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迦 | 出温州记——苏慧廉与义和团事件

苏慧廉（William.Edward.Soothill），原名威廉·爱德华·苏西尔，1861年出生于英格兰约克郡哈利法克斯。英国汉学研究者，教育家，偕我会传教士。

在华期间，苏慧廉完成《新约》温州话全译本，开办艺文学堂，后任山西大学堂校长。回英国后，苏慧廉任牛津大学汉学教授。欧战期间，苏慧廉任基督教青年会宗教工作主任干事。

2009年3月，伦敦已有些春意。我每天都泡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半地下室结构的善本书室，抓紧阅读循道公会档案。其中一本题为《中国温州，1900》的小册子引起我很大的兴趣。这本由苏慧廉编著的报告，中间竟然转抄了谢道培庚子教案期间的日记。

小册子薄薄的，粉红色的封面已陈旧。轻轻打开，扉页上用汉字写着《圣经》中的一句话：在世必有患难。

谢道培的日记，开始于1900年7月3日。

1900年7月3日（六月初七）星期二

余思恩和蓟教士（内地会，后者刚从瓯江口返回，因为义和团的到来，他和他新娘的蜜月在第二天就泡汤了）来到我家，叫我和他们一起去找道台,要求他采取措施阻止平阳的暴乱和威胁。蓟教士的两个传道人带来消息，附近的义和团已经定下日子准备烧掉外国人的房子和教堂，并要杀害基督徒。余思恩其实前一天已写信给道台，但没有引起对方的重视。因此，我认为再度前往并不明智。他们改变了主意去找海关税务司，他正计划第二天通过炮舰将信差带走，以确保这里所有的外国人安全。

他们要去找的道台叫王祖光。温处道当时辖温州、处州（今丽水）两府，治所在温州。

1900年7月4日（六月初八）星期三

苏慧廉的仆人在城里听到不好的流言，说有五百个本地的士兵今晚将会被派到平阳，那些粗人准备袭击我们。他建议我提醒我们的组织多加小心。今天传来的消息是三十六英里外的一个教堂被义和团重重包围，既不能进也不能出。传道人夜里逃到温州求救。领事馆警官康普顿先生来问我用炮舰送信差到宁波领事馆的可行性。今天流言漫天，诸如继平阳之后，温州将在十号遭到攻击，届时外国人将被屠杀，房子和教堂都将被烧掉。

当时温州还没有电报，所以他们只能以信差的方式，向最近的宁波英领馆求救。

1900年7月5日（六月初九）星期四

我们本地的牧师夏正邦先生今天从楠溪回来，他说那里传说外国人都已逃离温州。还说北方义和团有超能力，子弹伤不了他们，伤口也不流血，就连沙土也可变成士兵来攻击外国人。在通往西溪的路上，夏先生也听到类似的说法。

1900年7月6日（六月初十）星期五

住在三英里外的一位传道人今天过来告诉我，在他的村子里，哥老会的人正磨刀霍霍随时准备袭击基督徒，并认为星期天是最合适的日子。内地会的人已决定停止礼拜，但是周边更多的人仍决心要像往常一样聚会敬拜。今天下午在内地会，他们和道台的代表会面，据说道台无力帮助我们，因为镇台（一个军官）非常排外。知府也是不会有所作为，因为他还没有接到上级的命令。

时任温州知府叫启续，字迪斋，是个满人。当时的温州镇台叫范银贵。这天与道台代表见面的外国人中，还有偕我公会的山迩獌与谢道培。

1900年7月7日（六月十一）星期六

内地会蓟教士的两位传道人带来了平阳骇人听闻的消息，义和团已经到了那里。女人们决定晚上去江心屿避难（一个大约有四分之一英里长，离北城门六百码，位于瓯江中央的一个小岛，领事馆和三座欧洲人的寓所就建在上面）。我们这边的女士们将衣服和食物打包后，也加入她们的行列。

另一个教徒到来，证实了昨天那位传道人所说的一切，并说那些体质虚弱的教徒只能留在家里。今天关于平阳及周边地区的流言更多了。看着山迩獌一家和我太太去了岛上，医生及家人在下午茶后也走了，我则返回，今晚十点，在医院教堂我还要主持一场礼拜。这是一个漆黑的雨夜，大约二十多人参加了礼拜，包括两位女性。等我回到嘉会里巷教会大院的时候，我看见有三个人已在那里等我。他们随身带着枪，这段时间一起住在一个海关关员家里。他们希望我能搬去和他们同住，那样会更安全些。但我觉得我有责任守护教会的财产，于是我和我的两个仆人还是留在这里过夜。蓟教士要求留下陪我，我认为没有多大的必要，于是在商量好信号和见面地点后，他们就回家了。今天道台的船带来了北方的坏消息。我也听到了端亲王关于屠杀外国人和基督徒的法令早在6月20日已到达温州，这正是镇台很想付诸行动的法令。

路熙的回忆录中，也有关于这一日的记录：

道台命令外国人离开城市，到江心避难。我们那些人虽然不知道法令，但看到门口“你们要被杀”的布告，加上义和团要来的谣传。他们遵守了道台的命令。

谢太太后来说：“我仅仅够时间把几件必需品塞进箱子里。”我相信她，她后来写信给我描述了她的房子（坐落在白屋一米开外）：“看到自己的房子，我几乎要心碎。我知道，六个月前从英国带来的心爱的礼物要被烧毁了。”

