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何自然，1937年3月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语用学研究会创始人、名誉会长；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内外多个学术刊物编委，现为《现代外语》顾问委员会成员。1959年起在高校从事外语教学，曾任广东省高校教师及翻译人员高级职务评委会评议组组长、副主任；获高校优秀教学成果国家级优秀奖及广东省一等奖；先后受聘为国内十多所高校的客座或兼职教授；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留学加拿大，并先后在英国及中国香港从事认知语用学及社会语用学的研究；开设过英语、英语语法、语言学、翻译、语言与文化、英语写作及语用学等本科及研究生课程，指导项士、博士研究生及博士后研究人员从事语用学、模因论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外发表论文逾200篇，出版了国内第一部语用学著作——《语用学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和国内外第一本从理论建构和应用探讨两方面系统地研究语言模因的专著——《语言模因理论与应用》（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以及其他语用学、语用语法等专著和译著十多部，其论著在有关学科论文中的被引用率一直排在全国前列；曾连续两届入选中国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具有较大的学术影响。原文载于《中国语言战略》2024年第1期，由 “语言治理” 微信公众号推出。
摘要：语言的应用是很能引起人们兴趣的，语言运用中的奥妙、神奇，常常让人们感到意外。在理解语言时，一些表达方式会让人时而困惑不解，时而拍案叫绝。学习语言的人都很注重语言的使用和理解。我学语言，为了提高语言使用技巧和语言理解能力，除了加强语言实践、不断积累使用和理解语言的经验之外，还努力掌握语言的语法规则和修辞知识。其实，我真正想学的是后来才出现的语用学，按许国璋先生的说法，是语言本体诸相中语用分相涉及的内容。
我记得少年时代习惯使用的学习方法就是背诵、强记。为了不让我们成为“好读书，不求甚解”的五柳先生，语文老师总是提醒我们熟背之外还需深刻理解文意，强调要学会同一说法的不同表达方式。每学一词、一语都要尽力寻求这些词语的各种同义表达。这样的好处是，当老师要求复述或写作时，我们除了能够熟练地引用范文的现成词语之外，还能够运用其他的一些表达方式。结果，老师满意， 学生也满意——做学生的因此而得到较高的分数，自然乐此不疲。多少年来，只要是学习语文，无论是汉语还是外语，我总喜欢追求一个意思多种表达。直到我当上了外语教师，我还把这个自认为颇为成功的学习语言的经验介绍给我的学生。可是，随着语言理论学习的深入和外语能力的提高，我发觉总让学生不分场合地一味追求一个意思多种表达的方式来学外语是行不通的，因为学生无从掌握在什么场合要用哪种表达方式才算恰当、得体，从而取得最好的交际效果。美国语言学家Bolinger在他的专著《意义和形式》的前言里说，语言本身可以做到“一种形式表达一个意义，一个意义使用一种形式”(2)。Quirk在为这本书写的序言中也指出：“没有意义上的差异就没有形式上的不同。”这意味着不存在所谓一话多说，即不可能做到同一意思多种表达，因为语言形式不同，意思就不会完全相同。在这些论说的启迪下，我开始注意语言理解和应用的场合，注意到要“在不同的山上唱不同的歌”的问题。于是我开始注意在不同的上下文中如何选择恰当的词语，也注意到交际双方的心境和状况如何影响词语的理解和使用等问题。我是学外语的，所以我认定，在研究语法结构的同时，更要涉猎一些修辞的理论和实践。我相信“语法+修辞”会提高我理解语言、运用语言的能力和技巧，因而对语用语法和语用修辞有浓厚的兴趣。可以说，我是在学习“语法+修辞”的基础上学习语用学的。所谓语用语法，是从语用的角度看语法，或从语法的角度看语用；语用修辞则是从语用的角度讲修辞，或从修辞的角度讲语用。语法规则是人们在不断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形成的，因此要注意不同语境中如何选择准确得体的语言结构，这正是语用语法的研习对象；除了注意不同结构的使用场合，还要注意遣词造句的技巧，也就是注意语言的表达手段，注意做到表达意图和表达效果的一致，这正是语用修辞的内容。例如，在学习英语语用语法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如何因应语境的变化来选择语言结构。张道真先生曾在《实用英语语法》中提出，类似下面的三个英语结构所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但实际上这三个不同结构有三个不同的使用场合，或者说分别具有三个不同的语用意义：(1) a. It is right for you to do so.b. It is right of you to do so.c. You are right to do so.当我们想在语用上强调对行为作出评价， 即：“(你)做这件事是正确的”时，我们就用(1)a 型句式。其中right修饰it, 即修饰整个不定式短语for you to do so, 句意为：For you to do so is right. 如果我们要强调当事人you的特性，表示“(做这件事)你是正确的”,我们最好使用(1)c 型句式，这里的主语you是不定式短语to do so的主体，语用上主要强调的是当事人的特性。三个句式中最有意思的是(1)b 型。它的right有双重的修饰作用：语用上既对行为作出评价(it is right, 即to do so is right),也表达了当事人的特性(right of you, 即you are right)。这样一来，这个句式就表示两层意义：“你正确；做这件事正确。”语用语法研究中还有一个很吸引人的领域，这就是语用的语法化：我们要研究语法与语用的相互依存关系。语用语法表明，静态的语法现象有别于动态的语用现象，但语用现象有时会固化而成为语法现象。语用语法化过程中最常见的现象是词类或结构的功能代谢(functional metabolism),它指语法、语义和语用功能三者之间的相互补偿：(3)在一定的语境中，语句中某成分本身的功能消失，充当了具有另一功能的成分，从而出现功能之间的代换、固化，最终形成新的语法现象。最常见的是词类功能代谢：交际中因应语境的要求，人们的语用会有名词用作动词(名→动)、名词用作形容词(名→形)等变化，这些词类变化现象通过语法化过程而最终被归入原来没有归属的词类范畴：(2) a. 李连杰和张学友也曾青春过，也曾偶像过并且如今还在偶像着。(2008-9-7雅虎娱乐：盘点娱乐圈淡泊名利的那些明星)(名→动)b. 越来越多的明星不介意拿自己的隐私出来贩卖，只是在“禁令”之下，他们做得更加巧妙，更加“擦边球”而已。(《新快报》2009-4-29)(“擦边球”=与政策、法规轻微抵触。名→形)在语用中以名物充当施为和描述特性，名词临时“合法”地变成动词或形容词，这种功能代谢就是一种常见的语用语法化现象。词类功能代谢之外，还有结构功能代谢。