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库塞｜单向度社会中人的自我解放

赫伯特·马尔库塞勿食我黍 2021-12-24

作者｜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

哲学家、美学家、法兰克福学派左翼主要代表，在西方被视为“新左派哲学家”。

发达的单向度社会改变了（合）理性与不（合）理性之间的关系。这个社会的（合）理性当中存在奇异又疯狂的面向，相比之下，不（合）理性的领域反倒成为真正（合）理性的归宿─成为可以“促进生活艺术”的那些观念的归宿。如果既有的社会控制了一切正常的沟通，并根据社会的需求来使之有效或失效，那么，不符这些需求的价值除了不正常的幻想式沟通外，或许没有其他沟通媒介了。审美的向度还保留了某种表达自由，使作家和艺术家能够叫出人和物的名称─能够为其他状况下无以名状的东西命名。

我们时代的真实面貌表现在贝克特的小说中；我们时代的真实历史被写进了霍希华特（Rolf Hochhuth）的剧本《上帝的代理人》（Der Stellvertreter）。在这种对一切事情（不包括反对现实精神的罪行）进行辩护和开脱的现实中，发言的不再是想像力，而是理性（Reason）。想像力正在让位给现实，现实正在追赶和压倒想像力。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阴影还在徘徊，但不是在人的记忆中徘徊，而是在人的成就中徘徊——太空飞行；火箭和导弹；“快餐店下面迷宫般的地下室”；漂亮的电子工厂，清洁、卫生、铺设着花圃；实际上对人无害的毒气；我们都参与其中的秘密。这就是人类科学、医疗和技术的伟大成就产生的场景；挽救和改善生活的种种努力，是灾难中唯一的希望。玩弄各种荒诞的可能性，有能力不按自然而按良心行事，用人和物来实验，以及把幻想变为现实、把虚构变成真理，在在证明了想像力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了进步的工具。和既有社会中的其他事物一样，想像力也被有系统地滥用着。想像力规定了政治的步调和风格，对语词的操纵远远超过了《爱丽丝梦游仙境》，能够把有意义变成无意义，把无意义变成有意义。

在技术和政治的基础上，先前对立的领域——魔术与科学、生与死、欢乐与痛苦─结合在一起。当高度机密的核工厂和实验室在令人愉快的环境中成为“工业公园”（industrial parks），美就显露出恐怖；民防司令部展示了一栋“豪华辐射尘掩蔽所”，铺满了柔软的地毯，备有躺椅、电视和拼字游戏；这种掩蔽所“的设计，是要结合和平时期的家用房间，和战争爆发时的家用辐射尘掩蔽所”。如果没有人意识到这些成就的恐怖性，如果它们被视为理所当然，那是因为（1）从现存秩序的角度来看，这些成就是完全合理的；（2）这些成就代表了超乎想像力传统界限的人类机智和力量。

美学和现实的这种丑恶的结合，反驳了那些将“诗”的想像力与科学理性和经验理性对立起来的哲学。技术的进步伴随了想像（the imaginary）的逐步理性化甚至现实化。恐怖与欢乐，战争与和平的原型（archetype）失去了灾难性的特征。它们在个人的日常生活中，不再以非理性力量的面貌出现─它们的现代化身是技术支配的各种要素，并臣属于技术的支配。

在缩减、甚至取消想像力的浪漫空间时，社会已经迫使想像力在新的基础上证明自己，而在这些基础上，各种形象（image）被转化为历史的能力和擘划。这种转化和执行这种转化的社会一样，十分糟糕、受到扭曲。由于想像力与物质生产和物质需求的领域分离，导致想像力成为在必然性领域内无效的纯粹游戏，只投入某种怪诞的逻辑和幻想的真理。一旦技术的进步取消了这种分离，就使各种形象拥有自身的逻辑和真理，从而也降低了心灵的自由能力。但是它也减少了想像力与理性的差距。这两种对立的能力，在共同的基础上变得相互依赖。从先进工业文明的能力来看，想像力的游戏难道不都是在玩弄技术的可能性、用来检验其实现的可能性吗？关于“想像力的科学”（science of the imagination）的浪漫概念，似乎越来越呈现出经验的面貌。