第一晚，谢先生在城里度过，我们知道谢太太肯定在江心睡不着。在空荡荡的领事馆里，聚集了十六个人。每个房间睡了六七个人，睡在地毯上。用箱子或者雨伞支起蚊帐防蚊子。一个洗脸盆，大家一起用，但都心怀感激。一对新婚夫妇，仅有两天的蜜月，现在要担心性命之虞。对未知未来的忧虑折磨着他们。

1900年7月8日（六月十二）星期天

城市教堂早上的礼拜，大概有两百人参加，也有部分是非基督徒，其中还有三四十位是女人或小孩，这是一场非常安静的礼拜。下午的礼拜由本地的一位传道人主持，医生也来了。突然，一个仆人带着封惊人的信件从岛上跑来，并催促我们尽快撤离。聚会立马被中断，我们马上离开。道台来信请求女士和传教士们带上家人一起去上海，他说他正招抚拳民前往北方，这和端亲王的命令一致。我们没有接受他的提议，而是和海关人员一起在岛上避难。尽管这里很早之前就收到了南京发出的，对外国人有利并且可以抵制义和团的告示，但官府没有采取措施让大家知道。晚上山迩獌和我到医院教堂做礼拜，那里人很少。晚上我在岛上过夜。

端亲王的命令，就是鼓动义和团向洋人攻击。同年6月21日，慈禧下令向英、美、法、德、意、日、俄等国同时宣战。但是，在清廷发布宣战令前，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大理寺卿盛宣怀、山东巡抚袁世凯、闽浙总督许应骙等正紧锣密鼓地商议如何“抗旨”，以保存东南各省的稳定。此即“东南互保”。在帝国北方农民“造反”的同时，南方的封疆大吏也联手“造反”。

当然，来自高层的两个声音，也让南方不少中下层官员一时无所适从。专制政权，大忌的是出现实质上的两个中央。

1900年7月9日（六月十三）星期一

上海来的轮船送来了一位新的领事——O'Brien Butler。他马上去见了道台，并且告诉他真实的情况。道台仍然犹豫不决，他分别给海关人员及传教士写了信，希望海关不要撤离，因为他们是清廷的一员。税务司觉得道台表里不一，遂下令关闭海关，要求全部人员离开，并做了快速撤退的准备。当晚，山迩獌和我睡在教堂里，一切都很平静。

这位叫O'Brien Butler的新领事，汉名“额必廉”。他就是这一天抵温，履任英国驻温州领事。

额必廉9日清晨抵达温州。当天即写了封信给道台王祖光：“华中和华南的最高当局已同北方断绝关系，因此，中国的那些地区同所有各国处于和平状态。我请求他立即发布一个告示，将这个事实告诉人们，使他们可以放心，同时，对任何人胆敢欺凌外国人或基督教徒，或是损坏他们的财产，则将处以严厉的惩罚。我进一步告诉道台说：如果有任何外国军舰访问这个口岸，应以友好的方式接待它，因为它是属于一个友好国家的。”

道台准备按南京指示办，但知府和总兵却要遵守皇上的圣旨。一方主抚，一方主剿，一时莫衷一是。

平阳士绅刘绍宽在日记中为该日保存了份记录：

十三日。……午后，县城西门外教堂滋闹拆毁，幸县宪禁止方退。府尊启迪斋太守（续）来平，拟招抚金宗财、许阿雷云。外间哗传道府宪遍饬拆毁教堂，乡民哄然而起，乡中教民惊惧，咸思逃遁。是夜各教民家、林官仓之林佩赞、龙船埩之杨上瑞、下东庄之陈荣郎以及各乡教堂均被毁。

1900年7月10日（六月十四）星期二

两队中国兵在领事馆附近驻扎，说是接到命令要保护我们。道台和其他官员来拜访领事，祈求海关人员留下，但坚持让传教士撤走。一整天，本地的基督徒来来往往，场面令人动容。

山迩獌和我到麻行礼拜。屋子里挤满了人，但很安静，我抓住机会向其中不少非教徒传教。但是当我们走上街头，一些稚气未脱的小青年就冲我们大喊大叫，并且讥笑我们，直到我们上了船，才被紧跟着我们的一些基督徒制止。

当天一早，额必廉即去拜访道台，这是他第一次拜访王祖光。寒暄几句后，额氏便直奔主题：“我反复谈了我前一天信中所提的问题，对它们作了更详细的解释，并告诉他：我抱着诚挚的希望，相信他将保护外国人及其财产，然后我对他的能力抱有很大的怀疑。我告诉他说：新任知府和署理总兵都是极端排外的，而且关于反对基督教徒的骚乱，已有消息传来。道台装模作样地认为这个消息不过是毫无根据的谣言，对城内或附近义和拳的想法认为荒唐可笑。他向我保证说，一切事情都十分平静，没有任何理由感到惊恐。他承认，他不能控制署理总兵，并且不想否认此人的排外情绪。他还请求任何外国军队不要前来温州，因为这肯定会惹起麻烦。”额必廉对王祖光没有好感，他在给英国女王的报告中，称他为老鸦片烟鬼。

