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幸雨 杨庆媛 王亚辉 等||近百年美国大豆生产时空格局变化分析||《世界农业》2022年第3期

近百年美国大豆生产时空格局变化分析

作者：

杨幸雨1,2 杨庆媛1,2 王亚辉1,2 刘世薇1,2

作者单位：

1.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2.中国地理学会西亚地理研究中心

文章刊发：杨幸雨，杨庆媛，王亚辉 等.近百年美国大豆生产时空格局变化分析

[J].世界农业,2022(3):25-35.

大豆是起源于中国的古老作物，具有食用和油料等多重用途，一直以来在食品及其加工行业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国曾经是全球最重要的大豆生产国和出口国，但随着世界大豆生产格局的变化，1996年中国由大豆净出口国转为净进口国。随着国内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大豆的消费量逐步上升，近三年年均消费量都超过1亿吨，居全球首位。面对巨大的消费量，中国大豆产量的增长远远不够，由2000年的1541万吨增至2019年的1809万吨，仅占大豆消费量的16%左右，大豆供需矛盾突出。为了满足国内大豆需求，中国大豆进口量逐年攀升，由1996年的111万吨增至2019年的8851万吨。2020年，中国大豆进口量突破1亿吨，占全球大豆总进口量的60%，创历史新高。中国大豆消费对外依赖性极高，如何保证国内大豆的有效供给，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提升国产大豆自给水平，2001年农业部制定实施了《大豆振兴发展计划》，在黑龙江、辽宁、吉林、内蒙古4省份建设1000万亩高油高产大豆示范区。2008年，启动大豆临储收购政策。2014年，在东北和内蒙古进行大豆目标价格补贴试点。2017年开始实施大豆生产者补贴。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大豆产业健康发展和产业安全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为实施好新形势下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积极应对复杂国际贸易环境，2019年农业农村部又出台了《大豆振兴计划实施方案》。随着相关政策出台和实施，中国大豆产量和播种面积都有所增长，但豆农种植的积极性不高，大豆的单产低、生产成本高、收益差等问题依然存在。

美国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大豆生产国和出口国，在大豆生产布局、育种研究、种植经营、政策支持等方面具有良好的经验。已有国内学者对美国大豆进行了相关研究。万宇轩和郑春芳对美国大豆在中国进口市场的竞争力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李婷和刘武兵研究了生物质燃料政策对美国大豆的生产、供需以及出口的影响。石慧和王思明总结了美国大豆发展历史，并比较分析了导致中美大豆地位转变的政策、技术、产业化和组织制度因素。雒艺欣等对近十年美国大豆产量时序变化、空间集聚和重心迁移进行了分析，并运用动态度和变化斜率法对美国大豆种植面积的时序变化展开了探讨。综合来看，研究美国大豆的文献不多，且多集中于美国大豆出口、大豆管理、大豆新闻、中美大豆贸易等，对美国大豆生产时空格局变化的研究较少；已有的两篇研究，研究时段较短，没有总结美国大豆生产的时空变化特征，对中国大豆的政策启示研究不足。

鉴于此，本文基于1924—2019年美国县域大豆产量、单产和种植面积等数据资料，运用变异系数、空间自相关和重心迁移模型，分析近百年美国大豆生产时序变化阶段，研究美国大豆生产时空格局变化特征，提出中国大豆的政策启示，旨在为中国调整大豆生产政策、促进大豆产业健康发展以及提高大豆供给保障能力提供参考。

本文的大豆产量、单产和种植面积数据来自美国农业部国家农业统计局快速查询网站（https：//quickstats.nass.usda.gov）以及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FAO）官网（http://www.fao.org/）。由于研究的时间跨度较大，本文在研究空间变化时只截取了10个时间节点（1924—2019年，每间隔十年一个节点）。研究区的分区方案按照美国国家统计局的分区结果，即美国本土的48个州，分为8个地区，分别是新英格兰、中部大西洋、南部、中西部、大平原、西南、落基山脉和西海岸地区。