我们看一组英语的例子：(3) a. Children are pleased when they are in the sun.b. Cats are lovely when they have green eyes.在这些句子中，when从句引导的不是时间从句，它的功能有时是顶替一种条件从句(如Children are pleased if they are in the sun. Cats are lovely if they have green eyes.);而有时又是顶替一种限制性定语从句(Children who are in the sun are pleased. Cats that have green eyes are lovely.)。语用上这种“另类”的when从句用于把主句描述的情况限制在when从句所描述的特定条件之中。(4)(3)a的Children are pleased 是在they are in the sun这种条件下才会出现的；(3)b中的 Cats are lovely也只有在they have green eyes的情况下才会这样。这种固化为兼具条件从句和限制性定语从句功能的when句，可以看成一种结构功能代谢，是语用语法化的又一个例子。下面我再谈谈语用修辞。不同的社会语境会影响到语言的使用。所谓社会语境，指的是使用某种语言的人在主观上和客观上对环境的认知。由于人们对社会语境存在认知差异，同样是汉语，实际语用习惯是不一样的。用“老人”来称呼年长的人应该没有问题吧，但香港人却认为如此说法不够尊重，主张称之为“长者”。于是，我们内地用的“老人优待证”,他们就主张改为“长者优待证”。同样，他们会尊称“聋哑人”为“失聪人士”。正因为这样，港澳和海外同胞对国内官方和媒体把国际上称为Para Games的由肢障人士参与的运动会称为“残运会”、把在我国召开的亚洲肢障人士运动会缩略为“亚残运会”,就很不以为然，总觉得我们的修辞过于生硬、直率，让人听后或读后感到尴尬。当今汉语的缩略词似乎用得比较随便。如果我们说宣传“创卫”还能勉强捉摸到是“创建全国卫生城市”,感到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宣传“创文”就肯定会让人困惑一阵子的。人们还以为“创文”这个缩略词与文字、文学、文化等有关，谁料到竟然是“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缩略语!这就令人摸不着头脑了。2.初识语用学结不解之缘，尽绵薄之力引介普及
事实正是如此。我的“语法+修辞”语言学习法，不但在实践中帮助我学好语言，而且在理论上还让我认识到，学习语言既要注意语言的形式表现，又要注意语言的功能变化。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我陆陆续续接触到有关语用学的论述，如 Austin的《论言有所为》(5)、Lyons的《语义学》第Ⅱ卷(6)、Grice的《逻辑与会话》(7),开始注意语言的功能问题。我注意到修辞学和语用学这两个学科的目标不尽相同，但研究对象却有许多相似之处。英语的pragmatics汉译为“语用学”,据我所知，此译名始于日本。毛利可信用日语说的“語用論”就是pragmatics。语用，顾名思义，讲的是语言的使用。但使用和理解是一个铜钱的两面，所以，语用不但讲语言的使用，而且讲语言的理解。正在这个时候，我从美国著名学刊Language上看到关于日本学者毛利可信写的一本名为《英语语用学》(8)的介绍。我发觉我学习的语法和修辞内容在那本书里都有所涉及，于是我立即托友人从日本带回这本新著，开始系统地接触语用学这门学问。80年代初，我有机会到加拿大学习语言学，师从国际知名学者Steven Davis教授，他是语言哲学和语用学方面的专家。从此，我就和语用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我的兴趣几乎完全转向当时还方兴未艾的语用学。回国之后，我给研究生上语言哲学、句法学、语用学和实践修辞，但更心仪于语用学。我发表与语用学有关的论文、撰写语用学教材和专著，决心在国内做些普及语用学的工作，让更多有兴趣的人参与学习和研究。为了普及语用学，我除了给当时国家教委委托广外举办的两年制研究生班及硕士班开设语用学专题课程，指导硕士班语用学方向的学生撰写语用学方向的学位论文，还在广外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所连续多年举办的语言学暑期讲习班里开设语用学讲座。1985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廖世英编辑来广外组稿，桂诗春教授和我共同建议并支持他们出版语言学系列教材，以满足正在兴起的语言学教学的需要。策划中的教材共10种，分两辑从1986年起陆续出版，我撰写的《语用学概论》(9)作为第一辑的第三本于1988年与读者见面。这部著作是最早用中文撰写的语用学专著，也是中国语用学发展的奠基之作，将语用学理论从国外系统地介绍到国内，为国内学者了解和学习语用学打开了一扇窗，让中国的语言学界了解这个新兴学科，从而开展我们自己语言的语用学研究。90年代中期我去英国访学时，与原先研究二语习得、后来从事语用学研究的Peter Grundy共事，我们都有普及语用学的心愿。他把当时正准备出版的一本语用学专著取名为Doing Pragmatics(10),其中就有让大家都来研习语用学的意思。我写的《语用学概论》也是一本让大家都来“do pragmatics”的入门书，引导大批学子走上语用学研究的道路，也成为学界引用率最高的著作之一，至今已修订出版三次，重印若干次，从第二版开始扩大了篇幅，第三版更名为《新编语用学概论》(11),增添了近十多年来语用学发展的新成果。与此同时，我还发表了多篇介绍语用学以及国外相关著作、教材的论文，如《语用学研究及其在外语教学上的意义》(《现代外语》1984年第2、4期连载)、《什么是语用学》(《外语教学与研究》1987年第4期)、《〈语用学读本〉补充介绍》(《国外语言学》1994年第4期)、《国外近年出版的语用学教科书概述》(《外语研究》1995年第2期)、《近年来国外语用学研究概述》(《外国语》1995年第3期)、《什么是语际语用学?》(《国外语言学》1996年第1期),等等。毫无疑问，这些教材及论文的发表对普及语用学研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语用学概论》发行10年之后，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邀约，我又为“21世纪英语学习丛书”撰写了一本《语用学与英语学习》(12),这是我的第二本语用学普及读物。2003年，为满足语言学研究生学习语用学的需要，我把平时给研究生讲授语用学的英文讲稿整理成Notes on Pragmatics(13)(《语用学讲稿》)一书交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国内出版的第一本用英语撰写的语用学教材。我还大力推动语用学研究团队建设，加强国际学术交流。1989年，我在广外组织召开了全国第一届语用学研讨会(与第一届国际语用学大会同步),邀请了国际语用学会(IPrA)的秘书长Verschueren和我国著名学者北京大学胡壮麟教授、中山大学王宗炎教授等出席大会。此后中国的语用学就以广外为基地，每两年由国内高校向国家教育部门申报，组织一次全国性语用学研讨会，交流我们的研究心得，讨论中国语用学的未来发展。到如今，已经召开了18届研讨会，成为中国语用学发展的关键推手。