不知是当时资讯不发达，还是道台有意隐瞒，其实就在他向额必廉说“一切都十分平静”时，平阳、瑞安的拳民正在乘胜追击。“本日本乡及小南、南北港各乡教民房屋及教堂均被毁。”这是刘绍宽当日的记录。作为平阳团练的副董，他当日正在仪山商议团练事。

离开道台衙门后，额氏又与时任瓯海关代理税务司的李明良做了次长谈，下午还与传教士做了沟通。随后李明良即写信给王祖光，决定关闭海关，并暂时撤走职员。海关虽由英人主持，但它却是清政府的一个行政机构。道台兼任监督，算名义上的第一把手。因此，海关离开口岸，道台的脸面就没法搁了，毕竟这是前所未有的事。

这件事促使那位死气沉沉的官员行动起来。当天晚上，张贴了类似其他口岸发布的告示，其中包含他所收到的刘坤一总督关于局势以及警告人们不得欺凌外国人等问题的训令。这个告示本应在我到达之前便已公开发表。人们终于知道了道台的意愿，但是已经太迟了；对于乡下人，来不及在农村各地方张贴告示。

在温侨民的安危也已引起英方的重视，也就在这一天，英国驻上海代总领事霍必澜向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理侯爵（Robert Arthur Talbot Gascoyne-Cecil）发出电报：“有人报告说，义和拳已在温州出现，他们在该处公开进行操练，并宣称：他们想杀死所有的中国教徒和外国人。由于这些谣言的结果，一艘炮舰正沿江而上，但我建议：如果危险变得严重起来，外国人应当撤退，因为我们不能长期不用该炮舰。我认为，当危险一旦紧迫的时候，人们离开较小的口岸是可取的，因为没有足够的炮舰保护每个口岸。”霍必澜对温州特别熟悉，他在这座小城待过，1878年至1880年曾署理温州领事。

此封电报在第二日便得到英国外交部的回复：“温州的各国人士问题。关于您7月10日的来电，您应当同高级海军军官磋商，并与他采取一致行动；关于在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下撤退外国人的问题，您应该报告你们共同的建议。”

当晚留宿在江心的山迩獌说，霍医生、谢道培、内地会的沈益謙先生和他，面面相觑，一夜未眠。

1900年7月11日（六月十五）星期三

我们的一位传道人在一些教徒的陪同下，带着一条消息到来。他们在离温州城十三英里外看见了成批的义和团。领事下令所有的外国人都到船上过夜，并且把船泊在离码头有一定距离的地方。

这个传道人带来的消息是真的。也就在这一天，神拳会首领“许阿擂率会众烧毁了杜山头（今属飞云镇）教堂。之后，金宗财率领数百名神拳会会员，赶到瑞安马屿，同瑞安神拳会会师，联合举行声势浩大的祭旗大会，当场杀死一名为群众所痛恨的洋教士，即挥师南下，至平阳城东，登仙坛山，立神坛，竖起神拳会大旗数面，并烧毁西门外教堂。城内戒严。”

杀人，是为了祭旗。不过，被杀害的教士不是洋人，而是内地会驻堂牧师戴阿碎。《温州基督教》记录：“马屿神拳弟子，蜂起摧毁新渡桥教堂，将驻堂教士戴阿碎（一说戴日顺）绑解江上宫，逼其跪拜偶像。戴宁死不从，众愤，欲杀他，戴视死如归，唯求准其先祷告。正当祷告时，马屿涂一屠夫，举刀砍下戴首级，将尸身与首级扔进飞云江中。然身首随潮水上漂下流，终未离散，最后停在仙皇竹涂坦上。众见一大白犬守尸。三日后，朝廷令下，命厚葬之。坟在塘下鲍田乡官渎村。”

7月11日早晨，道台对额必廉回访，由于他打算同一时间拜访税务司李明良，所以会晤就在瓯海关举行。道台极力希望外国人（不包括传教士）能留下来，并许诺提供保护：派兵驻领事馆及海关，并把一艘重约七十吨的小蒸汽船交给他们自由支配，在必要时，外国人可坐船离开。但额必廉还是想走，因为他担心道台实际保护不了他们。

道台离开后不久，一批温州士绅登门拜访额必廉及税务司，目的也是希望外国人留下来。额必廉后来私下说，这批士绅其实是担心西人离开后，原来定期航行于温州和上海之间的商船“普济”（Poochi）轮会停驶。山迩獌说，就在与道台交谈后，额必廉就努力把“普济”号留下来，他向船务公司表示愿意承担所有等待的费用。当然，船务公司有点担心，暴民可能也会袭击他们的船只。

当时温州城里的外国人都已躲在江心屿上。尽管当时苏慧廉夫妇没有在其中，但对避难江心的经历，他们感同身受。路熙写道：“历史重复了一次。江心屿的外国人和当年的我和苏慧廉一样，殷切盼着轮船，他们和当年的我们一样心神不定，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最后让额必廉做出离开决定的消息是，他从三方面证实，一支约三千人的义和拳队伍，正从一个仅距温州城十英里的地方出发，打算进城进攻教堂和外国人。由于他们沿途进行捣毁，并且在途中还要进行些祭祀，预料将于星期四拂晓到达温州。

