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印尼邻居（柒）

从唐格朗搬到雅加达西部时，我将自己的左旋肉碱卖给了一个本地华人同事，她当时一直在自己伟大的减肥事业中挣扎。是的，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女人都在减肥，真是奇怪。而我总认为自己应该做一个特别的人——凡是大家都做的我就不必做了；凡是大家都不做的，我就应该去做——于是我在我的人生中删掉了“减肥”二字，也许是天上的某个神读懂了我的意念，此后我再也没有胖过。

摩托车女郎在国内生完孩子还继续在印尼工作了一阵就回国了，据说在国内也干得风生水起。好似回国了再也不开摩托了，换成开车了。开车去过新疆，还跟老公去了埃及等。

精致女郎首先去了北京，不打算结婚的她某日也结婚了，现在在上海过得更加精致了——家里有花园、屋内有首饰、晚饭有手工烘培；老公待她甚好。

所有在印尼的中国人都如昙花一现——过了几年就背上行囊回国了或者去其他地方了。印尼从来不是他们最终的目的地，只是一个落脚地和转折点。很多中国男人连老婆孩子都放在国内，只身一人在印尼打拼或逍遥。而其他欧企或者韩企肯定是拖家带口一起来的——夫妻为了工作两地分居是中国特色；虽然家庭在中国社会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个体，但他们并没有“一个整体”“一个家庭”一起移动的概念。

企业也有一部分责任，他们并没有人性化的制度照顾他们的家人和孩子。而无论我在上海还是雅加达或是其他地方，外企都会负担孩子的学费和他们家人的一部分开销。我在上海时认识一位太太，她老公是一位欧洲企业高管，她自己无业，但就连她的一些个人学习费用也是老公公司报销的，而且不是走后门——公司的制度就是这样的。

中国情侣有很多不同的理由牺牲与家人为伴的时间，也没有不可抑制的思念，他们都将注意力全部放在事业和金钱上。中国夫妻可以相互分开20年各自为了责任劳作，坊间也有不少中国男人付费去买春的故事。鉴于很多人也读过我的文章并认定我是个中国男人，所以也有人认为我也去找过小姐买过春。很多中国男人对此不以为然，认为买春是很正常的消费和发泄行为。

我对中国的家庭价值观没有什么赞美之词，他们是最努力的一群人，也是最疏离的一群人。他们充满激情和毅力，但彼此之间其实并没有特别亲密的关系。

回顾往事，印象里就连国宝男他们也很快一一回国了，一个回去在证券行业干到现在，还有两个几乎消失了……那个在龙目岛碰到的浪荡男跟我一样还守在印尼，上次还叫我去跟他吃饭。因为他住在BSD，我又是骄傲的城里人，所以就不想移驾了。不过这小子还挺仁义，印象中曾经还维护过我。某次有位同行在他面前提起我来，大声说：xxx就是“她”？就是那个只找老外做男友的“她”？国宝男淡淡的回道：什么只找老外，她只找了一个老外好吗。

几年前我跟国宝男吃过一次饭，他那次要进城去看一个欧美乐队的演唱会就顺便叫我去吃饭了。席间我一直想套出他一个月挣多少钱没得逞。我们在雅加达中部的兰花园“四川宫廷”点的川菜。这小子宝刀未老，他吃了整顿饭菜的80%，好小子，你还真是挺实在啊——我又没吃饱饭。

我在印尼曾经与成千上万的人会过面，从政的、经商的、开摩托的、各种企业各种国籍的人云云；我曾经辗转各个机场各个人间角落，也收到很多张名片但我一个都没有打过，也从未递过自己的名片。在这个疯狂的社交媒体占主流的时代，现实里的人已经不再重要，他们都成了符号。我不只一次想逃离饭桌与人群，一张张虚伪又真实的面具在我眼前不停晃动……人们走了又来，来了又走。