2003年，中国的语用学者正式宣布成立“中国语用学研究会”,推举我为创会会长，之后换届时连任第二届会长。研究会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与高等教育出版社合作，出版研究会会刊《语用学研究》;与《浙江外语学院学报》合作，开辟语用学发表园地，连续组织语用学研究论文专栏；与暨南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语用学学人文库”系列专著，并计划组织编写“语用学与学语用”系列语用学通俗读物，从2012年开始至今已有近20部专著问世，在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项举措目前仍在继续施行。我们的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也从国内走向国际，日益受到国际同行的关注，我国的语用学学者出国参加IPrA国际学术活动的人数越来越多，成为这个国际学术团体的中坚力量，在国际上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如果说我为发展我国的语用学曾经一尽绵力，能聊以自慰的是通过多年的引介和普及工作，今天几乎可以让每一位学习中外语言文字的学者只要谈到语言的使用和理解，都会提及语用学，语用学已经成为我国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中的一个主流学科，成为各高校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研究生的必修课，同时中国的语用学研究队伍也日益壮大，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3.倾力诠释“语用三论”,“语言模因论”推动语用学理论本土化创新
1993年，应英国著名外语教育家麦考尔·拜伦(Michael Byram)教授的邀请，我再次出国访学，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到英国杜伦大学(Durham University)从事认知语用学研究，接触了关联论和顺应论。我很早就和提出关联理论的丹·斯波伯(D. Sperber)和戴·威尔逊(D. Wilson)以及提出语言顺应论的耶夫·维索尔伦(Jef. Verschueren)等国际知名语用学家有电邮往来，读过斯波伯和威尔逊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初步写成并被看成认知语用说的关联理论原始打印稿复印件；此外，还读过维索尔伦最初在IPrA文献中发表的有关顺应论的观点。回国后，我就有一个心愿，希望将关联论和顺应论编成教材式的论著，供从事语用学研究的同仁学习和参考。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我从桂诗春先生那里第一次听到meme和memetics。他用“文革”年代的流行语和现代社会的广告与炒作作为例子，指出meme的存在和影响。我觉得这种现象可以很好地解释语言的运用，可以纳入语用学的研究视角。我对模因论也产生了兴趣，总想把国外这方面的成果引进来，作为社会语用现象加以研究。(14)我当时考虑编一本集关联论(relevance)、顺应论(adaptation)、模因论(memetics)三种语用理论在一起的入门书，恰巧在这个时候，上海教育出版社策划一套译介西方最新语言学理论的丛书。他们对我说，沈家煊先生拟向我约写一本介绍关联论的专著，这与我想写《语用三论》的愿望相近。于是我仿照20世纪赛尔斯(Peter Sells)编写的三种句法理论讲义合集(我称之为“句法三论”)(Lectures on Contemporary Syntactic Theories,1985, CSLI)将著述从原定为单一的《关联论》扩充为《语用三论：关联论·顺应论·模因论》(2007)。为了给读者全面介绍语用三论和我们对三论的研究心得，我们刻意把那时期发表的与论题相关的成果也综述进来，充实了该书的内容，让读者较清晰地了解我们所说的“语用三论”。不过，“语用三论”中的模因论只是一个初步的论述，我们没有按西方的路子从文化进化的广阔角度去研究模因论，而是从语用的角度研究语言中的“模因论”。三论中前二论基本上是引介，而模因论则渗有我们自己的一些分析和体会，但随之而来的“语言模因论”就有我们更多的独立见解在其中了。早在2003年，我和我的博士生何雪林就着手这方面的研究，完成了一篇综述文章《模因论与社会语用》,作为当时《现代外语》的“前沿研究”新辟专栏的首篇，在该刊2003年第2期发表。文章介绍了模因与社会语用，重点论述了模因与语言、模因与社会，特别是与社会语用的关系。此文发表后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兴趣，我也越发觉得这个领域大有可为，于是继续深入研究下去。2005年我又在《语言科学》第6期发表了《语言中的模因》一文，正式将“语言模因论”引入语用学，将它作为语用学和模因论结合的界面来研究。在接下来的10多年里，虽然我已退休，但对语言模因的兴趣不减，希望能将语言模因的认识和汉语话语进化相结合，在解释汉语语用现象方面取得一些新成果。为此，我曾召集我指导过的博士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现在国内高校任教并在语言教学与研究上取得一定成就的学者，组织起语言模因研究小组，每月开展一次线下聚会或线上交流，学习和讨论与语言模因论有关的课题。我和小组成员合作发表文章，组织讲座和研讨会，开展语言模因的讨论，合作出版相关译著、专著。2007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语用三论》正是我与我的学生陈新仁、谢朝群两位教授合作取得的成果之一。此后，为介绍国外模因论的最新研究动向，我还邀请曾在广外进修语用学的吉林大学珠海学院李冬梅副教授主持翻译了凯特·迪斯汀(Kate Distin)的《自私的模因》和《文化的进化》两部颇有学术影响的文献，分别于2014年和2015年由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与此同时，我还组织撰写了专著《语言模因理论与应用》,作为“语用学学人文库”丛书之一于2014年由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国内外学界第一本从理论到应用系统研究语言模因的专著；它是模因论自2003年引入中国语言学特别是语用学领域的研究总结，也是对国内学者今后在更多层面开展语言模因理论与应用研究的一个指引。该书从语用学角度对语言模因现象给予系统的梳理和拓展，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探讨语言模因在社会、文化、教育、翻译、心理、认知等领域的语用表现。这种跨界研究有助于从多角度发展语言模因理论，更深入地考察语言模因现象的形成和传播。《语言模因理论与应用》付梓前，桂诗春教授为书稿作序，认为“这是一本体系完备而又组织严密的著作：它涉及语言模因的各个领域，既有理论，也有实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引人入胜……是一本很值得向读者推荐的好书”。《语言模因理论与应用》出版次年便荣获第四届中国大学出版社图书奖优秀学术著作一等奖。