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李晋：从疫情扩散看组织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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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大师克里斯滕森（Clayton Christensen）今年1月不幸去世，他生前凭其所提出的「颠覆性创新」理论（Theory of Disruptive Innovation）闻名于世。2011年，其著作《创新者的窘境》（The Innovator's Dilemma）更被《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评为史上六大商业名著之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成功高效的企业，往往不擅长自我革新，与时俱进。这些企业也许很早就知道了竞争者的新技术，但最初并不重视。新技术不成熟，吸引的顾客也有限。可问题是，当企业醒觉时，却往往为时已晚。

克里斯滕森所揭示的问题，不只限于企业和创新。如何及时处理各种潜在的危机，对任何组织来说，也都至关重要。21世纪的社会经济环境瞬息万变，一旦发现问题，如果不及时处理，就有可能酿成危机。可困难的是，在这黑天鹅纷飞的年代，如果看到每个潜在问题都全力应对，组织也就穷于应付。怎样打造敏捷的组织，既不杞人忧天，也不做温水青蛙，才能够维护有关组织的核心竞争力？

当下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也和这个问题息息相关。疫情其实发现得并不晚，可最初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时任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认为，「如果自己可以早一点决定，采取像现在这样严厉的管控措施，结果会比现在要好，对全国各地的影响要小。」【注1】上海华山医院的张文宏医生也指出，「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在本次疫情中，中国实际上错过了早期预警的窗口，从而导致当我们想要启动全国疫情防控时，需要花费数以千倍的代价和资源。」【注2】

本文从经济学和博弈论的角度出发，透过以下三方的角色分析这个问题。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人趋利避害。虽然具体事件是新冠肺炎，但它揭示的是组织，尤其是大组织的两难困境。

直接资讯部门

英特尔公司前行政总裁格罗夫（Andy Grove）有句名言，「春天来时，雪首先在周边融化，因为那是最先接触春天的地方。」直接资讯部门指在组织边缘，但却是最早发现问题的机构。本次疫情的直接资讯部门是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卫健委）。发现问题以后，武汉卫健委需要把资讯传递给上层，可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困难之处在于武汉卫健委的资讯，尤其在疫情初期，是复杂而不确定的，例如基本传染数（basic reproduction number；简写R0）究竟多大？但接收资讯的上层需要的则是简单、格式化的资讯。问题本身很复杂，但领导日理万机，他要掌握的情况在于是0抑或1。

武汉卫健委传递的不是资讯本身，而是基于资讯的判断。问题究竟是小还是大？这个决定当然会受各种因素影响，但无论古今中外，传递坏消息一般都没有好结果。反而若报告问题不大，不但让领导安心，而且一旦问题消失了，就更显得有驾驭能力。

换言之，直接资讯部门虽然发现了问题，却倾向选择传递问题不大的判断。然而事情并未结束，直接资讯部门的选择会影响其后的判断和行为。从判断上讲，人有确认偏差（confirmation bias），总倾向于自己的判断是对的。说了问题不大之后，注意力自然会偏向好消息，忽略坏消息；要是问题出现恶化，则后果尤其严重。

从行为上讲，人总不希望被发现自己是错的。于是，那些对自己判断不利的资讯，也会被扭曲或遭隐瞒。据报道，疫情初期确诊标准被设得异常严格。另外，武汉卫健委对国家专家小组隐瞒了人传人的资讯，甚至和专家小组说：「你们是不是怀疑我瞒报啊？」使得调查工作变得困难。

其他部门

这里分析的是对疫情有影响的部门，从百步亭的社区负责人，以至武汉卫健委以外湖北省的一众决策者，远至国家疾病控制中心（疾控中心）的专家领导。

他们在这次疫情中饱受舆论批评。如果百步亭社区可以取消万家宴，如果武汉市、湖北省的决策者可以更迅速自主的采取行动，如果疾控中心的专家可以刨根问底，早些确定病毒的传染性，鲜活的生命就可以得到挽救。可惜这些部门都没有做正确的事，却只管各自喊冤：要么没有权力做事，要么得到的资讯不准确，反正错不在我。

当然，所谓「正确」是指对社会来说正确，对个人来说未必正确。《纽约客》（The New Yorker）有张经典的漫画，其中一位经理模样的人物和同事说：「我不关心事情能不能做成。我关心的是，万一事情做不成，会不会被解雇。」

官员并非不想做正确的事，可是除了做事，还要做人。做人在哪里都重要，但在官僚体系里，它的重要性尤为突出。首先，官员的「产出」（output）不易测量，工作的好坏更多靠周围领导同事主观评价。其次，他们的工作需要协作。第三，官员的职业生涯多是在体制内，不易离开。人做不好，评价不佳，影响升迁之余，亦得不到周边的协作，事情自然做不好。最后，受了委屈和不公，还走不了。

各种因素加在一起，比起做事，官员更注重做人。救人当然重要，但如果让同事不好看，就得不偿失了。尤其为了救人要多做一些事，那还不如不做。虽然以后也许会出问题，但这不要紧；重要的是，要保证错不在自己，不用背锅。

中央决策部门

中央决策部门当然对官员不作为的情况深恶痛绝，但有时官员太多作为也会有问题。《韩非子》记录了一个官员因为越权而被处分的故事，涉事官员虽然做了正确的事，但在韩非子看来，官员不能越权以求立功，而是应该按照明确职责，司守本职，以免结党营私。

经济学家对这个议题也有研究。在研究的框架下，中央决策部门可以通过放权，让地方官员多做正确的事；但是放权之后，官员也更容易营私。在某些情况下，研究发现最好的管治方式，是把放权与收权交替进行。官员不作为，要呼唤英雄；英雄太多了，又得强调制度。虽然一放就乱，一抓就死，但收放之间的轮回，是中央决策部门因为资讯不对称的无奈。

可在收权的年代，中央决策部门特别不容易及时收到有效资讯。正如上文的分析，如果直接资讯部门最初错误判断问题不大，之后他们就更愿意，也能更成功的扭曲资讯，隐瞒问题。因为他们知道，在收权的年代，其他部门不会真正进行监督，指出他们的错误。

即使问题十万火急，其他部门也很难会多管闲事做刺头。与其越权解决问题，不如传递资讯，请示上级领导。重要的是，这些资讯的目的并非帮助作出正确的判断，而是为了日后免担责任。对情况描述的措词滴水不漏，可对做决策却是有害无益。

如果组织层级众多，资讯传递更难。层级愈多，传到中央决策部门的有效资讯愈少愈延迟。大型组织因此往往错失矫正问题的机会，之后又矫枉过正。但这个问题不易解决，即使在大数据时代亦然。中央决策部门需要的，除了数据，还有基层部门好的判断和担当，在收权的年代，这些是稀缺品。这个问题，是所有大组织的阿基里斯之踵（Achilles heel）。

【注1】：《武汉市委书记：如果我早一点决定，结果会比现在要好》，星岛日报，2020年2月1日。

【注2】：《张文宏复盘新冠肺炎③：全球新冠防控策略比较及后续应对》，澎湃新闻，2020年2月28日。

本文同时2020年3月11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李晋

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管理及商业策略

经济学

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

Faculty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s

微博@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