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瑞安（Alan Ryan），政治学家、政治评论家、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他生于1940年，1988年开始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1996年至2009年间，担任牛津大学新学院（New College, Oxford University）院长。之后，他还陆续执 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系和斯坦福大学哲学系，2015年退休。瑞安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跨越政治理论、哲学和法学，专攻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并且是斯图尔特·穆勒、约翰·杜威思想研究方面的权威。同时，瑞安也是一个关心公共事务的学者，针对世界的政治时事发表过大量的讲座与评论，并长期为《纽约书评》《伦敦书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撰写书评和时事评论。
本书算得上长篇巨制，写作耗时经久。起初决定动笔时，我曾犹豫再三，因为我深知它工程浩大。1892年，R·W·卡莱尔和A·J·卡莱尔两兄弟开始撰写《中世纪政治理论史》。全书六卷于1903至1936年间面世；到《中世纪政治理论史》最后一卷出版时，罗伯特·卡莱尔爵士已经去世两年；他并非英年早逝，而是从他在大英帝国印度事务部漫长的职业生涯退休后，于75岁高龄去世的。这部著作至今仍是研究者不可或缺的资料来源，但放到今天，需要一个由作者和研究助手多人组成的班子才写得出如此皇皇巨著。35年前，出版界的一位朋友曾建议我写一部乔治·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的后续之作；卡莱尔兄弟的例子在前，促使我婉拒了那个要求。原因不仅是我没有兄弟可以助我一臂之力——罗伯特·卡莱尔有一份全职工作，负责管理印度事务，大部分撰著的任务于是落在了他在牛津大学任历史教授的兄弟身上。更重要的是，我拿不准如何确保一部巨著在思想上的连贯和统一。如果用亨利·福特粗鲁的话来说，历史是一件接一件该死的事，那么政治思想史是否就只是一个接一个该死的思想家或思想呢？甚至如麦克白以比较优雅的语言，但更加绝望的心情所说的，是充满无意义的喧嚣和愤怒的故事，是对言辞斗殴的记录，使人读后毫无收益呢？不过，后来出现了关于具体作家和具体历史时期的众多佳作，如昆廷·斯金纳的《现代政治思想之基础》，还有约翰·波科克关于共和思想史的《马基雅维利的时刻》。在我不知不觉间，本书的架构悄然形成。
我把希罗多德定为本书的起点，因为归根结底的问题是：波斯人是否打败了希腊人，后人只能接受事实？也许，现代世界的政治与国家是波斯帝国对马拉松战役和萨拉米斯海战的战胜者迟来的报复。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是为捍卫一种特别的、政治意味明显的生活方式而战。在他们看来，波斯国王治下的臣民尽管名义上并不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其实却与奴隶无异。如后来黑格尔所说，在东方的独裁专制社会中，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然而，无论在征收税赋方面，还是在执行司法和派遣军队方面，波斯政府都十分高效；波斯人民的生活也比希腊人好。完全有理由把波斯视为现代国家的原型；举例来说，希罗多德对波斯国王信使的描绘就正是美国国家邮政孜孜以求的目标，他写道：“不管是大雨如注，雪花纷飞，还是暑热难耐，夜色深沉，都阻挡不了这些信使迅速地完成他们负责的巡回路线。”近代国家的根本特质是中央集权、官僚制管理，并高效提供只有国家才能提供的公共服务；波斯提供的服务项目不如现代国家多，大部分工作都“外包”给了半自治的属地，但它具备了现代国家的基本属性。至于作为当今政治制度前身的早期现代国家，路易十四也许说过“朕即国家”这样的话，但是他非常清楚国家为何。国家是法人，不是真正的人。国家是路易十四作为国王所体现的无所不包的权威。正是为了国家，他才要巨细无遗地了解王国的资源和人民生活的情况，目的是更好地管理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资源，以促进人民的福祉。
