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 Eric

2014 年，学生公平录取组织 SFFA 起诉了哈佛大学，认为哈佛在录取亚裔美国人时采取了歧视政策。后来此案又加入了大量亚裔家长的联合诉讼。他们列举出大量事实表明，在录取分数上，亚裔的收分是最高的。录取标准之一的 SAT 分数，亚裔平均要比白人高 140 分，比拉丁裔高 270 分，比黑人高 450 分。但哈佛大学则认为，亚裔在美国只有 6% 左右的人口比例，但哈佛大学中 20% 的学生都是亚裔，所以这不能被认为是歧视。

这一案件在 2019 年被联邦法庭判哈佛大学胜诉，2020 年 SFFA 向巡回法院提起上诉，也没有成功。今年 2 月，SFFA 要求最高法院对此案进行聆讯。

这看似只是亚裔和哈佛大学之间的纠纷，但实际上很可能引发一场关于积极平权运动（Affirmative Action，简称AA）的全社会讨论，甚至是冲突。

如果你知道最高法院对于 AA 历次判决，你也许就不会对此吃惊。最高法院一共聆听过六次类似的案子，都是白人学生告大学录取分数上搞歧视，有色人种，尤其是黑人的收分比自己低很多。最高法院拒绝聆讯了两次，其余四次全部支持了AA。似乎最高法院支持 AA 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但是需要注意到，几乎每次，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的投票结果都非常接近。而且最高法院实际上非常憎恨 AA 这个提法。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的节目有一个特点，就是凡事总是希望知道它的历史。我们只有知道了这事是如何发展到今天的，才有可能知道其中的是非曲直，才可能去预测未来发展的方向。

让我们回到 1933 年。哈佛大学迎来了自己的第 23 任校长科南特 （James Conant）。这位校长来自一个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他希望改变哈佛大学的那种精英子弟氛围。在科南特校长之前，哈佛大学对于犹太人和黑人学生都是有配额限制的。毕竟那个时候，种族隔离还被认为是正常的，而犹太人也不遭人待见。科南特校长主张大学应该是一个纯学术的机构，大家都拿能力来说话，不要搞种族配额。科南特是第一个引入了 SAT 考试作为哈佛大学入学最重要标准的校长。

科南特其实是一名非常激进的改革分子，他甚至写了一篇评论就叫“美国急需激进分子”。他希望通过精英式的教育，一视同仁地培养美国各族裔的年轻人，“让最聪明最有天赋的人来统治美国”，这是科南特制定的类似柏拉图理想国那样的治国方案，他希望靠这个方式来赢得对苏联的冷战。

但是到了科南特施行了这一政策 20 多年后，哈佛大学却惊讶地发现，精英主义教育不但没有打破美国的种族鸿沟，甚至进一步出现了阶层固化。富裕家庭的孩子们占比依然很高，而少数族裔尤其是黑人的入学率依然很低。其中的道理不难理解——贫穷家庭的孩子们更难获得良好的教育，根本竞争不过富裕家庭的孩子们。一些人也开始提出，类似 IQ 测试的 SAT 考试，并不能全面评估一个学生的能力。后继的哈佛大学校长们认为，经济上富裕的阶层的孩子，确实要比经济上贫困阶层的孩子各方面能力都强一些。但这个时候，他们已经粉碎了科南特校长的梦想。因为科南特在引入 SAT 考试的时候，他希望“我们培养的孩子必须绝对相信公平社会，必须用斧子砍掉那种可以遗传的优势” 。很显然，SAT 考试不能根除这种社会地位和能力的代际遗传。

到了 60 年代，民权运动兴起。各个大学也开始积极地将大学录取和培养向黑人和少数族裔倾斜。到了 70 年代，就开始陆续出现白人学生反过来起诉大学对他们进行歧视，他们的分数比黑人考生高很多，但却不能被录取。因为大学要保持自己的种族多样性（diversity）。最高法院对于这样的案子感到非常棘手。

如果从一视同仁的公平角度来说，不录取成绩更好的白人学生，是不公平的。但从社会公正来说，不扶持因罪恶的奴隶制而一直被压制的黑人学生，也是不公平的。最高法院纠结于这两个同时正确的价值取向，他们需要寻找的，是第三条道路。

