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洛基：再见，列宁

再见，列宁

文 | [美]浦洛基

摘自《欧洲之门》，中信出版集团

1982年11月15日，乌克兰和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公民们都紧紧盯着他们的电视机屏幕。每个频道都在播放一条从莫斯科发出的消息：苏联领导人、众多外国和国际组织的代表以及数以万计的莫斯科人都聚集在红场上，送别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一个统治这个超级大国长达18年的乌克兰人。他身患慢性病已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几天前在睡梦中死去。许多从不知有其他领导人的电视观众难以相信“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为了世界和平不知疲倦的战士”——这是官方宣传机构对他的颂词——就这样走了。他的老人政治冻结了苏联社会向上的活力，让所有改变的希望破灭，似乎拥有让时间停止的力量。对此，官方使用的术语是“稳定”。很快勃列日涅夫时代就将被人们称为“停滞时期”。

在1966年到1985年的20年间，乌克兰的年度工业增长率从8.4%下降到3.5%，而表现向来不佳的农业的增长率则从3.2%下降到0.5%。这还只是官方数字，在一个充斥着虚假报道的时代里没有太多意义。现实的情况更为严峻。苏联越来越依赖其通过向海外出售石油和天然气获得的硬通货。在70年代初，当苏联和西方的工程师们还在忙于修建将天然气从西伯利亚和中亚送往欧洲的管道时，产自乌克兰达沙瓦和谢别林卡的天然气被运往中欧而不是国内消费者家中，以换取硬通货。随着这些气田的枯竭，乌克兰很快就会成为一个天然气进口国。

赫鲁晓夫曾向苏联民众承诺他们将会生活在共产主义时代。这一承诺从未变成现实，并已被当局的宣传家们彻底遗忘。苏联人生活水平的下降有如自由落体，仅仅当世界油价高企时才会稍微减缓。到勃列日涅夫去世之时，精英阶层和大众中的虚无情绪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种虚无主义不仅针对共产主义，也针对“发达的社会主义”——这个词取代了共产主义成为官方对苏联社会形态的定义。随着勃列日涅夫的灵柩被放进克里姆林宫围墙附近新开掘的墓穴，克里姆林宫的钟楼报出下一个时辰，礼炮也齐声鸣放，宣布一个时代的终结和新时代的到来。激进的改革尝试、急剧的经济下滑和强大苏联在政治上的分崩离析都将在这个新时代出现。在这个崩解过程中，乌克兰将走在前列，迎来自己以及其他那些不那么具有决定性的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独立。

在那些站在列宁墓前的主席台上为已故的勃列日涅夫致祷词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有一个人显得与众不同，他就乌克兰共产党的第一把手弗拉基米尔·谢尔比茨基。此时是11月，天气寒冷，然而满头银发的谢尔比茨基为了表达对勃列日涅夫的敬意，一直没有戴上帽子。谢尔比茨基在其政治生涯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勃列日涅夫的代理人，因此有理由感到悲伤。在勃列日涅夫意外辞世之前，克里姆林宫内部已有传言说勃列日涅夫会在即将到来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宣布辞职，将权力移交给谢尔比茨基，以此保证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派在这个国家的领导集团中的优势地位。谢尔比茨基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本地人，在被调往基辅前就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共产党首脑。然而列日涅夫死在了全会召开之前。新任的党的第一把手是克格勃前首脑尤里·安德罗波夫。安德罗波夫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派毫无瓜葛，很快就会对勃列日涅夫的党羽们展开腐败调查。

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谢尔比茨基(1918年-1990年)，苏联党务和国务活动家，1971年-1989年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2年-1989年为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葬礼之后，谢尔比茨基将会返回乌克兰，在那里韬光养晦，以求平安渡过这段叵测的时间。身体状况良好的他此时才64岁，在政治局成员中算得上是年轻人。他的直接竞争对手们年龄都比他大，健康状况也不佳。此外，在他执掌乌克兰共产党最高权力的时期，谢尔比茨基已经建立起一个忠于自己的代理人群体。安德罗波夫于1984年2月2去世，而他的继任者康斯坦丁·契尔年科于1985年3月病逝。谢尔比茨基活到了他们去世之后，然而此时他攀上莫斯科权力之巅的机会已经过去了。由尼基塔·赫鲁晓夫建立、由勃列日涅夫加强的俄罗斯-乌克兰上层之间的合作关系此时几乎已经荡然无存。新的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3月上台。他精力过人，与乌克兰共产党机构没有任何关联。戈尔巴乔夫的父亲是俄罗斯人，母亲是乌克兰人。他在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混居的北高加索地区长大，从小就对乌克兰民歌耳熟能详，然而他首先是一位苏联爱国者，对俄罗斯之外的任何加盟共和国都没有特别的感情，并将勃列日涅夫的盟友们在各加盟共和国创建的代理人网络视为对他的权位和他上台伊始就启动的改革计划的威胁。

