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硬币都有两面，何况新冠病毒呢？

“与疫病如影随形的是劳动力短缺和经济衰退。”正是诸如瘟疫等各种“天灾人祸”的频繁出现，使得人类社会成为一种高风险社会，社会发展也成为一种高代价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社会发展进程中存在着诸多恶的势力。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在剖析费尔巴哈历史观与道德观的贫瘠与空泛时，转引黑格尔的话指出，“有人以为，当他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恩格斯尤其强调了这一点："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在他看来，“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的论断告诉我们，社会发展或历史进步总是在对一系列假、恶、丑的问题或现象的克服与解决中实现的。由于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疾病史，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始终存在着染疫与抗疫的激烈斗争，疾病特别是瘟疫使人类前进的步伐沉重而艰难，但其以特殊的方式促进着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

瘟疫是萌生于人与自然互动地带的“恶之花”，它与发展相反相成。所谓相反，是指它们相互排斥和否定，瘟疫损毁着发展，发展要排斥或拒绝瘟疫；所谓相成，是指瘟疫与发展相互贯通。麦克尼尔探讨了疾病史与更广义的欧洲发展史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欧洲不断变化的疫病经历，似乎同其文化与政治史各阶段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在人类发展进程中，就出现过三次大的“疾病浪潮”：

第一次疾病浪潮大约是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外伤是该阶段的第一位死因；

第二次疾病浪潮出现在农业文明时期的定居和驯化动物之后，传染病成为这一阶段致人死亡的主要原因；

第三次疾病浪潮主要出现在20世纪中期——从此开始，非传染慢性病如癌症、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等成为人类健康的最大威胁。

可见，“疾病的定义在历史中随时间和地点而变化”。而这种变化其实反映了包括瘟疫在内的疾病与社会发展之间有着内在而密切的“贯通”关系。瘟疫是在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或水平才出现的，是人类发展实践的产物，毋宁说瘟疫就是一种“发展病”。

大约1万年前，人类进入新石器时期，以驯养和种植为主的农业文明开始出现。农业文明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也正是在农业文明时期，人口迅速增长，人均寿命不断提高，村落、城镇陆续出现，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发展力进一步增强，由此所带来的一个重大负面结果就是传染病的出现。“在农业时代，人类的主要致命疾病是传染病，尤其是源自动物的疾病，如天花、伤寒、霍乱、麻疹、肺结核、流感、黑死病等都与动物有关。”在麦克尼尔看来，“文明社会的人—人传染病，是随着城市的兴起和50万左右的人口间相互交流的发展而出现的，最初只发生在世界上农业效率甚高的地方，特别是交通便利易于集中资源的城市和帝国中心”。

那么，在农业社会何以会导致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呢?这主要有两个条件：一是人口的聚集生活；二是动物的驯化及人与动物的密切接触。“很多疾病必须聚集一定的人群数量才可能发生和传播，并且限定在某一区域内传播。例如，天花和伤寒在数万人的范围内才能传播，并且限定在这个范围内。”另外，由于“农业首先驯化了植物，随后驯化了动物，大量动物聚集生活也会产生疾病，再传染给人类。例如，人类的麻疹与牛瘟病毒就密切相关”。美国学者迪顿也持相同观点："大型定居点的出现以及动物的驯化，也带来了肺结核、天花、麻疹以及破伤风等新型传染病。”上述史料或论断表明，正是发展推动着疾病特别是瘟疫的生成和演变。离开了人及其发展，瘟疫就是病毒，只具有自然的属性和意义。

虽为人类的“杀手”，但瘟疫在客观上是社会进步特别是人类获得健康和长寿的“发动机”。瘟疫对于社会发展所具有的客观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规定性：

首先，瘟疫对于发展的反作用在性质上具有负价值属性。历来的瘟疫都具有突出的毁灭机制和鲜明的“反人类”或“反文明”的价值特征。人口是促成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但“瘟疫挥动着死亡之剑，随意宰割人们的命运”。换言之，瘟疫主要通过对人口的大量致死、致伤或致残而对社会发展造成全面而巨大的破坏。“人类历史上致命病菌的重要性，可以从欧洲人征服新大陆并使那里人口减少这件事得到很好的例证。