模因论是由生物学家道金斯提出来的(15),他认为基因是一种复制因子，而基因之外还有另一种复制因子，那就是模因。基因通过遗传来复制传播，推动着我们星球上生物界的进化进程；模因也像基因那样通过模仿来复制传播，促进社会文化的进化。不过它并非通过遗传，而是通过模仿；它促进的并非生物的进化，而是社会的进步和文明。这里要指出的是，模因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举凡语言、文化习俗、观念和社会行为等一些可以不断模仿、复制、变异、更新并传播的现象都是模因现象。语言的使用正好说明模因的存在，因为人们交际中使用的语言尽管千变万化，但都是在前人使用语言的基础上模仿进化而来，我们从别人那里学来的单词、语句以及它们所表达的信息在交际中又被模仿、复制、变异、更新并传播给另外的人。当这些信息在不断地模仿、复制、变异、更新和传播的时候，新的模因就形成了。在人们日常生活交际中，或者通过各种媒介产生的语言不计其数，然而其中能够形成语言模因的则有强弱的不同。模因可以因应宿主感受到的语境而具有选择性，不同的语言信息传播能力因而有所差异。有些信息更容易被记住从而在适当语境中流传下去，成为强势模因；而另一些信息因得不到多次模仿复制而呈弱势，甚至未被模仿而不能成为模因。可见，语言模因的传播需要语境的触发。语言信息在未获得复制传播前只处于一定的语用潜势(pragmatic potential)中。这里的语用潜势指存在于某种特定语境里的某种语言信息被讲话人为迎合语境而选来表达其语用意图时，就会被其他有同感的宿主高频复制传播而成为语言模因。所以我们说，语言模因的复制传播是需要引发的。触发和形成语言模因的外部环境是一系列的语境，它们是语言模因的主要触发因素。语言模因可以被一种或多种语境的诱导或刺激而开始其模仿、复制、传播的行程。这些语境包括情景语境、语言语境、认知语境和社会语境。语言模因的传播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动力：其一是语言模因本身的规律，它要千方百计地在宿主的大脑里存储，并从一个宿主进到另一个宿主那里复制和传播自己；其二是语言模因宿主的能动作用，它要带着意向顺应特定的社会语境，有效地使用语言。可见，模因的传播与语境的关系十分密切。模因宿主根据交谈过程中得到的信息和自己模拟的情景范围相对照，有选择地做出意向性的顺应，为语言交际目的创建一个语境化表达方式。这样，语言模因的传播就同语境结合在一起了。有些表达方式或内容甚至代代相传，源远流长，表现为强势的模因。一种语言或语言中的某种说法如果没有经过模仿、变异、更新，它就无法得到传播；这种语言或它的表达形式和内容就会是一种弱势的模因，逐渐被弃用以致消亡。人民群众所热爱的成语和歇后语，其中精华语句如“欲速则不达”“言必信，行必果”“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高射炮打蚊子——大材小用”等，至今广为流传和应用，体现为一种强势模因。有人以为模因只讲模仿，不讲创造，其实不然。有些名言、诗句，在模仿、传播过程中会出现变异和更新，成为与时俱进的新词新语，其精妙之处，往往令人拍案叫绝。如曾一度出现的江铃牌汽车广告“千里江铃一日还”,大众因熟悉李白名句“千里江陵一日还”而对该广告留下深刻印象。当然，有些在某个时期曾经广为流行的说法，会因一时变得时髦而被大量仿用、传播，但也有些会因时境变迁而不复听闻。例如，2010年的流行语“给力”,甚至得到《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复制传播；而“文革”时期的“走资派”“牛鬼蛇神”之类的陈词滥调，却早已变为弱势模因而默默淡出历史了。据统计，从2003年至今，在我与团队的大力推动下，国内外语类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以模因为主题的文章和专论已有2000多篇，我们团队发表的有关论著被引也高达数千次，从中可见语言模因论在我国学界的影响。但是，语言模因论无论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还不够成熟，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须拓宽，还有很多尚待解决的问题。例如，模因作为一种社会文化语用现象是怎么产生的?什么样的机制让它得以复制和传播?什么条件或原因导致语言模因有强势和弱势的区分?语言模因对语言学习、外语翻译有些什么帮助?既然语言模因是研究语言中的模因，那么它也应该探讨它与语言学本体各个分相的关系，如如何利用语言模因的原理去认识语言的语用规律。语言模因论为语言进化引入信息复制的观点、为语言交际研究提供新的思路都是值得研究和论证的；语言模因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和概括力等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中国学者应该有文化自信、理论自信，将模因原理放到语言、文化的研究范畴，特别是放在我们自己的语言领域去研究种种语用现象，从语言生活、语言政策、社会语用、公共话语、语言生态、网络语言、翻译与语言教学等视角去研究我们自己的语言模因，这些正是我们自己的创新。语言模因的研究大有可为，现有的成果还远未能将语言模因构建成一个完整、成熟的理论，对模因感兴趣的学者应当继续关注和发展模因理论，争取把语言模因论发展成一个系统的、由中国学者提出和发展的本土语用学理论。研究语言使用和理解的学问当然还包括语言学其他的一些学科，它甚至与语言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认知科学中的一些学科分支、分相有关。由于语用学涉及的范围广，我们不一定要给语用学下一个严格的定义，人们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语用学就会对“什么是语用学”这个问题给出不同的答案：有从说话人的角度研究语用学的，有从听话人的角度研究语用学的，也有从语境的角度研究语用学的，还有从动态交际的角度研究语用学的，亦有将语用学看成语言功能的综观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不同的研究角度自然产生不同的研究面：有的注重研究语言本身，研究语词和结构特定的语用属性；有的以交际作为平台，研究说话人表达的意义和听话人理解及应对的意义；也有人以动态语篇作为研究面进行会话分析，研究各种类型的话语，分析其中的标记、结构、层次、策略、态度等等。(16)随着语用学这门学科的发展，它的研究面越来越广泛，人们甚至不把语用学看成语言学的分相或分支，而把它看成与语言的使用和理解有关的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学科了。我始终认为，当代的语言学不能只限于研究语言的本体，必须将语言学扩大到语言与文化、语言与社会、语言与心理、语言与认知等方面，要从多角度去研究语言使用与理解。这一思想实际上就是后期发展起来的宏观语用学以及把语用学作为研究语言学一个视角的思想，也就是欧陆学派的语用学主张。基于这一思想，我坚信社会语用学是学科前沿方向，特别关注社会语用问题，对社会语言现象高度敏感，着眼于社会用语存在的各种问题，研究当代社会中的语言变化和语用法，从店铺命名到高校更名，从新词新语到词语缩略，都从社会语用的视角对它们认真审视。