不能再等了，额必廉通知所有的外国人登上“普济”轮，并立即升火待发。随船逃离的天主教神父刘怀德（Pore Louat）记下了当晚的情形：

当天晚上，三十九名外国侨民上了船，我们的拯灵会修女和孤儿也一同上了船。大约九点钟，有两个邮差前来报信，说有三千叛乱分子在向温州进发，他们离城只有十五里路，他们想要拦阻轮船离港，俘获洋人。轮船马上发动机舱动力，乘客个个惊恐万状，有的则去寻武器。十时许，一个中国神父给我送来“圣爵”，整个温城都为这消息所惊扰。

由于普济轮须候潮涨离埠，为了防患于未然，船长下令抛锚，把船停在江心之中。次日六时，开船前几分钟，船上来了一位送公文的使者，公文声称，道台将负责保护外国侨民的财产。

1900年7月12日（六月十六）星期四

天刚蒙蒙亮，我们向宁波和上海开去。

“普济”轮行驶至公海时，遇见正奉命向温州进发的英国军舰“矮人”号。由于在温州的外国人都已在船上，“矮人”号也掉头返回。

外国人走了。神拳会继续征战：“十六日，许阿擂率会众与平阳神拳会众联合围攻平阳县城，不克，许阿擂率众退回马屿。清政府急调兵进剿。”平阳鳌江天主教礼拜堂也毁于此日。

额必廉后来向英国外交大臣报告时，补充了十二日在平阳县城所发生的事：“一名传教士的住宅被闯入，窗户和百叶窗被打碎，并且一些东西被偷走。他的住宅由于知县的努力才免于遭到完全毁坏，那位知县跪在穿着苦力衣服的暴徒面前，请求他们不要损坏该住宅，并且不要使该传教士陷入困境和遭受损失。在这个县城中，还有一所教会学校及其附近的印刷室被他们闯入。作为暴徒们愚昧无知的一个例证，我可以说明：供印刷用的铅字都被拿走了，人们宣称，那些小铅块是外国人的子弹。”

这个为了外国传教士而向他的中国子民下跪的知县叫谢焯莹。

1900年7月13日（六月十七）星期五

船抵宁波，山迩獌一家、我太太和我留下，其余人去了上海和日本。

霍必澜7月14日在上海向索尔兹伯理侯爵发出电报：“我荣幸地报告，温州的外国人士已到达此地。”

“六月十七日晚，神拳会横渡鳌江，经宜山，攻打钱库教堂，因武器简陋失利。此时，江南地主武装团练守住各乡要道，致使后援拳民无法到达。平阳县令也派武装军队驻扎钱库，守卫教堂。神拳会首领之一景雪和尚被团练捕去。”

瑞安杜山头天主教堂也被付之一炬，这是一座三个月前刚竣工的教堂。

苏慧廉这册报告摘录谢道培的日记只到7月13日为止，但义和团运动在温州仍波涛汹涌。谢道培后来把这段经历称为“出温州记”（Exodus from Wenchow），引用的是《圣经》“出埃及记”的典故。

苏慧廉与温州艺文学堂

中国式告别

除了这本小册子转录的材料外，我几乎没在苏慧廉其他著述里看到对庚子教案的记录。毕竟他当时没在现场。早在1900年3月7日，苏慧廉夫妇就离开上海返英度假。这是他们的第二次休假。