想像力所具有的科学、理性的特征，这一点早就在数学、在物理科学的假说与实验中得到了承认。同样地，它在精神分析中也得到了承认，因为精神分析在理论上的根据，是承认非理性的事物具有特定的（合）理性；经过重新定向后，得到理解的想像力变成为一种治疗的力量。但是这种治疗力量可能远比治疗精神病的作用更大。勾勒出这种前景的人不是诗人，而恰恰是一位科学家：

一种对事情的完整的精神分析，有助于我们矫治想像出来的形象，或至少有助于限制这些形象对我们的掌控。如此一来，人们可望能让想像力快乐，为其赋予良心（bonne conscience），允许它拥有一切表达手段，拥有在自然的梦境和正常的作梦中浮现的一切有形的形象。所谓使想像力快乐、使其充分发展，正意味着让想像力发挥真正的功能，也就是心理冲动和心理力量的功能。

想像力并不能避免物化（reification）。我们被想像出的形象纠缠而难以自拔，并饱受折磨。精神分析很了解这一点，并了解其后果。然而，“允许想像力拥有一切表达手段”却可能是一种退化。受到残害的个人（他们的想像力也受到了残害）会组织起来、进行破坏，甚至超出允许的程度。这种释放将是十足的恐怖─不是文化的灾难，而是文化中最具压迫性的趋势的自由扩张。因此，合理／理性的东西是这样的一种想像：它能够成为一种先验的条件，让人得以重新建立和重新导引生产性的机构，以迈向和平化的生存，也就是迈向毫无恐惧的生活。这种想像绝不会属于那些被支配和死亡的形象纠缠住的人。

要解放想像力，以使它获得全部表达手段，其先决条件是压抑许多现在自由的、使压抑性社会永恒化的东西。而且，这种翻转并不是心理学问题或伦理学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政治”这个语汇，在本书中始终是在这个意义上加以使用的：政治就是让基本的社会制度得到发展、界定、维系及改变的实践。政治是众多个人的实践，不管这些个人的组织化程度为何。因此，我们必须再次面对这个问题：受到管理的个人已经把他们受到的残害内化为自己的自由和满足，因此在一个扩大的范围内再生产了这些残害；那么，这些个人如何可能从自己当中解放出来，又从支配者之中解放出来？如何能打破（哪怕是设想一下）这种恶性循环呢？

吊诡的是，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引起最大困难的，似乎不是新的社会性制度的概念。既有的社会本身正在改变或已经改变了基本制度，使计划（planning）比重越来越高。由于和平化的先决条件是发展、利用所有可用的资源，以普遍满足人的根本需求，因此与妨碍这个目标的特殊利益的盛行是相悖的。质变取决于为整体而进行计划、对抗这些特殊利益；一个自由而合理／理性的社会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出现。

因此，能够在其中看到和平化希望的制度，不屑采用那种传统的分类方式，也就是把政府分为威权和民主政府、集权化和自由的政府。今天，以自由民主（它在现实中遭到了否定）为名来反对中央计划，成为了压迫性利益的意识型态支柱。若要达到“由个人做出真正的自我决定”这样的目标，前提是（按照文化、物质和精神达到的水平）对必需品的生产和分配进行有效的社会控制。

在这里，技术理性一旦丧失了剥削性的特征，就成为唯一的标准和指引，可以让社会为了所有人来规划和开发可用资源。在基本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方面进行自我决定，是很浪费的。这种工作是技术性的工作，而且，作为一种真正的技术工作，它有助于减轻体力和脑力劳动的辛劳。在这个领域内，如果集中化的控制为有意义的自我决定建立了先决条件，那么它就是合理／理性的。而自我决定也会在自身的范围内发挥效果─能够影响对经济剩余进行生产和分配的决定以及个体的生存。

在任何情况下，集中的权力和直接民主的结合方式，都会因发展的程度有别而有无穷的变化。群众在多大程度上分解成众多的个人，能够摆脱一切宣传、灌输和操纵，有能力知道和掌握事实、评价各种替代性选择，“自我决定”就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换言之，社会在多大程度上被一种本质上新的历史主体所组织、维系和再生产，社会就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理性的、自由的。