本书不仅讨论了波斯国家（以及晚期的罗马帝国、俾斯麦式的国家和现代欧洲国家）与希腊城邦的对比，还谈及了另一个众所周知的对比，那就是雅典与罗马关于自由和公民权的不同观念的对比。雅典人实行的是原汁原味的直接民主，在罗马人看来简直就是致乱之方；罗马让男性自由人参政，但组织控制得非常严密。根据罗马人的观念，首先，自由人最基本的含义是指一个人不是奴隶；其次，自由人享有法律地位，能够诉诸法庭，寻求保护自己的权利；最后，自由意味着按财产状况仔细分级的各种政治权利和义务。享受自由人的地位还意味着要缴纳税赋、服兵役，这些也是按财产的多寡来规定的。随着罗马的壮大，被它征服的城市的居民也获得了公民资格，但开始时享受不到罗马人的投票权；尽管如此，没有投票权的公民（civis sine suffragio）仍是自由人，他可以说，“我是罗马公民（civis Romanus sum）”。这个身份非常有用，尤其是当他被告上法庭，或担心未经公正审判就被施以鞭刑或被拘押。雅典人坚持在公民大会上发言和投票的权利。在他们看来，没有投票权的公民不算完全的自由人；同样，有投票权，却无权担任司法职务的公民也不算完全的自由人。雅典人心目中的自由是不打折扣的政治平等“isegoria”，也就是在公民大会中的平等权利。根据雅典人的观念，罗马对在司法和政治部门任职的限制其实是寡头政治。自从17世纪40年代的英国内战以来，雅典和罗马观念之争的各种变体一直是欧美政治思想的主题。考虑到不同的人在财富、教育、公德心、能力、公益精神等诸多方面的千差万别，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学习雅典人的榜样，保障所有国民的政治平等呢？或者应该说，我们应当在多大程度上试图这样做呢？在英美这种富裕的自由民主国家中，通常没人为此操心，因为大多数人认为“一人一票”就是政治平等的全部，不再深究。但我们也知道，与一人一票并存的还有一个现象，那就是有钱人和有组织的人通过游说、政治献金和媒体的力量来收买政治影响力。我们一方面相信，人人有权使用自己的资源影响政府——这当然是一种意义上的政治平等，另一方面又感到，不同的人掌握的政治资源差别太过悬殊会破坏民主；我们在这两者之间踌躇犹豫，不知如何将它们调和起来。若是觉得今天富人的政治权力太大，千万不要以为古时候没有这种事情。虽然雅典人经常起来反对领导人，突如其来地把他们拉下权位，但担任领导的都是“好家庭”出身的人。也不应以为，现代世界中唯一造成政治不平等的就是富人用钱收买政客，获取影响力。如果经济上不富裕的人组织起来，比如借工会之力，或把同一族裔或宗教的人联合起来，照样可以成为巨大的力量。在近现代工业社会中，政治力量的差别在于无组织和有组织之间；组织靠金钱才能生存，但光有钱还不够。民主能否保护由无组织的个人组成的广大民众，使他们的利益不受组织良好的特殊利益集团的侵害呢？这是困扰所有现代民主政体的问题。自从两个半世纪之前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把它提出来之后，我们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的努力都进展甚微。
