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丸山真男（1914-1996年）
日本著名政治思想史学者，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对日本的民族主义进行考察具有特殊的困难性。这来源于日本的民族主义那种极为独特的发展形态。如果再往深层追究，最终可归结到日本跨入近代国家行列时其自身发展的特异性上面。人们很难在世界史上给它定位。事实上，政治家们以及学者专家们对过去、今日、未来日本的政治、社会进化的方向及形态尚未确立一个清晰的认识也说明了这种困难。这绝不是光凭日本的思想意识形态对立范围太宽这一问题就能解决的。作为其证据我们可以看到，甚至连按照最明确的世界观及理论制定了战略战术的日本共产党，内部对于天皇制帝国主义的历史规律或农村的阶级关系等根本问题，不也存在着重大的意见分歧吗？自展开批判国际共..情报局以来，屡次论争中，最关键的问题正是日共再三暴露了他们对日本革命的形式缺乏统一把握。这绝不只是该党的事情，而是其中还潜藏着更深刻的问题。上面已提及的我国思想意识形态的分歧性、多样性反过来也正是因为日本在世界史上地位尚还混沌导致的结果。日本的民族主义问题的复杂性归根到底也是由此产生的。在把握日本的民族主义时正面遭遇的困难，暂且可归结为其构成内容与它随时间发生波动的特性这两点（两者间当然也有相互关系）。在第一点即构成内容上面，由于首先受社会组织、政治构造乃至文化形态的制约，日本的民族主义一方面有别于欧洲的古典民族主义，在该种意义上它便具有亚洲型民族主义的共性；但同时另一方面，它又具有与中国、印度、东南亚式民族主义截然不同的特异性质，不妨说它具有可视为欧洲民族主义之变种形态的一面；由此便形成了它的复杂性。第二点即随时间发生波动的特性则指什么呢？这是说由于1945年8月15日这一引人注目的高潮点前后的舞台及背景的变换过于剧烈，使我们对问题的一贯连续的考察变得极为麻烦。由此又产生出日本民族主义今后的特性与其他远东诸国之间的微妙的关联。今日亚洲的民族主义动向，尤其在朝鲜事件以来，可以说已成为全世界最注目的焦点。朝、中以及东南亚的民族运动作为巨大的革命力量正在蓬勃发展。那里不光投人了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大赌注，即人们需要面对一个迫在眉睫的选择，而且无论选择哪个方向（战争还是和平），20世纪后半期的世界政治恐怕都会以亚洲的民族主义兴起为主轴进行运转。那时候，日本的民族主义会具有何种内容和方向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从8月15日的高潮点开始，日本的民族主义便担负了同那些很早就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其他远东地区的民族主义大致相同的课题。“民族独立”至少在表面上成为包括自由党等在内的所有政党共有的标语，这正反映了上述新事态被多少具有政治自觉性的国民本能地直觉到了。但是，世界其他国家姑且不论，即便在日本内部，人们把日本今后的民族主义与其他远东各地的民族主义一概而论时尚见踌躇，这是为何呢？自然是因为日本在8月15日之前是用“极端”一词来形容的最高程度的民族主义而后又一下子跌人了惨淡可怜的结局。在亚洲各国中，日本是唯一在民族主义上已经失去处女性的国家。在其他的远东地区，民族主义还朝气蓬勃精力旺盛，内部包孕着青年期伟大的混沌性；与此相对，唯独日本早早完成了其勃兴一烂熟一没落的周期。历史上既然不存在完全的断绝，那么我们便无法抛开先前的民族主义来思考其今后的发展。新的民族主义总是会带有自身的过去的印迹，不管它是作为旧民族主义的逆反产生的，还是与之妥协后或者作为它的再生发展起来的。而且无论它以上述哪种形态出现，大而言之在世界格局上，小而言之在远东形势上其结果将发生显著变化。如此，由于在极端民族主义这一已知数与今后亚洲民族主义的共性这一未知数间具有很多可能的结合方式，所以只能说我们现在想要一眼纵览其前景还很困难。因此，我将在下面给问题做出限定，首先把材料选在明治维新以后，抓住日本的民族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几点特性加以关注，并把它们作为考察今后发展形态的最初线索。