3.1 变异系数

变异系数常用于衡量区域内某一要素的相对差异。变异系数的值越大说明地区之间的差异越大，反之，则地区之间的差异越小。因此，为了方便比较美国大豆的产量、单产以及种植面积在同一研究时期内发展程度的差异，使用变异系数来测度这三个指标在地区之间相对差异的演变特征。

3.2 重心迁移模型

重心迁移模型可以通过计算规定区域某一时段内大豆生产的分布重心来描述大豆生产的时空分布格局。大豆生产重心是指在某个时期内大豆生产要素指数（可用种植面积或产量来衡量，本文选用产量为指标）在生产空间分布上的相对位置。

3.3 空间自相关分析法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是一系列空间分析方法和技术的集合，通过对现象或事物分布模式的描述和可视化，探索区域属性值的分布模式和空间相对差异，被广泛应用于研究农业生产现象的空间分布。空间自相关分析可以被分为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本文采用Global Moran’s I和Local Moran’s I统计量来研究美国县域尺度大豆生产的空间关联度，分析其空间集聚特征。

4.1 大豆生产时序变化分析

近百年来美国大豆的产量、单产和种植面积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大豆产量从1924年的13.46万吨增至2019年的9666.87万吨，年均增长率为7.17%。种植面积从1924年的63.41万公顷增至2019年的3079.66万公顷，年均增长率为4.17%。单产从1924年的0.74吨/公顷增至3.19吨/公顷，年均增长率为1.55%。综合来看，美国大豆的发展主要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引种扎根阶段（1765—1897年）。美国最早引入大豆是在1765年，由东印度公司的海员波文将大豆从中国带到佐治亚州。1770年美国驻法国大使本杰明·富兰克林将大豆由英国送到费城并种植在朋友的花园中。1851年本杰明·爱德华将从日本引入的大豆种子分发给伊利诺伊州和“玉米带”的农民种植。在1852—1854年，美国东印度舰队的马修·佩里将军两次远征日本，随队莫罗将大豆种子带回华盛顿。1862年，美国成立了联邦政府农业部（USDA）。直到19世纪上半叶，大豆仍只是被零星地、试验性地引进美国的一些地区，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大豆在美国多地进行广泛的引种和试种，到19世纪末，几乎美国各州都有栽种大豆。这个时期牧场主们掌握了用豆粕为牲畜提供饲料的方法，大豆在美国扎根下来。

第二个阶段：迅速发展阶段（1898—1972年）。20世纪初，美国开始出现油脂供应短缺的现象，作为重要油料作物的大豆，再一次进入了人们的视线。1898年美国农业部成立了外国作物引种办公室，开始派人不断从中国引种大豆。植物探险家Dorsett在1927年之前花了两年半时间，在中国的东北地区搜集了大约1500份大豆，全部带回美国。1921—1931年，Dorsett和Morse又先后到中国东北、朝鲜、日本进行调查、收集大豆优良品种。1929—1931年，共有4773个亚洲大豆品种引入美国，大豆产量由25.69万吨增至46.97万吨，年均增长35.23%（图1），种植面积和单产的年均增长率达到25.65%、6.55%（图2、图3）。1935年，美国建立了土壤保护署（SCS），同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水土保持法》。至此，美国开启了以专门政策和惠民项目支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历史，大豆也开始在美国站稳脚跟。

在这期间美国大豆很大程度上仍然依靠于进口，国内大豆完整的生产体系还未建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大豆的进口路线遭到破坏；与此同时，黄油生产遭到抵制，油脂供应再次受到威胁，美国不得不自食其力，自己生产大豆。1941年，美国农业部开始第一个政府大豆价格支持计划，支持农民大规模种植和生产大豆，该计划促使1942年大豆产量突增，由291.75万吨增至510.37万吨（图1），年均增长74.93%。由于大豆的高蛋白特性，大豆的用途也发生改变，从主要用作牧草作物、饲料作物等，变为主要对收获的大豆进行加工利用。从1952年开始，大豆豆粕成为家禽和牲畜的主食，大豆需求量持续上升。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完全取代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生产国。如图1、图2、图3所示，1924—1972年美国大豆产量、种植面积和单产都呈现上升的趋势，产量从1924年的13.46万吨增至1972年的3458.09万吨，年均增长率为12.25%，种植面积和单产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7.34%、1.95%。

