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布局与城镇新变化】长江三角洲城镇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成为解决“不平衡发展”难题的重要内容。与“增长奇迹”相伴的显著城乡收入差距，通过抑制消费、降低效率等阻碍经济增长，也导致社会阶层固化、影响社会和谐稳定。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城乡协调发展面临更加复杂挑战，制定科学政策推动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不仅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体现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也能够有效激发内需活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加快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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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题目】长江三角洲城镇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研究

【文章作者】闫东升^１.２  孙 伟^３.４  陈 东^５仝文涛^１

【作者单位】1.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2.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3.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4.中国科学院流域地理学重点实验室; 5.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

【关键词】城镇化率；城乡收入差距；空间溢出效应；长江三角洲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城市群空间结构的经济产出效率评估模型与关联机理研究——以长江三角洲为例”（批准号：4187111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重大项目“长江三角洲产业链与创新链协同：现状、问题与对策”（批准号：CYD—2020018）。

【文章来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1年31卷第5期，P28—36

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过程中，农村劳动生产率更快提升，推动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另一方面，城镇产业结构优化吸引更多优质要素的集聚，农村资源特别是高素质劳动人口的短缺，带来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总体上，在差异化要素集聚、人口流动和政府引导等综合作用下，城镇化进程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呈现非线性特征，这也是当前研究主要观点。

微观层面的人口迁移，宏观上表现为城镇化率的改变。基于“倒U型”理论假设，分析经济发展过程中，城镇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演变关系，见图1。

学者采用差异化指标、计量方法，对我国不同尺度、不同时期的城镇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进行研究，但并未获得一致结论。总结发现，主要包括以下4类。

1、城镇化率提升带来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2、城镇化率提升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3、城镇化率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非线性

4、城镇化率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区域分异

作为一种复杂经济社会现象，不同时期、不同因素对城乡作用的差异，带来城镇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非线性演变。学者对城镇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研究得到迥异结论，这与指标选择、模型设定及研究区域、研究时段等，都存在直接联系。如研究方法上，忽视“空间效应”可能导致研究结果的偏误；多数基于省级尺度的探究，忽视了省内异质性问题；作为核心指标的城镇化率测度，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更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现实，但多数基于户籍人口的指标难以准确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现实。为此，综合考虑数据可得性与研究现实意义，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基于2000—2018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互动关系进行探究，进一步实证检验城镇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倒U型”关系是否成立。此外，对长江三角洲这一我国城镇化水平最高城市群相关问题研究，可以为其他区域政策制定提供前瞻性参考。

一体化深化带来城市城乡收入差距演变受到周边城市影响。对此，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长江三角洲城镇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进行定量测度。参考已有研究成果，遵照OLS—[SEM/SLM]—SAC—SDM的路径，对相关模型进行设定、检验。其中，SDM、SAC、SLM、SEM模型的基准计量模型分别如公式(1)、(2)、(3)、(4)所示：

结合研究目的、数据可得性等，对相关变量选取做以下说明：

被解释变量：城乡收入差距(GAP)，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表征城乡收入差距。尽管2013年以来，城乡居民收入统计口径有所调整，但鉴于这一指标并未发生明显跳跃，对这一数据并未进行调整。

解释变量：城镇化率(Urb)，以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表征。假设城镇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呈非线性关系，在实证分析中将平方项(Urb²)一并纳入解释变量中。

控制变量：为尽可能消除解释变量与随机扰动项之间相关性，选取以下控制变量。①经济发展水平(GDP)② 产业结构(Ind)③城市财政水平(Fis)④ 交通设施状况(Tra)⑤开放水平(Ope)。

以《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为准，将江浙沪皖三省一市作为研究区域，以城市尺度数据为基准进行究。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统计年鉴、统计公报等。处理过程主要如下：

①以2000年行政区划为基准，共包括42个城市单元，并以县级数据为基准，对涉及区划调整城市数据进行估算。

②经济数据以2000年为基准，结合GDP指数、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等，对数据进行可比价调整。

③缺失数据，参照历年增长率估计。

④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值，将当年美元计价进出口总额换算成人民币，并除以名义GDP获得当年城市开放水平。

OLS回归残差项存在明显空间相关性，即普通OLS回归忽略空间相关性可能导致结果的偏误不同模型回归结果对比看：一方面，SDM拟合优度、对数似然值均为最高；另一方面，SDM较其他模型具有更多回归系数显著特点。综合而言，选择SDM对城镇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关系进行定量研究。

从回归结果看（表2），城镇化率、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财政状况、交通设施和对外开放等，都是城乡收入差距演变的重要驱动因素，且估计系数均通过5％显著性水平检验。驱动因素的回归系数、空间交互项系数均存在一定差异，表明在长江三角洲城乡收入差距演变过程中，不同因素效应有所差异。