这些特性在精神构造方面对战前战后的关系产生有重要意义。当然论述也仅仅是极为粗线条的概观而已。近代日本的民族主义究其发生，自不待言当归于幕末欧洲势力的冲击。这种情况在远东各地区是大致相同的。在这样的产生状况下，不仅形成了与西欧特质相异的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胚胎，而且对该冲击做出的反应方式的不同，使日本面临了一个与其他远东各国，特别与中国明显有别的历史课题。欧洲在近代民族国家生成之前已经拥有一个普遍主义。最初是罗马帝国建立了这一基础，后来由以罗马天主教会与神圣罗马帝国为象征的欧洲共同体继承下来了。始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近世民族国家的发展正是这个本为一体的世界内部发生的多元分裂。因此，可以说民族主义意识到勃兴，自从一开始便是以国际的社会意识为后台背景的。主权国家的争斗即该国际社会的独立成员之间的争斗，这是不言自明的前提；正因于此，格劳修斯以来，战争便逐渐在国际法体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卢梭说：“欧洲诸国在相互之间结成了一个无形的国家”；芬乃伦说：“彼此相邻且结成了商业关系的所有国家是一个大团体，它们形成一种共同体。比如，形成了一种出于基督教影响从而具有共同利益、普遍恐怖意识和警惕心的共和国。”这些话语正指出了欧洲分裂为若干主权国家以后其普遍主义传统还连绵相承的特点。那么，所谓的亚洲世界又如何呢？关于“东洋”是否存在的争论已是众所周知，且不管它的结果如何，印度、中国、日本这三个在历史与传统上分别拥有高度自足性的文化圈则是并立存在的；而且也不管它们之间有过如何各种各样的交往关系，它们没有构成欧洲式的共同体或一个国际社会则是相当明白的事实。不仅如此，甚至不如说对于这些程度不同的闭锁世界，是“国际社会”抱成一团强迫其“开国”的。换句话说，东洋诸国并非在国际社会的内部自我觉醒的，而不妨说它们是在“国际社会”的武力或武力威胁之下——被强迫拉入的。于是，东方各国朴素的民族感情到处首先表现为对外来欧洲势力压迫的反抗。在中国和日本最敏感地意识到这一点的都是旧国家的特权统治阶层。他们的“民族意识”所带有的最明显的特征，是要防卫传统政治即社会体制免遭欧洲基督教和产业主义的浸润。（这与欧洲正好形成对照，因为在欧洲作为旧统治阶级的贵族恰恰是世界主义的，而新兴的资产阶级相反是民族主义运动的主力军。）我们如果姑且把该种第一阶段的民族主义与近代民族主义相区别，称之为“前期”民族主义，那么它的典型表现就是“攘夷”思想。这种攘夷思想究竟有何特征？当我们讨论清末和幕末的攘夷现象时便会发现以下几点共性格外突出。第一点，它的产生与统治阶级要求维持其特权身份的欲望是分不开的。因此其中的国民连带意识稀薄，反之毋宁说它对占了国民多数党庶民采取的排斥疏远，甚至敌视的态度，幕末水户学之类的文献中就经常出现“奸民狡夷”的说法。也就是说，这一称呼本身便表现了统治者猜疑恐惧百姓民众私通敌方的心理。在此，重要的一点是“奸民”被视作了与“狡夷”有相同性质的问题。第二，“攘夷”中不存在国际关系上的对等意识，相反由于人们是以国内阶级统治的视角来看待国际关系的，因此从一开始那便是二者择一的问题，即不是自己政府吞并对方就是被对方击败控制。像这样，从更高的层次上约束国际关系的规范意识一旦稀薄，那么昨日基于权力关系存在的消极防卫意识到了明天就会立刻转化成无限制的扩张主义。在那里，面对全然未知事物时的原始恐惧感和妄自尊大相交织的特殊复杂心理自然会成为支配力量。当然以上只是极为一般化的说法，具体到个别国家时还会有种种微妙的差别，而且它们又是与大多数民族主义的非理性源泉，即自民族中心主义多少有相通之处的因素。但是同最初便发自一个共同规范意识的欧洲民族主义相比，东洋各国的民族主义要达到合理性，尤其要到到与国际主义保持基本平衡，必须克服十分巨大的困难。在其中，有一点是无可否定的，即像上述各国民族主义产生条件的不同发挥了相当的作用。