虽然罗马人拒绝雅典式的民主，但是他们也提出了很多让公民尽可能深入参与政治生活的“罗马”思想。马基雅维利不喜欢雅典式民主，但认为由公民组成的军队比雇佣军好。他和在他之前的罗马思想家以及在他之后的众多思想家一样，认为只要安排得当，纯朴率真的普通人能够遏制富人颠覆共和制度的倾向。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欧洲，普遍存在着反贵族的共和思想；美国的平民主义运动也以反贵族为一贯的宗旨。近代工业化社会的许多左翼作家对民众参政持有一种比较简单的观点。他们一贯主张，穷人必须靠自己人数上的优势来抗衡富人的优势，否则在经济利益的社会分配中就会吃亏。这是鼓吹实现普遍选举权的最明显的实用论点；在穷人赖以谋生的行业中，除非穷人对行业的规则制定有足够的发言权，否则他们就会受到剥削。英美两国为工会立法的历史是这一简单论点的典型体现。然而，并非所有支持民众广泛参政的论点都如此着眼现实。许多作家尽管政治立场各异，但都一致认为，比起只参加生产性活动，并享受因此得到的利益，公民积极参与政治是道德高尚的表现。所有的共和论者，无论是雅典派还是罗马派，都同意这一点，尽管他们对哪些人可以成为积极参政的公民费尽思量：妇女肯定是不行的，可是难道普通做工的人就行吗？
关于民众参与政治生活的焦虑困惑由来已久，在近代社会中表现为一种特别的形式。希腊城邦饱受寡头政客和民主派之间的内战之苦；罗马共和国最后的100年间，平民（populares）和（自称）捍卫公民与上层阶级利益的贵族派（optimates）之间也是冲突不断。过去的两个世纪，争论的焦点是精英阶层和大众的政治作用。“大众”一词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较晚，它的用法有时是褒义，如寄希望于觉醒的无产阶级大众发动革命，开创社会主义的新纪元；有时则是贬义，如奚落粗野无礼的大众的低俗品味；有时是善意的，如欢迎渴望自由的大众；有时仅仅是描述性的，指很多的人。此词诞生于工业革命期间人口高速增长、城市迅疾扩大之时，但自古以来，精英阶层和普通百姓就一直泾渭分明。精明的从政者能够把大众玩弄于股掌之上，早在雅典民主时期，批评家就指出了这个问题。它的一个相对温和的表现是柏拉图打的比方，将领导人比作牧羊人；领导人不认为普通百姓能对他的决定提出质疑，正如羊群不会质疑牧羊人的决定。
自马基雅维利以降，思想家都把精明强干的精英阶层与浑浑噩噩的广大群众区分开来。有人也许以为，任何做出如此区分的人肯定都不会拥护民主，其实不然。如果我们同意，所有社会中真正参与治理的都仅为少数人的话，那么精英阶层如何获得并维持多数人的支持就成了关键。极权的精英靠秘密警察；民主的精英则靠民意调查员和广告公司。极权精英和军人集团一类的统治阶层想要终身掌权；民主精英却允许选民把他们拉下台。他们可能会用尽手段，诱骗、劝说，甚至吓唬选民，但他们不干预司法，不让军队干政，也不派秘密警察去监视投票站。现实地看待现代民主的评论家说，民主是竞争性精英统治。竞争产生的政府优于没有竞争的精英统治，也优于群众大会或任何形式的直接民主统治。人民注定要被精英所统治，但“精英的循环”能确保无能的精英会被比较能干的精英所取代。人民也许只能在两派精英之间做选择，但公开竞争和自由选举可以产生有效的政府。尽管如此，什么人能够以及如何成为政治精英的一员，这依然是个极富争议的问题；即使在西方的自由民主政体中，政客之间固然竞争激烈，但跻身于竞争者行列的过程首先就限制重重。美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建立了初选制度，但效果不彰。所谓的精英民主指一派精英通过在选举中击败另一派来获得统治权，经常被称为“职业政客统治”。不能一听职业政客就马上嗤之以鼻；许多政治制度比现代的自由民主政体糟糕得多。在很多意义上，职业政客与他们所代表的人民似乎是两种人。这本身无须担忧，医生与大多数病人也不太一样。政客若是没能有效促进他们所代表的人民的利益，也许不是因为无能，而是因为一方面，他们承受着来自不同方向的压力，另一方面，交给他们的任务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无论如何，还是有人渴望建立比职业政客统治更接近雅典式民主的政治制度，他们苦苦思索是否能尽量减少职业政客的作用，让普通老百姓担负起更多的责任。此乃本书贯穿始终的一个问题。19世纪早期的法国政治理论家邦雅曼·贡斯当以另一种方式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关于自由的古典概念与现代概念之分的演讲被自由派奉为圭臬。在古时的斯巴达和雅典等共和国中，公民自由意味着享有一份主权权力；这种自由实质上是公共性、政治性的。