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政策情境下农业市场化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处理行为的影响分析

一、引言

中国是畜禽养殖大国，近20年来肉类总产量连续居世界首位。随着畜禽产量的增长和行业规模的扩大，畜禽养殖废弃物总量呈上升趋势，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对生态环境产生了巨大压力。因此，促进畜禽养殖废弃物合理利用，推动畜禽养殖可持续发展，不仅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命题，也是推进碳达峰与碳中和的重要举措。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实现了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跨越，使得农业市场化不断加快。农业市场化发展带动了农户增收和生计结构优化（Niehof，2004），该过程也促进了农业生产方式与农户行为的转变。一方面，在新时代背景下，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必须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配置资源。畜牧业只有以市场化为导向深化改革，才能促进产品和要素的合理流动，才能不断提高养殖户的经济收入（刘拥军和薛敬孝，2003）。另一方面，农业市场化的发展使得规模化养殖成为必然趋势，但由此引发的畜禽养殖废弃物排放量居高不下的问题也亟待解决。由于环境问题的外部性特征，如果仅仅凭借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可能会出现市场失灵现象，换言之，畜禽养殖污染的防治仍然需要依靠政府的力量。

农业市场化与养殖户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处理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环境规制在两者间如何发挥作用，将直接影响到畜禽养殖业的绿色低碳发展。本文基于养殖大省山东省的实地调查数据，探究环境规制政策情境下农业市场化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处理行为的影响机制，分析市场机制与政府规制之间是否存在相互作用的关系，以期为深入推进养殖业的市场化发展与转型升级提供理论支撑与政策支持。

二、文献回顾

目前，多数研究将畜禽养殖废弃物直接纳入农业废弃物范畴或农户环境行为领域一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经整理，关于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处理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养殖户生产经营特征（Colman，2010；王建华等，2019；Kassie et al.，2013）、养殖户心理特征（Joyce et al.，2008；Catelo et al.，2001；Muhammad et al.，2015；宾幕容，2017）与外部环境因素（王晓莉等，2017；李乾和王玉斌，2018；Kim et al.，2010）三个方面。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不难发现，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视野是基本相似的，很少有学者考虑农业市场化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处理行为的影响。农业市场化是推动农业发展的原动力，也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途径。然而，当前与农业市场化相关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农业生产组织模式的创新（王彬彬和李晓燕等，2019），以及农业市场化对农业公司资本结构（李莉等，2018）与农户种植效益（高珊等，2013）的影响等方面，农业市场化发展对养殖户行为的影响机制仍待进一步探讨。

农业环境具有公共品属性，仅仅依靠市场调节机制难以对农业面源污染进行有效治理。市场机制与环境规制具有互补性，环境规制作为政府社会性规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控制环境污染较为有效的手段，能够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杜雯翠和陈博，2021）。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依据理性小农理论，养殖户作为理性经济人，会选择最能实现生产经营收益最大化的行为。尽管畜禽养殖废弃物是养殖过程中的非产品产出，但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进行循环利用仍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以进入市场获取收入为养殖目的的养殖户一般从事规模养殖，畜禽养殖废弃物产出量较多，这也意味着这部分养殖户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进行资源化处理更具有规模效应与经济收益。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1：产出市场化对养殖户的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处理行为存在正向影响。

作为生产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力市场化会对农业经营活动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对于劳动力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养殖户而言，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并不是其唯一的经济收入来源。因此，相较于劳动力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养殖户，劳动力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养殖户愿意为畜禽养殖废弃物污染防治投入的时间与精力可能较少，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进行资源化处理的行为意愿也较弱。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2：劳动力市场化对养殖户的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处理行为存在负向影响。

农机拥有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养殖户的生产服务市场化特征（曹阳和王春超，2009）。养殖户对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方式的选择会受到运输条件、技术条件和设施条件的影响（王建华等，2019），而农机拥有量较多的养殖户在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技术与设施基础。因此，生产服务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养殖户较有可能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进行资源化处理。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3：生产服务市场化对养殖户的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处理行为存在正向影响。

环境规制政策在农业市场化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处理行为的影响中存在调节效应。由于市场机制不能完全解决个体行为的负外部性问题，政府的介入能够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使得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成为可能。同时，环境规制工具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目前关于废弃物处理的政策工具可概括为约束型、引导型与激励型三类。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4：环境规制政策在农业市场化对养殖户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处理行为的影响中存在正向调节效应。

四、数据来源、模型设定

与变量说明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18年7～9月对山东省6市30县（市、区）开展的养殖户调查。整个调查过程共抽取了540户样本养殖户，通过对问卷的有效性检验，最终用于本文研究的问卷数量为453份。

（二）模型设定

在本文中，由于养殖户对于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方式的选择是一个二分变量，因此本文选择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分析。