香港回归祖国，产生了新的用词、用语问题，我敏感地抓住这些变化，用语言学的理论来分析这些新的问题，发表了论文《内地与香港的语言变异发展》(何自然，吴东英 1999)、《香港与内地社会媒体语用变异分析》(何自然，吴东英，陈瑞端等 1999)。内地的社会语用问题同样进入了我的观察视野。我在上课时经常会捕捉一些新鲜的社会用语来进行点评，如针对当时到处流行的“××是我家，卫生靠大家”进行了风趣的评议，这些社会公示语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但普通人很少关注它，同时也没有引起语言研究者的注意。但是我特别关注这些社会公示语，认为这关乎我们的社会生态，比如上面这条公示语中，“大家”既可以包括说话人，也可以不包括说话人，如果是后一种理解，即“卫生靠你们”,这个口号就变成是一种典型的长官意志，充满了指使色彩。再如，对报刊用例“OK,本店的黄金十分OK”,某酱油产品的宣传词“酱油XO”,我幽默地说它们是“零K,一文不值”,XO其实是extra old的意思，常指窖藏10年以上甚至长达40年的白兰地酒，而酱油放了10年以上还能食用吗?这类议题在《社会语用问题》(何自然 1997)、《语用与社会》(何自然 1997)、《来自香港的时尚词语》(何自然 2001)等著述中均有探讨。1997—1999年，我承担了广东省高教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广东社会语用建设”,带领团队在广州、珠海、深圳等地开展实地调研和课题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召开了由各方专家参与的语用建设研讨会，主持编写了《广东社会语用建设论文集》,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今天的语用学是在语言学研究的基础上不断拓展宽度和广度发展的一门学问，是关于语言整体的、功能性的综观学科。它已大大超越语言学本体的传统范畴，与人文、社科中的多门学科结合，形成各种“语用学+”的界面。近年来，我更是关心语言与社会的宏观问题，发表了论文《社会及公共话语和国家的语言政策》(何自然 2016),在文章中，我从语言战略的高度对我国的语言政策制定提出了以下建议：(1) 多做社会语用规范的指引者，少做左右语言使用的“警察”。对待公共话语，我们的语言政策需要正面引导，关注语言模因及其变体的复制传播，使之合乎社会语用规范。用“警察”的手段左右语用的复制传播往往不会成功，而正面引导可以是示范、鼓励和提倡。只要社会大众的认识提高，形成正确的语用习惯，一些粗俗词语就会没有市场，不良的用法及其变体就会成为弱势模因而最终消失。(2) 容许群众语言与时俱进，丰富汉语表达，适应国际交流。当今社会，国际国内的语言交流十分频繁，方言借用、外来语借用都在所难免。以英语为例，作为国际通用语的英语已不是纯英国英语，也不是纯美国英语，而是夹杂着非英语民族使用英语交际时使用的英语。同样，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经济的高速发展，学习和使用汉语的人越来越多，外来语与汉语标准语出现交叉融合是大势所趋。在这样的背景下，过度追求汉语的纯洁性必将阻碍汉语的发展。只有海纳百川，才会有语言的多样性，才能不断丰富汉语的表达。讲语言纯洁并非要完全排斥外来词语，也不是要求外来词语绝对汉化。只要有需要，能在使用中正确引导，外来词语不仅不会影响本族语言的纯洁性，反而有助于中国文化和汉语言走向现代化、国际化。(3) 讲究语言的得体性，恪守“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的语用修辞原则。在公共话语交际中，以恰当的社会称谓来说话，尊重双方的社会身份，即所谓“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我们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必须有所指引，强调庄严的场合要说端庄得体的话，在特定的山上须唱出特定、合适的歌。我一直强调语用学研究的应用性价值。基于多年的翻译实践经验，我对制约翻译实践和反映翻译本质的多个问题开展了探讨、研究，认真思考和试图回答了影响翻译实践的五对矛盾，即译者与译者、形式与功能、客体与主体、语言与文化、理解与表达的矛盾问题。(1) 译者与译者的矛盾问题。这里讲的不是对同一源语，译者之间哪个译得好哪个译得不好的问题，而是讲不同母语背景的译者，对同一源语进行处理的过程中各自的取向问题。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我与王建国教授合作，撰写了《重过程，还是重结果?——译者的母语对英译文本的影响》一文，发表在《上海翻译》(2014年第2期)上。我们的研究发现：“汉语为母语的英译者，其英译文本的语用取向往往着重事态的过程，而英语为母语的英译者，因英译文本正是他们的母语文本，其语用取向则重行为的结果。此外，通过对各种汉译英的文本作进一步的检验，证实了重结果是操英语人士习惯的语用特点。研究还根据英语语用重结果的特点，推导出一种汉英翻译原则：译者须设定译文文本的读者对象是操英语的本族人，要在译文文本中体现出重结果的语用取向。为此，译文效果必须讲究客观、 求实。”(2) 形式与功能的矛盾问题。翻译中，形式与功能如何取舍?这是一直烦扰翻译工作者的问题。我提出了翻译中的语用学方案，比如在《语用学与英语学习》(1997)中指出，语用翻译“可以通过两种语言的对比，分别研究语言等效和社交等效的问题”,并指出“语用语言等效翻译近似奈达(Nida, 1964)提倡的‘动态对等翻译’(dynamic equivalence translation)”。换言之，就是要将目的语与母语进行对比，语用对等是翻译追求的最高境界。面对“when in Rome, do as the Romans do”这一句子，我认为“如果要为中国读者将这句谚语译成汉语，就不宜直译。这时，用人们通常说的‘入乡随俗’意译出来固然稳妥；但根据语用等效的原则，换个形象，译成中国读者熟悉的俗语‘上什么山，唱什么歌’则会更生动”(17)。(3) 客体与主体的矛盾问题。相对于译者而言，源语文本是客体，译者是主体。如何处理好主体和客体的矛盾?这个问题亦长期困扰译界同人。对于这一对矛盾，强调主体的重要性，倡导主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鼓励主体的决策作用。我以名称翻译和“另类”翻译为例，论证了主体的特殊意义。我首先指出：“名称的翻译不同于文本翻译，它可以是一个重命名的过程，是一种兼顾原文、译文和译文对象(读者)三元关系的语用翻译手段。正因为考虑到翻译中的三元关系，译者可能认为名称的着眼点需要变化，不能或不宜直接搬用原文的名称。为了设法表现出原文名称的含义，照顾到读者的文化背景以及他们对原文文化差异的接受度， 或确保译文的经济意义或社会意义，译者就会另辟蹊径对译文重新命名。……语用翻译过程中对译文的重新命名是一种比直译、意译要深刻得多的翻译行为，是译者主体性介入翻译过程的体现。”(18)我继而指出：“‘另类’翻译指在翻译过程中犯难、困惑，感到需要做特殊处理。”“没有广博的知识、深邃的文化修养、灵活的应变能力和熟练的语言活用能力，这些翻译中的‘另类’是很难处理好的。”“要研究‘另类’及其相关场合中哪些应该用英语标示而无须使用汉语，哪些应该有汉英对照，哪些不应使用方言，哪些只应用汉语标示而无须使用双语，要研究如何处置跨语言交际中一种事物在不同语言有不同命名的现象。”