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抗击新冠疫情方面最大的错误，始于在疫情出现之前对新冠病毒首次出现在人类身上所做的一个假设。

在联邦政府之前的大流行应对手册（pandemic playbook，提前制定好的应对突发大规模疫情的指导手册）中，在唐纳德·川普总统的政府所采取的最初行动中，以及在专家给出的建议中，有一个共同的前提：美国将团结起来应对一个重大的国家威胁，并共同扑灭它。

在过去的一年半里，我们已经了解到这个假设是多么错误的。虽然美国一开始确实设法封锁，但这些封锁很快就让位于抗议活动了。在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建议戴口罩、并且大多数州将该建议纳入口罩强制规定后不久，口罩就成了政治符号，因为许多美国人拒绝经常戴口罩，甚至根本就不戴。即使在各州的新冠病毒检测能力建立起来之后，通过接触者追踪、集中隔离或基因组测序（追踪变异体）等方式将其转化为集体行动，这些在美国大部分地区应该发生的事情也没有发生。

由于有了疫苗，最近的病例和死亡率都有了很大改善。但这主要是由于很多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采取行动，打了疫苗。关于更多集体推动疫苗的政策建议——例如疫苗护照——已被广泛拒绝，甚至包括白宫。

每当需要采取集体行动时，美国人就都不会这样做——或者，至少不会充分地这样做。美国过于政治化和分裂，而且最重要的是，个人主义——这使得美国人无法通过集体行动来拯救什么。

凯撒家庭基金会全球健康和艾滋病政策主任詹·凯茨（Jen Kates）说：“这是美国在新冠疫情之前、疫情期间的一个方面，我不确定在疫情之后是否会改变。这是美国在整个新冠大流行期间所面临的挑战之一。”

当美国编写其下一个大流行病的应对手册时，不能忽视这一现实。展望未来，应对大流行病或集体公共卫生威胁，将需要一种更加个人化的公共卫生方法——一种更加注重明确指导、风险沟通、减少伤害，以及使最安全的选择变得最容易的方法。

研究表明，集体主义盛行的地区至少在大流行病的某些方面处理得更好。但在美国这样一个高度个人化的社会，也许这种方法根本不现实。在遭受世界上最高的新冠死亡人数后，美国可能不得不找到自己的个性化替代方案。

“在此之前，在我们有生之年没有发生过大流行病，”凯茨说，他指出，过去的指导方针是以较小规模或较早的事件为模型的。“实际上，我们现在知道什么是不起作用的了。考虑到在美国发生的情况，应对手册可以被改写，也应该被改写。”

美国在集体行动方面一直在失败

许多美国人确实在认真对待新冠病毒，按照联邦官员和专家的要求进行社交疏离和戴口罩。他们一有疫苗就去接种。

但是就新冠疫情而言，仅仅几个人就可以破坏一切。少数人外出，聚集，不戴口罩，就能在整个社区内引发疫情。这最终不仅暴露了最初被感染的人，而且还暴露了在随后的接触链中的所有其他人。也许有人因为举办了一个不明智的万圣节派对而感染了新冠，然后在他上班、买菜、在餐馆买东西和探亲时进一步传播病毒。一个人的错误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美国处理新冠疫情的方法出了大问题。是的，大多数人至少有时戴着口罩，很多人在过去一年中为社交疏离做出了牺牲。但是，在川普对病毒的轻描淡写和政治化的推动下，其他许多人拒绝了这些预防措施，将其描述为对公民自由的侵犯。即使是那些不拒绝预防措施的人，有时也会失误，去参加他们不应该参加的感恩节或圣诞节聚会，或在外出前忘记戴上口罩。许多人只是厌倦了——最终决定他们宁愿冒着被感染新冠的风险也要继续扭曲他们的生活。

与此同时，要求采取更多集体行动的呼声也毫无进展。封锁很快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抗议和川普对“解放！”经济的要求，很快导致全国几乎每个州都过快地重新开放，继而看到了新冠病例的激增。大多数州都采用了口罩令，但不是所有州。那些对限制有所保留的地方，从社交疏离到口罩强制规定，几乎都没有强制执行——警察没有到处去阻止大量的家庭聚会。即使在美国建立了可观的检测试数量之后，使用这些检测结果来密切跟踪联系人和隔离人的想法也被广泛拒绝，因为许多公众反对分享他们的个人信息，特别是他们的亲密联系人或位置，认为这侵犯了隐私。

在全国范围内将所有这一切相乘，你就得到了世界上最糟糕的疫情控制之一。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个人主义驱动的：美国人可以而且应该对自己的健康做出自己的选择，而不受政府或其他任何人的干预。最近在PNAS上进行的一系列研究发现，无论是在州还是国家层面衡量，集体主义程度较高的地方往往有较高的口罩使用比例。

这些研究的主要作者杰克森·鲁（Jackson Lu）告诉我，“这不仅仅是一个国与国比较的故事，”他说，“我们的研究显示，即使在美国国内也有这种联系。在同一个大国中，集体主义程度高的地区有更高的口罩使用比例。”

即使有一位进步的总统在任，拒绝集体行动仍然是要面对的现实。拜登政府的疫苗工作是通过个人主义的渠道进行的，让人们尽可能容易地接种疫苗并要求人们这样做。任何接近于集体行动的形式，如硬性规定或疫苗护照的要求，都被联邦官员一再拒绝。在普通公众中，民意调查显示，这种强制措施也普遍不受欢迎。