这条中间道路，最终被最高法院找到了。这发生在 1978 年，加州大学董事会诉巴基案。这在美国司法历史上也可以算一个里程碑式的案子。在这里我无法详细地讲述这个有趣的案子，大家可以自行检索。这个案子把最高法院都闹翻了，9位大法官给出了6份不同的意见。最终最高法院找到了一条出路。

最终的意见是：对白人学生采取歧视性的录取政策是不对的。但是，学校保持自己的多样性也是正确的。听起来有点绕。这个判决的实质是这样：如果一家大学明确地说“我就要为黑人学生留16%的名额（这是黑人在美国的人口比例）”，那么这是不可接受的，这是明确的对白人学生的歧视。但是，如果一家大学说“我们要保持校园的多样性，我们考虑的不仅仅是分数，还包括一些民族特性”，那就是可以接受的。写下最终判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鲍威尔（Lewis Powell Jr.）事后说，“我必须要找一条中间道路，我们国家需要这样一条道路”。

可以看出，最高法院无法找到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事实上这种两难问题，任何简单的解决方案恐怕都会引起社会极大的动荡。所以这种模棱两可、刺激程度最低的判决反而是最恰当的。最高法院保留了 AA，但不允许明目张胆地鼓吹 AA。这就是一个妥协。

从这个时候开始，大学基本上依然保持了自己对少数族裔的照顾，但都不会去直接说”我们就是给黑人和少数族裔留了百分之几的名额“，而都会主张说我们只是为了大学的文化多样性。“diversity”这个提法，最早是南非的大学为了突破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而提出的，而如今成了美国大学施行实质上的 AA 而必须依靠的理论基础。多样性在理论上是说得过去的，只有保持大学思想和文化的多样性，大学才能产生更有突破性的思想。

问题是现在出现了亚裔。

亚裔的特殊性在于，我们虽然是少数族裔，但特别能读书。这就出现了亚裔学生在大学录取的比例中，大大超过其他少数族裔，甚至超过了白人。AA 对于我们来说，实际上会起到相反的作用。这就引发了前面说的最高法院可能将面临第七次对大学 AA 的表态。

上个月，最高法院曾经问过拜登政府对亚裔诉哈佛案的意见。目前还不知道最高法院是否决定聆讯此案。但大多数人的看法是，如今的最高法院，和之前有了很大区别。如果最高法院决定接受这个案子，那么对亚裔原告或 SFFA 来说，就是一个好消息。但如果最高法院依然不愿意去趟这个浑水，那么也可能拒绝掉这个案子。

目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构成中，原本在历次聆讯中就反对 AA 的大法官占了三人，其中包括最高大法官罗伯茨。Sonia Stomayor 大法官虽然是民主党人，但她表示将为退休的肯尼迪大法官投票，换句话说，她也会反对 AA。这就已经基本可以肯定有四票会反对 AA 了。另外别忘了，最高法院里还有三名川普任命的大法官，戈萨奇、卡瓦诺和巴瑞特。所以，一般的预测是，除非最高法院拒绝这个案子，否则判决很可能是对 AA 不利的。

作为华裔，我也很矛盾。因为我知道华裔很能读书，但华裔占领了太多的大学资源，这本身是不公平的。我们能读书，不是我们天生聪明，而是得益于我们传统的重视教育的文化，这一点和犹太人是类似的。对于每一个华裔学子来说，如果去除了AA，无疑能增加我们的年轻人入学的机会。但从长远来说，这将加重社会的不公平。黑人和西班牙裔将继续沉沦在缺乏高等教育的社会底层。当整个社会不公平的时候，华裔和白人都无法独善其身。

我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建立在大数据的共享上。我认为基于种族的 AA 太过粗糙了。黑人中也有富裕家庭的孩子，白人中也有贫困家庭的孩子。简单地基于种族来划分入学比例，冤假错案就太多了。当数据足够的时候，我们应该可以建立这样一套系统，记录和评估一个家庭在孩子身上的投入是多少。比如家庭旅行的投入多少，父母全职在家陪孩子的时间多少，课外活动的投入多少等。投入多的孩子，说明你在起跑线上已经超前，而且还顺风顺水，大学录取标准就应该高一些，而相反家庭贫困、在早期教育中投入少的孩子，则应该降低录取标准。这是一种基于个体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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