在发达工业社会发展的现阶段，物质体系和文化体系都否认这种迫切需要。这种体系运用其力量和效率，把心灵与事实、思维与被要求的行为、渴望与现实同化起来，从而阻碍新的主体的出现。它们也阻碍了这种观念：用“由下而上的控制”来取代当前盛行的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方式，意味着质变的到来。这个观念过去有效、现在仍然有效，只要劳动者过去是、现在仍是既有社会的活生生的否定和控诉。然而，只要这些阶级成为既有生活方式的支柱，就算他们掌握了控制权，也会在不同的背景下延长这种生活方式。

可是，下述事实却证明了针对“当代社会及其必然发展”的批判理论的有效性：社会整体越来越不合理／理性；对生产力的浪费和限制；对侵略扩张的需求；未曾稍歇的战争威胁；剥削的加剧；人性的丧失。这一切都指向这样的历史替代选择：有计划地利用资源、花费最小量的劳动以满足根本的需求；使闲暇时间转变为自由时间；并使生存斗争和平化。

但是，这些事实和历史替代性选择就像没有连结在一起的碎片，或像一个没有主体的、缄默的对象世界，没有任何实践将这些对象移往新的方向。辩证理论并没有被拒斥，但无法提供药方。它无法是肯定性的。当然，辩证的概念在理解既有的事实时，超越了这些事实。这正是其真理的标志。它界定了历史的各种可能性、甚至必然性；但这些可能性和必然性只有在与辩证理论相呼应的实践中才能实现，而现在实践尚未作出这种呼应。

在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上，辩证概念宣告自己是没有希望的。人的现实就是它的历史，而在其中，矛盾并不会自己爆发。以高效率的、带来好处的支配为一方，以其有助于自决与和平化的成就为另一方，两者的冲突，可能会无可否认地变得赤裸裸，但这个冲突很可能继续受到控制、甚至具有生产性，因为随着技术对自然的征服的增长，人对人的征服也得到了增长。而这种征服减少了作为解放的必要条件的自由。在一个受控制的世界中，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思想是自由的：思想意识到这个世界的压迫性的生产力，以及打破这个整体的绝对需要。但正是这种绝对需要，即使在其能够成为一种历史实践的动力、质变的有效原因的地方，也并未流行。没有这种物质力量，就算是最敏锐的意识也依然孱弱无力。

无论整体的不（合）理性表现得多么明显，也无论变革的必然性由此表现得多么明显，光是认识这种必然性，仍不足以让人掌握各种可能的替代选择。在既有的生活制度无所不在的效力面前，替代性的选择似乎总是乌托邦。而且，认识到必然性，意识到邪恶状态，即使在科学成就和生产力水平已消除了替代选择的乌托邦特征的阶段，也是不够的─在这个阶段，既有的现实（而非其对立面）才是乌托邦。

这是不是意味着社会批判理论放弃了这个领域，并把它交给某种经验的社会学呢？这种经验的社会学除了方法论的指引外，不受任何理论的指引，它容易出现错置具体性（misplaced concreteness）的谬误，因此，虽然宣称自己排除一切价值判断，但实际上却起着意识型态的作用。或者，辩证概念是不是把自己的处境理解为它所分析的社会的处境，从而再次证明了自己的真理性？如果我们根据批判理论最大的弱点─没有能力说明既有社会范围之内的解放趋势─来思考批判理论，或许能找到答案。

社会批判理论在起源时期，曾经面对既有的社会中出现的（客观的和主观的）真实力量，当时的社会透过废除已阻碍了进步的现存制度，而向更合理／理性、更自由的制度迈进（或者能被导引到这个方向）。这是批判理论得以建立的经验基础，而批判理论从这些经验基础中，得出“解放内在的可能性”（liberation of inherent possibilities）的观念─也就是发展（在其他情况下被阻碍和扭曲的）物质和精神的生产力、能力及需求。如果无法证明存在这些力量，对社会的批判虽然仍旧有效且合理／理性，但却没有能力将其（合）理性转化为历史实践。结论是什么？“解放内在的可能性”不再能够充分表达历史的替代选择。