因为十年才有一次回国度假的机会，所以教会举行了隆重的送行仪式。赠送给他们的锦旗上有颂歌式的文言长文，记述苏慧廉二十载功业。两边的对联这样写道：

十九年面命耳提泽流瓯海

五千士心孚意契泪洒春江

下面这篇由夏正邦——曾做过苏慧廉的书童，现已成为本地牧师中的佼佼者——撰写的文章，后来还以专文的形式，发表在当时甚有影响的《万国公报》及《中西教会报》上。

苏公慧廉者，英国伟人也。自幼穷圣经，多妙悟，迨稍长，以传道救人为己任。因闻中华有误入迷途者，心窃忧之，于是被圣灵感动，遂历艰险，涉重洋，于光绪壬午秋至华。暂栖甬，旋抵瓯，居郡城西嘉会里。窃恐言语未达，真理难明，文字未通，福音莫布，乃延名师讲音义。岁余学成，即宣道施医，在在为下民拯陷溺。不但性情温厚，行谊光明，独善而已，斯诚吾道干城也。然而圣道初行，积习难化，虽勤训导人，鲜听从。况复恶魔妒忌，捏造流言，谓西人至此，阳名传教，阴蓄奸谋，必不有利于我国者。往往主日登堂，礼拜时恶党拥入，叛乱喧哗。吾牧忍耐，无少愠怒，自是凶焰未熄，恶胆愈张。至甲申中秋翌日，晚间变作，诸教堂尽毁。吾牧幸有文武员弁护卫，得保无恙。迨蒙大宪奏闻，上谕叠颁，条教森严，梗顽敛迹，民教方安。信从者虽渐增，皆庸碌辈耳。是岁冬赴申，行亲迎礼，婚毕，挈眷旋温。重建教堂，立书塾，施医药，戒洋烟，种种善功，有加无已，而犹虑囿守一隅，福音或阻。缘此跋涉山川，栉沐风雨，即逢人以说道，复善气以迎人。俾僻壤遐陬，咸得与闻圣道。纵有村落恶少，众啄交攻，吾牧不惟忍受，且为之祈祷。其甘心为道受屈如此，而顽愚因此以化。嗣是设教规，译圣经，朝夕讲求，师母复能相助为理。举凡温之山川风土，俗谚乡谈，及教中条规礼度，皆详明汇集，翻译成书。俾后之西士来温者，取其所载诵之，宛似示南针，导我先路。在温十稔，得支会分立者二十余所，各派宣讲。由是承天眷，弄璋弄瓦，先偕师母言旋。是岁秋，吾牧例得归国，将教事托海君和德掌管。临歧饯别，人士赠言，颂德歌诗，洋洋盈耳，甚至泪行数下，情殊黯然。阅二载，割爱子女，独与师母来瓯，时适海君调宁，吾牧独肩斯任，劳瘁倍前。见温人疾病有以药误者，创医院，延霍先生诊之，并施以药。见温之格致失传，开艺文学堂，课以中西两学。见温之教中闺秀，目不识丁，设女塾，师母躬亲责课，兼教针黹。至戊戌，圣道加隆，城西殿不足容人，因而继长增高，胜前四倍。十九年来，久道化成，昔则信从皆愚鲁辈，今则缙绅之家、贤智之士，亦多升堂入室，争自濯磨。并支会分立者九十余所，领首礼拜者，几增百人。虽赖神恩，亦藉人力。今者吾牧例得第二次回国，同人留之不得，从之不能，惟有共襄制锦，述吾牧阅历之甘苦，功德之高深，以表各教会悦服之诚而已。

经过中国式的告别，再经过近两月的海上跋涉，苏慧廉夫妇于1900年5月底回到英国。

留守

温州城里的外国人都走了，留下来的基督徒就由夏正邦统领。已于1891年按立为温州第一批华人牧师的夏正邦成了他们的牧者。

当时还只有二十岁出头的夏正邦是永嘉碧莲人，碧莲在永嘉山底，离温州有很远的路。夏正邦的父亲夏昌芬是个银匠，手艺非常好。夏正邦也会这门手艺，不过，他更爱读书，据说是当时整个村子里读书最多的人。

夏正邦是苏慧廉1887年去碧莲讲道时信了基督教的。那时碧莲有四个人到温州戒毒，回去后宣布相信耶稣基督，后来他们邀请苏慧廉去讲道。“村民用原始手段召集分散的村民去礼拜，我觉得非常好玩。一个肺功能很强的人使劲吹一个大海螺，回声传遍山中。”同行的路熙说。在海螺声的召集下，村民围过来看番人，当时还只是个孩子的夏正邦就是其中一人。夏正邦父亲当时也想不到，这一阵的海螺声，会召唤他的儿子从此踏上与村里其他人完全不同的道路。

可能是苏慧廉也很喜欢这个爱读书又爱整洁的年轻人，于是收为书童。“那个时候，正邦在书房做事。苏慧廉的中国助手当中，他是最聪明最优秀的一个，也是唯一得力的一个”。

夏正邦后来又做教会的工作。他能力很强，去乡村布道会吸引很多人进城参加礼拜。后来成为温州城西总教区公选会长的汤复三（1864-1950）牧师，就是由他带领认识了苏慧廉，进而认识了上帝。

2008年9月6日，我到永嘉碧莲采访，碧莲镇基督教会负责人，时年八旬又四的徐道兴老牧师说起汤复三信教的故事：“外国牧师到剩庄探访，回来时经过碧莲。在碧莲，他问这里有无生员？他想找有名望的人。正好汤复三那时在碧莲，他是小渠人，正住在儿子家。他儿子叫汤太坤，会医药的。”我告诉徐牧师，这个外国牧师就是苏慧廉。

“外国牧师于是送了本《圣经》给汤复三，要他先看，并相约第二年再见面。汤复三是读书人，小时就读过东山书院，他看《圣经》很快的，第二年再碰见苏慧廉，就说有些经句已会背。苏慧廉问他，你肯不肯信道理，他就表示同意了。于是后被送瑞安衙后教堂学习两个月，回来后做了碧莲教会的负责人，先建聚会点，到1903年正式建了教堂。”

对于这段经历，与汤复三有过直接交往的吴廷扬记录如下：清光绪中叶，英国苏慧廉牧师到碧莲巡视教会，华教士殿士先生述牧师行状，苏牧即欣然接谈，见牧师雅量高深，清言洞达，即以圣经馈赠，牧师受归后，见是书身灵并救，遂寝馈其中，忧食俱忘，阅数月即领洗进教。

