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魏斐德 ( Frederic Wakeman, Jr, 1937-2006) 美国汉学家、历史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讲座教授，曾任美国历史学会和社会科学研究会会长等职务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康有为的理论源自汉代的“今文经学”。或许，这也是影响了太平天国皇帝洪秀全的神秘“三世说”（衰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因为对某些经典的解读有两种，所以便诞生了儒家的今古文。今文经学自称发现了《春秋》大义，并将其归功于孔子。古文经学认为《春秋》是圣人对当世道德状况的评论，今文经学则坚称这些著作代表的是所有人类历史上的一种范式，而孔子就是可以预知未来的先知。到公元3世纪，人们普遍认为古文经学才是正统，孔子逐渐失去开天辟地的特性。事实上，在接下来的一百五十多年里，今文经学都几乎无人提起。然而，18世纪，清朝的考据学者巧妙地指出，部分古文经学对经典著作的阐释是伪造的，再次激起人们对今文注释，尤其是《春秋公羊传》的兴趣。到19世纪20年代，广州地区几乎出现今文经学“学派”。学派奉行的宗旨虽因门徒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大多数都认为汉代的经学家出于政治目的，寡廉鲜耻地伪造古文经学文本，向后世隐瞒了孔子的真实形象。康有为宣称，他的研究已经揭开孔子最初的形象。1891年，他完成了一部名为《新学伪经考》的惊世之作。书中称，因为篡位者王莽（公元8—23年在位）不想让学者们知道孔子并非保守主义者，所以才伪造了古文经学文本。因此，根据康有为的阴谋论，古文学者隐瞒了孔子学说的真义，致使中国几个世纪来都陷入落后之中。接着，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继续揭示，称真正的孔子是上天派来的圣王，“为万世作师，为万民作保，为大地教主”。因此，降生于乱世的孔子，凭自己的真知灼见做出预言：乃据乱而立三世之法，而垂精太平；乃因其所生之国而立三世之义，而注意于大地远近大小若一之大一统。因此，在康有为看来，孔子以后诸硕学大儒所著史学都僵化刻板，背离了他的教义，使后世将其误解为守旧之人。康有为称，真正的孔子宣扬的是一种与西方闻名的历史哲学同样有力的发展理论。孔子若能活到现在，肯定是第一个放弃旧制度、促进根本性改革的人。因此，康有为认为，引用孔子之言反对变革的保守主义者误解了圣人的真意，是他最大的敌人。如果这些主张还不足以震惊当时的正统人士，那康有为还有一些更激进的观点。这些观点虽然公开表述得较少，却暗含在他更有名的一些著作中。通过把西方科学与中国伦理学融入一种破除旧习的空想社会改良方案，这些观点已经大大超出了今文经学的范畴。在传教士对几何学的解释中，康有为已经读过欧几里得定律。于是，他开始在中国的伦理学中寻找相似的普遍原则，作为建立新社会系统的“科学”依据。此处，他选择的对等物就是儒家的“仁”。正统哲学家们相信，“仁”既是人类善之本性的表现，也是可以调节人际关系的道德启示。儒家伦理的“礼”对这些关系都做了规定。例如，“义”迫使人们奉行孝敬父母、忠于君主等原则。康有为做的事，就是要把这种单一概念上的“仁”，塑造成普世、单一的人类通则，高于所有构成儒家道德哲学的德行。因此，“仁”成为一种原动力，跟康有为在西方书籍中读到的电一样，蕴于万物之中。事实上，它不仅包括人道，还包括人性的存在，其本质已经抹除了人为的政治差距，以及导致人类分裂和不平等的社会阶层。康有为由此得出结论：平等是理想社会的科学基础。他认为，任何人都没有资格高人一等。因此，康有为在“仁”的名义下，驳斥了维护从属关系的正统儒家等级价值观，并大胆宣称，“义”和“礼”是歪曲孔子思想的人编造出来的，以确保父权家庭与政府权威的惯例。中国之俗，尊君卑臣，重男轻女，崇良抑贱，所谓义也……习俗既定以为义理，至于今日，臣下跪服畏威而不敢言，妇人卑抑不学而无所识，臣妇之道，抑之极矣。此恐非义理之至也，亦风气使然耳。中国的政治哲学家中，康有为第一个认为正统儒家思想只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阶级思维方式。在他看来，所有诸如孝顺和忠诚之类的美德，都是中国人眼中维持文明社会，区分人与牲畜、文明与野蛮，维护传统专制统治的工具。最终，根本性的政治改革取决于文化革命。正因为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如此深入人心，所以仅仅依靠政治手段，是无法促成根本性改变的。1919年打破旧习的“五四运动”比1912年推翻满清政府之举更具革命性意义。正如梁启超的自发结社论中提出人们或许可以建立自己的国家，康有为的社会理念也让他大胆构思出了一种新社会。通过把平等的“仁”和今文经学预言的“太平”与田园牧歌式的“大同”理念结合起来，康有为预言，未来世界将摆脱社会与政治差异。他写于1902年的《大同书》描述了一个两三百年后即可实现的乌托邦。届时，因为全世界都会融为一个民族，说同一种语言，拥有共同的传统习俗，所以“国家”一词将不复存在。财产公有；所有工作都由机器完成；电动飞艇在空中急速穿行；人类所有的苦痛都可以被医生治愈；社会等级不复存在；女人不仅穿得跟男人一样，享有的地位也一样。人们不再组成小家庭，而是选择为期一年的婚姻契约，之后全民共同抚育后代。随后，康有为的《大同书》为他在中国树立了声望。人们将他视为类似傅立叶或圣西门一样的空想社会主义家。然而，他并没有在当时的改革运动中实践这些设想。因此，他关于孔子的言论不仅让他得了个“野狐禅”的绰号，还让更高层的官员们提防起他提出的那些改革方案来。不过，那些方案其实并没有多么激进。在他一连写了七份奏折，向光绪皇帝解释那些改革方案期间，革新派们一直希望皇帝能效仿日本的明治天皇或俄国的彼得大帝，用西式内阁和学校取代传统的官僚体制和考试系统，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然而，因为任何暗示改革之物都像学会的热忱和康有为古怪的观点一样让高官们畏惧，所以这些奏折甚至根本没有送到皇帝手中。事实上，直到爆发另一场整体危机，主政的人们才终于克服了反对“变政”的心理。本文编选自《中华帝国的衰落》，题目为编者所拟定，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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