行使这样的自由代价巨大；社会不仅要依赖奴隶劳动，使公民得以抽出身来履行公民责任，而且成了互相监视的社会，每个人的行为都在所有其他人的密切注意之下。与之相比，现代的自由实质上是私人性的；它意味着不受别人管制，实现自己在经济、文学或宗教方面的私人追求。它是脱离政治领域的自由，不是政治领域之内的自由。现代自由民主国家的公民享受的自由体现在各个领域，包括职业、教育、宗教等等。事实上，今天大多数人一提到民主，通常都会想到这类自由，而非某种投票制度。这毫不奇怪，因为在重要的全国大选中行使投票权的几乎不到选民的一半，在地方选举中投票的人更少得多。对民众参政不热心的人坚持说，重要的不是民众参与，而是问责制的落实；重要的不是投票给某个政党或候选人，而是掌握不投票给他们的权力。这是“自由民主制”的民主方面，而没有自由，民主就不可能实现。有的国家自称“指导式民主”，其实是独裁政权。这类国家的民众参与率倒是很高，老百姓有很多机会表示对执政党及其政策的热情拥护。但是，他们若是想寻求别的选择、要求改变政策，或更换政治领导，就可能被囚、被打或被杀。尽管自由民主制并不完美，但它给民众提供了一定的问责机会。几百年的经验证明，问责对保证尽职的政府和法治不可或缺。让我们暂且把目光移离政治，来注意这样一个事实：人们谈到民主的时候，通常想到的不是它的政治意义，而是社会意义，是阿历克西·托克维尔所谓的条件的平等。我在本书中并未花大笔墨赞美现代西方世界坚持的各种形式的包容，这些包容若是看在我们祖先的眼中，会使他们瞠目结舌。我这样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的了不起有目共睹，不需要我来画蛇添足。有的社会以特别“民主”而自傲，因为它们没有谄上欺下的势利行为，或是商界或政府中有大批女性身居要职，或是成功吸纳了大批移民，或是减少了基于种族原因的经济和其他方面的不平等。它们的民主在于它们去除了许多过去普遍认为的天生优势，尤其是种族、出身与性别。把它们称为“社会民主”势必会造成困惑，因为时至今日，西欧的马主义及后马主义的社义政党一直自称社会民主党，而这里所说的民主却与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相契相合。如果不再根据种族、出身和性别来确定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那么就只剩了一条标准，即此人对他人或整个社会的福祉所做的贡献。贡献的形式五花八门，从简单的体力劳动到名人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调剂补充，而得知每个人的贡献价值几何的最明显的方法就是看它在市场上的行情。当然，在任何社会中，这种价值实现起来都很不精确，市场更是缺点众多。尽管如此，现代自由民主国家的核心价值观是社会性，而非政治性的，此乃精辟之论。本书的一个前提是，温故可以知新。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是否相信太阳底下无新事？或稍退一步，同意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以及许多其他人的观点，认为人性无论何时何地都始终如一，因此可以鉴古知今，预测未来？对此问题的回答是：“不完全如此。”政治学想努力理解的世界，在过去两个半世纪的几场革命中发生了巨变，本书最后1/5的部分就此进行了非常认真的讨论。在没有特别的次序，也不专门强调此一过程中相互联系的各方面中的某一个的前提下，可以看到，当今世界经过工业革命、人口革命、识字和通信革命，还有18世纪晚期以来的各场政治革命所创造的世界，在众多方面已是迥然有别于古代、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世界。最重要的分别在于人类技术能力的飙升。说白了，我们能够养活的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得多，我们能够杀死的人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得多。