在我又一次打算搬家时，我的选择更少了。我很喜欢当时我住的那个公寓，但是距离新上班的地方太远了。我用gojek软件里的搬家车将所有的东西搬到了新的公寓。在路上发生了一个意外是搬家车撞到了一辆摩托车，摩托车司机下车将我们臭骂了一顿还威胁司机问他是哪里人。

新的公寓是我自己根据地图和上班位置找到的，当老板问我你是要自己找住处还是人事帮你找时，我说：人事跟我一起去看就可以了。我当时已经存好了所有的公寓位置和中介、房东联系电话，老板安排了一个司机让人事按照我的意思跟我去看公寓，在路上我跟所有的房产中介敲定了看房时间。人事建议我去看下其他同事居住的别墅小区，当我看完后很快就否定了。三层别墅空间大，价格也很便宜，但没有佣人的话不好打理，周边的设施又太有限制，更适合家庭居住。

我选中了一套公寓，印尼的公寓都连着酒店，与酒店共享泳池。我选那个公寓的理由是它是全景落地窗，整个客厅被落地玻璃环绕，外景一望无际。它跟其他公寓一样的地方是也连接着商场，吃饭可以凑合着解决。房东是个非常年轻的印尼女孩儿——公寓是她爸爸的。跟大部分我所见过的印尼女孩儿一样，她给我的第一印象很好——但后面却不太靠谱。只要房屋有事要解决或者要修理，她就会不回信息或者装糊涂；实在顶不住了就叫自己的哥哥来一趟。

我以为那栋公寓里面没有什么中国人，某天我在电梯里时听见几个中国男人在对话说些工作上的事。是的，他们一眼看上去就是中国人的样子，还穿着白色的工作制服，多看一眼他们衣服上的名字就大概知道这个人姓啥了。从他们的谈话内容中可以听出他们就是那条著名的、总统大使常常查看的、印尼民众热切盼望的、我也好奇的雅万高铁员工了。他们看起来都比我年长一些，经常两两一起出入，只有一次我看到一个中国女人在电梯里与他们对话，此后从没在那见过任何中国女人存在过。

在那个地方我只记得一个邻居，她是个印尼华人女性。我们在电梯里说了几句话便互留了电话号码，她说以后有什么事可以找她。我几乎也没有去找过她，我总觉得她回信息没有任何重点，也许她只是出于礼貌才说叫我去找她的吧，那时候我每天都很忙，我所有醒着的时间都排满了计划。每天早上我背着书包拎着电脑要走过一条马路才能坐上单位的车，距离大概只有1000米，但却是一段痛苦的行程——在印尼过马路就如在打仗中躲避枪弹一样复杂，四面八方都是摩托车、汽车向不同的方向穿叉行驶，永远没有任何停下来的空档，地面也没有下脚的地方……而那里又是一个巨大的路口更加雪上加霜，我有两次好不容易走过了马路又被警察叫住了，他们告诉我太危险了，还问我你为什么要在这里走，为什么不坐taxi？

最后我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打摩的对付那1000米的距离。每天我很早就订好摩托在大堂外面的停车场等我，摩的不能跟我一样逆行所以要多走一公里的路再转弯到达我的目的地，历时5分钟。害怕车流和置身车流完全不是一回事，当你坐在100辆摩托车中间的时候，其他的摩托不是你的敌人而是友军。此后那5分钟坐在摩托车上的时间没给我带来任何麻烦，我甚至可以坐着查看前一天晚上留下的邮件。

那时候我的公寓钥匙是一张房卡，有次我又忘记了拿房卡就锁门出去了。回家时直接懵了，当我找到物业时物业咿咿呀呀说了一堆，我没听懂。我把手机软件给他叫他对着说，软件会自动翻译。他突然变得偷偷摸摸压低了声音对着我的手机软件说了一句话，我拿过来一看，翻译成中文显示：你给我100K，我就帮你做新的房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