那条在此前30年中不断将乌克兰干部向莫斯科输送的传送带很快就停止了运行。戈尔巴乔夫从俄罗斯各地区调来新人，其中包括后来击败他的鲍里斯·叶利钦。1986年12月，戈尔巴乔夫打破了自斯大林去世以来中央与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默契——每个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首脑都必须是本地人，且须来自本地第一民族。他将俄罗斯人根纳季·科尔宾“空降”到哈萨克斯坦，替换了忠于勃列日涅夫的哈萨克人丁穆罕默德·科纳耶夫。与叶利钦一样，科尔宾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今位于乌拉尔山区的工业城市叶卡捷琳娜堡）的党组织培养出来的官员，与哈萨克斯坦从无关系，也不曾在那里工作。他的任命让哈萨克学生们走上街头，掀起了苏联战后历史上第一次民族主义暴动。

1986年4月，距基辅不到70英里（约113千米）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在乌克兰造成了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技术灾难。此后不久，莫斯科的新领导集团与乌克兰领导层之间的裂痕就公开化了。提议将核能带到乌克兰的是乌克兰科学家和经济学家，而当时担任乌克兰共产党首脑的彼得罗·谢列斯特希望为乌克兰迅速发展的经济提供新的电力，在60年代努力鼓吹这一方案。1977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开始并网发电时，包括“60年代”领军人物之一伊凡·德拉奇在内的乌克兰知识分子都对乌克兰进入核能时代表示欢迎。对德拉奇和其他乌克兰爱国者而言，切尔诺贝利意味着乌克兰向现代化更进了一步。然而，德拉奇和其他热情的核能鼓吹者没有留意到：这个项目的运行权力掌握在莫斯科手中，而电站大部分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都来自乌克兰之外。乌克兰从切尔诺贝利获得电力，却对核电站内部事务几无发言权。与苏联其他所有核设施以及乌克兰大部分工业企业一样，这座核电站归属苏联政府部门管辖。这座核电站与在这里发生的那次事故都以俄语对附近那座城市的拼写命名，并为世界所知——也就是切尔诺贝利（Chernobyl、俄语YepHo6bIIb）,而非乌克兰语的乔尔诺贝利（Chornobyl、乌克兰语作4opHo6uIb）。

1986年4月26日，由于一次失败的涡轮机测试，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第4号反应堆发生了爆炸。直到此时，乌克兰领导人们才突然意识到他们对自身的命运以及这个共和国的命运多么缺乏掌控。一些乌克兰官员被邀请加入中央政府负责处理事故后果的委员会，却几乎没有发言权，只能听从莫斯科以及莫斯科派出的现场代表的指令。他们负责组织核电站周围30千米范围内居民的重新安置工作，却不被允许将事故的规模和它对自己同胞健康的威胁告知全体乌克兰人。这个加盟共和国的政府对乌克兰命运掌控权的有限程度在1986年5月1日早上变得昭然若揭。这一天发生了风向改变，原本向北和向西的风向转为向南，使辐射云飘向乌克兰首都。这座城市拥有超过200万人口，而辐射状况正在发生快速变化。考虑到这一点，乌克兰当局试图说服莫斯科取消原计划的国际劳动节游行，却没能成功。

5月1日，当党的组织者们让组成队列的学生和工人走上基辅大街，准备开始游行时，共和国领导人中有一位非常引人注目地缺席了，那就是弗拉基米尔·谢尔比茨基。这是他漫长的政治生涯中第一次在五一节游行时迟到。当他乘坐的豪华轿车最终出现在基辅的主要街道和游行的核心路段赫雷夏蒂克大街时，乌克兰共产党的领导人们发现谢尔比茨基流露出明显的不安。“他告诉我：要是你搞砸了这次游行，就请直接退党吧。”这位乌克兰共产党第一把手对他的助手们说。没有人不明白这句话里那个没被提到名字的“他”是谁——整个国家里只有一个人有资格威胁将谢尔比茨基开除出党，那就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尽管辐射水平正在快速上升，戈尔巴乔夫仍旧命令他的乌克兰下属照常执行任务，以向全国和全世界显示一切都在掌握之中，而切尔诺贝利的爆炸也不会威胁到民众的健康。谢尔比茨基和其他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很清楚事实并非如此，却觉得除了听从莫斯科的命令之外别无选择。游行按原计划举行，他们只能将它从四个小时缩短到两个小时。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第4号反应堆的爆炸和部分熔毁将约5000万居里的辐射量释放到大气中，这相当于500颗广岛原子弹释放出的辐射量。仅在乌克兰就有超过5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受到辐射污染，比整个比利时的面积还要大。光是反应堆周围的隔离区面积就达2600平方千米。爆炸发生后一周之内，有9万多居民从隔离区被疏散出来，其中大部分人从此再也不能回到自己的家。近5万名核电站建筑工人和运营人员居住在普里皮亚季城。这座城市至今仍处于遗弃状态，成为一座现代的庞贝城和苏联最后岁月的纪念碑。在普里皮亚季城中建筑物的墙上，至今仍能看到弗拉基米尔·列宁和共产主义建设者们的肖像，也能看到赞美共产党的口号。