农业进步使人吃得更健康，粮食来源更可靠；清洁的饮水和高效的下水道系统意味着人患病概率的降低；医学昌明，以往的不治之症和致命之伤如今有了治疗的办法。同时，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显示了各国是多么高效地杀戮了彼此的几百万人民。不那么直白地说，我们的生产能力使我们的祖辈望尘莫及，这意味着我们除了生产有用的东西之外，还生产出了始料未及的副产品，即严重破坏环境的各种污染物。因为这一切都是在全球规模上发生的，所以现代政府要应付的问题就不仅浩繁复杂，远非前人所能想象，而且有可能造成前人同样无法想象的大规模破坏。因此，书的最后我对我们这个互通互联、日益拥挤的星球上的政治表示了担忧。人口也许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但应对有70多亿人口的地球的各种问题与确保二三十万人的城邦维持温饱、保卫家园、抗御敌人，并培育起使我们至今艳羡不已的丰富多彩的公民生活大不相同，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对政治的思考
许多人和我一样，穷其一生教授所谓的“政治思想”或“政治理论”，并就此著书立说。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关于什么是“政治理论”却各有各的看法。它并非历史，虽然它包括早已作古的思想家的思想；它不全是哲学，虽然它讨论死去和仍在世的思想家的论点；它不能算是社会学，虽然研究政治的作者在社会学方面通常的确比较幼稚。一位同事曾说，政治理论家是紧抱着20来本书钻牛角尖的人；我花了半个世纪钻研穆勒的《论自由》、霍布斯的《利维坦》等著作之后，感到20来本这个数字还太高了点儿。不同的政治理论家虽然在学术上各执己见，但都坚信不疑，跨越几个世纪与昔时的政治理论家及其同时代的人进行对话是有用的，尽管有时他们也因对话的艰难而感到气馁。他们希望任何感兴趣的人都来旁听并加入这样的对话，大家一起来听一听极乐世界 [1] 里的谈话，听不信人性本善的马基雅维利如何嘲笑苏格拉底的不谙世事，或杰斐逊如何承认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对美国的未来比他预见得更加准确。这样做必然可能会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无法起来自辩的古人。企图和已经辞世的伟大思想家对话显然有这个危险，因为即使我们对他们思想的解释完全不着边际，他们也无法做出纠正。我非常钦佩以赛亚·伯林，写作本书时就是以他论述思想史的文章为榜样的；然而，读者读他的作品，有时会搞不清他讲的到底是孟德斯鸠的意见还是他自己的观点，或者马基雅维利是否真的致力于伯林所说的那些事业。20世纪初的哲学家兼历史学家R·G·科林伍德声称，解释历史需要重新思考过去的思想。伯林在他的著作中是这样做的，我在本书中也采取了这个办法。至于如何当心不要把我自己的观点强加到已经去世，无法自辩的人的头上，我只能说，我在写作的过程中一直牢记同行的不同意见。伯林的著作之所以如此生动鲜活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具有几乎是奇异的能力，能够抓住他笔下思想家的思路。企图了解古人的思想固然困难重重，想象和有血有肉的古人相遇的情形同样困难，甚至更加困难。然而，要想从多个角度看待我们的前辈，就必须冒此风险。和今天许多悲叹“公共知识分子”式微的评论者一样，我对一种观点深感不安。这种观点认为，严肃的政治思想家可以退回象牙塔中，专心撰写只供同行阅读的艰深而又卓有趣味的论文和书籍，把现代政治生活的前景这个问题交由报刊专栏的撰稿人去探讨，或留给电视上貌似政治辩论，实则大吼大叫的吵架去纠缠。但我并不特别悲观；艾伦·布卢姆题为《美国精神的封闭》那本忧郁的书居然荣登畅销书榜，这说明美国人的精神远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封闭。虽然我不太喜欢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但该书的成功证明市井之中有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思想的追随者大有人在。