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写人物｜齐邦媛：魂归巨流河

齐邦媛的一生，被裹挟于大时代的一次次转折之中。

她1924年2月19日生于辽宁铁岭，经历了民国时期东北命运的跌宕，感受到日军炮火带来的伤害和恐惧，1943年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一年后转入外文系，受教于朱光潜、吴宓。1947年赴台工作时，她购买的是往返双程票，不料，这一去就是大半生。

“南京是我记忆中最接近故乡的地方。”齐邦媛在《巨流河》中这样写道。

1930年，“九一八”事变前夕，齐邦媛随母亲从东北流亡到南京，投奔在南京政府做事的父亲齐世英。鼓楼小学、山西路小学、宁海路、三条巷、新街口、玄武湖……都曾留下齐邦媛的印记。

《巨流河》的前半部分故事涵盖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整个抗战史，齐邦媛从一个战乱中的小女子视角，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她借着父亲齐世英的经历，串联起一代铮铮铁汉们在侵略者炮火下头可抛、血可洒的气概与尊严。

就是在南京生活期间，齐邦媛结识了一个从东北流亡而来的18岁学生。这名学生的父亲是东北政府官员，因抗日而被日军残杀。那时候，他的名字叫张大非。

“张大非初到我家的时候，没有人注意他。他静静地坐着，很少说话，也不参加游戏。吃饭时，妈妈总叫他坐在她旁边，不断地给他夹菜。”

在齐邦媛的回忆中，与张大非的一次同行登山刻骨铭心——

有一天吃过中饭，哥哥和七八个同学说要去爬不远处的一座小山，牛首山。我看着那山羡慕许久了，就追着赶上跟了去。下午四点钟开始下山的时候，突然起了风，我比他们走得慢，渐渐一个人落后了。哥哥和那些大男生已跑下山，我仍在半山抱着一块小岩顶，进退两难。山风吹着尖锐的哨音，我在寒风与恐惧中开始哭泣。这时，我看到张大非在山的隘口回头看我。天色渐渐暗了，他竟然走回头，往山上攀登，把我牵下山。到了隘口，他用学生的棉大衣裹住我三十多公斤的身躯，说：“别哭，别哭，到了大路就好了。”他眼中的同情与关怀，是我这个经常转学的十二岁边缘人很少看到的……

“数十年间，我在世界各地旅行，每看到那些平易近人的小山，总记得他在山风里由隘口回头看我。”齐邦媛写道。

齐邦媛在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张大飞列名的碑前 图片出自《巨流河》》

颠沛流离的逃亡之路，令齐邦媛终生难忘。1937年冬，齐邦媛从南京到汉口，1938年春，从汉口流亡到湖南长沙、广西桂林等地，再进四川，最后在年底到达重庆，入读南开中学。与此同时，报名军校的张大非已经改名张大飞，被选为第一批赴美受训的中国空军飞行员，回国后加入飞虎队。

张大飞受训回国期间与齐邦媛在重庆有过见面，但更多时候，写信是他们之间唯一的通信方式。他们诚挚地分享各自的成长经验，一个在升空作战，一个是诗书之间，张大飞在齐邦媛眼中是所有少女憧憬的那种英雄，但他们“未曾一语触及内心，更未及情爱”。

1943年，张大飞赶到南开中学探望齐邦媛。两个年轻人不会知道，这是他们的最后一面——

一九四三年四月，我们正沉浸在毕业、联考的日子里。有一天近黄昏时，我们全都回到楼里准备晚餐了，一个初中女孩跑上来找到我，说有人在操场上等我。

我出去，看到他由梅林走来，穿着一件很大的军雨衣。他走了一半突然站住，说：“邦媛，你怎么一年就长这么大，这么好看了呢。”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赞美我，那种心情是忘不了的。

他说，部队调防在重庆转机，七点半以前要赶回白市驿机场，只想赶来看我一眼，队友开的吉普车在校门口不熄火地等他。我跟着他往校门走，走了一半，骤雨落下，他拉着我跑到门口范孙楼，在一块屋檐下站住，把我拢进他掩盖全身戎装的大雨衣里，搂着我靠近他的胸膛。隔着军装和皮带，我听见他心跳如鼓声。只有片刻，他松手叫我快回宿舍，说：“我必须走了。”雨中，我看到他半跑步到了门口，上了车，疾驰而去。