不过，担任前期民族主义主力军的就特权阶层，实际上在直面正视欧洲世界在产业、技术及军备上的压倒优势之后，已经被迫认识到：就是为了达到防御新世界保卫旧世界的目的，他们也必须采用“敌人”的文明来武装自己。可实际上那里潜含着一个异常困难的问题。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尽管事实上统治阶级如果不吸收欧洲文明已经难以维持其原来的世界，可是一旦全面吸收，其结果便是旧体制的各奔变革，从而招致他们自身权力的丧失。想从这种矛盾中解脱出来的方法只有一个，即对欧洲文明的引进吸收只限于产业、技术、军备等所谓的“物质文明”，而对于基督教、个人主义、自由民主主义等思想政治原理方面的各种渗透，则要遏制到最低程度。这种区分对待，若用古风来形容，便是桥本左内所谓的“取彼器械艺术，存我仁义忠孝”，或者佐久间象山的“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此处艺术自然是指技术之意）。然而即便在这样的区分对待里面也显而易见存在着不易解决的问题。这是因为，所谓的物质文明并非轻易地能够同孕育了它的近代精神相分离的，更何况就算实现了分离，而想要阻止物质生活环境的近代化对思想意识产生反作用也是困难之极的。中日在历史的命运道路上的分歧，以及因此形成的两国民族主义发展形态上的巨大差异，正是源自于两国的旧统治阶级针对那一段历史的考验所做出的不同反应。无论中国还是日本，统计阶级中的相对进步分子们为“区分对待”所做的奋力尝试，都是在“富国强兵”的口号之下进行的。而且，在日本，正如众所周知明治维新促使自上而下的革命成功，无论如何总算建立了东方第一个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它不但顶回了欧洲势力的浸润，而且还以令世人震惊的速度发展起来，并跻身于帝国主义列强之伍。然而在中国，自曾国藩等人的“洋务”运动至康有为的“维新变法”等一系列自上而下的近代化尝试，最终都屈服在清朝内部的强大保守面前，从而导致了中国在19世纪后半期被帝国主义列强集中蚕食瓜分，陷入半殖民地，或者如孙文所言的“次殖民地”的悲惨境地。当然，围绕中国与日本的这种命运差异还可以列举出其他各种各样的影响因素，如两国的地理位置，“开国”时间的早晚，旧社会解体过程中的相异，统治阶级的不同历史性格等等。不过在此，这些成因论并不是主要问题，重要之处在于，这些出发点的相异最终给两国的民族主义打上了几乎完全相反的印记，并且还给今日的局势带来关键的影响。这也就是说，由于未能通过改组统治阶层的内部结构以实现近代化，中国于是便受到包括日本在内的帝国主义列强势力的长期深入的渗透，但是这反过来又不容分辩地给反抗帝国主义统治的民族主义运动布置了一项从各奔上变革旧社会及旧的政治体制的任务。旧的社会统治阶层为避免灭亡，必然会或多或少地与外国帝国主义相勾结，走上所谓的“买办化”道路，所以他们当中不可能兴起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独立运动。旧统治机构与帝国主义的媾和往往会不可避免地引起民族主义与社会革命的结合。在此恐怕没有必要追溯从孙文开始经过蒋直到毛的一系列革命过程。不过，这种民族主义与革命的内在结合在今日的中国自然显得最为典型，而其实它也出现在印度、法属印度支那、马来、印度尼西亚、朝鲜等除了日本以外的亚洲民族主义当中，可以说构成了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多少相通的历史特质。只是唯有远东的日本帝国走了与此相反的道路。在那里，打倒德川政治体制掌握了统一国家权力的“维新”政权自身就是旧统治阶级的组成分子，他们的欲望只不过是一味专心于要把日本的地位提高到“与万国对峙”“同海外诸国相并列”，从而迅速地瓦解了国内多方的封建势力，而把它们统一在天皇的权威之下。正是他们及其巧妙地一边实施上述的“区分对待”，一边实现“富国强兵”政策的。在此基础上取得的近代化成功的确是相当惊人的。就这样，日本不但在保全主权独立的同时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而且在开国半个世纪后便已取得“列强”的地位。