在乌克兰，有2300个定居点和超过300万人受到辐射尘的直接影响，因依赖第聂伯河和其他河流水源而受到这场爆炸威胁的人口则有近3000万。这次事故对乌克兰北部的森林地带也是一场灾难。这里是乌克兰最古老的定居区域，千百年来当地居民一直在这里躲避来自草原的入侵者。现在这些曾让人们免于游牧民族伤害、曾为1932一1933年大饥荒幸存者提供食物的森林却变成了毁灭之源。树叶成了辐射源，而辐射这一看不见的敌人让人无从躲避。这是一场世界级的灾难，而乌克兰是除了毗邻的白俄罗斯之外对这场灾难感受最为痛切的地区。

辐射影响了从党的领导层成员到普通大众的每一个人，因此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让乌克兰党内和社会各界对莫斯科及其政策的不满急剧增长。当乌克兰共产党的领导人动员乌克兰人面对这场灾难的后果并打扫中央留下的烂摊子时，许多人不禁要问自己：为何他们要拿自己和自己家人的生命来冒险？他们在餐桌旁抱怨中央的失败政策，向他们信任的人吐露失望情绪。然而乌克兰的作家们不愿保持沉默。在1986年6月的一次乌克兰作家协会会议上，许多在10年前曾为核能的到来欢呼的人，开始将它谴责为莫斯科用来控制他们的国家的工具。伊凡·德拉奇是引领这场攻击的人之一。他的儿子是基辅一所医学院的学生，在事故后不久就被派往切尔诺贝利——没有接受合格的培训，也没有防护设备——并因受到辐射而中毒。

切尔诺贝利的灾难让乌克兰觉醒了，让人们开始思考诸如加盟共和国与中央的关系和共产党与民众的关系这样的基本问题，并促成了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多年死寂之后的第一场公共大讨论——这个社会正在努力夺回自己的发言权。“60年代”的领军人物站在了这场运动的最前列，他们中包括作家尤里·谢尔巴克。谢尔巴克在1987年年末成立了一个环保团体，后来发展成为绿党。环保运动将乌克兰视为莫斯科行为的牺牲品，因此成为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乌克兰最早的民族动员形式之一。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不仅让乌克兰共产党领导层与他疏远，还让拥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和充满民族意识的知识阶层动员起来反对身为统治上层的前者。结果证明，乌克兰的这两个彼此冲突的群体——共产党体制内集团和新生的民主反对派——将会在对莫斯科统治集团尤其是戈尔巴乔夫的反对中找到共同利益。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许多方面都称得上是“60年代”的领军人物。他的世界观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运动的影响，也受到苏联和东欧的自由派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在60年代宣传的社会主义改革理念启发。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主要理论家之一兹德涅克·姆利纳日’正是戈尔巴乔夫50年代在莫斯科大学法学院读书时的室友。戈尔巴乔夫与他的顾问们希望对社会主义进行改革，让它变得更有效率，“对用户更友好”，或者如1968年苏联入侵之前布拉格人所说：要创造一种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

