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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冬梅:王朝政治之下,要如何做一个好皇帝?

赵冬梅 少数派文库 2022-08-23
宋史专家、北大历史系赵冬梅教授



宋仁宗之“仁”

文:赵冬梅


宋朝政治是帝制时期的王朝政治,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对皇权构成强制性约束。皇帝的说法、做法以及流露于其间的欲望,会被权力的透镜无限放大,最终影响到国计民生。而仁宗主动选择“克己复礼”,的确了不起。他对民间苦难抱有同理心,“畏天变”而“爱民力”,因此愿意接受批评,以纠正治国理政中的错误缺失。


宋仁宗赵祯(1010—1063),宋朝的第四个皇帝,1022年即位,在位42年。除去刘太后摄政的前10年,他亲掌大政32年,“仁宗”是他的庙号。


《礼记·大学》云:“为人君,止于仁。”“仁”可谓君主的最高境界。元修《宋史·仁宗本纪·赞》认为,宋仁宗之于“仁”,“诚无愧焉”。《仁宗本纪·赞》对仁宗之“仁”的论述可分为两段,第一段如下:“仁宗恭俭仁恕,出于天性。一遇水旱,或密祷禁庭,或跣立殿下。有司请以玉清旧地为御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犹以为广,何以是为?’燕私常服浣濯,帷帟衾裯,多用缯絁。宫中夜饥,思膳烧羊,戒勿宣索,恐膳夫自此戕贼物命,以备不时之须。大辟疑者,皆令上谳,岁常活千余。吏部选人,一坐失入死罪,皆终身不迁。每谕辅臣曰:‘朕未尝詈人以死,况敢滥用辟乎!’至于夏人犯边,御之出境;契丹渝盟,增以岁币。”这一段从宋仁宗的生活小事起笔,一直谈到处理政权间关系的原则。我们由此可以对仁宗之“仁”作一番剖析。


宋仁宗


▍宋仁宗心怀敬畏、与民共情


“一遇水旱,或密祷禁庭,或跣立殿下”,说的是仁宗在国家遭遇严重自然灾害时所表达出的敬畏戒惧态度。“跣立”“密祷”之事发生在仁宗晚年。至和二年(1055)除夕,大雪不止,仁宗在宫中“跣足祷于天,及旦而霁”。仁宗还曾“却盖不御”。庆历七年(1047)春大旱,他亲自出宫祈雨,拒绝伞盖,情愿自己暴露在炎炎烈日之下。仁宗为求雨祈晴“却盖不御”“跣立殿下”,今人大概要笑他无谓“自虐”。然而在传统中国,“天人感应,灾异示警”却是非常重要的政治理论,甚至可以说是帝制政治的思想基石。政治缺失、民间疾苦都会“上达天听”,然后以自然灾害的形式对人间统治者提出警告。当此之时,皇帝必须心怀敬畏,以实际行动表达悔改之意。在这些实际行动中,最基本的是“避正殿”“减常膳”,进一步是“(扩大)开放言路”,最高级别是“下诏罪己”。


庆历七年那场大旱,出宫祈雨之前,仁宗已经下诏罪己,并且亲自修改诏草,唯恐不能表达“震惧”之意。在“罪己诏”中,他向上苍祈求:“咎自朕致,民实何愆?与其降疾于人,不若移灾于朕!”这不是虚伪的政治表演,而是他上祈于天、下告之人的真诚诉求,是与百姓的共情。纵然此举并不能减轻百姓的实际损失,但也会让受灾百姓在心理上得到莫大安慰。“天人感应,灾异示警”之说,起初是带有一定迷信色彩的。但发展到宋朝,当日月之蚀基本上可以准确预测,水、旱、地震的自然属性日益显明,有识之士却仍然坚守“灾异示警”学说,显然就是一种政治性的主动选择了——他们试图通过对灾害信息的政治性解读,挟天之力对皇帝进行规谏,促其改善政治。


引文中的“玉清”,指玉清昭应宫。这是仁宗之父真宗为崇奉“天书”所建的道观,共有两千六百多间,宏大瑰丽、劳民伤财;摄政时期,玉清昭应宫遭遇火灾,烧得只剩下一两座小殿,刘太后接受臣僚建议,“诏天下不复缮修”,以安民心;仁宗亲政之后,臣僚请求在“玉清旧地”扩建皇家园林,仁宗拒绝了。他在上面修建了一处宗室住宅区,又把其中一大块田地赐给国子监做学田。和睦宗亲与培养人才,都是比畋猎游艺更为高尚的行为。这是仁宗的选择。

▍仁宗“畏天变”而“爱民力”,尊重与爱惜个体生命


拒绝扩大御苑,穿洗过的衣服,宫殿装饰不用昂贵丝织品,夜里饿了想吃烧羊宁可忍着,仁宗的这些做法很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但其内涵却不止于此。