（三）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在畜禽粪污处理方式中，随意丢弃与直接还田会导致环境污染，而堆肥发酵、建沼气池、有机肥加工以及鲜装出售则属于资源化处理行为。因此，若养殖户至少选择其中一种资源化处理方式，则被定义为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进行了资源化处理；若养殖户从未选择过任何一种资源化处理方式，则被定义为未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进行资源化处理。

2.核心解释变量。农业市场化意味着农业生产方式要由传统的自给自足转变为面向市场实行商品化、专业化生产，具体包括农产品的市场化和农业生产行为的市场化。本文借鉴曹阳和王春超（2009）的研究，选取了体现农业市场化特征的三个指标：产出市场化、劳动力市场化以及生产服务市场化。

3.控制变量。借鉴以往相关研究（于婷和于法稳，2019；张郁和江易华，2016），本文选择如下控制变量：受访者性别、年龄、婚姻状态、受教育程度等个体特征；养殖户类型、养殖规模等养殖特征；废弃物大气污染认知、废弃物水体污染认知、废弃物土壤污染认知等认知特征。

4.调节变量。本文选择约束型环境规制政策、引导型环境规制政策与激励型环境规制政策三个维度对环境规制进行衡量。

五、实证分析

（一）农业市场化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处理行为的影响

产出市场化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处理行为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劳动力市场化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处理行为的影响显著且系数为负，表明非农劳动力人数占家庭总劳动力人数比重越大的养殖户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进行资源化处理的可能性较小；生产服务市场化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处理行为的影响显著且系数为正，表明生产服务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养殖户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进行资源化处理的可能性也较大。

（二）环境规制政策对农业市场化与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处理行为的调节效应

约束型环境规制政策在产出市场化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处理行为的影响中存在正向调节作用，引导型环境规制政策在生产服务市场化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处理行为的影响中存在正向调节作用，激励型环境规制政策在产出市场化、劳动力市场化、生产服务市场化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处理行为的影响中均不存在调节作用。

（三）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的讨论

1.稳健性检验。本文选择剔除农村老年劳动力样本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在控制养殖户个体特征、养殖特征与畜禽养殖废弃物污染认知特征之后，重新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结果表明，产出市场化、劳动力市场化与生产服务市场化对养殖户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处理行为的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2.关于内生性的讨论。本文借鉴张爽等（2007）的研究，选择哑变量回归的方式来控制地区固定效应。结果表明，在控制地区固定效应后模型的回归结果并未发生显著变化，这也意味着地区特征在本文中不具备较强的解释力。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微观视角，对养殖大省山东省的畜禽养殖户进行实地调查，借助农户行为理论与外部性理论，探究农业市场化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处理行为的影响机制，并引入环境规制政策作为调节变量，进一步分析市场机制与政府规制间的相互作用。结果表明：首先，产出市场化不会对养殖户的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处理行为产生显著影响，但在约束型环境规制政策的调节下，产出市场化能够显著促进养殖户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进行资源化处理；其次，劳动力市场化导致从事农业的劳动力逐渐减少，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处理行为存在消极影响，并且环境规制政策也难以扭转劳动力市场化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处理行为的负向影响；最后，生产服务市场化能够显著正向影响养殖户的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处理行为，此外，在引导型环境规制的调节下，生产服务市场化对养殖户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处理行为的影响能够显著增强。

本文的结论可为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促进畜禽养殖业转型升级提供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尽管产出市场化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处理行为的影响不显著，但在约束型环境规制政策力度较大的情境下，产出市场化能够正向影响养殖户的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处理行为。因此，一方面，要完善畜禽产品流通模式，鼓励养殖户进入流通领域。通过农贸市场超市化、成立农民销售组织、开辟线上销售渠道等形式，降低养殖户进入市场的“门槛”。另一方面，政府部门需要进一步完善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的相关规定，加大监管力度，切实做到有制度可依，有制度必依。

第二，劳动力市场化虽然是实现城乡之间资源配置的重要途径，但农业劳动力数量的减少会在很大程度上抑制农村的废弃物污染治理。为此，政府有必要在挖掘劳动力红利的基础上，注重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促进三产融合，吸引优秀人才学农务农，从而为农村污染防治提供劳动力。同时，政府需要关注不同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力度，将畜禽养殖废弃物污染处理内化为养殖户的自主意愿，激发养殖户的积极性。

第三，生产服务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养殖户较有条件与基础来实施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处理行为，并且生产服务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养殖户在引导型环境规制政策的调节下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进行资源化处理的可能性较大。为此，政府应高度重视宣传教育等引导手段效力的发挥，提高养殖户对畜禽养殖废弃物污染防治的认知水平与实践水平，为养殖户提供信息支持与技术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