比汤复三更早一届任温州教区总会会长的卢源生（1870-？）牧师据称也是于光绪二十年（1894）听了夏正邦“关于《亡羊补牢》的宣道”后，大受感动，从此立志学道。

苏慧廉回忆录中，留下了两段关于夏正邦讲道的记录：一次，讲经文“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他讲得非常精彩。他的目的是说中国的宗教虽不完善，但一直在为主的降临和基督教的传播铺平道路。主的降临不是来毁灭孔子、老子和佛陀，而是完善他们。苏慧廉评价他是“一个智力过人、见解深刻的布道者”。

夏正邦另一篇给苏慧廉很深印象的讲道是关于“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这篇证道后来被选入小册子，他自费出版，当作“答辩书”发给朋友们。这也是他最后出版的文字。

夏正邦虽年轻，但成为温州教会历史上第一批本地牧师。1891年与前面曾提到的戚品三一起被按立为牧师，成为温州偕我公会的中方负责人。

当外国人被隔离在海岛上，正邦英勇地担负起对不安村民的责任。对于他们而言，他们比江心的外国人更忧愁，因为他们走不掉。他们没有电报可与外界联系。……对于正邦而言，外国人离开，就像灵和肉的分离。悲伤的基督徒对外国人寄托着一线希望——希望他们保护他们摆脱无知野蛮的暴徒。……他们请求外国朋友别走，尤其是谢先生一走，就“群羊迷途找不到牧羊人”，但正邦说：“别拉着外国人。没有他们，我们还安全点。”他充满勇气和亲和力，想安慰他们。

于是重担都压在这个三十岁的男子肩膀上。他要照顾和安慰这些仓皇无助无家可归的人，接济他们。他的重担，我只能猜测。我不奇怪正邦说自己日夜没有休息，而且他的身体也不算强壮。

谢道培说自己绝不会忘记离开温州前的最后一刻与夏正邦的会面，“我们相对泪眼，却说不出一句话”。苏慧廉说，他们都是跪在甲板上，泪眼迷离地相互看着对方，一切就像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做的一样。

不论是苏慧廉的记述，还是路熙的回忆，都提到庚子教案期间，夏正邦给时在英国的他们写的一封感人肺腑的信：

我们的城市正如灭亡时的耶路撒冷。虽然知道义和团只能杀掉我们的身体，不能杀死我们的灵魂，人们还是处在深深的恐惧之中。我们正经历着火的考验。难民们不断地哭泣，我竭尽全力安抚他们。如果不是道台同情我们，我们早就死了。

……

我日夜得不到休息。如果没有神的帮助，我不相信靠我自己的力量，我会留在城里。这意味着死亡，我们基督徒要死在一起。如果神肯保护我们，那很好。如果神要我走上不归路，我会成全神的旨意。如果是后者，我只求你看顾我的孩子。

苏慧廉全家福

世界传教大会

苏慧廉在回英国的途中，还曾赴纽约参加4月21日至5月1日在卡纳基大厅（Carnegie Hall）举行的世界传教大会（The New York Ecumenical Missionary Conference），当时有一百六十二个差会派代表与会。苏氏与阚斐迪代表英国偕我公会参加。

大会期间，苏慧廉再次与李提摩太相遇。李提摩太是专程从中国赶到纽约参会的。当时在中国的北方，义和团运动已如火如荼。深具洞察力与远见的李提摩太知道如此状况在未来将引发怎样的危险，于是就在会上，他给大会执行委员会（Ecumenical Committee）提交了一份报告，“督促大会立刻采取行动，避免这种令人恐惧的危险发生，因为这种危险不仅仅针对传教士和信徒，还威胁到所有的外国人。然而，大会执委会做出的决定是，这种行动包含过多的政治意味，与传教士大会不干预政治的传统相悖”。

在苏慧廉所著的《李提摩太在中国》中，李氏为制止灾难在中国发生，在纽约四处奔走的情况历历在目。苏慧廉没有说，自己当时有无与他并肩战斗。但李提摩太的希望破灭了。不出两周，中国的杀戮就开始了。

杀戮开始后，《传教士回声》邀请苏慧廉就当时中国的局势发表看法。已被视为“中国通”的苏慧廉写了《在中国的危机》一文，分析中国暴乱的前因后果。1900年10月刊出的该文最后，苏慧廉充满希望地写道：

此事可能的结局，希望西方列强不要像狼群一样扑在一只倒下的动物身上。“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如果皇太后能被铲除，皇帝回到他的宝座，并且成立一个强大的国会，我期待这个国家的问题能得到迅速并和平的解决，大多数避难的传教士最迟将在明年春天前返回他们的岗位。过去的一年多里，我们担心、焦虑，并面对危险的处境，基督徒在和平生活到来之前也遭受了许多迫害。然而，我相信，在未来十年中，我们将看到中华民族令人惊喜的觉醒：我们的主要问题可能变成在收获的时候需要更多的人手。作为一个教派，我们应当自己振作起来。否则，我们将发现我们的人手不够充足，来不及将我们的分享聚集起来。我们的谷仓太小，以至于承载不下我们所获得的东西。

未来十年，我们将看到中华民族令人惊喜的觉醒吗？

国变

苏慧廉在英伦的日子，中国血雨腥风。与义和团相关的大事，熟悉近代史的人都耳熟能详：

1900年5月，清廷考虑把义和团组建为军队。

1900年6月，端亲王取代庆亲王接掌总理衙门。当月14日，拳民冲进北京东交民巷，各国使馆受到攻击。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Clemens- von Ketteler）喋血街头。

