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13年8月26日，鸿益公司与泉州中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鸿益公司以案涉土地使用权及房产作为抵押物，为泉州中行与泉州环海物流有限公司间的债权提供抵押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

二、2014年8月18日，长安船务公司因与鸿益公司等的债权债务纠纷，申请财产保全，厦门海事法院作出（2014）厦海法保字第35-2号民事裁定书，查封了案涉房产及土地使用权。

三、2014年10月29日，泉州中院作出（2014）泉民初字第1481号《民事调解书》，确认泉州中行对抵押物享有抵押权。2014年11月7日，泉州中院受理了该案的执行申请，并定于2015年1月9日拍卖案涉土地使用权及房产。2015年1月6日长安船务公司向泉州中院提出执行异议。2015年5月8日泉州中院函告厦门海事法院，已将拍卖土地使用权所得款提存。

四、2015年5月29日，长安船务公司与鸿益公司等诉讼的判决生效后，长安船务公司向厦门海事法院申请执行。厦门海事法院作出（2015）厦海法执字第22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被执行人逾期履行义务的，厦门海事法院将依法拍卖或变卖所查封、扣押的财产。同日，厦门海事法院向泉州中院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将案涉土地使用权拍卖款中的328万元汇至厦门海事法院。

五、泉州中行向厦门海事法院提出执行异议，请求：确认其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抵押物拍卖所得应由泉州中院主持分配；撤销厦门海事法院要求泉州中院将案涉土地使用权拍卖款划拨给厦门海事法院处置的执行行为。厦门海事法院一审裁定驳回了泉州中行异议。泉州中行不服，向福建高院申请复议，福建高院复议裁定撤销一审裁定，抵押物拍卖所得应由泉州中院主持分配。

六、长安船务公司不服，向最高法院申诉，最高法院裁定驳回其申诉请求。

本案中长安船务公司的败诉原因有二：一为最高法院最终确认泉州中院为首封法院；二为泉州中行并未以抵押权人的身份排除对抵押物的强制执行。本文需重点探讨的是败诉的第二点原因，即：抵押权人能否通过执行异议的方式排除其他债权人对抵押物申请的强制执行。根据《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九条对于抵押权的定义，抵押权人具有优先受偿权。此处所谓的优先受偿权是指抵押权人的债权可优先于其他普通债权人的债权从抵押物的变价所得中优先获得清偿。因此，抵押权人对抵押物享有的抵押权，并非是对抵押物本身的实际支配权，而是对抵押物价值（变价所得）的支配权。故而抵押权人不能通过执行异议的方式排除对抵押物的强制执行，而只能参与强制执行分配程序，以抵押权人的身份优先从抵押物变价所得中受偿。最高法院在本案中也认为：“抵押权人可以从执行标的的变价款中优先受偿，并不需要排除对抵押物的执行，强制执行程序可以保障抵押权人优先受偿权的实现。”诉讼中，泉州中行准确的选择了诉讼请求，没有直接要求排除厦门海事法院对抵押物拍卖的执行行为，而是要求排除厦门海事法院要求支配抵押物变价所得的权利，这就直接侵害了抵押权人的抵押权。因此，最高法院认定厦门海事法院要求泉州中院将抵押物拍卖所得汇至厦门海事法院的执行行为违法。长安船务公司因此败诉。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避免未来发生类似败诉，提出如下建议：

1、抵押权人的优先受偿权实际上是抵押权人对抵押物变价所得的优先分配权。因此，《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五十五条规定：“已经设定抵押的财产被采取查封、扣押等财产保全或者执行措施的，不影响抵押权的效力。”此处所言的不影响抵押权的效力，是指不影响抵押权人对抵押物变价所得的优先分配权。抵押权人不必通过排除对抵押物强制执行行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而只需通过参与执行分配即可以实现自己的权益。

2、抵押权人对抵押物的支配仅指对抵押物变价所得的支配，而非对抵押物本身的直接支配。因此，抵押权人无法对涉及抵押物本身的强制执行行为提出执行异议，而只能就分配、处置抵押物变价所得的执行行为提出执行异议。结合本案来看，泉州中行提出执行异议的对象正好是针对厦门海事法院对抵押物变价所得处置的执行行为，故而福建高院、最高法院都支持了其执行异议。所以，抵押权人在抵押物被强制执行时，应注意准确的选择执行异议的对象，而非盲目地要求排除对抵押物的强制执行行为。

3、抵押权人等担保物权人，在担保物被采取执行强制措施时，不必过分紧张，而应积极向执行法院申请参与执行分配，直接通过执行程序实现自己的权利。当执行法院对于担保物的强制执行行为已经进入执行分配程序时，如果担保物权人的债权尚未到期，可要求执行法院对抵押物拍卖所得进行提存或者要求债务人提前清偿债务。如果债权债务关系存在争议，可另案提起诉讼同时要求法院中止对抵押物拍卖所得进行分配的执行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