这一年夏天，我告别了一生最美好的生活，溯长江远赴川西。一九四三春风远矣。

“今生，我未再见他一面。”写下这样的字句时，齐邦媛的心里该有多痛。

《巨流河》书封

25万字的《巨流河》，其中一半内容是抗战流亡的家国悲歌。1945年5月18日，张大飞在豫南会战时掩护友机，殉国于河南信阳上空。

张大飞留下一封信给齐邦媛的哥哥，是一封诀别信，表达了在重庆见面时对齐邦媛表达爱意的懊恼，因为他自知是“必死之身”，他希望齐邦媛的哥哥劝妹妹忘记自己，“我生前死后只盼望她一生幸福。”

另外，张大飞留下一个很大的包裹给齐邦媛，是那些年齐邦媛写给他的信。

“从此之后，我不再提他的名字。我郑重地把他写来的一大叠信和我写去的一大邮袋的信包在一起，与我的书和仅有的几件衣服放在一起。我想，有一天我会坚强起来再好好看看。”

如张大飞生前所祝福的那样，齐邦媛发展得很好，大学毕业后落脚台湾展开学术事业，1968年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学习，1969年出任中兴大学外文系主任，1988年在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任内退休，受聘为台大荣誉教授。执教之外，齐邦媛将台湾代表性文学作品英译推介至西方世界，卓有贡献。

齐邦媛（后排右一）与家人合影 图片来自《巨流河》

自齐邦媛和家人1937年底逃出南京城，此生只回过南京两次。

一次，是1946年她无意中参加了张大飞的追思，一次是1999年5月，她到了南京，找到了航空烈士公墓。

那是齐邦媛与张大飞的一次“重逢”。那年齐邦媛75岁。

在《巨流河》第十一章里，有齐邦媛克制的记述——

车子在山路上绕行的时候，我好似在梦游境界，车停处，山路也宽阔起来，走进宽敞高昂的石头牌坊大门时。开始登上石阶，我仍疑似梦中。这是万万想不到的意外之旅！直到迎面看到亭里立着国父孙中山所写“航空救国”的大石碑，才开始相信，这是真的了。

这一大片墓碑，并没有阴森肃杀之气。走完最高几层石阶时，我放开章斐（注：老同学）牵着的手。静静地说，我要自己去找那块编号M的碑。去北京前，张大飞的弟弟曾寄给我一本纪念碑的册子，说他的名字刻在那里。

那么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事了。M号的碑上刻着二十个名字，他的那一栏，简单地写着：张大飞 上尉 辽宁营口人 一九一八年生 一九四五年殉职。一个立志“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男子，以血肉之身殉国，二十六岁的生命就浓缩到碑上这一行字里了。

后来在母亲的遗物中，齐邦媛找到两张他升上尉和中尉的军装照，脸上是和硬挺军装不相称的温熙的笑容，五十多年间，她在许多的战争纪念馆重寻他以生命相殉的那个时代……

“张大飞的一生，在我心中，如同一朵昙花，在最黑暗的夜里绽放，迅速阖上，落地。那般灿烂洁净，那般无以言说的高贵。”齐邦媛如此写道。

据中新社报道，齐邦媛去世后，她的挚友、诗人席慕蓉在接受采访时提到，2023年11月，席慕蓉最后一次接到齐邦媛的电话。席慕蓉一直尊年长自己19岁的齐邦媛为师，她们经常见面、通电话。

齐邦媛在那通电话中与席慕蓉表达告别之意。“她跟我说‘再见’，当时，我也明白了她的意思。”席慕蓉说，齐邦媛年事已高，身体情况不允许太多人去打扰，她希望自己能够安静地休养，遂与朋友们告别。“所以我也回答，好的，谢谢齐老师。”

齐邦媛走了。也许，沿着记忆之河逆流而上，她又会回到祖国那个叫“巨流河”的出发地。

来源：现代快报/现代+

记者：王凡 白雁/文 俞晓翔/设计

编辑：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