宋朝政治是帝制时期的王朝政治,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对皇权构成强制性约束。皇帝的说法、做法以及流露于其间的欲望,会被权力的透镜无限放大,最终影响到国计民生。而仁宗主动选择“克己复礼”,的确了不起。当然,仁宗的“恭俭仁恕”并非全然“出于天性”。他六岁“讲学于资善堂”,自幼受到良好的儒学教育。成年之后,仁宗更是修学不辍,儒学修养深厚,可以说是一名“儒者皇帝”。他对民间苦难抱有同理心,“畏天变”而“爱民力”,因此愿意接受批评,以纠正治国理政中的错误缺失。


儒家政治“爱民力”的思想根源,可以上溯至孔子的“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仁宗承认并敬畏“庶人”的集体力量,反映到治国理政中,就是要避免对民众的频繁骚扰和过度压榨,以“不扰”为善政。《仁宗本纪·赞》载,仁宗“大辟疑者,皆令上谳,岁常活千余。吏部选人,一坐失入死罪,皆终身不迁”。对死刑的判决采取慎而又慎的态度,这是爱惜人命。


“夏人犯边,御之出境。”1038—1044年间,原本臣属于宋的党项建立夏国,要求平等地位,侵扰宋朝边境;宋朝予以还击,保卫了领土安全和上国地位——夏继续对宋称臣,宋给夏经济上的好处,称为“岁赐”。“契丹渝盟,增以岁币”说的是仁宗在位期间宋辽关系的调整。真宗朝,宋辽签订“澶渊之盟”,成为平等邻邦,宋给辽一定的经济补偿,称为“岁币”。仁宗朝宋夏开战之后,辽国趁机勒索,宋朝不得已增加了“岁币”数额。在宋夏和宋辽关系中,宋朝国家付出了“岁币”与“岁赐”。这种付出,在当时人的观念中,是皇帝的割舍——华夏天子纡尊降贵,与北方蛮族称兄道弟,又自愿损失财物,为百姓换得了和平的生产生活环境。


檀渊之盟


政权缺乏扩张性,较少开疆拓土,且有以财物换和平的“劣迹”,这是一些人不喜欢宋朝的原因。但这样想的人,大概很少会把自己代入“可怜无定河边骨”或者“春闺梦里”的未亡人角色,对个体生命缺乏真正的尊重与爱惜。相反,仁宗君臣是爱惜人命的,他们对战争的破坏性有着深刻认识。作为皇帝,仁宗宁屈己以爱人,正如孔子所云,“如其仁,如其仁”。


▍宽容纳谏,造就了一批能够独立思考的官员


仁宗朝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批评纠错机制,其基础在于仁宗对制度的尊重,对批评的开放与接纳,其核心是专司批评的谏官和言事御史。欧阳修主张,士人做官,“不得为宰相,必为谏官;谏官虽卑,与宰相等”。谏官“与宰相等”的基础,是二者皆系天下之事,任天下之责。这样的环境造就了真正优秀的官员,使其能够独立思考,敢于“对事负责”。


庆历七年(1047),河北爆发了带有邪教背景的军卒王则叛乱,平叛之后,各地“大索妖党”,气氛高度紧张。有人告发蔡州有妖人聚集,仁宗派出宦官特使前往,要发兵捉拿。知州吴育反对:“这不过是老百姓以佛教的名义聚众敛财罢了,派个衙役去召一声就来了,派兵只会引发恐慌。”果然,衙役一传信,人就都来了;押到京城一审,皆无辜良民;诬告的人遭到了惩处。仁宗随即下诏,一定要防止打击邪教的扩大化。在这样紧张的情形之下,吴育还能说实话,宦官使者也肯听,中央有关部门也能公平审理裁断,若不是有“对事负责”的精神,如何能做到?


嘉祐六年(1061),苏轼、苏辙兄弟参加“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考试。苏辙跑题,严厉批评仁宗好色荒淫,指责宰相对皇帝不加约束,三司使推波助澜。初考官要以“技术性”错误——跑题否决他;覆考官司马光、范镇则主张录取;被骂的三司使蔡襄表示惭愧,认为骂得对。最终,仁宗发话:“求直言而以直弃之,天下其谓我何?”苏辙被录取了!其实,苏辙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公平——仁宗的后宫生活并不像苏辙想象的那样。即便如此,让一个年轻人表达他对国家命运的思考与担忧,又于国何损?


