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领域有一对“卵生兄弟”，“大哥”的名字叫“革命”，“二哥”名字叫“改革”。

    “改革”是由一群相对开明、有远见的为政者自上而下发起的社会变革，这一种社会变革阻力小、代价小，最重要的前置条件是为政者要有胆魂勇气对自己、自己人、自家利益集团动手术，但搞不好会死手术台上。

    革命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变革，平民百姓，甚至是所有人都对统治集团、执政集团失了望，最后，从社会的某一点某一个领域爆发革命，社会一但进入这种异常频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覆巢之内，难有完卵！

    19世纪60年代的日本是幸运，启动的是改革模式，选择了“明治维新”。当时的日本，尚处于幕府时代，有德川、萨摩藩、长州藩等二百多家地方诸侯，地方幕府代表“武家”或执政的官家，天皇是形式上的“公家”。国家权力完全受地方幕府掌控，天皇只是日本形式上的最高领导人。所以秦晖教授认为，幕府时代的日本，类同中国西周时期，天皇是全国人民名义上的“总爸爸”（易中天语），地方幕府才是地方真正的“土天皇”。

    19世纪中期是中国人开始“闹长毛”的时候，日本国内矛盾也开始激化，德川幕府是国内最大的利益集团，拒绝改革，强烈反对日本照搬西化。另外几个幕府如萨摩藩、长州藩代表了日本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提出“尊王攘夷”，富国强兵，要求“大政奉还”、“倒幕”。此时的明治天皇睦仁才十五岁，十五岁的睦仁，让历史倒逼着担当了维新改革总设计师。

    读这段历史，建议不要太纠缠于已经碎片化的历史，多点“形而上”，维新过程中幕府与幕府，幕府与皇帝，争执、争斗是历史的必然，甚至爆发大规模的战争，最后都让年轻的睦仁天皇一一平息。此时期的日本，可对称于满清康熙皇帝的“平三藩”，或者说维新初期的倒幕运动，就是日本国的“平三藩”（实二百多藩）；睦仁天皇类于1673年左右的康熙皇帝，有意思的是平三藩初期的康熙皇帝，也只有十九岁。

    1871年11月20日，平乱结束的明治天皇决定派总理大臣岩仓具视带领参议木户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辅伊藤博文等48人，参观考察美国和欧洲各国。经过数个月的认真考察，考察团成员们认为，普鲁士是日本学习的范本！

     十九世纪中期的普鲁士，也是有两百多个小邦国组成，同时期的日本全国有270个地方幕府，两国国情上最为相似。回国后，1871-1875年，四年时间，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等，以德为师，创建了立宪会议，授予天皇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所以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天皇地位，基本类同一战之前的德皇。

    1871年之后的日本历史，朝向多数日本人希望的方向发展，如果没有后来的一系列历史事件，特别是二战，单从“明治维新”这场改革来看，睦仁天皇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日本这个国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1854-1895），日本国的经济发展，普通民众生活获得巨大的改善，整个日本完成了工业化、城市化；在教育上消灭了文盲，二战之前，又普及了小学义务教育；在军事上，日本向西方列强看齐，大造铁舰船炮，以及各种先进武器，不但在亚洲领先，甚至直逼欧美英德！

    但历史是一座没有顶峰的大山，长出肌肉和力量的日本，用德国价值观武装了头脑到牙齿的日本，从西周封建制度，几十年时间大跃进到“类秦”体制。历史学家唐德刚认为：中国从西周分封制度，转型到秦体制，至少用了150年时间，日本完成这种转型不到15年。

    日本转型之后，国家财富空前增加，天皇权力也前所未有地集中，掌握绝对权力的天皇，他能把国家往哪里带？

     日本人民又希望天皇把国家往哪里带？

    在社会学领域有两条规则，颠扑不破：一，经济规则；二、权力规则。在市场领域，经济是总纲；在政治领域，权力是总纲。权力的运营与走向，基本注定了拥有者、参与者、和被控者的“命运”。这一点不分东西，不分主义，所以不管秦制、还是类秦制权力模式，如何运行，实际有宿命一样的轨道......

    曾写一个段子故事：什么叫民主？

    民主就是把小事件放出来，让大家讨论，以示民主。

    什么叫集中？

    集中就是把大事件拿起来，让领导画圈，这就是集中。

    什么叫独裁？

    独裁就是把大小事件都拿起来，让领导决定，包括你一天吃几俩饭的权利，用什么颜色卫生纸，与什么人结婚的权利。

    秦或类秦体制权力运行规则，就在这段子故事里。明治维新最大成果，日本得到了空前发展，民众生活得到空前的提高。日本人民的生活肯定比幕府时代要好五倍。幕府时代诸侯割据，权力瓜分，即便那地方幕府作恶多端，为政残虐，但其之害，难以波及其它地方。可大一统的日本，地方都成郡县，权力都“大政奉还”，天皇想不独裁都不可能。

     独裁体制下，日本人完成了19世纪的现代化，打败了千年帝国满清，打败了欧亚强国俄罗斯，人民对国家领导人的相信到了迷信的程度，或者说只敢相信到迷信的程度！这种被营造的情绪下，整个国家就是一个自信了到极点的火药桶，二千年前，有大秦；二十世纪，有德国和苏俄。

      国家高度集权，普通民众没有监督权力，只能无理由，无厘头地相信权力，最后出现军国主义、纳粹主义，或者其它什么极端主义，就是哪个时间，哪个地点，哪一代人来承受的问题了。

     若干若干年后，有一些还不明白一些极端的危害性，笔者就在网络上写一段子故事：

    有一些宗教，非我教众，人人得而诛之；有一些主义，非我同志，人人得而诛之；有一些民族，非我族人，人人得而诛之；有一些国家，非我国人，人人得而诛之。这些故事，在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曾上演过，但那是古代，可荒唐的是有一些理念，现在还有人坚信，还有人在做，这就让人笑不起来了。

    150年后，再读明治维新的历史，谁支持改革，谁反对改革，其间发生了什么……

      已经万山过尽，重要的是，民众有没有开智？

     有没有自由表达的权力，监督的能力？

     如果没有，历史刚出一坑，现实必有一井，所以读历史，最好要看五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