“建议认真研究‘另类’的翻译，不只是研究其翻译技巧，而且是寻找出一条语用翻译的理论红线，指导我们从事这方面的翻译实践。”(19)(4) 语言与文化的矛盾问题。语言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表现在有时候语言决定文化，有时候语言反映文化；至于文化对语言的影响，则可以从词汇、短语、句子、段落、语篇等层面以及语用策略等方面体现出来。这些结论，都是基于对同一语言和文化的观察。如果把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放到今天的跨文化交际背景下讨论，我们的认识则会更加深刻。实际上，作为跨文化交际的特例，翻译实践可以源源不断地为我们提供民族文化自我中心论(ethnocentrism)、文化偏见(cultural prejudice)等造成的这样或那样的语用失误(pragmatic failure)或交际卡壳(communication breakdown)实例。对此，我非常敏感(20)。这里要特别提到，我在《中国高等院校英文校名问题刍议》(21)一文里，从翻译的角度进一步阐发了自己的主张和建议。我指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高校跟外界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多。因此，很多高校就在其中文校名的基础上，增加了英文校名，以便于对外交流。但是，由于没有相应法律规章的指引，所以高校英文校名的命名就由高校自行决定；由于没有相应的命名标准，我国高校的英文校名也就五花八门，很容易产生歧义，引起误解和产生不必要的尴尬。我们的研究就中国高校英文校名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修改的建议。”(5) 理解与表达的矛盾问题。说“翻译就是交际” “翻译的过程就是交际的过程”,大概没有谁有异议。我给语用学下的定义就是“话语理解和表达的学问”。那么，按照语用学定义，说“翻译涉及理解与表达”“翻译就是一种特殊的语用形式”,恐怕是最直接、最贴切不过的了!实际上，我一直在引导大家这样去理解翻译。在《英语语篇中有定名词短语隐性照应对象的推理与汉译》(22)一文里，我就明确指出：“话语的前后照应关系有显性和隐性之分，要确认这种关系就要进行推理。然而，语篇中隐性照应的推理和确认以及隐性照应中有定名词短语的翻译在实践中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在翻译过程中，应从读者的角度出发，根据汉语的习惯通过添加衔接成分、指示成分或释义词语等手段使原文中的隐性推理对象在译文中显性化，从而达到翻译准确释义的目的。”上述关于翻译实践的理解，根植于实践，着眼于交际，得益于语用。比如说，我发现，语用学中的关联理论对翻译实践就有三条重要启示：第一，“要翻译，首先要理解原文。根据关联理论，要准确理解原文必先重视原文的语境，通过对语境的分析，寻找出原文与语境间的最佳关联，从而取得理解原文的语境效果”。第二，“寻找关联，要靠译者的百科知识、原文语言提供的逻辑语义信息和与原文文意(包括语境和文化意义)相关的一些对理解原文有用的信息。因此，寻找关联的过程就是提取各种各样有效信息的推理过程”。第三，“由于原文作者和译者的认知环境不同，作者力图实现的语境效果同译者从原文和语境中寻找关联而获得的语境效果毕竟是两回事。这样一来，原文信息和译文传达的信息就不可能完全一致。此外，译文传达出来的信息内容是由译文的读者去理解的。于是形成这样的局面：原文作者的认知不可能等同于译者的认知，而译者的认知也不可能完全等同于读者的认知；译事是一种三元关系(作者—译者—读者),而不仅仅是作者和译者的二元关系”。我的语用翻译观有着明确的内涵，主要关注两个具体问题：一是译什么；二是怎么译。不难发现，这两个问题都是最实用的问题。关于“译什么”,我认为翻译要译意思。在我看来，翻译的任务就是要翻译源语的意思，或者是说话人的意思和意图。意思可以直接说出，也可以不直接说出。翻译时就不能简单和盲目直译，而要根据语境，该直译的就直译，该意译的就意译。“现在的问题比直译、意译的讨论更深入一步：什么时候能直译，什么时候能意译?难道只是因形式之变换发生困难时才意译吗?翻译要译什么?如果我们注意研究翻译中的语用学问题，我们会对上述问题有一个新的答案。”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翻译要译什么?’的意思是问：我们在翻译的时候，应该直译原文的字面意思呢，还是要译出原文作者要表达的意图?遇到字面意思和原作者意图不一致的情况时，可不可以既译出字面意思，同时又能让读者领会到原文作者的意图?如果一定要舍此留彼的时候，到底该保留原文字面意思，还是力求表达出原文作者在字里行间的本意?”从语用翻译的角度看，这些问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因为语用翻译会给译者留有较大的自由处理的余地。“在原文和译文之间，因文化差异而出现不能通达的情况下，为了使读者有一个正确的认知，译文才考虑更换形象，甚至放弃形象，只求译意。”我主张“翻译要译出语用力量”。像汉语里“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这句话，“它最早是用来表达人们对汽车驾驶员出车上路的一种良好祝愿”。可是，如果我们把它译成“Go to work happily, and come back home safely”,“外国人听到或读到这样的译文，他们准会百思不得其解，甚至会困惑地问一句：‘So what?’(那又怎么样?)”。其实，“我们只要译出短短的一句话：‘Good luck!’这就足够了”。“这样译，原文的字面意思的确被忽略了，但原文当时的语境和要表达的用意却得到充分而准确的体现。”同时，翻译还要译出文化习惯。译者要有对译文读者的接受环境和目的语语言文化环境的正确评估与认识，对源语和目的语之间差异的评估，翻译符合目的语文化习惯，读来自然易懂。换言之，翻译的目的是向读者传达源语的信息和意图，能否实现这个目标是衡量翻译最重要的标准。因此，在翻译“A:你这件毛衣真漂亮!B:漂亮什么!穿了好几年了。”这个对话时，就应该考虑同样场景中英语人士的应对习惯，使用符合英语的文化原则，把对话译成：“A:You look smart in your sweater. B:Thank you.”否则，固守汉语里对恭维与赞扬的反应“自贬”或“否认”的做法，把“漂亮什么!穿了好几年了。”翻译成“No, no, no! It doesn't look nice anymore; I have worn it several years!”,操英语的本族语人士就会对译文感到怪异和莫名其妙!再者，翻译还要译出语境意思(contextual meaning)。换言之，就是要在语境中翻译，用语境来帮助理解和确定说话人的意思和意图，再在语境中准确表达出这种意思和意图。我们知道，语言使用是讲究语境的，如果放到语境里，“Lights, please!”这个例子，就不能只译为“灯光!”,因为这样的翻译处理“就远不及按照语境将它分别译为‘请开灯’或‘请关灯’来得恰当”。(23)虽然我的研究领域为语用学，对翻译颇为关注，重点思考和回答了烦扰翻译实践的五对矛盾问题，我的翻译研究涉及的内容和覆盖的话题虽然说不上系统和面面俱到，也没有用专著的形式来系统阐发，可是一系列论文似乎使所倡导的语用翻译观变得越来越明晰了。