历史和传记从来喜爱者众，仅举两例：西蒙·沙马和戈登·伍德的著作大大丰富了我们的内心世界。但有些哲学史著作也广受欢迎，令人羡慕。伯特兰·罗素所著《西方哲学史》就是其中之一；我15岁时读到这本书，一下就入了迷。它和穆勒的《论自由》这两本书改变了我的一生。多年以后拾卷重读，我仍觉受益良多；当然书中有许多不准确之处，而且表现出来的偏见令人瞠目，又非常好笑。我以罗素的明晰达意作为楷模，虽然对使他当之无愧地荣获诺贝尔文学奖那行云流水般的文体，我只有艳羡的份儿。至于他的那些偏见，其中一些我也有，但我尽力不让自己受其干扰。罗素不足为训的一点是，他经常对与他意见相左的思想家不予重视，甚至嗤之以鼻。在本书中，我对不容置疑的伟大思想家的批评有时比较尖锐，两个明显的例子是柏拉图和马克思；但我对他们十分重视并充满尊敬。我的尖锐批评针对的只是他们关于最佳治理方法的理论；柏拉图的哲学思辨深邃、渊博、意趣无限，但他提出的治理政治乱象的办法却不太高明。马克思的经济分析和历史社会学令人着迷，但他对如何管理社会主义经济这个问题避而不谈，这是不可原谅的。对他们二位绝不能嘲笑，但可以批评。由此可以看出，我是个热心政治的人；我对政治的所有形式都深感兴趣，对一切报纸和时事文章都热切地阅读。我也是怀疑论者。像大多数人一样，我怀疑领导人的动机、才智和能力；但我与大多数人有一点不同，我也怀疑我们谈论政治的方法。政府、领导人、评论家和普通老百姓谈论政治时援引的许多思想其实没有多少实质内容；还有一些思想很久以前有道理，但在现代世界中已不再适用。众所周知，如今几乎每一个政府都自称为民主，但这些自我标榜的民主彼此之间并无多少相似之处，它们与2 500年前雅典人为之战斗牺牲的政治制度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现代民主真的是民主吗？还是别的什么东西？（我们将看到，回答是：“严格说来，是别的东西。”）我们也许会感到诧异，为什么那些国家要用“民主”这个使人误会的名称？我们也会猜想，用错名称到底要不要紧？可能不要紧；很多人和我同一个姓，但别人很少把我和其他人弄混。另一方面，旧瓶装新酒也许不可取，因为它会引起无法满足的期待，造成没有必要的失望，甚至更糟，可能会使统治阶级得以将政治制度为一己私利所用，用“面包加马戏”来安抚穷人，对他们甜言蜜语，连哄带骗，但实际上照样剥削不误。也许与其说人们受了骗，不如说他们是在自欺，其实心里明白，自己不是公民，而是臣民。世界上的人分为两种，发号施令的和奉命行事的；多数人属于后者，但他们却假装小木屋出身的自己可以有朝一日入主白宫。罗马帝国的钱币和甲胄上刻有“罗马元老院及人民”的铭文；但“罗马元老院及人民”是处于军事和官僚独断之下。说这些不是要谴责现代政治。在多数现代社会中，生活都比古时候安定多了；现代“民主国家”的政治通常比雅典的政治更理性，比罗马的政治更文明，比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和宗教改革时期德意志的政治有序安全得多。在现代西方世界，个人拥有众多权利，如言论、信仰、选择职业的自由，按自己的喜好生活的自由，等等，这些是普通人过去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能享受的权利。穷人有权投票，妇女有权参政，这些在过去曾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危险的、邪恶的，或有违自然的，也许四者皆是。但是，在赞扬民主的时候，至少应该想一想我们到底在赞扬什么；在发誓致力于为所有人实现自由和正义的时候，应该明白，我们心中的自由和正义也许不同于美国国父所想的自由和正义，更遑论西塞罗或马西里乌斯所说的那种只有当无私的统治者致力于共善的时候才能实现的自由和正义。要探讨这些问题，最好的办法是把我们的想法和效忠对象与历史上其他时期、其他地方的思想家的想法和效忠对象作一个比较。罗马和雅典关于自由的观点大相径庭，与我们的观点也迥然不同；然而，我们这方面的语汇及其含义都是它们留下来的，而我们的许多制度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来源。