戈尔巴乔夫首先从“加快”苏联经济发展着手。这不需要根本性的改革，却强调对现有机构和资源进行更有效率的利用。然而此时的苏联经济能加快的只有衰落的速度。正如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一个笑话所说：“我们曾站在深渊边缘，不过从那以后我们向前跨越了一大步。”“加速”的话语很快就让位于“改革”政策，这要求莫斯科的各部放弃决策权，并且不像赫鲁晓夫时代那样将之转交给各地区和各加盟共和国，而是交给各个独立的企业。这令中央的官僚机构和各地的领导人感到头痛，而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政策更让他们寝食难安。如今下层也可以对他们发出批评，并且受到莫斯科媒体的鼓励。“改革”政策在一开始让这位新领导人和他的改革派观点获得了来自知识分子和城市知识阶层的支持。这些人已经受够了勃涅日涅夫时代对公共生活的控制和官方宣传中的谎言。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俄罗斯人，1931年3月2日生于苏联南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普利里沃利诺耶村，苏联最后一任总书记、总统。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为从社会下层进行政治动员创造了机遇。在乌克兰，那些60年代和70年代的异议者刚刚从古拉格系统中被放出来不久，就成为利用这种新的政治和社会气氛的先锋。1988年春，他们建立起“改革”时期乌克兰第一个公开的政治组织——乌克兰赫尔辛基同盟。这个同盟的大部分成员此前都属于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乌克兰赫尔辛基小组，包括其领导者、在莫斯科接受律师训练的律师列夫科·卢基扬年科在内——他在监狱里和国内流放中度过的岁月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乌克兰赫尔辛基小组是一个创建于1976年的持不同政见者组织，以监督苏联政府履行1975年夏天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召开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所确定的人权义务为己任。如果说赫尔辛基小组和后来的赫尔辛基同盟的许多成员在60年代时都还是马克思主义者，期待恢复“列宁路线”的民族政策的话，那么1972年彼得罗·谢列斯特被调离乌克兰和同期发生的逮捕行动则让他们的共产主义理想彻底破灭。赫尔辛基运动为乌克兰的持不同政见者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即人权理念，其中包括个人和民族在政治和文化领域的权利。

在“改革”时期的头几年，对民族文化尤其是语言的保护是业已被动员起来的乌克兰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乌克兰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众组织就是乌克兰语言（保护）协会。这个协会创建于1989年，而到了当年年底，它已经拥有15万会员。乌克兰知识分子们认为乌克兰民族的根本——乌克兰的语言和文化———正在受到威胁。其中语言受到的挑战尤其突出。根据1989年的普查结果，乌克兰5100万人口中有73%是乌克兰族，然而这部分人中只有88%声称乌克兰语为他们的母语，而将乌克兰语当作常用语言的更是只有40%。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城市化进程——当乌克兰人从乡村迁入城市，他们在文化上就被俄罗斯化了。截至80年代，大部分乌克兰城市的人口仍以乌克兰人为主（像顿涅茨克这样以俄罗斯人为主的城市是极为少见的例外），然而，除了位于西乌克兰的利维夫之外，所有乌克兰主要城市的常用语言都是俄语。乌克兰语言协会希望逆转这一进程，将那些不常说乌克兰语却自称乌克兰人并认为自己的子女应当说乌克兰语的人当作首要的宣传目标。这是一场艰苦的战斗。

到了80年代晚期，苏联往往被描述为一个不仅未来不明确、连过去也不明确的国家。与其他非俄罗斯民族一样，乌克兰人努力尝试恢复被苏联官方史学和宣传掩盖数十年之久的历史。米哈伊洛·赫鲁舍夫斯基的历史著作重新进入了公共空间，印数达到数十万册，成为这场“恢复”运动的起点。作品得到重印的还包括20年代的一批作家和诗人——他们是所谓“被砍头的乌克兰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其中许多人没能活过30年代的恐怖时期。与在俄罗斯和其他加盟共和国一样，记忆协会在乌克兰也成为挖掘“大清洗”时代斯大林政权的罪行的领导者。在这一方面，乌克兰知识分子们有许多独一无二的属于他们祖国的故事要讲。其中第一个故事就是此前被当局完全掩盖的1932-1933年大饥荒，第二个故事则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和乌克兰反抗军战十们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进行的武装抵抗苏联运动。大饥荒是乌克兰东部记忆的一部分，而民族主义抵抗和暴动则是西乌克兰的特征，然而某一历史叙事想象的复活却能将东部和西部联合起来，那就是关于哥萨克历史的故事。彼得罗·谢列斯特在1972年被调离之后，当局曾对历史学家和作家群体中所谓的“亲哥萨克派”进行了一次清洗，将对哥萨克历史的兴趣等同于民族主义思想的表达。此时，随着官方历史世界观的崩溃，哥萨克神话重回公众视野。没错，正如勃列日涅夫的宣传家们所认为的，这一神话的确与民族主义思想紧密相关。

乌克兰活动家们——其中许多人来自加利西亚和西乌克兰——在1990年夏天组织了一场“东进”，即对第聂伯河下游地区扎波罗热和哥萨克遗迹的一次大规模朝圣活动，旨在“唤醒”这个加盟共和国东部地区民众的乌克兰身份认同。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将成千上万的民众动员起来，并普及了另一版本的乌克兰历史——与那个在仍旧十分亲共的南乌克兰地区占统治地位的版本不同。第二年，原本反对这次“东进”的当局决定加入日渐崛起的哥萨克神话潮流，在东乌克兰和西乌克兰都举办了哥萨克历史纪念活动，却没能收获期待中的政治红利。党和党的信用正在急剧崩溃之中。

