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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生只好跟这间简陋书房不离不弃了

     陈漱渝

十年前，“书房”二字在我心目中无异于不敢问津的奢侈品。当时全家三代五口人挤在一起。住房面积由最初的十几平米到二十几平米，六十几平米，再到一百零几平米。居住条件虽然不断改善，但毕竟腾不出一间独立的房间做我的书房。熟识我的读者会知道，我的《民族魂》一书就是在楼房过道一台缝纫机的台面上写完的。我每当看到文人雅士坐拥书城，摆弄着文房四宝，悬挂着名人字画，难免生羡慕之心，但却从来不妒忌和怨恨。盲目攀比徒增心理垃圾，我懂得这个生活哲理。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的住房更宽绰了，但其中有喜有悲。因为含辛茹苦养我成人的老母已魂归净土，我们夫妇含辛茹苦养大的儿子又先后独立成家。在老伴的鼎力支持下，将家中一间二十多平米的卧室改成了书房——不过还得兼做餐厅和会客室。夜阑人静，老伴入睡，我独坐书房，舞文弄墨，也常有冷清之感袭上心头。

我不是收藏家，从来舍不得花大钱去购买孤本秘籍，只不过毕竟在学术圈混了三、四十年，总会有一些靠它吃饭的专业书、工具书以及一些师友赠书。师友中又不乏知名人士，所以我还携带着冰心、萧乾、萧军、台静农等人的签名本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搞了一次书展。我没估算过现有多少藏书，反正这些书已经挤满了书房的四壁。书架有六、七层，每一层又摆着双排书，但还是不够用。眼下摆不下的书已堆在书架的边缘和书房的地面，还有一些只好装箱存放到儿子家的凉台和杂物间。书一旦装箱，就与废品无异。

老伴颇以这些书为苦，因为它强占了太多的空间，影响了其他家庭成员的生活品质；但又万分无奈，因为“书到用时方恨少”。我是科盲，不会在网上收集资料；又腰痛腿乏，无力到图书馆看书。因此家里这些书就成为了我唯一的资料来源。这些书帮助我释疑解惑，读起来是一件快事，但查找起来却异常艰难，甚至有时要付出“血的代价”。

我跟其他人一样，书籍上架时当然会有一个大体的分类，但久而久之，界限就越来越模糊起来。书脊上的字原本不大，再摆到高处，辨认起来更加吃力。这就迫使我有时不得不站在凳子上或梯子上找书，稍一不慎，书架上的书就会像山体滑坡似地轰然坍塌，不仅吓自己一跳，还免不了惊动跟我只有一墙之隔和一板之隔的邻居。说付出 “血的代价”也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图省钱，我的书架是“私人订制”的，所镶玻璃全部没有磨边。打开书架门时，稍一着急，手就会被锋利的玻璃边划开一个口子。我眼神不济，加上笨拙，被划得血流如注的事情数次发生，有一次夜间还不得不去复兴医院看急诊。

书房虽然常使我受些无妄之灾，但我仍然离不开它，就好像一对欢喜冤家，常常争吵斗气，但仍然难离不弃，厮守终生。我住的楼房老旧简易，既无电梯，又无物业。老伴每次上楼都得紧拽楼梯扶手，以资助力。如果发生了水管堵漏，或门窗受损一类生活细事，常常求助无门。优点是地段适中，位处首善之区的核心地段，离著名的钓鱼台国宾馆只隔一条马路，所以楼房虽有近四十年寿命，仍能卖出一个高价。因此，只要卖掉老窝，我完全有经济实力到僻远地区买一套高档住所。令人纠结的就是这间书房，挪动一下太麻烦，难以让搬家公司越俎代庖。老人因装修搬迁发生意外的不乏其例，所以看来我此生只好跟这间简陋的书房不离不弃了。记得当年老作家萧乾住在复兴门外一处楼房里。他是文史馆长，属高干层，完全有条件搬进新居。但他斩钉截铁跟我说：“我的书房搬起来太费劲，这辈子无论分给我什么高档房子我都不搬了。”不觉间萧老已过世多年，如今他的老伴文洁若老师还守着那个旧楼，那间萧老的书房……

陈漱渝，曾任鲁迅博物馆副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信息特邀员，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中国文物局高级职称评委会委员，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中华文学史料学会副会长，中国丁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南社及柳亚子研究会顾问，中国现代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著作颇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