我的研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强调结合中国国情，以语用学观照当代现实，希望为中国语用学研究的开展和发展找准着力点与前进方向，研究内容总与社会生活以及普通大众最关心的问题相关，被学界评价为是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很接地气的研究。在引介、推广、补充和质疑西方语用观点过程中，我对语用学的应用价值笃信不移，认为语用学能够为外语学习与教学实践、翻译实践等提供理论指导。从一开始，我对英语语法尤其是英语用法特别敏感和关注，注重语用学在外语学习、外语教学等领域的应用，撰写和发表了多部著作与大量论文，如《语用学与英语学习》(24)、《英语语用语法》(25),为中国外语教学提供了一些新的理论视角和养分，带动了学界及教师群体对语用能力发展的关注。我曾经对中国学生在英语交际中的语用失误进行调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进而就话语教学、语法教学和词汇教学等提出新思路。我还发现中国英语使用者身处何地是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比如，在中国本土跨文化交际中，运用英语时“离格”语用现象不能一闷棍打死。我和我的研究生曾收集大量实例，让“老外”感受，竟然获得英语本族人很高的容忍度和顺应性。这一调研的意义不容小觑——中国英语学习者平时与“老外”面对面用英语交流的机会并不多，提高英语口语水平最现实的路径还是在英语专业同学间和同事间开口说英语。到了英语国家，只要积极运用语用学的顺应论说，自然就能用英语进行成功的跨文化交际。我还一直有感于汉语界和外语界教学与研究“两张皮”的现状，提出了打通汉语界和外语界的主张，并付诸自己的教学和研究实践。我力主兼招汉语和外语背景的两类博士生，将他们放在一起培养，让两类学生取长补短、相互促进。注重引导研究生毕业论文研究汉语事实，利用外国理论来观察解释汉语的现象。这样的做法成就了人才培养的丰硕成果，培养的弟子研究视角锐利，揭示汉语事实充分，影响日益广泛。我自己的科学研究也是着力于打通汉语界与外语界的界线，在给弟子李军的《话语修辞理论与实践》一书的序言中，我提出“要努力沟通汉语和外语两个语言学界的樊篱，在学科建设上努力打造一个统一的既能尊重汉语语言学界的传统，又能迎合国际语言学界潮流的中国的语言学”。只要看一看我国的学科门类目录，我们就发现有“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和“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两个二级学科，分别隶属于中国语言文学和外国语言文学这两个一级学科。其实，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是不应另有个什么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韩礼德(MAK Halliday)(26)就说过，分出英语语言学、汉语语言学等学科是会阻碍语言学作为一个统一学科的发展的。反过来说，不论从事汉语还是外语研究的学者，如果都在一个统一的语言学学科下工作，必然有助于我国语言科学研究的发展。融通汉语界和外语界，这是我的理想，我也实实在在地行动，实践会证明这样的视野会有益于未来语言学研究的发展，引领一批批学者产出更多的优秀学术成果。7.我的学术心路：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是学习的三层境界：从“知”到“好”到“乐”。纵观自己几十年的语言学探索，展现的学术道路和心路历程正是如此：从“知”开始，以“好”提升，到“乐”定格。我的学术研究就是探讨因何而知、为何而知，因何而好、为何而好，因何而乐、为何而乐，做个快快乐乐的研究者。我在大学期间就培养了从事科研和教学的兴趣。大学三年级时，在老师的指引下，我常常将自己观察到的语言现象，写出一些短文，投到哈尔滨的《卫星》俄语小报和北京的《中华俄语》和后来的《俄语学习》;或者尝试翻译一些散文、小说，投到当时的报刊，初步尝到做学问的艰辛和欢乐。1959年我从西安外国语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就一直在高等学校从事外语教学和研究。1973年6月我调回广州执教于广州外语学院(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得益于广外良好的学习和工作气氛，我能够专注于教学和研究。悠长岁月，回顾数十年走过的学术道路，我有如下几个感悟：我从出生直到少年时代，都处于战火纷飞的动荡年代，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为求安宁，从香港逃难到广州，又从广州流落乡下，接着回到香港，再辗转于香港、澳门，最后才定居广州。因此，我的早年求学经历很不完整，除了一纸小学毕业文凭，我没有受过完整的中学教育。因家境不济，失学在家，年纪小小就走向社会，为求知识，我经常蹲在地摊的旧书堆中浏览书刊，站在书店陈列的书橱旁贪婪地阅读和思考，有时，会用省下的早餐钱来搜购自己心仪的折价书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回到内地才有机会上了大学。今天的青少年有完整的学历是幸福的，但学历不是成功的绝对保证，最终要靠自己的努力。我们那个年代很少有机会从课堂吸收知识，更多的见闻和学识都是从实际生活中获得的。有兴趣就有追求，有追求就会激发一种无形的力量去实现自己的愿望。入读职校年代，我代贴招生广告换取学音乐和学俄语学费的经历就是兴趣所驱使；大学时代从学俄语到转学英语的过程中，也是兴趣和追求才让我克服困难，达到成功。我对语用学产生兴趣亦是对不同语境下语言形式和意义竟能发生种种变化的好奇而激发的。当我将自己的研习方向定在语用学后，就将兴趣放在话语交际和社会语用中的理解、表达上。我领悟到言语交际的精要就是要学会“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也就是按语境来使用与理解语言，关注“where and what to say”(何处说话与说什么话)的问题。我从小接触过简单的国学，不知不觉地对语言产生了一些好感，接触外语后，更产生了一种痴迷，总觉得学会了语言就能学会一切。当然那只是一种因偏爱而生的错觉。我因学历不完整，没有数理基础，而对语言的偏爱，更让我失去对数理的兴趣。我读会计中专时最怕学不好的课程是“成本会计”“数学”和“统计”,因此，当得悉1955年高校招生可以接收财会中专毕业生，而且不必限报财经专业，报文史专业的还可以免考数学，我毫不犹疑立即填报俄语和中文作为我的第一和第二志愿。不懂数理，当然不是好事。这方面的不足阻碍了我拓展和深化自己的研究思路。当我研习语言学时，看到桂诗春先生补修微积分，兼学电脑编程，并从事语言测试方面的研究，我深知难以望其项背，只好将我的研究路向定在语言的实用性方面：研究语用学、社会语言学和人与人之间的公共话语。后来，当我将精力放在模因论的研究上时，我也深感自己不谙生物进化，无法从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心理生物学等学科中去分析研究模因形成的触发机制和心理因素，目前只能从语用学的角度，结合社会、文化、心理和生态环境等方面去探讨语言模因的传播在现实的语言生活和语言教学中的作用。