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思故我在——笛卡尔

我写作故我存在——萨特

我反叛故我存在——加缪

我吃故我在——本人，一个舌尖上的中国人，教授级吃货

       写出“我反对故我存在”这个题目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律师。据说，律师是天生的反对派，律师的最常用法庭用语就是：“我反对”。可以说，律师制度是法治架构中已经体制化了的反对力量。尽管在当下，律师的作用还非常有限，律师们并不敢动不动就说“我反对”。

        杭州保姆纵火案已经一审判决，今天的消息说，被告人已经上诉。当初一审刚开庭的时候，律师就以“退庭”（罢庭）的方式表达“我反对”，后来该律师受到广州市司法局停业6个月的处罚。业界普遍认为，这个处罚比较温和，各方面都能接受。后来的庭审说明，律师退庭的反对是有作用的，法庭事实上采纳了律师的一些意见，一些当初法庭拒绝传唤的证人也到庭了，判决书还特别就律师重点关注的法律问题做了比较充分的说明。

      其实，律师的反对，就被告人的死刑结局来说，并不可能有所改变，但是为什么还是需要有律师来辩护呢？律师辩护的价值到底在什么地方呢。老百姓所关注的问题是，杀人恶魔必须被判死刑，以伸张正义，律师所关注的问题更进一步，要以恰当的方式给以杀人恶魔以死刑。也就是说，一般人关心正义得以伸张的结果，律师还要关心这个正义的结果如何才能得到，以什么方式得到，有什么法律上和事实上的依据，尤其是，这个公平正义的结局，需要清晰地阐述理由。

      所以，在法治架构中，需要有控辩双方你来我往的对抗，需要有主张派和反对派（至少是质疑派）平等地陈述意见。尤其是，需要在制度上设置并保证反对派的主张权、话语权。

      法治领域是如此，社会领域也是如此，政治领域更是如此。

      在一个良好的社会，经常地、清晰地、和平地听到有人说出“我反对”的声音，乃是社会肌体健康的表现。正如人体有免疫功能一样，社会的反对声音，就是社会的免疫机制。一个社会如果很多年都看不到合法的集 会游 行来表达某种主张，那么这个社会的免疫机制正在失去作用。

      我们所生存的社会，长久以来不太允许反对者的存在，不太习惯反对的声音。这是因为家长制的传统太过强大。没有人敢于做公开的反对派，“反对派”“反动分子”“反党”“反革命”等词语在我们社会中，从来都是负面的甚至是可怕的。

      社会肌体弱不惊风，免疫能力低下。不知这种低能状态，还有没有进化和强壮起来的可能。从律师做起，倒是有可能的。希望律师的“我反对”，能够带动社会的“我反对”。

      而本人首先要反对的，就是电视剧《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已经晋升到央视1套黄金档，这是在引导大家吃吃喝喝，莫问国事。并且这个纪录片，已经把吃学，搞成了玄学。昨天碰巧看到一截，说的是搅拌饺子馅，一定要顺时针方向。我的个大爷，左撇子咋办呢？

      套用人民日报的一句话——

      “我反对”，是一种理性，也是一种信仰。

笛卡尔

萨特

加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