发达工业社会中各种被束缚的可能性包括：生产力在更大规模上的发展，扩大对自然的征服，进一步满足更多人的需求，并创造新的需求和能力。但是，这些可能性正透过各种消除其解放潜能的手段和制度，而逐渐得到实现，而且这个过程不仅影响手段，也影响结果。生产力和进步的工具，一旦组织为一个全主义的体系，就不仅决定了实际的使用方式，也决定了可能的使用方式。

在支配最发达的阶段，支配的作用就是管理（administration），而在大众消费过度发达的地区，被管理的生活就成为全体的美好生活，为了保卫这种生活，对立面都联合了起来。这就是纯粹的支配形式。反之，它的否定则表现为纯粹的否定形式。所有内容似乎都可归结为一个结束支配的抽象要求─这是唯一真正革命性的迫切要求，是能够使工业文明的成就得到确认的事件。面对既有体制的有效拒斥，这种否定表现为“绝对拒绝”（absolute refusal）这个软弱无力的政治形式─这种拒绝看起来越荒唐，既有的体制就越是发展其生产力、减轻生活的负担。用布朗修（Maurice Blanchot）的话说：

我们拒绝的东西并不是没有价值或不重要的。正是因为这一点，拒绝是必要的。有一种我们不再接受的理性，有一种使我们感到恐怖的智慧的出现，有一种我们将不再注意的对一致（accord）及和解（conciliation）的呼吁。断裂已经出现。我们已再度具有一种不再容任共谋的直率（franchise）。

但是，如果拒绝的抽象特征是完全物化（total reification）的结果，那么，拒绝的实际依据就必定仍然存在，因为物化是一种错觉。同样地，以技术理性为媒介的各种对立面的统一，在其全部现实性上，必然是一种幻想的统一，它既没有消除日益增长的生产力与其压迫性的使用方式的矛盾，也没有消除解决这个矛盾的根本需求。

要解决这个矛盾，传统的斗争形式已不符需求。单向度社会的全权主义倾向，使传统的抗议方式方法失去了作用，甚至变得危险，因为它们还保留了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的幻想。这个幻想确实包含了某种真理：“人民”，即原本的社会变革酵素，已经“上升”成为社会团结的酵素。正是这个方面，而不是财富的再分配和阶级的平等化方面，成为了发达工业社会特有的新的阶层化现象。

然而，在保守的群众基础之下，是底层的放逐者和局外人，其他种族、肤色的受剥削者和被迫害者，失业者和无法就业者。他们生存在民主的进程之外；他们的生活就是最直接、真实的要求，告诉人们必须结束无法容忍的生活条件和制度。因此，即使他们的意识不是革命性的，他们的对抗也是革命性的。他们的对抗是从体制的外部打击体制，因此没有被体制引向歧路；它是一种根本的力量，在破坏游戏规则的同时，揭露该游戏是受操纵的游戏。当他们为了争取基本的公民权利而集合起来走上街头，没有武器，没有保护，他们知道自己面对的是警犬、石头、炸弹、监狱、集中营，甚至死亡。他们的力量是每一次为法律和秩序的受害者举行政治示威的后盾。他们开始拒绝玩游戏，这件事实可能意谓一个时期终结的开端。

没有任何事情可以确保这将会有好的结局。既有社会的经济和技术能力强大得足以适应和迁就失败者，而其武装力量的训练和装备也足以对付各种紧急情况。然而，幽灵在发达社会的边界内外再次出现。“野蛮人威胁文明帝国”这种方便的历史对比，带有太多偏见；野蛮的第二个时期，很可能是文明帝国本身的延续。然而，在这个阶段，历史的两个极端可能再次相遇：人类最先进的意识和人类最受剥削的力量。但这只是一种可能性。社会批判理论的概念无法在现在与未来之间架设桥梁；它不做许诺，不指示成功，它仍然是否定性的。因此，它仍然忠诚于那些不抱希望，已经并还在献身于“大拒绝”（great refusal）的人们。

在法西斯时代之初，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曾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