1900年7月，山西巡抚毓贤在太原大开杀戒，四十六名外国人及数千名中国教徒遭到屠杀。

1900年8月，由瓦德西（Count von Waldersee）率领的各国联军于14日攻进北京，解救被围困的公使馆。15日，慈禧带着光绪，在将珍妃推下井后，第一次穿上汉人服装，化装成普通百姓逃出京城。

后来的史书，把慈禧的这次出逃叫做“西狩”。不同版本的史书，对同一件事有不同的称呼，正如被西方称为“中国解救远征”的这次行动，在中国一直被叫作“八国联军”的入华侵略。我们小时候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下，接受以雪耻为主线的爱国主义教育。2009年去世的史家唐德刚在写到这段国难时，感叹：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

温州。外国人7月12日离开后，留守的夏正邦在7月23日给英国驻温使馆写了封信，叙述他的见闻。

在接到上级的公文前，知府启续去了平阳和瑞安。他向义和团宣称，如若他们响应召抚便可获得奖励。这直接鼓动了他们，于是人们聚集起来，举旗前进，一路毁坏教堂与基督徒的房子，并掠夺他们的财产。一名传道人（内地会，本地人）被义和团抓住，他的头被粗暴地砍了下来，成为祭品。另一名基督徒企图逃脱追捕，结果淹死在一条水渠里。还有一人被重重包围，在逃生无望的情况下，为避免受折磨而上吊自杀。接着义和团来到瑞安，毁掉了教堂和基督徒的屋子，抢夺他们的财产。在瓯江之北乐清，一名黄姓的举人写信叫来当地土匪，烧掉了白溪的教堂（偕我公会）。这名举人曾攻击一名传道人，几乎要挖出他的眼睛。这位传道人快要被他打死，幸亏举人的父亲出来反对（霍厚福医生七天后见到了这位传道人）。在那里大约有五十户教徒（偕我公会）遭到抢劫，并被敲诈了总共三千元。在楠溪，暴行与掠夺同样在上演。有一伙人威胁一名因为疟疾发烧而卧病在床的传道人（偕我公会），这使得牧师因受惊而死。这些土匪高举“扶清灭洋”的旗帜。在西溪及其他四个地区，暴力和掠夺也在上演。这些土匪完全漠视道台的公告，除了如今已归于平静的平阳外，没有一兵一卒被派去平息骚乱。

夏正邦给英国使馆的这封信，不知时在英国的苏慧廉有没有及时读到。但不论怎样，当时全球的媒体都在报道发生在中国庚子年的屠杀。苏慧廉坐不住了，他急着要回温州，但他去申请时却遭到拒绝。据路熙回忆，他们质问：“为什么要多扔一个人在危险中？”

回温州

1900年因苦难而漫长。1901年年初，苏慧廉终于获准并踏上了前往中国的航程。他于4月6日抵达温州。他的归来受到温州信徒的热烈欢迎，很多人到码头迎接。对温州信徒而言，苏慧廉就像他们的家长，他的归来让他们一下子觉得平安。“没事了，因为苏先生已经回来了。”很多人这么说。当晚，在医院的教堂里举行了礼拜，礼拜由苏慧廉主持。大家也为尚留在英国的路熙及其孩子祈祷。

苏慧廉抵温后即忙开了，直到4月18日才有空坐下来给母国差会去了一信。他说，他不在的时候，谢道培夫妇做了太多并太好的工作。谢道培在动乱仍未平息时，冒着生命危险于8月30日“潜回”温州。当时温州没有一个外国人，他与夏正邦一起做教徒与官府间沟通的工作，直至10月6日，在英国领事“责任自负”的严厉要求下，才返回宁波。

据说苏慧廉抵达温州后，对温州已恢复平静表现出极大的惊讶。其实清政府态度在慈禧逃离北京时就已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8月20日，在北京城西北方向一百公里处的一个小县城，躲在几乘骡轿中的大清国朝廷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了官方文件《罪己诏》。这份《罪己诏》其实是慈禧太后的“检讨书”。从这份诏书可以看出，慈禧的态度已被迫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清廷的政策可以来个如此大的转弯，但落实到具体办事的中下层官员及普通百姓手上时，他们有点不知所从。已回到温州的霍厚福医生在给母国教会的一封信说，“中国人显然还没有从过去的惊慌中完全走出来，他们与洋人打交道时，还显得有些羞怯。当然，官府现在对我们很友好，我们已恢复了影响力。”

年迈的李鸿章在北京与列强代表周旋赔偿问题时，温州的赔偿方案也在快速议定。刘绍宽在1901年3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二月初八，霁。……去年温州通府教案，计毁华式耶稣教堂约三十余座，教民遭殃者七百余家，华式天主堂约十数座，教民遭殃者一百八十七家。耶稣教赔偿抚恤议三万三千元，天主教议五万元，该款议归该管文武公同摊赔。当道欲令文武官一体公摊，以昭平允。”