在自己国家研究语言，最方便和最实际的是研究我们日常使用的母语。因此，现代汉语应该是我们最主要的研究对象。我们是国内从事西方语言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我们的外语能力使我们能方便地了解西方相关的学科前沿，但是我们很少注意结合自己的语言历史和现状来思考；相反，国内从事汉语研究的学者，往往因外语能力的限制，只能间接地了解和接受西方的语言研究信息。为了弥补这方面的缺陷，从事外语研究的学者须考虑的是，一方面，我们要借鉴西方语言学研究的方法来研究自己的语言，所谓“借窝下蛋”,即窝是人家的，蛋是自己下的；另一方面，要借鉴西方语言学研究的路向，自引事实，自下结论，建立我们自己的理论学说，即所谓“自筑窝自下蛋”,从形式到内容力求具有原创性。我的求学和治学之路是不平坦的，受制于环境和自己本身的知识、能力。我曾说过，我这一生只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结合我们的汉语和外语教学，为语用学的普及做了一些开拓性的工作，让越来越多的语言工作者了解语用学，从事语用学的研究，发展了我国的语用学队伍，让我国从事汉外语言教学，研究汉外语言使用和理解的语用大军得以不断壮大、成长；第二件事是大力开展了语用学的学科研究；第三件事是结合汉语和网络语言的变异、传播，研究语言中的模因，初步创建了语言模因理论。我已步入耄耋之年，若假以时日，自当继续扬鞭奋蹄，力求有所发现、有所进步，但我更希望年轻的语用学研究者能实现我的心愿，继续深入探索语言模因理论，让它成为我国语用学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为发展我国的语言科学做出贡献。我十分欣慰地看到，现在这三件事已得到年轻一代学者的深化和发展。语用学已成为我国语言研究领域的显学：只要有语言使用和理解的地方都会讲究语用；我国的语用学研究已经从国内扩展到国外，在国际学界有了一席地位并且不断得到加强。至于语言模因论，它正在襁褓中慢慢地发育成长，我国语言模因理论的研究队伍亦正在壮大。我希望语用学学科同人能看到语言模因对语言的使用和传播规律的强大解释力，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个具有创新性的社会语用理论，让它更健康地发展。近年来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己所欲，施于人”,用来表达“把自己想要的东西给别人”的意思。从语言模因论角度看，这个源自《论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说法是一个模因变体。“文革”年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看成剥削阶级宣扬“仁慈”和“恕道”而受到批判。随着社会生态环境的变化，今天这个成语的变体“己所欲，施于人”已经有了新的解读：“己所欲”可以宏观地用来指国家改革开放的奋斗目标；“施于人”是指要努力将目标付诸实践并恩泽百姓。我们在社会主义各条战线上的改革举措，在教育特别是外语教育方面的进步，无一不是国家的“己所欲，施于人”精神的体现。40多年来，我和我的学生、我的学术团队所取得的一点一滴的成绩，都是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就我个人而言，我幸运地赶上了“末班车”,也一直希望能将语用学特别是语言模因论这平生之所求与所爱，尽施于我的学生乃至广大学人，作为对祖国恩情的一种报答。在我走过的道路上，有一些东西也许因为自身遭遇而体会得更深，这就是：一要通过自己的实践对自己所从事的外语专业培养出浓厚的兴趣；二是学外语最重要的是语言训练，要通过“重复、联想、归纳”,打下扎实的基本功；三是要勤奋，多读书、多思考，培养观察和分析语言现象的习惯，并将领悟与心得记录下来，写出有理、有据的论文；四是英雄莫问出处，要谦虚谨慎，不慕虚荣，多出实际成果。通过艰苦努力而获得的实力，必能获得社会对自己的承认。语言研究与其他学科研究一样，有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有语言的本体研究，也有与语言有关的其他学科之间的界面研究。语言研究涉及的范围很广，研究人员的兴趣也不一样，对研究课题意义和价值的认识也不尽一致。但对语用学研究者说来，我们的研究目标还是比较容易掌握的，因为“语用、语用，讲究语言的使用”,这门学科本身就要求我们将研究重点放在语言的运用和理解方面。在语用综观论的引领下，如果说当前的语用学研究范围宽广，那是因为它与语言其他分支或与其他邻近的学科都涉及语言的理解和使用。因此我们不能只局限于语用学本体的研究，而要具备更广阔的视野。我认为，当今的语用学研究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应该是：一要对语言现象有较高的敏感度，要时刻注意观察语言的表现和人们在不同的时空使用语言和理解语言的特点；二要广泛阅读，了解当前各种语言学理论的前沿动态，对语用学研究者来说，特别要了解语言和社会、心理关系以及当前语言现代化的手段和特征；三要善于运用各种方式收集语料，并与语言学各有关学科界面结合起来思考，完善自己的设想，拟定自己的研究方向。对于语用学的具体研究领域，我有以下体会和建议：首先是有关公共话语的研究。众所周知，公共话语是活的语言，存在其使用之中，所以描写语言学主张客观描述语言所展现出来的特征。在社会语用中，我们无法强制人们使用哪种说法或不使用哪种说法，话语的存亡其实也是一个“优胜劣汰”的结果；当然，从语用的角度看，在现实语言生活中，使用不同说法的人数有多有寡，使用的范围有大有小，被接受的程度也有高有低，诸如此类的因素就决定了话语的不同命运。此外，近年来值得关注的是正逐渐成为研究热点的人际语用学研究。我认为，人际语用学的研究尤其应该与我们的语言生活紧密结合。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建立与维系有着自身根植于本土的显著特点，有些特点是基于西方文化的语用学理论无法解释的。在这一前提下，我们就应该专注于与本土文化相关的人际语用的话题，比如称谓的变化、语码的转换、语言生态的顺应、语用移情、虚言应酬等处理人际关系的语用方式和策略。这方面具体的例子见我在《外语教学》2018年第6期发表的有关人际语用学的文章。人际语用学还要与语言生态关联起来，把人际语用学的研究与建立健康的语言生态环境及维持和谐的人际关系结合起来，这样我们的研究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具有社会价值。对于生命，我的感觉是处于青少年时代的日子特别漫长，到了中老年，日子似乎越过越迅速：一晃就是一年、两年、五年、十年……如今我不觉已到“八零后”(注：今年本人已经87岁)迟暮之年了!我敬爱的学长桂诗春先生曾说，“奔八”的人仅可以看作老年之始，是年轻的老人。这是勉励之言罢了。我的希望是，年轻的语用学家们能接过我们这辈学人的传承之棒，将语用学与更多的邻近学科坚实结合，创出更多的语用学研究界面与视角，产出更加丰硕的成果，让中国的语用学在国际相同领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说明
1. 本文推送时未加注释，引用时可参考期刊原文。
2.本文编辑：同济大学 孙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