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中国工业经济》第813篇观点精粹。查阅论文原文和数据等附件，请访问《中国工业经济》网站或登陆中国知网下载。
作者：魏志华，王孝华，蔡伟毅
单位：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原文刊发：《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3期，原标题为《税收征管数字化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
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出了更高要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为《“十四五”规划》），将“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国家发展的远景目标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得益于中国政府推动共同富裕的战略选择，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从2009年的3.33倍下降至2021年的2.50倍，成效显著。不过，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社会不同群体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对此，党中央对“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做了具体部署。事实上，企业作为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主要参与主体，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信息不对称和代理冲突等公司治理问题使得近些年许多企业内部薪酬结构不断偏离合理水平，破坏了薪酬契约的有效性，加剧了企业内部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现象。因此，减少企业内部收入分配不平等是推进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近年来，税收征管作为一种重要的外部监督治理机制，对企业发挥了显著的公司治理作用（曾亚敏和张俊生，2009），尤其是数字技术驱动下的税收征管模式转型进一步强化了政府部门的监督力量。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与税务监管体系的深度融合与高效联动从整体上提升了国家税务机关的数据分析能力和税务监管精准性，促进了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和智能化改造。税收征管数字化建设能够进一步发挥数据要素的驱动作用，实现税务监管模式的变革，强化税收征管工作的监督作用，优化企业内部的公司治理机制，其中就包括企业内部薪酬安排。理论上，税收征管数字化能够部分缓解信息不对称和代理冲突等公司治理问题。那么，税收征管数字化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内部薪酬安排，就成为了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学术话题。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基于税收征管数字化这一独特的外部治理机制视角探究税收征管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关系。在推进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新时代背景下，本文的研究对于缓解企业内部收入不平等，促进初次分配格局的效率与公平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魏志华、王孝华和蔡伟毅发表在《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3期的论文《税收征管数字化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以2009—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利用金税三期工程这一税收征管数字化实践的准自然实验，检验了税收征管作为外部监督机制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治理作用。研究发现：
金税三期工程这一税收征管数字化举措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并且这种抑制效应主要表现为税收征管数字化降低了超额薪酬差距，进而缩小了企业内部薪酬差距。
影响路径与机制研究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发挥治理效应的影响路径并不在于提高普通员工的工资，而在于抑制高管薪酬尤其是高管超额薪酬；税收征管数字化降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作用机制是通过改善企业信息环境和缓解代理问题，从而促使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更趋合理。
进一步研究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治理效应在内部控制质量较低、外部审计监督不力和高管薪酬操纵动机强烈的企业中表现更明显。此外，税收征管数字化还增强了企业合理薪酬差距的激励效应，最终提升了企业业绩。
（1）注重税收政策的间接治理效应。税收征管作为企业重要的外部治理机制，在调节企业内部收入分配的过程中，约束了企业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保障了规则的公平性，缓解了企业内部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这启示政府不仅要利用税收政策调节收入分配，同时也要重视有效发挥税收政策的间接治理效应。
（2）积极推进中国智慧税务建设。在减税降费背景下，税收征管数字化不但增强了国家税收征管质量，还提升了税务机关的税收治理能力，强化了对企业的监督能力。税收征管数字化充分发挥了数字技术在税收治理中的优势，改善了企业信息环境，缓解了企业代理问题，并间接推动了企业薪酬体系的进一步完善。这启示政府部门应加快推进“以数治税”的中国智慧税务建设，完善税收征管体制设计，推动税收征管现代化，助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3）完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本质是管理者才能与一般劳动的要素分配冲突，其矛盾主要体现在单一的业绩型薪酬契约不仅难以量化管理者才能，还容易触发管理者的寻租行为，并且这种寻租行为更容易发生在公司治理机制薄弱的企业中。这启示企业要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建设，优化薪酬体系设计，实行多元化的绩效考核机制，为保障薪酬差距的激励作用创造有利条件。同时，企业也要适时引入和完善外部监督机制，在监督与激励的框架下，保障企业内部分配规则的公平性，从而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效统一。
（4）重视初次分配效率与公平的基础性作用。企业作为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主要参与主体，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为了更平衡、更充分地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在调整再次分配力度的同时，也要兼顾初次分配格局的效率与公平。从进一步完善初次分配调节机制入手，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鉴于此，要充分发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优势，监督企业完善薪酬制度建设，鼓励企业加大员工在职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可持续地解决不同群体间收入分配不平等引发的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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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守英，熊雪锋，章永辉，郭贯成.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模式[J].中国工业经济.2022,(1):34-53.如果研究中使用了未在杂志纸质版刊发、但在杂志官方网站上正式公开发表的数字内容（包括数据、程序、附录文件），请务必在研究成果正文中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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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经济》是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类综合性权威理论刊物，重点覆盖国民经济、产业经济、工商管理、案例研究等学科领域，专门刊发以重大前沿理论和现实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前瞻性、引领性、规范性最优秀研究成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第一批重点资助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首批试点学术期刊；曾荣获第三届国家期刊奖（最高层次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学术期刊特别奖（2020）、第二至四届优秀期刊奖连续3届一等奖，第三届全国百强报刊；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工业经济类第一名（历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AMI权威期刊（2014、2018），连续10年荣获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2012—2021）称号，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认定的管理科学A类重要学术期刊（历年），中国工业经济学会核心会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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