第三个阶段：波动性发展阶段（1973—1995年）。由图1、图2、图3可知，1973—1995年大豆产量、单产和种植面积呈现波动增长趋势，为期23年。1970年美国颁布了《植物品种保护法》（PVPA-1970)，该法案激发了社会投资植物育种业的积极性，促使大豆种子的开发和培育受到法律的保护，许多私人种子公司加入到大豆品种的科研开发群体中，大豆育种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到1973年，大豆产量持续增至4211.79万吨，此时大豆已经成为美国的首要经济作物，超越了小麦和玉米。1973—1976年，大豆产量经历了两次回落，分别是1974年减少901.55万吨、1976年减少706.90万吨。1977—1979年，大豆产量持续增长，该时段种植面积和产量的变化步调一致。1980年，大豆产量又经历一次回落，自该年起，美国开始推行大豆轮作，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1982年达到5961.11万吨。单产从1973年的1.87吨/公顷，波动增至1982年的2.12吨/公顷。1982年，美国大豆协会（ASA）在北京成立代表处，开始和中国农业界密切合作。1985年，美国通过了《食品安全法案》，此法案可为美国农作物生产者提供政府补贴，该年大豆的产量、单产和种植面积分别为5712.79万吨、2.29吨/公顷、2555.39公顷。1988年，大豆产量又跌入一个低谷值（4215.33万吨），相较于1979年（6152.63万吨）下降了31.50%。1990年美国开始实施大豆市场贷款项目，豆农还贷时，如果市场上的大豆价格低于贷款率，那么豆农无需还清全额贷款，只需按当地公布的价格还款，对大豆产业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1991年美国成立了大豆基金会，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中国，并启动家禽养殖技术项目，在肉鸡和蛋鸡饲料中推广豆粕的使用。在这一系列政策和项目的驱动下，1994年大豆产量（6844.47万吨）和单产（2.78吨/公顷）均达到该阶段的峰值。此阶段，美国大豆不管是总产量、单产还是种植面积，都呈现梯级快速增长的态势，大豆产量、单产和种植面积的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2.36%、1.04%、1.26%。

第四个阶段：稳定成熟阶段（1996—2019年）。1996年美国开始种植耐除草剂的转基因大豆，并实施了诸多大豆支持政策，使转基因大豆在美国市场普及并占据重要地位。同时，美国引入了生物技术培育大豆、抗草甘膦大豆等新品种进行推广种植，使得美国大豆产量大幅提高，1996—2001年，大豆产量从6478.15万吨增至7867.28万吨，年均增长3.96%（图1）。此外，除延续上一阶段大豆价格支持贷款项目外，美国开始实施大豆补贴政策，如2002年《农场法案》明确美国大豆生产者可获得0.44美元/蒲式耳的直接补贴。但从图2可以看出，2002年的补贴价格没能有效提高豆农种植的积极性，2002—2003年大豆种植面积减少了22.62万公顷，2004年有少许回升，达到3043.56万公顷；到2007年，大豆种植面积减少到2619.98万公顷。2008年，《农场法案》中又给予美国大豆生产者5.8美元/蒲式耳的目标价格补贴，新的补贴价格提高了豆农种植的积极性。2007—2013年，大豆种植面积从2619.98万公顷增至3108.79万公顷，年均增长2.89%。2013年，美国大豆可持续保障计划（SSAP）正式推出，大豆产量从2013年的9136.42万吨增至2018年的12051.65万吨，年均增长5.69%（图1）。在大豆贸易政策方面，美国政府为了增强农产品出口的竞争力，出台了出口信用保证项目和国外市场发展项目等扩大农产品出口。另外还帮助大豆企业积极开拓国外市场，为其提供市场调研、产品促销、技术支持等服务。1998年和2001年，美国在中国启动饲料技术服务项目和大豆蛋白应用项目，进一步扩大中国市场。2004年，美国大豆对中国的出口首次突破1 000万吨。到2007年，美国大豆的出口量已超过总产量的50%。如图1、图2、图3所示，1995—2018年，美国大豆产量从5917.45万吨增至12051.65万吨，种植面积从2529.08万公顷增至3608.46万公顷，单产从2.37吨/公顷增长到3.40吨/公顷。2019年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大豆种植面积减少，产量出现回落，较2018年减少了2384.78万吨。