“得有多白痴才会想出‘改革’这个词？”第一次听说这个词时，谢尔比茨基对他的下属们说道。戈尔巴乔夫在一次对基辅的访问中要求经过克格勃筛选的民众向地方领导层施加压力。谢尔比茨基当时在场，他转向自己的助手，指向自己的脑袋，暗示戈尔巴乔夫头脑混乱，并问道：“那他到底还有什么人可依赖呢？”1989年9月，戈尔巴乔夫认为自己已经足够强大，可以对勃列日涅夫政权在政治局中的最后遗老——谢尔比茨基本人——发动进攻了。他在当月来到基辅，告知当地共产党领导层：苏共中央政治局已经表决同意将谢尔比茨基赶出政治局。于是乌共中央委员会也别无选择，只能免去谢尔比茨基的第一书记职务。不到半年，谢尔比茨基选择了自杀：他无法面对自己政治生涯的终结，也无法面对他一生维护的那个政治和社会体制的终结。

在不止一个意义上，1989年都是乌克兰政治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首先，随着第一次半自由的苏维埃议会选举，大众政治得以兴起；其次，第一个大众政治组织“人民改革运动”得以出现，这个被简称为Rukh（运动）的组织的成员数量在1989年秋天就达近30万，到1990年年底又翻了一倍还多；最后，曾被斯大林政权赶入地下的乌克兰天主教会也在这一年被合法化，其成员数以百万计。1990年，新的乌克兰议会选举更是戏剧性地改变了乌克兰的政治版图。民主派代表们组成了被称为“人民会议”的党团。尽管“人民会议”的成员仅占议会代表总数的四分之一，却改变了乌克兰政治的基调。同年夏天，乌克兰议会追随波罗的海诸加盟共和国议会和俄罗斯议会的脚步，宣布乌克兰为主权国家。这次宣言并未确定乌克兰退出苏联，却将乌克兰法律置于苏联法律之前。

中央无力制止各加盟共和国对自己主权的确认。苏联改革之父戈尔巴乔夫此时自身难保。共产党上层已经离他而去，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国的知识阶层也不再支持他。他的经济改革让整个经济体系失去了平衡，让产量数据出现螺旋下降，并让已经很低的生活水平进一步恶化。共产党巨头们认为这场改革威胁他们的权力，被他们认为注定失败，并将进一步让他们的地位难保，因此对之十分不满。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们则认为这场改革还不够激进，实施得也过于缓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相互敌对的群体将戈尔巴乔夫，进而将整个中央视为共同的敌人。对主权和最终的完全独立的追求成为这些在乌克兰政治光谱中处于对立的势力实现合作的平台。

由于历史的原因，乌克兰各个地区出现了不同的大众动员模式。在加利西亚、沃里尼亚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布科维纳——也就是基于《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Molotov-Ribbentrop Pact）被划归苏联的地区——大众动员模式更接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遭苏联吞并的波罗的海诸国的模式。在这些地区，从前的持不同政见者和知识分子打着民主民族主义的旗号，成为运动的领导者，并取得了地方政府的控制权。在乌克兰其他地区，共产党中的精英集团尽管满心疑虑，却仍不肯放弃权力——由于戈尔巴乔夫的缘故，他们的继续存在取决于他们在共和国议会和地方议会中赢得选举的能力。当乌克兰最高苏维埃选举56岁的沃里尼亚人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为其新主席时，这名新领导人来自西乌克兰的事实看上去仍无足轻重。然而时代正在发生变化。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让议会在政府体系中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其他分支。到了1990年年底，老谋深算的克拉夫丘克已经成为乌克兰权力最大也最受欢迎的领导人。他是唯一能与正在兴起的、主要植根于西部地区的反对运动对话的乌克兰官员，在共产党上层集团中也有相当多的支持者——这些人谋求乌克兰的政治和经济自治，被称为“持主权立场的共产党人”。

