“俄国经历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并未带来众所祈望的结果。大多数人认为，解放运动所取得的正面成果至少在今天仍然是不可靠的。由以往纷争和失败而导致衰微的俄国社会，如今已变得呆然、冷漠和精神涣散。”这时在知识分子中间又出现了那个命题——“谁之错”。他们认为是自己的错，自己是历史的罪人，没有在紧要关头把人民领出灾难。俄国著名的文学家、评论家、白银时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梅列日柯夫斯基曾说过一句形象的话：“我们走到了康庄大道的尽头，再前进一步都是不可能的，但我们知道，在历史结束的地方，宗教就开始了。在悬崖的边上，我们自然地、不可避免地想到超历史的道路——宗教。”他宣布要向上帝求救，到圣经和教义书中为自己为俄国的解脱寻找真理和出路。另外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在认真地思考，俄国知识分子为什么在1905年革命中犯了这么大的错误，为什么没有在紧要关头把人民领出灾难。哲学家布尔加科夫、别尔嘉耶夫、弗兰科、伊兹高耶夫，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斯徒卢威、文学评论家格尔申宗、法学家基斯将科夫斯基、诺夫哥罗德采夫聚集在一起探讨，决定以学术探讨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他们1909年合作出版了《路标》文集。这在当时被视为“石破天惊”的事件，因为1909年革命被镇压之后，是俄国思想文化界最沉闷的时候，而《路标》文集犹如巨石投入看似平静的水面，泛起了层层巨浪。在文集中，7 位作者可以说彻底地把俄国知识分子最后的一点遮羞布给撕下来了，对他们进行深入研究，历数俄国知识分子种种罪行来警示世人。这个小册子有中文版。序言中这样写道：“我们不评判过去，尽管我们清楚它的历史不可回避。但是我们指出，到现代为止社会走过的道路，已陷入没有出口的绝境。我们的警告不是新的东西：它正是从恰达耶夫到索洛维约夫到托尔斯泰等我们伟大的思想家们所孜孜不倦地坚信着的东西。而知识分子根本没有听他们的话。因此，我们想现在以巨大的震动唤起知识分子，让他们听到我们微弱的声音。”“路标派”认为自己最重要的任务是对俄国知识分子提出警告，以巨大的震动唤起知识分子麻木的神经，重新思考自己的现时责任和历史使命。因此他们采取了一种极端的、完全令知识分子各阶层难以接受的、近乎于彻底否定俄国知识分子作用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在文集中，作者们历数俄国知识分子的种种罪恶。他们首先认为俄国知识分子劣根性和最大缺点表现为无忍耐性，好大喜功，好走极端，对人民、对民族、对国家缺乏责任感。布尔加科夫说：“知识分子在国家的孤立地位，他们与土地的隔离，他们面临严酷的历史环境，他们严肃知识和历史经验的缺乏，所有这一切都激发了英雄主义的心理。知识分子经常（尤其是在特定情形下）歇斯底里般地陷入英雄主义狂欢的状态。”“知识分子阶层将疯狂的仇恨。致命的直线结论和过程，带进了与俄国历史的国家体制和‘资产者’的社会制度所进行的斗争中；但同时他们却根本没有将宗教思想带进这种斗争。”在“路标派”看来，只图一时之快的激进知识分子不是及时地体察已经迫近的政治危机，因为沙皇政府已经准备采取行动了，及时向人民作解释和教育工作，而是最大限度地把自己和人民体内的破坏基因和野兽本能释放出来了。究竟是“谁之错”，答案是明确的，这个责任应由无法自禁和无法使人民感知的激进主义知识分子来承担。“路标派”也分析了俄国知识分子行为和言语失范的思想根源：一个来自于俄罗斯文化的土壤，另一个是不能正确对待外来的思想。强调知识分子继承了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民族中消极的和极端主义的东西，知识分子体内也有一种破坏的本能，因此在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并不见得比人民高明到哪里去了。另外，他们认为俄国知识分子不能很好对待外来的东西。布氏认为只有人是上帝的奴仆，而马克思主义过分强调人的作用，把人当成神。《路标》文集认真思考知识分子的出路，在文集中反映出了他们热情地呼唤“新人”的思想。这也是19世纪俄国文学作品中的一个主题。知识分子中的“新人”是他们共同期待的，这个“新人”应该是挣脱了一切名利思想，怀有强烈的宗教普世感情，真正将人民的愿望放在第一位，宽容地对待人民、对待国家、对待政府，同时要坚持自己既定的目标而不为任何政治压力和风潮所左右，及时地向人民和政府发出建议、劝告和警告的人。《路标》文集的出版是俄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立即在俄国思想文化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立即吸引了知识界各个派别，包括艺术家和作家，包括从极左到极右的政治团体和个人的广泛讨论。这其中包括活跃在另一条战线上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列宁和大文豪托尔斯泰。托翁认为这个文集的主题思想基本上是消极和否定性的，在文集中没有创造性地回答俄国人民关心的问题——“怎么办？”时隔83年后的1991年，当苏联的社会发展再次走到关键时刻时，人们又想起了《路标》，莫斯科“真理”出版社将《路标》出版。编辑者在前言中写道：“1909年3 月初，在莫斯科和彼得堡书店的书架上出现了一本很薄的文集《路标》，任何人都未能预见，这本书的命运的变化竟是那么的不平凡……”时隔几年后的1998年，当俄罗斯的巨轮再遇险风浪阻的时刻，在《路标》文集出版90周年之际，在当年的12月，在叶卡捷琳堡召开了全俄性的大型学术会议，并出版了题为《20世纪历史中的俄国知识分子：无法结束的争论——纪念《路标》文集出版90周年》的论文集，共收集论文150 余篇。会议的组织者、俄罗斯当代历史学家马斯拉科夫在该书序言《俄罗斯知识分子：历史和现实》中写道：“对俄国知识分子历史的研究永远是最重要的研究任务，永远在祖国历史学中占据显著位置。这合乎历史的规律，即俄国知识分子在俄国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的社会中发挥特殊作用，俄国知识分子在历史的大转折和面临道路选择时刻发挥着重大作用。20世纪末21世纪初是一个复杂和充满希望的时期，俄罗斯又一次站在十字路口：面临第三个千年的大门槛，社会将选择什么样的运动方向？国家将变成什么样？等待它的是经济的强大和政治的稳定，还是新的混乱和崩溃？这个问题困扰着俄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仅是历史的客体，而且是历史进程的主体。现在与未来的俄罗斯都依赖于的他们的世界观、精神趋向、公民地位和政治意志。”
本文来源于“经济观察报书评”。特别推荐阅读《红色风暴之谜——破解从俄国到苏联的神话》。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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