4.2 美国大豆生产空间格局变化特征分析

（1）各州之间大豆产量、面积差距逐渐缩小，各地之间大豆单产差距不大。表1显示了1930—2019年美国大豆产量、种植面积及单产的变异系数。由表1可以看出大部分时段产量的变异系数较大，意味着三个指标中产量的分布最不均匀，变化幅度最大，表明全美各州之间的产量差距大。但1930—2019年产量的变异系数由2.84降低为1.21，呈不断减小趋势，说明全美各州之间大豆产量的差距在不断减小。种植面积的变异系数1960年达到最大值2.29，之后年份大体呈逐渐减小态势，2019年只有1.17，这表明全美各州大豆种植面积的差距总体上先增加后减小。单产的变异系数以1980年为界呈现先增后降的变化态势，但整体变化幅度不大，这表明相比产量和种植面积，单产变化趋势较为稳定，全美各地之间大豆单产差距较小。

（2）中西部地区一直是美国大豆的主产区，大平原地区大豆生产地位上升，南部地区地位下降。中西部地区、南部地区、大平原地区、西南地区、中部大西洋地区是美国8个分区中有大豆种植的区域。从图4可以看出，中西部地区一直是美国大豆种植的核心区域，其产量所占全美比重除2010年外均在61%以上。1930年中西部地区的大豆产量就达31.41万吨，占全美产量的82.85%，1940—2019年，除2010年外，其产量都在上升。到2019年中西部地区大豆产量已达5971.35万吨，占全美产量的61.77%。2019年大平原地区的大豆产量排第二，其产量变化趋势和中西部地区类似，除2010年外呈现的基本是逐步上升的态势，由1930年的0.28万吨上升到2019年的2173.29万吨，占全美比重由1930年的0.75% 上升到2019年的22.48%。南部地区也是美国大豆的一个主产区，在2000年以前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其大豆产量都超过大平原地区。但其大豆产量波动较大，2010年南部地区的阿肯色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肯塔基州、佐治亚州、佛罗里达州大豆产量较2000年都大幅增长，特别是阿肯色州大豆产量达到1 350.54万吨，导致在2010年南部地区大豆产量甚至超过了中西部地区，占全美大豆比重达44.92%，而在后面时段，其大豆产量开始下降，到2019年只有1320.2万吨，占全美比重也只有13.66%。中部大西洋地区大豆产量整体呈上升趋势（除2010年外），产量由1930年的0.33万吨增至2019年的196.46万吨。2010年，中部大西洋地区的大豆产量也如南部地区一样达到一个峰值1824.34万吨，特别是区内的特拉华州2010年大豆产量达到1268.47万吨，提升了该地区的整体水平。西南地区只有得克萨斯州种植大豆，产量较小，以1980年为界呈现先增后减的变化趋势，2019年只有5.56万吨。