列昂尼德·马卡罗维奇·克拉夫丘克（Kravchuk，Leonid，1934年～），1934年1月出生于乌克兰罗夫诺州。首任乌克兰总统（1991年～1994年）。

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克拉夫丘克展现出真正的政治才能。他在各个议员群体中游刃有余，操纵议会向取得主权并最终取得独立的方向前进。克拉夫丘克遭遇的第一次能力考验发生在1990年秋天。由于受到立陶宛在当年3月宣布独立的警示，也由于其他加盟共和国中日渐兴起的独立运动，戈尔巴乔夫屈服于来自其政府中强硬派的压力，默许了对民主自由化的反击。在乌克兰，占议会多数的共产党通过了一条法律，禁止人们在议会大厦附近示威，并批准逮捕了议会中人民会议的一名成员。然而事态的演变让共产党强硬派们大吃一惊。1990年10月2日，数十名来自基辅、利维夫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学生冲进了基辅城中的十月革命广场（后来的独立广场，又被称为“玛伊当”）开始绝食抗议。他们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其中包括乌克兰政府总理辞职以及乌克兰退出新的联盟条约谈判——那是戈尔巴乔夫为挽救苏联而提出的方案，将赋予各加盟共和国更大的自治权。

面对学生的绝食，当局内部出现了不同的反应。政府出动了警察以驱散抗议者，基辅市议会却允许抗议继续。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绝食抗议者增加到150人。当政府组织其支持者驱赶学生时，近5万名基辅人来到广场上保护绝食的学生。很快，基辅的所有大学都开始罢课。抗议者们向议会进发，占领了议会大厦前的广场。一方面受到街头抗议的压力，一方面被克拉夫丘克和议会温和派劝说做出让步，议会中占多数的共产党最终决定让步。他们允许学生在电视上提出自己的诉求，还解除了参与新联盟谈判的政府首脑的职务。这是乌克兰学生和整个乌克兰社会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1990年10月在基辅市中心发生的事件在后来被称为“第一次玛伊当”。第二次玛伊当将会出现在2004年，第三次则会在2013年和2014年发生。

1991年8月1日，美国总统乔治·H.W.布什从基辅飞往莫斯科以促成乌克兰留在苏联内部。此时乌克兰的政治团体因目标不同已分为两派。持民族民主主义立场的少数派希望完全独立——乌克兰国内的独立呼声在1990年3月立陶宛宣布独立之后日益高涨。议会中占多数的共产党人想要的则是在一个改革后的联盟中拥有更大的自治权——这也是戈尔巴乔夫的目标。戈尔巴乔夫尝试用武力阻止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等波罗的海共和国的独立行动，却在1991年年初遭到失败。随后他呼吁用全民公投来决定联盟是否应该继续存在。公投于1991年3月举行，投票者中有70%支持成立一个经过改革的新联盟。戈尔巴乔夫也重启了与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谈判——谈判对象包括俄罗斯的鲍里斯·叶利钦和哈萨克斯坦的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试图说服他们组成更松散的联盟。他与这些人于1991年7月下旬达成协议，然而乌克兰却不打算签字。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和他的代表团主张的是另一种解决方案，即由俄罗斯和其他共和国组成一个邦联，而乌克兰的加入需要满足它自己提出的条件。

在对乌克兰议会发表的演讲中，布什选择站在戈尔巴乔夫一边。他的讲话被美国媒体称为“软弱的基辅讲话”，因为这位美国总统竟然不愿支持乌克兰民族民主主义派代表们对独立的追求。布什倾向于让波罗的海诸国独立，但仍将乌克兰与其他加盟共和国结为一体。他不愿在世界舞台上失去一个可靠的伙伴——戈尔巴乔夫和他所代表的苏联。此外，苏联出现不受控制的解体的可能性也让布什和他的顾问们感到担忧，因为这可能导致各个拥有核武器的共和国之间的战争——除了俄罗斯之外，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领土上都有核武器部署。布什在对乌克兰议会的演讲中呼吁他的听众放弃“自杀式的民族主义”，并避免将自由与独立混为一谈。占多数的共产党人对布什的演讲表示热烈欢迎，而占少数的民主派则感到失望：华盛顿、莫斯科和乌克兰议会中的共产党代表结成的联盟对乌克兰的独立构成了巨大障碍。谁也不会想到，就在这个月结束之前，乌克兰议会竟以几乎一致通过的方式选择了独立。到了11月底，原先担心这个后苏联国家（post-Soviet state）出现混乱和核战争的白宫也对这次投票表示了支持。