印第安人在病床上死于欧亚大陆的病菌的，要比在战场上死于欧洲人的枪炮和刀剑下的多得多。这些病菌杀死了大多数印第安人和他们的领袖，消磨了幸存者的土气，从而削弱了对欧洲人的抵抗。”发生于中世纪的“黑死病”导致欧洲1/3—1/2的人口死亡，在意大利和英国，死者达人口的半数；1918—1919年的"大流感"造成全世界2500—4000万人死亡，此次传染病的后果如此严重，以至于美国人的平均寿命降低了10岁；而眼下正在全球传播、蔓延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近百年来人类遭遇的影响范围最广的全球性大流行病，对全世界是一次严重危机和严峻考验。人类生命安全和健康面临重大威胁。

瘟疫的“恶性”价值还被人类用来消灭自己的同类，如以生物战剂或细菌战剂为武器进行相互残杀。所谓生物战剂，是在军事行动中用以杀死人、牲畜和破坏农作物的致命微生物、毒素和其他生物活性物质的统称，而病毒或致病微生物等的武器化实际上是“天灾人祸”的“复合体”，是“疫之恶”与“人之恶”的有机结合——在人为作用下，瘟疫的危害被有意加重了。

其次，瘟疫在反作用形态上具有综合性或复合性。瘟疫貌似孤立、单一的灾害性因素或现象，但其在发生后，却具有了对于社会发展及其问题的揭示、检验等多重功能，以及人们既应对瘟疫又要设法克服“瘟疫外问题”的多重反应的综合性。换言之，瘟疫对于社会发展及其问题具有“照妖镜”“显微镜”“放大镜”等功能。在瘟疫突然爆发之际，社会发展中平时所潜藏的问题(其中有些问题人们还不易察觉甚至不以为然)往往一下子就集中暴露在人们面前。

当然，瘟疫的发生不仅反映了疫的问题，更反映了疫背后人的问题；不仅反映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问题，而且反映了人与人关系的失和问题——这些问题实际上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的互害性。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就同时集中暴露了当今人类在发展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如其来，使世界上诸多国家或地区的生产、生活陷入了全面的混乱或失序状态。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在很多国家或地区普遍出现了“封城”“封国”“断航”与“蛰居”等失常现象，致使经济下滑、消费疲软、生活失常、关系紧张、失业加剧及人心浮动等。而与新冠肺炎疫情一起出现的，还有诸如反智主义、种族主义、零和博弈等的猖獗与盛行，从而加剧了国际关系的紧张。

可见，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不仅反映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性——人对自然的伤害和自然对人的报复，而且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特别是国家之间的零和博弈现象。这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瘟疫既是一种传染病，又是一种社会病，它对社会及其发展的破坏性影响是综合性的——是分层次深入、分领域扩展的。

最后，瘟疫对于发展的反作用在机制上具有问题倒逼的逻辑机理。或者说，瘟疫反作用的实现是以问题激励或问题倒逼的机制体现出来的。所谓问题倒逼机制，是指在业已发生的问题的逼迫下人们所采取的一种逆向溯源式的解决问题的机制或方式，或是一种由果溯因的解决问题的方式。社会在发展中总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在社会发展中，当某一问题发生之后，该问题往往会引发其他连带性的问题，或者人们在应对的过程中会产生更多的新问题，这就是由元问题所引发的次生性或连带性问题。当问题发生后，人们当然要设法予以解决，这种解决包括既要解决元问题，又要解决由元问题所带来的次生性问题，这就是问题倒逼机制所具有的功能。问题倒逼机制的作用原理是：元问题→连带性问题→解决元问题和连带性问题→推动社会发展。

瘟疫作为一种“发展病”或发展问题，其发生或出现之后，就以残酷且血腥的方式迫使人类必须设法尽快应对并克服这一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