考虑一下CDC最近的口罩指南。在研究表明疫苗真正保护了那些接种者，并可能防止新冠病毒的传播之后，CDC和拜登政府本可以利用这一信息来鼓励各州或国会颁布疫苗护照制度，让接种者免于戴口罩和社交疏远。或者，政府本可以像密歇根州那样发布指导意见，将限制的取消与具体的疫苗门槛联系起来——鼓励集体行动，实现集体利益。

相反，政府却接受了一种个人主义的做法。疾控中心说，如果你接种了疫苗，你就不必戴口罩。那么那些没有接种疫苗的人呢？他们应该继续戴口罩。但是如果人们撒谎呢？好吧，他们真倒霉，因为他们真的就是把自己暴露在新冠病毒面前。

正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罗谢尔·瓦伦斯基所说的：“科学表明，如果你完全接种了疫苗，你就会受到保护。在这些环境中，没有完全接种疫苗的人，才不会受到保护。”

问题是这并不总是真的。对于一些免疫力低下的人来说，疫苗可能没有那么有效。对于儿童和有其他健康问题的人来说，接种疫苗可能是不可行的。如果那些未接种疫苗的人在这些群体周围不戴口罩，就会有危险的传播风险。这可以作为采取更多集体行动的理由。继续戴口罩不是因为你需要它，而是因为它有助于保证你周围人的安全。

然而，拜登政府却跟着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公告跑，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拜登在会上敦促个人遵守公告。他说：“要么打疫苗，要么戴口罩。”

这最终是一种承认：美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的国家，仅靠一个进步的政府是无法改变的。

下一个大流行病应对手册必须承认现实

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方法是努力使美国人更有集体主义精神。我们可以利用更好的信息和更好的政策，鼓励人们团结起来应对重大危机。

但在报道德国应对新冠疫情的失败时，我清楚地认识到，只要有一点异议和自满情绪，事情就会崩溃。美国的联邦制结构也使得由联邦一级下达的集体行动极为困难。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一个非常吵闹的政客或少数几个持反对意见的州使得集体项目陷入混乱，这就是明显的例证。

科罗拉多大学的医学历史学家和公共卫生伦理学家丹尼尔·戈德堡说：“广泛的，特别是联邦授权，往往会比我们希望的效果要差。像这样的东西是完全无法执行的——联邦政府不可能在每个郡都执行口罩令。”

在公共卫生领域，一个核心概念是满足人们的需求。好吧，美国人正处于一个非常个人化的状况，这有好处：PNAS的研究指出，个人主义是“创造力、创新和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但是在一个真正的国家健康危机中，它伴随着重大的弊端，因此必须承认它，并围绕它开展工作。

凯撒家庭基金会的凯茨说：“从流行病和大流行病中得到的教训是，无论健康问题是什么，政治、文化和社会经济变量与健康方面同样重要。你不能把社区的质量或特点与如何组织和谈论应对措施分开。”

这在现实中会是什么样子？一种方法是专注于使最佳选择变得最容易。联邦政府在大流行病期间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比如它为患有新冠的人提供带薪休假，虽然它从未被广泛接受。

例如，美国官员在秋天和冬天告诫人们在室内聚会，特别是在感恩节和圣诞节前后，这违反了CDC的指导，有时也违反了州或地方法律。

但这些官员通常几乎没有花时间让人们更容易在户外聚会，特别是在寒冷的天气里。户外公共甚至私人空间——由于疫情取消了活动，许多人都没有使用——本可以被修整一下，用户外加热器衬托，使人们在冬季保持必要的温暖。也许官员们可以在户外区域提供一些免费的食物和饮料，或者至少提供免费的空间和材料来做饭。

还有其他可能的例子。为了使人们在生病或接触到新冠病毒时更容易隔离，国家可以在所有这些闲置的酒店房间里免费提供真正的好空间。为了鼓励戴口罩，联邦调查局可以生产高质量的口罩并免费提供给他们。为了让有风险的室内企业关闭，政府本可以提供救助。所有这些都会使正确的选择更容易，即使它没有得到保证。

这是在公共卫生的其他领域已经采取的方法，特别是药物。显然，如果没有人使用危险的药物，那就太好了，我们的社会也不遗余力地强调这一点。但现实是，有些人还是选择使用毒品。多年来，专家们不是简单地惩罚这些人，而是推动采取一种更具同情心的方法，将减少伤害——例如通过提供无菌注射器或抗过量药物来降低使用毒品的风险——与获得治疗的便利相结合。这种方法承认个人不会总是做出正确的决定，但有可能使这些正确的决定更加有吸引力和容易获得。

最近，一些地方已经朝着这个方向采取了疫苗激励措施，许多地方提供免费啤酒，一些地方在接种疫苗时赠送100美元或抽奖获得100万美元的机会。但这些努力大多是小规模的（不幸的是，啤酒并不那么昂贵）和拼凑的——在联邦层面上做得很少。

美国可能还没有真正明白要如何应对大流行。应对手册上的措施是在假设美国人会采取集体行动的情况下编写的——他们会保持社交距离，戴上口罩，并遵循其他建议。大部分的研究都集中在这些方法上。

因此，国家仍然要弄清楚真正的替代方案是什么样子，需要比现在更多的研究和政策实验。但过去一年半的时间表明，这值得我们去弄清楚。我们不应该容忍在下一次大流行中再有60万美国人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