促使乌克兰议会中的保守派代表改变想法，乃至在后来让整个世界改变想法的，是1991年8月19日强硬派在莫斯科发动的反对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政变。这次政变事实上在前一天开始于乌克兰，更准确地说，是在克里米亚——当时戈尔巴乔夫正在此地避暑。8月18日傍晚，政变者出现在位于福罗斯附近的戈尔巴乔夫的海滨别墅门口，要求他实行军事戒严。戈尔巴乔夫拒绝签字，迫使他们自己采取行动。第二天，政变者们在克格勃首脑、国防部长和内政部长的领导下，宣布全苏联进入紧急状态。以克拉夫丘克为首的乌克兰领导层拒绝在乌克兰实行紧急状态措施，然而与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截然不同，他们没有对政变提出反对。当克拉夫丘克呼吁乌克兰人民保持冷静时，叶利钦却带领他的支持者走上街头，并在军队与抗议者之间的第一场流血冲突发生后迫使军队撤出了莫斯科。政变一方的犹豫导致了他们的失败。这场政变开始之后不到72小时就结束了，政变者们也遭到逮捕。莫斯科人走上街头，庆祝自由战胜了独裁，也庆祝俄罗斯战胜了苏联中央政府。

戈尔巴乔夫回到了莫斯科，却无法夺回他的权力。事实上他已成了另一场政变的牺牲品。这一次的政变领导者是叶利钦，他利用中央的衰弱，开始了俄罗斯接管联盟的过程。叶利钦迫使戈尔巴乔夫撤回将自己的亲信任命为军队、警察和安全部队首脑的命令，并中止了苏联共产党的活动，这让戈尔巴乔夫别无选择，只能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俄罗斯正在成为联盟的实际控制者。这一意外的转折让1991年8月之前仍希望成为联盟一部分的各共和国对联盟失去了兴趣。此时乌克兰成了脱离联盟的领导力量。

1991年8月24日，也就是叶利钦接管联盟政府之后一天，乌克兰议会就独立问题举行了投票。“鉴于1991年8月19日的政变为乌克兰带来的致命威胁，也鉴于乌克兰千年以来的国家建构传统，”由列夫科·卢基扬年科（古拉格系统中服刑最长的囚犯，此时的乌克兰议会成员）起草的《独立宣言》这样写道，“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庄重宣布乌克兰从此独立。”投票结果出乎包括卢基扬年科在内的所有人意料：346名代表赞成独立，5人弃权，只有2人反对。1990年春天议会第一次会议以来一直反对独立的共产党多数派似乎消失了。克拉夫丘克和他的“持主权立场的共产党人”团体由于没有反对政变而遭到反对派的抨击，选择了向民族民主主义者靠拢，还将强硬派也一并带了过来——后者感到自己被莫斯科背叛，而且受到叶利钦对党发动的攻击的威胁。当投票结果出现在屏幕上，会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议会大厦外聚集的人群也陷入了狂喜：乌克兰终于独立了！

卢基扬年科的宣言在提到乌克兰国家的千年历史时，指的是由基辅罗斯所开创的传统。事实上，他的宣言是20世纪以来乌克兰人的第4次宣布独立的尝试：第一次于1918年发生在基辅及随后的利维夫；第二次是在1939年的外喀尔巴阡；第三次是在1941年的利维夫。以上的独立尝试都发生在战争时期，最后都以悲剧收场。这一次的结果会有不同吗？答案将在接下来的3个月中揭晓。全民公投定于1991年12月1日举行，与之前确定的第一届乌克兰总统选举在同一天。这次公投将会确认或推翻议会选择独立的投票结果。公投方案的重要性体现在不止一个方面。在8月24日，这个方案让占议会多数的共产党人中那些对独立心存疑虑的人选择了投下赞成票，因为他们的投票毕竟还不是最终决定，仍有可能在将来被推翻。此外，公投还为乌克兰提供了一个脱离联盟同时又不与中央发生公开冲突的机会。在戈尔巴乔夫于1991年3月举行的前一次公投中，约70%乌克兰人选择留在一个经过改革的联盟内，然而这一次公投将让乌克兰彻底独立出来。

戈尔巴乔夫相信支持独立的乌克兰人绝不会超过70%，叶利钦却没有这样的信心。1991年8月底，也就是乌克兰议会投票选择独立之后不久，叶利钦就吩咐他的新闻秘书发出一份声明：如果乌克兰和其他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俄罗斯将有权对这些共和国与俄罗斯之间的边界提出质疑。叶利钦的新闻秘书暗示克里米亚和包括顿巴斯产煤区在内的乌克兰东部将成为可能的争议地区，如果乌克兰坚持独立，它将面临被分割的威胁。随后叶利钦又派出了以他的副总统亚历山大·鲁兹科伊将军为首的高级代表团，以迫使乌克兰扭转立场。然而乌克兰人守住了自己的阵地，让鲁兹科伊两手空空地回到莫斯科。恐吓没能奏效，而叶利钦既没有足够的政治意愿，也没有足够的政治资源来兑现他的威胁。

