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兵伐谋，中越战争外交决策内情
子牙按：APEC越南峰会后，突然对越南来了兴趣，遂重翻相关史料，在连续两篇谈中越战争的影响后，再谈谈邓小平的战争外交决策过程。
基辛格在他的《论中国》中认为，邓小平访美是为了庆祝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开启共同战略，这一战略以《上海公报》为基础，主要针对苏联。
这也表现出中国外交的特殊技巧——造成别国支持的印象，而实际上有关国家并未同意，甚至并未接到要他们支持中国的要求。1958年，毛泽东就采用这种方法，在赫鲁晓夫北京之行三周后炮击金门，造成莫斯科事先同意北京行动的印象，艾森豪威尔甚至指控赫鲁晓夫帮助煽动危机。
邓小平采取同样的手法，在对越南开战前高调访美。1979年邓小平到美国后，通知华盛顿中国要出兵越南，但华盛顿并未明确表示支持，美国的作用仅限于分享情报和外交协作，但北京成功地使外界认为，它的行动得到了一个超级大国的同意，从而吓阻了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干预。
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访美是做给别人看的，目的在于恐吓苏联。邓小平在所有讲话中都以各种方式警告说苏联一贯的本性是“见缝就钻”。他对卡特说：“苏联在哪里伸手，我们就要在哪里把它砍掉。”
邓小平分析了战略形势，告诉白宫中国准备同越南打仗，因为它认为越南不会止步于柬埔寨。邓小平宣称，中国有义务采取行动，不能坐等事态发展，出了事就太晚了。
邓小平告诉卡特他考虑到了“最坏的可能”——苏联大规模插手干预，因为莫斯科和河内刚签署的防御条约就是这样要求的。确实，报告显示北京从北方边境撤退了30万平民，并命令中苏边境线上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但是邓小平对卡特说，北京认为如果打一场有限的战争，速战速决，莫斯科就来不及作“大反应”，而且时值冬季，苏联对中国北方发动全面攻击也比较困难。邓小平说，中国不害怕，但需要华盛顿“道义上的支持”，意思是需要美国把意图表现得足够模糊，使苏联不敢轻举妄动。
战争结束后，时任中国领导人华国锋对基辛格解释了中国政府的战前战略分析：
“我们也考虑到了苏联反应的可能性。第一是对我们进行大规模攻击。我们认为这个可能性比较小。他们在边境上有100万大军，但是要对中国进行大规模攻击还不够。如果他们从欧洲调回一些部队，那需要时间，而且他们就得担心欧洲。他们知道和中国作战是大事，短时间内完不了。”
邓小平给卡特出了个难题——是原则上的难题，也是公开态度上的难题。卡特解决难题的办法是申明原则但留有随机应变的余地。温和的不赞成又暗含着含糊的默许。卡特提出，中国若出兵越南将失去道义上的有利地位——本来中国被公认为是和平的国家，这么一来，就可能受到“侵略”指控。卡特表示：
“这是个严重的问题。你们不仅会受到来自背面的军事威胁，而且还要面对国际态度的改变。现在公认中国是反侵略的和平国家。东盟国家和联合国都谴责了苏联、越南和古巴。我不需要知道你们计划采取什么惩罚行动，但它可能会造成暴力升级和世界态度的改变，从反对越南变为一定程度上支持越南。
我们很难鼓励暴力。我们可以给你们通报情报。据我们所知，最近没有苏军向你们边境移动的动作。我的话只能说到这个地步。”
拒绝支持战争却又就苏军的动向提供情报，这给美国模棱两可的态度赋予了新的内涵。这可能意味着卡特不同意邓小平关于潜在的苏联威胁的意见；或者也可将其理解为鼓励中国出兵，因为这样就减少了中国对苏联可能干预的担心。
第二天，卡特和邓小平举行单独会晤，卡特把一份阐明美国立场的、迄今为止也尚未公开解密的说明交给了邓小平。卡特的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后来说：“总统亲笔写了一封信给邓小平，信的调子是温和的，内容是严肃的。里面强调要力行克制，并总结了可能发生的不利的国际后果。我觉得这么做是合适的，因为我们不能正式和中国人串通。”非正式的串通则另当别论。
根据一份记载那次私下谈话的备忘录，邓小平坚持说战略考虑比卡特所说的世界舆论更重要。最要紧的是，中国决不能被看做软弱可欺：“中国必须教训一下越南。苏联有古巴、越南可用，以后阿富汗也会变成（苏联的）代理人（以后事实证明，苏联比邓小平研判走得还更远，直接占领了阿富汗，这也证明了邓小平对苏联的战略洞见）。中国有这个实力。行动非常有限。如果越南认为中国软弱，形势会更加恶化。”
1979年2月4日，邓小平离开美国。回程中他在棋盘上布下了最后一颗棋子——路经东京停留。这是他6个月内第二次访日，目的是确保日本支持即将开始的军事行动，并进一步孤立苏联。
邓小平对日本首相大平正芳重申中国的立场：越南侵略柬埔寨必须受到惩罚，并保证“为了捍卫长期的国际和平与稳定……（中国人民）将坚定地履行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会毫不犹豫地付出必要的牺牲。”
从1978年到1979年，邓小平访遍缅甸、尼泊尔、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再加上二访日本，达到了融入世界，孤立越南的目的。1979年2月17日，中国从南部接壤越南的广西、云南两省发动多路进攻，中越战争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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