研究发现，城镇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呈现“U型”关系，与多数研究存在一定差异，可能与长江三角洲较高城镇化率有直接关系。此外，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要素城乡流动格局，但对于较高城镇化率推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具体机制，需要后续深入研究以验证。从空间交互项系数看，二者呈现“倒 Ｕ型”关系，表明城镇化率对自身与周边城市影响存在一定差异。空间滞后项系数为0.389，且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相关政策制定过程中，需考虑通过城市协调发展推动城乡收入差距缩小。

由于空间杜宾模型既包含因变量空间滞后项，也包含自变量空间滞后项，表2中估计参数无法准确表征因素的直接效应、溢出效应，利用“求偏微分法”，对驱动因素的总效应、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进行测度。具体结果见表3。

从城镇化率这一解释变量看：

①直接效应中，二者之间呈“Ｕ型”关系，且城镇化率拐点约为0.842，表明2000年以来城镇化推进带来城乡收入差距缩小。

②间接效应方面，二者之间呈现“倒U型”态势，表明城镇化推进率先对周边发展呈现虹吸效应，带来周边城市城乡收入差距扩大。③从总效应看，城镇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呈现“U型”关系，表明推动城镇化进程，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控制变量看：

①经济发展水平提升，推动自身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但带来周边城市差距扩大，表明经济从粗放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均衡化发展策略取代城镇偏向性发展导向。

②城镇化伴随着产业结构升级，产业非农化为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扩大城镇居民收入提供了可能，也对劳动力素质提出了较高要求。

③财政水平提升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带动周边城市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④交通水平改善抑制了自身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但有利于推动周边城市城乡收入差距缩小，表明城镇对高端要素“虹吸效应”依然存在，带来周边城市城乡边际收益差距缩小，且总体上交通设施完善依然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重要力量。

⑤开放度的提升促进产业结构多样化、提供更多就业岗位，有效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低端出口加工型产业的转移、外资从城镇向农村或周边欠发达地区的扩散等，都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供了可能。

无论是政府主导规划，还是学术研究的区域划分，都表明长江三角洲城市之间发展存在的显著差距。从城镇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看（表4），核心区表现为“U型”特征，而边缘区为“倒U型”特征，即区域发展差距与二者关系有直接联系。核心区、边缘区空间滞后项系数均显著为正，且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所有区域城乡收入差距演变均存在显著空间效应。回归系数、空间交互项系数的差异表明，在制定相关政策推动城乡协调发展中，应做到政策的“因地制宜”。

不同区域控制变量影响也存在一定差异：

①经济发展水平直接效应在核心区为不显著负效应、边缘区为显著负效应，前者受城市转型发展中，对高质量要素需求提升及低端要素效应下降等影响；间接效应在核心区为显著负效应、边缘区为显著正效应，表明欠发达城市发展仍以集聚周边城市要素为主。

②产业结构在核心区为显著负效应、边缘区为显著正效应，前者表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城市劳动力素质也得到提升，并与产业结构匹配，特别是服务业发展进一步激活了市场活力，且城市之间发展联动性较好；后者仍受限于城镇偏向性发展政策、劳动力等要素质量差异，城市间对优质要素竞争依然强烈，导致产业结构升级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③人均财政支出在核心区显著的负效应表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能够有效推动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但城镇偏向政策依然是边缘区发展主导战略，城镇更快发展带来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而溢出效应表明城市之间竞争依然占据着重要位置。

④对于可得性较好的核心区而言，交通状况已不再是城乡收入差距演变重要因素；但边缘区显著为负的直接效应、正的溢出效应表明，交通改善有助于加快城乡人口流动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周边城市城乡收入差距。

⑤开放水平在核心区与边缘区均表现为负效应，说明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通过提供就业岗位、提升劳动力质量等，有效推动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但边缘区不显著直接效应表明，在外向型产业仍然集聚在城镇、以全球价值链低端生产环节为主的阶段，对外开放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多重效应。

研究发现，城镇化率、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财政状况、交通设施和对外开放等，都是长江三角洲城乡收入差距演变重要因素，但核心区与边缘区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存在一定差异。此外，城乡收入差距演变存在的显著空间溢出效应，表明政策制定应重视城市之间协调发展。

驱动因素研究表明，除提高城镇化率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外，也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如户籍制度改革、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协同制定大中小城市发展规划等举措，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同时，依靠“有形的手”引导资源在区域、城乡之间合理配置。

相关政策制定过程中，应尽力“因地制宜”。对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而言，在实现经济增长和城镇化提升同时，率先引导产业转型升级和塑造农村内生发展动力，通过产业转移、人口流动等，带动周边城市和欠发达地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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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进程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呈现复杂性，基于最发达城市群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研究，可补充当前多数基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研究的不足，为全国其他地方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但该研究同样存在进一步讨论空间，如城镇化质量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对空间溢出效应驱动因素的探究、不同城市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探讨等，特别是城镇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Ｕ型”关系机制的深入探讨，相关问题对进一步完善现有研究、实现精准施策等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待后续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