1991年9月，乌克兰进入了一个政治新纪元。6名候选人参选总统，而且这6人在竞选中都支持独立。克拉夫丘克说服克里米亚当局暂时搁置将克里米亚半岛从乌克兰独立出来的计划，留待另一次公投来决定。民意调查显示：在所有民族团体和所有地区，独立的支持率都在上升。俄罗斯人和犹太人是乌克兰最大的两个少数民族群体，分别有超过1100万人和近500万人，而这两个团体也都表达了对乌克兰独立想法的支持——在1991年11月，有58%的乌克兰俄罗斯人和60%的乌克兰犹太人支持独立。少数民族也开始拥护乌克兰的国家路线。他们对莫斯科比对共和国的首都表现出了更多的担忧和疑虑，这是1918年不曾出现的现象。

1991年12月1日，各种族群背景的乌克兰人都走进投票站决定他们的命运。面对投票结果，哪怕是最乐观的独立派也感到难以置信——投票率高达84%，其中支持独立的选民超过90%。西乌克兰地区走在了前面：加利西亚的捷尔诺波尔州有99%的投票者选择独立。然而中部、南部乃至东部也并未落后太多。中部的文尼察州、南部的敖德萨州和东部的顿涅茨克州的独立支持率分别高达95%、85%和83%。哪怕是克里米亚，支持独立的选民也超过了半数：塞瓦斯托波尔有57%的人选择独立，整个克里米亚半岛的独立支持率也有54%。（当时克里米亚人口中俄罗斯人占66%，乌克兰人占25%，而不久前刚刚开始返回故乡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只占1.5%。）在中部和东部，许多人既投票选择独立，也支持克拉夫丘克竞选总统。克拉夫丘克在普选中赢得了61%的选票，在除加利西亚之外的所有地区取得多数。加利西亚地区的胜利则归于利维夫地区政府首脑、在古拉格系统中被囚禁多年的维亚切斯拉夫·乔尔诺维尔。乌克兰选择了独立，将其未来托付给一名被许多人认为既能在乌克兰众多宗教派别和民族之间取得平衡，也能在这个共和国的共产主义历史和独立未来之间取得平衡的候选人。

乌克兰的独立投票宣告了苏联的终结。公投的参与者们不仅改变了自身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历史。那些尚依附于莫斯科的苏维埃加盟共和国也因乌克兰而获得解放。1991年12月8日，叶利钦在白俄罗斯贝拉维察森林的一座狩猎屋里与克拉夫丘克会面，最后一次尝试说服克拉夫丘克签署一份新的联盟条约。克拉夫丘克拒绝了，并将包括克里米亚和东部地区在内的乌克兰各州的公投结果告知叶利钦。叶利钦只得退却，他告诉新当选的乌克兰总统：如果乌克兰不打算签字，那么俄罗斯也不会签。叶利钦曾不止一次向美国总统解释说：如果联盟中缺少了乌克兰，俄罗斯就会在数量和选票上被各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加盟共和国压倒。乌克兰和俄罗斯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一个联盟如果既没有乌克兰也没有俄罗斯，则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对别的加盟共和国没有吸引力。于是，三位以斯拉夫人为主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白俄罗斯的舒什克维奇——在贝拉维察创建了一个新的国际性政治体，即独立国家联合体（简称独联体）。中亚各共和国于12月21日加入独联体。苏联从此不复存在。

1991年12月25日，圣诞节，戈尔巴乔夫在国家电视台发表了他的辞职讲话。苏联的红旗从克里姆林宫元老院的旗杆上降下，被俄罗斯的红蓝白三色旗代替。基辅选择的国旗则为蓝黄两色，其中不再有对莫斯科与基辅之间关系的象征。不同的乌克兰政治力量曾在各种情势下进行过4次失败的独立尝试，而今却不仅结成一体，还获得了独立，从此走上自主道路。几个月前还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现实：帝国已烟消云散，一个新的国家已经诞生。从前的共产党上层与年轻而雄心勃勃的民族民主主义领袖们携手创造了历史，让乌克兰成为欧洲最后一个帝国的掘墓人。现在，他们还需要找到办法，创造一个未来。

从古希腊的希罗多德时代开始，乌克兰大地见证了两千年来帝国的起起落落，经历了世界秩序的多次变更。定居和游牧、东正教与天主教、自由与专制、……直到今日，乌克兰仍是东西方力量冲突的焦点。若不理解两千年以来塑造东欧的复杂力量，就看不清如今仍在牵动世界的动荡种种问题——

为什么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关系这么差？

是什么让乌克兰人不同于俄罗斯人？

俄乌冲突的根源又是什么？

乌克兰为什么花费了近千年直到苏联解体才取得真正的独立地位？

乌克兰饥荒与“切尔诺贝利”事件是压倒乌克兰人的最后一根稻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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