然而与此同时，由于近代化是从属于“富国强兵”这一至上目的，并且是以惊人速度得以实现的，因此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日本社会的各个领域中都产生了倾斜或者不平衡。并且日本的民族主义思想及运动在其初期还曾显现出要纠正这种倾向的动向，后来渐渐放弃了尝试，原因上尽管有种种不同，但根本意义都在于为了日本向帝国方向发展的正当化。因此，它非但不会与社会革命从内部相结合，而且正如从玄洋社——黑龙会——大日本生产党这一系列发展经过所示，对于革命——甚至不妨说对于革命的潜在可能性，它在某些时候进行直接镇压，而其他时候又是中发挥着革命力量转换器的作用。而在另一方面，日本的民族主义对于西欧的古典民族主义那种与人民主权或者一般资产阶级民主的诸原则相结合的“美满婚姻史”也了解甚少。不如说它是一边听凭上述的“前期”民族主义的诸特性浓厚地残留着，一边便同近代民族主义发展到末期的变质形态，即帝国主义，一拍即合地勾结上了。这样，日本的民族主义从早期开始就同国民解放的原理诀别了，并且反过来还常以国家统一之名牵制后者。这种情况还使得这个国家的“民主主义”运动或者工人运动中关于“民族意识”“爱国心”等问题的严肃讨论长期弛懈，甚至将它们视作挑战性的世界主义的潮流。此外，它还导致了统治阶层或反动分子垄断民族主义的各种象征的恶性循环。日本的民族主义早早地放弃了国民解放的任务，并把国民主义上升为国家主义，甚至极端国家主义，但是这不只是制约了狭义的民主主义和工人运动的活动方式，而且还是一个深关国民精神构造的问题。也就是说，人们都知道日本的近代化过程因为上述“区分对待”的成功运用发展得十分迅速，于是令国民大众的一般基础生活的近代化无论在速度上还是还是程度上都显得明显落后，但是这又给民族主义的思想构造乃至意识内容打上了决定性的烙印。顶端经常竞争于世界最先进行列，底边则被传统方式顽固地占据着，这种不平衡的日本社会的构造规律也贯穿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自身当中。日本帝国惊人的飞跃发展因其内部包含着不易解决的矛盾从而为其同样惊人的急速没落做了准备，而简直与此同步一致的是，在世界上名噪一时的日本民族主义因其放弃与民主化的合作，表面上显得十分强劲有力，实际上最终那将是它最难以克服的弱点。曾经那样名噪世界的日本人的爱国意识到了战后迅速地从表面上消失了。正当邻近的东亚各民族纷纷迸发其奔腾的民族热情时，日本国民们则相反显露出病恹恹的娼妓根性或者一味追求露骨的个人主义，以致令激进阵营和保守主义的道学家双方都灰心丧气。导致这一态势的秘密实际上早已扎根于战前民族主义的构造之中。下面就来概观一下其主要的因素。首先第一点必须指出的是，在日本的民族主义精神构造中，国家多倾向于表现为个人自我埋没的第一群体（家庭和部落）的直接延长，爱国热情特别体现为一种热爱环境的乡土感情。这本来是一切民族主义的起源，即“部落主义”的共同要素。但到了近代民族主义，尤其像被称作“法兰西革命之子”（乔治·皮博迪·古奇语）的爱国热情绝不是对环境的单纯的情绪依存，它正如厄内斯特·勒男的名言“国民的存在是每天的一般投票”所表征的那样，是伴随着高度自发性和主体性的。这才是民族主义与人民主权原理相结合后得到的最宝贵的历史收获。（所以在日本主导明治初期自由民权运动的民族主义上也表现出了这一侧面，尽管很不彻底。）由于日本的维新改革是那样的形式，所以明治政府的指导者不可能依存民众间自发成长的能动的国民连带意识，但是他们从不断的对外危机感中认识到唤起民众爱国心的急迫性，故必然会通过国家教育来自上而下地完成这个课题。该过程的有组织实行是到了文部大臣森有礼之后，那是日本的“近代化”已经在对自由民权运动的残酷镇压基础上不断向前推进了。因此，对第一群体的非合理性的热爱，特别是那种传统的、封建的乃至家长制式的忠诚被大大地动员起来并集中到作为国家统一具体象征的天皇身上国家意识就是这样得到一味灌输的。在这里，诸如“忠君爱国”观念（忠君为爱国之前提）、以天皇为国民总本家的家族国家观等等大概已无须重复了。对于这样的思想教育，亲历了明治时代的知识分子当中就有不少人指出如今的人们过于夸大其效果，他们认为，像那种“国体”教育的贯彻是最近的极端民族主义阶段才有的现象，明治时代要远远显得自由，更有“启蒙”特征。