（3）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和艾奥瓦州的大豆产量多年位于全美前列，但其产量占全美比重呈下降趋势。1930年大豆产量只分布在少数州，且产量较低。这个时期伊利诺伊州是大豆最主要的产区，产量占了全美大豆产量的50.04%；其次是印第安纳州，其产量占了全美的15.18%；处于东南大西洋沿岸的北卡罗来纳州排名第三，占比9.65%。在1940年、1950年、1960年和1970年，伊利诺伊州的产量一直位于首位，分别占全美产量的44.73%、31.99%、23.29%和18.70%；排名第二位和第三位的都是艾奥瓦州和印第安纳州。同处于中西部地区的这三州在20世纪40—70年代，一直保持大豆产量前三的位置；1940年，这三州所产大豆总量在全美大豆总产占比高达74.95%。尽管伊利诺伊州近年来一直是最大的大豆产地，而且产量一直在增加，但它在全美大豆产量中所占的份额却一直在下降。进入20世纪80年代，这三州依旧保持领先的趋势，不过排名略有变化，艾奥瓦州大豆产量超过伊利诺伊州成为第一，其产量占全美总产的17.71%。1990年产量格局发生了变化，明尼苏达州超过了印第安纳州，成为全美大豆产量排名第三位的主产州，印第安纳州降到第四位，前两名依旧是伊利诺伊州和艾奥瓦州。2000年，大豆产量分布格局基本保持不变，除了艾奥瓦州和伊利诺伊州的排名发生调换。直到2010年，产量格局发生巨大改变，排名前四位的按序变为了阿肯色州、特拉华州、佛罗里达州、佐治亚州，而传统的三大主产州降到了第六名至第八名。到2019年，伊利诺伊州和艾奥瓦州又回到第一名和第二名的位置，第三名为明尼苏达州，内布拉斯加州超过印第安纳州成为第四名，印第安纳州则降到第五名。

4.3 美国大豆生产的空间集聚变化特征分析

由表2可知，整个研究期间全局Moran’s I指数全部为正，且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美国大豆产量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关系，表现出相似类型集聚分布特征，即具有较高（较低）大豆产量的县域呈现相邻集聚分布。1930—1980年全局Moran’s I指数呈现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为28.54%；1990年Moran’s I指数略微下降，下降率为0.41%；2000—2010年Moran’s I指数呈上升趋势，增长率为7.01%；2019年Moran’s I指数又呈现显著下降趋势，下降率为23.99%。在研究时段内美国大豆的Moran’s I指数整体呈上升趋势，说明美国大豆产量的集聚性是逐渐增强的，这主要是因为美国中西部、大平原等地区有良好的种植大豆的自然条件，逐渐形成大豆规模化生产，使得这些地区成为美国大豆的主产区，其大豆产量与美国其他地区差距明显，显示出大豆产量的空间集聚性。

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数揭示了大豆产量在空间上是否有集聚特性，但不能确定大豆产量在不同区域的空间分布规律。因此，本文进行了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从局部的角度来分析美国大豆产量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分布关系，其置信水平为95%。结果显示，1930—2019年美国县域大豆产量空间聚类以高高集聚区和低高集聚区为主，且此两类集聚区都呈现扩张的趋势：①随着时间的推移，高高集聚区发生显著变化。1930年，高高集聚区主要只分布在伊利诺伊州；到1940年，高高集聚区分布范围进一步扩大，主要涉及伊利诺伊州周围的艾奥瓦州、密苏里州和印第安纳州等；随着时间的推移，以伊利诺伊州和艾奥瓦州为中心，高高集聚区呈现向西北方和沿着密西西比河向西南方扩张的趋势，主要原因是密西西比河流域地势平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光热水土资源好，为大豆的生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从而使内布拉斯加州、明尼苏达州、南达科他州、北达科他州等地区的大豆产量显著增加。②低高集聚区分布范围相较于高高集聚区更少，但是整体变化趋势和高高集聚区一致。③高低集聚区的分布规律性不甚明显。④低低集聚区从2000年开始出现，分布的县域较少且主要分布在美国东部沿海地区，主要原因是这些地区的大豆种植起步晚，且自然条件不及大豆主产区。

