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川：历史之痛不可忘记，历史之恨不可永记
马国川，资深媒体人，著有《没有皇帝的中国》《重启改革议程》《国家的启蒙》《国家的歧路》等。
学人君：2019年日本政府公布首个不是出自中国古籍的年号“令和”，部分学者认为这显出了如今中国文化在东亚文化圈影响力的衰落，您如何解读这一新年号背后日本国民的文化心态？
马国川：其实，早在17世纪中叶，中国文化在东亚文化圈影响力就已经开始衰落了。葛兆光先生的著作《想象异域》里就有大量的资料表明，在明亡之后，朝鲜、日本认为清王朝“以夷变夏”，中华文化衰亡，重心转移。
而且“中国文化”是一个难以界定的概念，今天的“中国文化”中既有传统的遗存，也有欧美因素的融入，还有大量日本近代文化的输入（现代汉语里大量词汇来自日本）。
2019年4月1日，日本公布新年号为“令和”，该年号于日本时间2019年5月1日零时整正式启用，取代前任天皇明仁的“平成”年号。
所以，我们对于“中国文化”应该抱着开放的心态，只要是好的，就要秉持“拿来主义”，勇于吸收，不汲汲于区分“我者”与“他者”。就像日本启用年号“令和”，有人说它是首个不是出自中国古籍的年号，也有人拼命证明它就是来自中国古籍，我认为两种做法都是不可取的执念。
日本的朋友告诉我，日本民众并不在意选择的年号是否来自中国古籍还是日本古籍。这才是现代国民的成熟文化心态，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那种因为年轻人过圣诞节就惴惴不安的社会现象，恰恰说明，我们的文化心态是不成熟的。
学人君：20世纪上半叶，日本走向战争道路，既是自身现代化的“民族切腹”，也打断了中国的现代化历程，给两国人民都造成了极大的灾难。近几十年来，中日关系阴晴不定，时有反复。在此次新冠疫情中，两国民间层面又出现了非常感人的交往与互助。您如何理解中日关系背后的内在机理，在改善中日关系方面，到底存在什么困难，双方还可以在哪些方面付诸努力？
马国川：傅高义先生在2019年完成了一本新书《中国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从这本书可以看出来，长达1500年的历史上，中日关系的主流是互相学习、互相交流，两国关系比人们意识到的要密切得多。主要是近代以来，两国才产生了恩怨：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以日为师”，掀起了向日本学习的高潮，数以万计的青年学子纷纷东渡；1931年七七事变，日本侵华，既给中国造成深重灾难，也打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日本对中国进行了大量的援助，支持中国现代化建设。总之，战后中日关系没有再发生激烈冲突，近年来两国民间交流越来越多，为睦邻友好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曾采访傅高义先生。他说：“中日关系的诸多情绪归根结底来自对历史的看法，除非处理好由历史问题造成的情绪反复，否则两国很难建立在一个更坚实、稳定的基础上。”为此，老先生建议，“通过向本国国民提供更完整、更准确的历史叙事，以及对当下的两国关系进行更持平的讲述，两国可以避免让历史造成的问题继续恶化。”
我完全赞成傅高义先生的观点。我只想补充一句话：历史之痛不可忘记，历史之恨不可永记。
日本，这个中国“大门口的陌生人”，与其他国家太不一样。
一个因为明治维新而转型成功的楷模国家，为何突然变成了一个反西方、高度专制的杀戮机器？那是日本历史中的偶发事件，还是具有某种必然性？中国人为什么心中独对日本这么敏感？我们又该如何认识日本？
过去有两本解读日本的书取得了很大反响，一本是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而另一本戴季陶的《日本论》，两本书不是过于学术，就是基于二战的敌国背景，结论难免有些偏颇，很难帮助我们理解当下的日本现实。
张宏杰的这本《简读日本史》，是他以“长时间，远距离，宽视野”的解读方式，力图全方位呈现日本历史背后的内在逻辑与外在动因。避开繁琐的细节考证，融日本文化史、政治史、外交史、国民性史这四史为一体，在历史线索中展示社会发展的脉搏。
张越曾说：我看过的历史书大多可分为两类。一是“严肃的”：相当学术化，无个性无情感无生命力。一是“通俗的”：相当野狐禅，特爱讲政治阴谋宫廷秽闻，成全中国人民崇尚“厚黑”的阴暗心理。
而极少数历史书属于第三类：既有学术研究又有价值观支撑，还有温暖的人性关照和有个性的表达。而张宏杰的书即属于这第三类。
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人们要么被戏说历史和穿越剧扭曲了历史认知，要么被枯燥繁琐的历史考据消磨了历史兴趣，难得遇上张宏杰老师这样通俗而深刻的历史研究者。他写的中国史好看，他写的日本史也一样好看。
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张宏杰签名新书《简读日本史》，抽丝剥茧日本历史上的“大现象”与“小事件”，解读独特的日本历史底蕴与精神世界。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还可一并选购张宏杰作品集）。
文章来源：学人读书、先知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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