可是这样一来，论者们对于前面提到的顶端与底边不均衡问题的看法反过来说岂不有过于缩小的倾向么？自然，在论者自身所属的知识层中间，国体思想的浸透的确并非那样彻底。这正与沙皇俄国时期的知识分子相同，他们的知识教养中西欧式部分占着压倒多数。然而生息在阴暗窒闷的社会底边上的庶民大众——尽管福泽坚定决心要把“让全体人民心中存在国家的思想”作为毕生的课题，结果还是原理“国家观念”的大众——则正是通过这样的“义务”国体教育，兼备了对国家的忠诚精神和最小限度上必须的产业及军事技术知识，成长为佛兰斯·哈尔斯所谓的“魔术实践与科学实践”兼备的一代帝国臣民。而且就是这样，高效促成的国家意识在连续相继的对外战胜和帝国膨胀下不断地得到加强。实为自我情感投射的日本帝国的这种膨胀自然地作为自我的扩张得到狂热的支持，而市民自由的狭隘和经济生活的窘迫所产生的失意则不妨视为国家对外发展过程中的心理代价。不断鼓吹着对外危机感——而正好19世纪末以来的帝国主义时代为其提供了合适的土壤——统治阶层运用史上少见的巧妙的国家术数，成功地动员了本国国民的感情，对社会分裂的一切苗头都防遏在未然之中。以至于外国几乎所有的日本研究著书的第一页中都要对“日本国民的团结精神”大书特书一番。但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能忘记看看奖牌的背面。首先要清楚国家意识并非对传统社会意识的克服，其通过有组织的动员得到灌输之后的结果，正如经常被指出的那样，即生成了大量忠实而卑屈的仆从，他们只会万事托付给“上级”，至于方向选择便完全依赖权威的决断，由此可见作为政治责任主体的近代公民并没有产生。其次，家族及乡党意识我行我素，并未延长到国家意识上，相反有不少场合它那占山为王划地称大的根性蔓延开来，难免会破坏国民的连带性，于是家族主义便成为“国策实行”的桎梏。众所周知，征兵制实施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为尊重家族制度实行了长男不入伍的方针，这后来就被下面反其道而用，出现了次子以下的男丁入嗣他家以逃避征兵的倾向。晶子的《君请勿死》一首诗，与其说是语言意义上的反战诗，毋宁说是对第一群体的执着爱情的朴素表现，是国民感情“公然秘密”的大胆表明，正因如此它才给人巨大的震撼。还有苏峰在“大正青年与帝国前途”中指出的“我国民之爱国心是一旦危机时的爱国心，而非行往坐卧间之常物”也并不稀奇了。这可以说是国家意识不存在于市民生活之内，而是在其外部表现为自我感情的投射或补偿的当然结果。日本民族主义“前期”特征中的这一负面，在不久前就是到了要全面推进战争的阶段，甚至要求国民生活实行全面组织化时，与那些叫嚣式口号成反比地暴露出来了。人们只要想想疏散计划的强制实施、劳动力征用配制以及工业生产力的扩充正是由于家族主义“农本思想”或“爱乡意识”的存在从而遭到多么顽固的心理抗拒就足矣。在从前的东条辅佐选举之际，由大政辅佐会巡演于各地的活剧中再三地重复强调了“要坚决废除投关系票、人情票的恶弊，从国家公众的立场出发选择候选者”为宗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居然与近代选举的精神是相通的。这些都是因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阶层不注重民族主义的合理化，相反却热衷于利用民族主义的非合理起源，于是不久之后必须付出的代价。他们在情况发展至国家总动员阶段才注意到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高昂代价，然而为时已晚。本文编选自《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经过本号重新编辑，题目为编者所拟。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选编不易，如转载，请务必注明原始出处和来自“勿食我黍”。不守此规矩者勿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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