4.4 大豆产量重心迁移变化分析

表3显示了1930—2019年美国大豆产量重心迁移情况。1930—2010年，美国大豆产量重心整体呈倒“几”字形向西北方向移动，总体移动距离为158.58千米；2010年后美国大豆产量重心开始向东南方向移动，位置偏移距离最大，移动了102.68千米；1930—2019年，美国大豆产量重心总体向北偏西方向位移了63.54千米。1930—1950年大豆产量重心位于伊利诺伊州境内，1960—1980年移动到密苏里州境内，1980年后又回到伊利诺伊州境内。具体而言，1930—1950年大豆产量重心总体向北偏西移动108.38千米，主要是由于艾奥瓦州在近20年间大豆产量显著增加引起；1950年后至1960年大豆产量重心从伊利诺伊州向南移动到密苏里州，移动距离为46.99千米，主要原因是阿肯色州的大豆产量明显增加，其大豆产量在全美的排名从1950年的第七名上升到1960年的第四名；1970—2000年大豆产量重心总体向北偏东移动，移动距离为70.93千米；2010—2019年大豆产量重心迁移距离最大，主要是因为2010年与2019年美国各州大豆产量排名发生显著变化，2019年阿肯色州从第一名下降到第十一名，特拉华州从第二名下降到第二十六名。总体上看，美国大豆产量重心整体上沿西北在密西西比河附近移动，与密西西比河流域适宜的大豆种植环境密不可分。

5.1 结论

本文运用变异系数、空间自相关和重心迁移模型方法分析了近百年美国大豆生产的时序变化、空间变化及其分布格局特征，结果如下。

（1）大豆在美国的发展经历了引种扎根、迅速发展、波动性发展、稳定成熟四个阶段。1924—2019年美国大豆的产量和种植面积变化趋势大体一致，总体呈现波动增长趋势，大豆产量由1924年的13.46万吨增至2019年的9666.87万吨，种植面积由63.41万公顷增至3079.66万公顷，单产的变化相对于产量和种植面积来说较为平稳，由0.74吨/公顷增加到3.19吨/公顷。

（2）在产量、单产和种植面积三个指标中，全美大豆的产量分布最不均匀，变化幅度最大，其变异系数不断减小，说明大豆产量在全美各地区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小；大豆种植面积在全美各地区之间差异总体呈现先增加后减小的趋势；单产的变异系数为最小值且变化相对平稳。

（3）中西部地区一直是美国大豆种植的核心区域，历年来其产量占全美比重基本均在61%以上。大平原地区大豆产量除个别年份外，整体呈上升趋势，是美国大豆生产的第二大产区。南部地区也是美国大豆的一个主产区，在2000年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其大豆产量都超过大平原地区，但产量波动较大，近年来大豆生产地位有所下降，目前为第三大产区。在地州尺度上，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和艾奥瓦州的大豆产量多年位于全美前列，目前全美大豆的主产州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

（4）大豆产量全局空间上呈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特性，大豆产量较高（较低）的县域呈现相互临近的集聚分布。研究时段内美国大豆产量的集聚性是逐渐增强的；从局部视角分析，高高集聚区和低高集聚区分布较广，且此两类集聚区都呈现扩张的趋势。

（5）大豆生产重心在伊利诺伊州和密苏里州之间移动。1930—2010年，美国大豆生产重心总体上呈倒“几”字形向西北方向移动，2010年后又向东南方向移动，总体移动距离为63.54千米。

5.2 建议

基于美国的经验，结合中国大豆生产情况，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合理安排轮作模式，因地制宜制定大豆品种种植规划。美国北方大豆主产区多以玉米—大豆轮作为主，个别地区实行大豆与高粱、甜菜、小麦轮作，南方地区多实行大豆与棉花、小麦、水稻、玉米、蔬菜等二季轮作。该种植模式能充分发挥大豆根瘤菌固氮养地的作用，增加土壤肥力，有效提高大豆的产量和收益。中国近年来特别重视玉米大豆轮作，2016年国家在东北开始实施玉米大豆轮作试点，轮作每亩补贴150元。但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限制条款较多，如大豆必须集中连片种植200亩以上才能获得补贴，头年种植必须是玉米，补贴缩水等问题，实施轮作的面积依然较小，很多农户依然实行玉米或大豆连作。另外在轮作作物的选择上，虽然有多种轮作模式可选择，但各地在执行过程中为了统一标准常常“一刀切”，导致农户积极性不高。因此，未来应设立专项基金，与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挂钩，对所有进行轮作的农户进行补贴。以县（市、区）为单位面向市场需求和各地实际情况统筹制定大豆轮作推荐方案，供农户选择。另外，按照各种植区的自然气候条件和市场需求，制定优质大豆品种规划，划分专用高蛋白大豆、高蔗糖大豆、低饱和脂肪大豆等大豆专用化种植带。

