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谎言的催化剂

佚名 人文英华 2022-04-26



小时候看鸦片战争的电影,特别痛恨琦善、奕山之流,他们不但把仗打败了,撒起慌来竟也毫不脸红,果然都是人渣。


长大了,渐渐明白清朝和英国的实力差距决定了鸦片战争的走向,却仍对“奸臣”们的所作所为痛恨不已。


最近读了易中天先生的《鸦片的战争和战争的鸦片》,又对“官员的谎言”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撒谎固然可恨,但专制制度却是谎言的催化剂。

 

1.竞相撒谎的前方将帅


公元1841年夏,英军占领广州城,大清靖逆将军奕山高举降旗,按照英军要求,率兵离城两百里,并凑齐六百万元的“赎城费”,可谓一败涂地。


可奕山并不慌张。5月26日,他给道光皇帝上了一道奏折,称清军大胜,击沉、焚毁英军兵船。6月4日,英军拿到“赎城费”退出广州,奕山再上一折,称英军头目在城下“免冠作礼”,恳请“大皇帝开恩”,只要追完商欠(即600万元的“赎城费”),准予通商(通商早被当地官员默许,只有道光帝蒙在鼓里),就退出虎门,交还炮台,不敢滋事。


被骗的道光帝在上谕中说,夷人“性如犬羊,不值与之计较”,天朝略示薄惩,英夷又“作礼乞恩”,算了吧,准许通商,赏还商欠。


7月14日,奕山又上一折,称“英夷”听宣,感恩戴德,称“永不敢在广东滋事”。


一场大败,就用谎言轻巧地掩饰过去。


根据茅海建先生的研究(《天朝的崩溃》),整个鸦片战争史上,很难找到不撒谎的官员。两广总督邓廷桢撒谎,两江总督伊里布撒谎,钦差大臣琦善撒谎,参赞大臣杨芳撒谎。而且,只有敢撒谎的,才能得到重用。“撒谎大王”奕山交部优叙,赏白玉翎管;撒谎水平稍差一点的杨芳“革职留任”;基本不撒谎的林则徐被遣戍伊犁,后来才撒谎的琦善,被判死缓。


总之,谁不撒谎谁倒霉。

 

2.揣摩上意的体制性谎言


易中天先生在文中,分析了清朝前方将帅不断撒谎的原因。


一句话概括:揣摩上意。


专制制度决定,官员只能看皇帝的脸色说话,或者看顶头上司的脸色说话。他们想听什么,就说什么。不想听的,瞒着。瞒不住,撒谎。万一露出马脚,再来一个谎言。


当时道光帝仍沉浸在“天朝大国”的良好感觉中,周边的蛮夷到中国来,要么“朝贡”,要么“观礼”,要么“喊冤”,要么“乞恩”……英国这等“蕞尔小邦”,竟敢来天朝滋事,自然要一鼓荡平,以扬天威!


所以,道光帝给前方将帅下达的命令是“大兵兜剿”、“擒获夷酋”、“务使蛮夷片帆不返”。


皇帝心态如此,朝中大臣自然跟着唱高调,只许言“剿”不许言“抚”,只许言“胜”不许言“败”。


在后方唱唱高调可以,可真打起来,前方将帅立即发现“蛮务不可为”,大清帝国在战场上根本没有取胜的希望。


可问题是谁也不敢说真话,谁说皇帝革谁的职,谁说谁被指为“卖国贼”。


于是,大家只好纷纷撒谎,以求自保,由此逼出了很多谎言。


容不得不同意见、强求一致的政治体制和君主作风,正是谎言的催化剂。


3.真话也要包上谎言的外壳


伴君如伴虎,撒谎也需要点技巧和心眼的。


奕山撒谎能成功,因为他准确地抓住了道光帝的心态——“天朝体面。”


既然皇帝认为天朝威武,那就说天朝威武的谎言给他听(打败英军,击沉兵舰);既然皇帝认为英夷是“蕞尔小邦”,就塑造小邦的形象给他看(免冠作礼,乞恩言和),只要能停战,通个商和赔点钱,皇帝是不会太在意的。

 

君威难测。为了愉悦圣心,甚至真话都必须包一层谎言的外壳——当然了,有人管这叫说话的艺术。

 

浙江巡抚刘韵珂很快意识到中英之战“事不可为”,但当时,整个朝廷官员都三缄其口,噤若寒蝉,顾虑着顶戴和脑袋,没人敢出来说话。


刘韵珂说话了,说得很巧妙。


1842年3月21日,他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这道奏折中,他完全避开了“剿抚”之争,只说“十可虑”。


其中最有可能打动道光皇帝的是第九条:浙江雪灾,春粮未种,物价上涨,民不聊生,人心浮动,盗贼四起,地方官忙于战事,无暇兼顾。


对于一个专制君王来说,最重要的是保住皇权。“英夷”虽可恶,毕竟只是通商、赔款、割地,并无灭清之意,但民众造反,那就威胁到皇冠了……


攘外必先安内。


果然,道光皇帝批示:按你的意思办,升官至闽浙总督。


4.谎言误导的民意很危险


还要提一提1841年第二次定海之战。


在历史书上,定海之战被描述成一个英勇壮烈、感人至深的故事:定海三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率军五千,抗击英军万余,血战6天6夜,寡不敌众,壮烈牺牲。

 

但根据茅海建先生的考证,这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只有一部分是事实。敌人并没有万人之多,只有四五千;也没有血战6天6夜,只有不到一天时间,从10月1日早晨到下午2时;整个战事中,英军只战死2人,受伤27人,并未遇到英勇抵抗。

 

夸大的原因有很多,清朝官员惯于粉饰,已成风气。后来学者却不加核实就引为信史,更值得深思。

 

易中天先生认为,这只能说明喜听谎言的毒素已经渗入民族的骨髓,从至尊天子到寻常百姓,都喜欢谎言,喜欢好听的,喜欢歌功颂德的话和鼓舞人心的话,至于这些话是否真实,或者有几分真实,则是第二位的了。于是,我们听到的,都是经过处理的信息,好听顺耳的被放大,不好听不顺耳的被过滤。这样的信息,即便有一定的真实性,归根结底也是不真实的。

 

用这样的信息指挥打仗,自然要失败。而这样的信息形成的民意,又有几分可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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