仁宗一直在接受着臣僚对他后宫生活的监督和批评。比如,他废郭皇后时,台谏官全体抗议;他破格提拔张贵妃的伯父,又遭到台谏官的一致反对,包拯甚至“音吐激愤,唾溅帝面”。倘若我们相信整个国家是一个互相影响的有机整体,那么,唯有“对事负责”,才是“对上”有利的。这样的道理,是仁宗朝上下皆知并能共同践行的。

▍仁宗治下,出现了星光璀璨的官僚群体


范仲淹自为小官便不畏权势,积极抨击弊政,虽屡遭贬谪而其心不改,“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当国家遭遇外敌,又能奋其武干,整军御侮,保卫国家安全;后为参知政事,主持改革,直击官僚特权,努力提振政府效率;改革失败,出守外州,亦能振其行政长材,改善地方面貌;真正做到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以天下为己任。范仲淹的改革同道富弼守青州时,黄河决口,三十万河北灾民涌入山东,富弼盘点一路之人员、粮食、物资、空置房舍、山林湖泊,事先准备调度,分散安置灾民,使其有房住、有饭吃、有活干,妥善越冬,顺利返乡,写下了人类救灾史上的壮丽诗篇。晏殊、韩琦、富弼、包拯、文彦博、杜衍、欧阳修……他们是诗人、文学家,更是有格局、有理想、有担当、有能力的政治家兼行政官员。


欧阳修这样总结“好官”的标准:“凡治人者,不问吏材能否,施设何如,但民称便,即是良吏。”政绩、声誉从来不是欧阳修的追求目标,“宽简而不扰”才是。欧阳修掌政一方,“所至民便,既去民思”。他的政府看上去清闲散淡,甚至“官府阒然如僧舍”,但“事不废弛”。毋庸讳言,在帝制政治下,这样的“好官”能够成批产生,必须归功于皇帝的爱民、大度、仁厚。


仁宗对批评是大度包容的,仁宗朝的优秀官员也是有格局的、大度的。当国家需要时,他们可以放下私人恩怨,站到更高的位置上审时度势。人们通常会举范仲淹的例子,笔者想举的例子却是范仲淹曾经的政敌和政坛前辈吕夷简。吕夷简在刘太后摄政时期就已经官至宰相,深得刘太后和仁宗信任,范仲淹贬睦州、贬饶州,均与吕夷简有关。宋夏战争爆发后,吕夷简复任宰相,范仲淹出守延安,因为擅自与西夏人通信,有人建议“仲淹可斩”,吕夷简却为范仲淹辩护。不念旧恶,为国惜才,在仁宗朝成长起来的高级官员中,这样的宰相并不罕见。欧阳修“一札荐三相”,一封报告推荐三个人才,三人后来皆官至宰相。这三个人,有曾经的政敌之子——吕夷简之子公著,有曾经攻击过自己的人——司马光,还有与之学术观点相左的后辈——王安石。怎样才能人才辈出?在上位的人一定要宽容大度,要能从国家的角度看问题。


宋朝人说,“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这“官家”,仁宗的确做得好。在仁宗朝,我们看到了“不那么强势的、尊重制度与传统的皇帝,有责任感、有担当的知识分子官僚群,包容异见、接纳批评的政治风气与政治制度”,这些因素当中蕴含着走出朝代更替的可能性。笔者在《大宋之变》中这样写道:“作为个人,仁宗的生命之中充满了无奈。首先,作为人子,他自从剪断了脐带就被从母亲身边抱走……从未享受过亲生母亲的爱抚——这是他的终生之憾。其次,作为丈夫,仁宗的感情生活并不如意……最后,作为父亲……真正陪伴在仁宗生命中的,其实只有一个女儿。……这位可怜的公主也只活了短短的三十三岁。”


但即便如此,仁宗一生仍然在努力“求仁”,做一个理想的儒家皇帝。庆历五年(1045),在即位23年、亲政13年之后,仁宗将生母李宸妃的神主奉入了太庙。然而就在两年之后,他又主动提出将生母神主迁出太庙。这一入一出之间,我们看到了仁宗内心的挣扎和他最终对秩序的皈依。仁宗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无子,在极度不甘中,他收养了后来的英宗。仁宗内心的拒绝导致了英宗的心理扭曲,英宗的失范又导致了神宗“大有为”的决心——宋朝政治由此发生转折。


仁宗朝也不是完美的,让我们继续阅读《宋史·仁宗本纪·赞》的第二段:“(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之间,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


这是一种并不纯净整齐的中庸的美好,它包含了人性的复杂。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识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认识历史亦如此,幼稚的读者才会期望看到完美的古人或者时代。“黄金时代”的确曾经存在,但那其中同样问题丛生,只是那时代的人们拥有直面问题的勇气和努力解决问题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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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历史系主任张帆教授说:“论当代历史学者,功底扎实而又贴近公众的,赵冬梅老师当之无愧。历史在赵老师的声音中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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