对于民主、自由、正义和公民权，今人的理解居然没有更加混乱，不能不说是奇事一桩。本书讲的是历史学家、哲学家、神学家、从政者和可能的革命者对一个问题作出的解答。这个问题是：人们如何能最好地治理自己？此一问题带出了一连串其他问题，全都围绕着一个中心，即人究竟有没有管理自己事务的能力？许多撰著人认为，人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只是恶意的命运之神的玩物，或是不自觉间供天意役使的工具。要想改善人的处境，与其去搞政治，也许还不如去祈祷。即使说人能够控制一部分世事，关于到底能控制多少，控制的是什么，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许多撰著人说，只有某些人可以凭借其道德上的或心智上的能力来控制自己的命运，比如，男人可以，女人不行；希腊人可以，波斯人不行；有财产的人可以，做工的穷人不行；信基督教的欧洲人可以，信异教 [2] 的美洲印第安人不行；自由的美国人可以，黑奴不行。本书研究的题材就是2 500年来对“人如何治理自己”这个问题提出的各种回答，包括“把命运交给智者，由他全权斟酌掌握”、“尽力确保富人和穷人都不能独占决策权”、“找到神一般的明主，给他以绝对权威”，还有“不要胡思乱想，乖乖做顺民，把心思用在培养自己不朽的灵魂上面。”这些回答有古老的根源，也有现代的体现。它们又引起了更多的问题，有宗教方面的，也有哲学、历史、生物学和社会学方面的，比如，国家应寻求何种正义？历史的发展是否有既定的格式？人是否因生物学的原因而注定要无休止地打仗？还有“人活着究竟为什么？”这个终极问题。不同理念导致对政治目的的不同理解，有的说政治的目的是生存活命；有的说是过好生活；有的说是获得荣耀；有的说是争取自由；有的说是来世得到救赎；有的说是通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以实现人性的解放。所有这些回答都对政治思想与实践产生了影响。对于比较深刻的问题，我只探讨到揭示人们应该如何治理自己的深度。对柏拉图或霍布斯这类哲学家的学说，探讨到这个深度需要很长的篇幅；而马基雅维利这样的怀疑论者对深刻的问题避而不谈，所以只需解释他为何如此的原因。本书讲的是政治，哲学、宗教、生物学或社会学都只是顺带。这也是一本讲书的书，讲前人写过的书。他们叙述历史、总结哲学理论、编写政治建言手册，而且经常是数举并行，每人都试图劝说读者在政治上走某一条路。对于他们的读者认为理所当然的许多事情，今人并不认同，他们的读者对书中内容与当地事务的联系了如指掌，而今人只有借助其他资料才能对其稍有了解，有时甚至完全无从得知。我希望本书能使得读者喜欢前人的这些著作，并能就其中晦涩难解的地方为读者释疑解惑；但尽管本书包含了大量对前人著作的总结，却并不能代替阅读原著。我希望读者能够燃起兴趣，去读原著，和原著者的思维角力。本书中脚注用得很少，只是为了使读者能够核实我的叙述是否准确，而不是为了罗列另外的解释激发观念交锋；为此原因，我在每一章中都建议了更多的读物，以便使有兴趣的读者在本书有限的范围之外进一步深入研究。虽然本书介绍的是著作及其作者，但它不是教科书，而是对大背景的介绍，也是一个由头，借以不仅介绍有关的著作，而且讨论作者撰著的动机及所处的形势。如果读者读完此书后，拿起柏拉图的《理想国》、霍布斯的《利维坦》或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能读得津津有味而不是茫然不解，或即使茫然不解也愿意接着读下去，深入探讨，形成自己对作者观点的意见，那么我这本书就算成功了。
本文选编自《论政治——2500年政治思想史》，题目为编者所加，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选编不易，转载请遵守基本规则，务必注明原始来源和“勿食我黍”公号。不守此规矩的公众号，请勿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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