《温州基督教》认为，苏慧廉参与了该教案赔偿工作的斡旋，他“负责调查统计境内在庚子教案中的损失，提出赔偿意见报告光绪皇帝。报告中苏言：‘损失数字巨大，经从中斡旋，将其降至最低限度。’光绪以苏处理‘庚子赔款’有功，赠以朝珠，官同荣禄大夫”。“从此苏慧廉更是盛气凌人，人们给他起个绰号叫‘逢官大三级’，外出乘坐四人抬大轿，衙门随意进出。此后，入教人数逐渐有所增加。”

根据刘绍宽所记日期，赔偿数字确定时苏慧廉尚在英国回中国的船上。其实主持基督教赔偿事宜的是时在温州的谢道培，他在1901年2月1日给母国差会的信中，提到自己与温州知府的交涉。

上周四，在本地牧师夏正邦的陪同下，我们去见了温州知府，并与他交谈了很长时间。知府同意赔偿七千元，原我们要求的总额为一万一千元。我们不得不同意他的意见，因为若在金钱上追求过多，将在中国官员中坏了我们的名声。知府今年的财政状况不好，商业处于非常低迷的状态，因此要得到全额并不容易。

谢道培这时所见的知府已不是排外的启续，而是新上任的林祖述。1901年初，自慈禧如削瓜般砍下一百二十多个被认为是祸首的大臣脑袋之后，温州也惩处了一批与西人为仇的官员，其中包括总兵范银贵、护镇胡硕功、永嘉知县查荫元等。

惩前毖后之后，官员对洋人的态度有了巨大的变化。谢道培在给差会的信中说，现在传教士受到极大的礼遇，他有时一天要接待好几拨登门拜访的官员。一个官员还邀请传教使团全体去吃了一顿有三四十个菜的大餐。不久，传教士又受邀到道台衙门赴宴，道台、知府、知县等各级官员悉数到场。这是顿奢华的宴席，所有的餐具都是银或象牙的，他们还吃到了燕窝。

谢道培随后的另一封信中还提到，苏慧廉回来后，一个负责军事的官员坚持要给他配备五名士兵予以保护。另一个官员还递名片给他，说有事都可找他帮忙。不知这是不是就是后人附会苏慧廉外出有人抬轿护卫、盛气凌人的形象。

动乱平息后，夏正邦也因处理有功获官府表彰。谢道培说他被授予“一枚镀金的勋章（可佩于帽上）及一串朝珠”。但夏氏辞让，他说他的奖赏已在天上。最后是知县把这些奖励直接塞进他的轿子，并于几日后派人到他家乡宣布了荣誉。没有见过祖父面的夏秀玲告诉我，她小时在碧莲祖屋见过夏正邦留下的这顶官帽。她由此还误以为祖父在晚清时曾为官一方。

英雄与歹徒

总输他，覆雨翻云手。

1900年8月6日（七月十二），平阳拳首金宗财被捕，后在温州城斩首示众。8月16日（七月二十二），许阿擂也在马屿战斗中被俘，被判刑十五年。最后落网的是华侨张新栋，经过几番激战，在军师及儿子均遭击毙后，他于次年1月14日（十一月廿四日）到县投案。

金宗财、许阿擂、张新栋，在他们生活的年代，即经历了从英雄到歹徒的变迁。但在随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他们又从歹徒变为反帝反封建的英雄。1949年后的《瑞安市志》还为许、张列传。

据《瑞安市志》记载，在县府公堂上，张新栋承揽全部责任，言群众只是因愤而随他行动，并说：“若爱国有罪，请先砍我之头颅。”府官上报省抚言“哀其愚而惜其志”，将他解往省城关押。三年后经乡人保释。《温州基督教》也引用张新栋这番掷地有声的话：“反对番人是爱国的表现，如果官府、百姓都不爱国，国家怎能保全？”

“真是一群可怜的人啊！他们都出身于社会底层。他们付出自己的生命代价后才发现自己被严重误导了。”这是苏慧廉的叹息。“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思考问题很认真，具有爱国心，但是以这两幅旗帜的名义，世界上所产生的恶和善一样多。”

不知道今人如何看待这些义士的行为。更不知，在未来的中国，他们的命运还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中国就是在这样的反反复复中，艰难前行。

1902年1月7日，“西狩”归来的慈禧与光绪皇帝，在新任直隶总督袁世凯的陪同下从保定坐火车回到北京。李鸿章早在半年前，已代表清廷在《辛丑条约》上画押。据说此条约签订当日，被后世骂为“汉奸”的李鸿章便大口吐血。两月后油枯灯尽，享年七十九岁。

这是慈禧第一次坐火车，当她从专列上走下来时，新组建的武卫队奏响《马赛曲》。当时，北京已被粉饰成了一番太平盛世的景象，好像什么都不曾发生过。

史家唐德刚说，西太后回銮所乘的火车是当时世界上最豪华的专列，是袁世凯为太后的处女航而特制。“但有谁知道十年之后，它却变成叛逆乱党孙文的专车？更有谁知道，再过十六年，它驶过皇姑屯时，竟然被日本军阀炸得稀烂！”

车犹如此，人何以堪？

注：本文来源于《寻找·苏慧廉》（新星出版社，2012年），更多内容请购买图书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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