（2）改革创新农业保险制度，出台具有针对性、差异性的补贴政策。美国农业保险发展起步较早，具有收入保险、产量保险、区域性保险、指数保险等保险品种，覆盖面广，能有效保障豆农的权益、提高种植积极性。在作物补贴方面，美国也较注重区域的差异性，如美国在保费补贴方面，对于大豆主产区和自然灾害较多的地区补贴比例更高。而中国当前农业保险品种少，种植业保险主要为成本保险，保障水平较低。豆农在面临市场或自然灾害风险时，损失几乎完全由自身承担。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探索开展水稻、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试点。而大豆市场虽然受国际价格影响较大，但并没在试点范围内。未来应进一步拓宽保险品种，将大豆也纳入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的试点。实施差异化保险补贴政策，提高对大豆主产区的中央财政保险保费补贴比例，对于经济欠发达的产豆大县，尽量不要求市、县级财政给予保费的配套补贴。

（3）加快大豆科技创新，面向市场推广种植优质大豆新品种。美国一直重视对大豆品种的开发研究，有完善的大豆研发技术体系。美国外国作物引种办公室、《植物品种保护法》、生物育种技术、市场推广等在美国大豆发展中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中国虽然有系列高产优质大豆品种，并且部分品种的蛋白质、产量、脂肪含量等指标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由于大豆品种数量繁多、销售时没有价格优势，优质特用大豆品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推广，豆农种植时选择也较为盲目，造成大豆产量低，并且与优质品种试验产量差距大。未来，一方面应根据市场需求加快研发优质大豆品种；另一方面加强对优质大豆品种与配套技术的推广宣传、培训，提高技术到位率，建立优质大豆规范化高产栽培技术体系。

（4）推进大豆规模化经营、标准化种植。美国已形成了标准化、规模化的产业模式，大豆生产经营者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大豆品质，降低大豆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而中国大豆以小农户种植为主，土地破碎化，大豆生产专业化和规模化不强，大豆品种混杂，品种质量参差不齐；并且大豆种植规模小，经常出现越区种植、混种混收等现象，导致大豆产量不稳定，豆种品质差、抗病率低，经济效益低等问题。未来应进一步推进土地流转，培育大豆新型经营主体，推进大豆集中连片种植。改革完善大豆产品生产经营管理制度，加强大豆产品生产经营全过程管控，实行大豆分类种植、分类收割、分类收购、分类存储政策，确保不同企业能收购到最适宜的大豆品种。开展生产与流通管理整合试点，实现产前、产中、产后管理一体化。

（5）培养壮大中国大豆行业协会，争夺中国大豆行业话语权。美国早在1920年就成立了美国大豆协会，1991年成立美国大豆基金会，2005年成立大豆出口协会，代表美国大豆种植者、大豆加工企业、大豆出口企业等的利益，通过实施家禽养殖技术项目、出口信用保证项目、大豆蛋白应用项目等，将特色转基因大豆推向国际市场，促使美国大豆在国际市场掌握主要话语权。而中国虽然在2007年成立了中国大豆产业协会，但是目前看来发挥的作用有限。未来应该学习美国大豆行业协会的运作模式，发挥大豆行业协会对中国本土大豆企业的扶持、引导、监督、服务作用，并对国外大豆垄断粮商进行监管。及时收集国际大豆市场交易情况，定期向政府部门和豆农发布。参照国际其他国家的大豆价格体系，制定中国食用大豆和榨油大豆的价格机制。通过与商业价格信息统计机构合作，尽快建立统一的大豆价格监测、发布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