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作者简介：

       余练，女，西南大学教育学部中国乡村建设学院讲师，博士。

在农村调查，不时听农民或者村干部提到“派”。贺雪峰指出，“派”有派性和派系之分，所谓派性只是一种初步的分派特征，缺乏组织的稳定性，它是在小共同体已经解体和传统精英失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派系不仅具有分派的性质，而且已经形成一种稳定的组织系统，它以小共同体的存在和强烈的面子压力为社会基础。前者的代表是中国台湾地区乡村地方选举，后者主要是指中国大陆农村。孙琼欢和卢福营则指出，派系是指人们以特定的关系为纽带联结起来，具有共同利益和现实功能的非正式组织，它具有低烈度性、间歇性和地域性特征。应该说，孙琼欢等对“派系”的理解与贺雪峰“派性”的界定接近，他们同时谈到了“派”的不稳定性和非正式组织性。因此，这里采用“派性”一词来描述农村社会所经常提到的“派”。目前有关农村派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有关派性竞争和派性政治形成机制研究，有资源利益论和社会结构论两种解释。研究者认为，利益构成村庄派性的根本原因，利益越密集，派性形成的可能性和机率就越大。贺雪峰指出，“村集体经济”构成了派性斗争的理由和动力，较多的村集体经济容易带来村民的分化和派别的形成。与此不同，陈柏峰指出，区域比较视野下，资源只是北方村庄派性政治的表层原因，小亲族的存在构成派性的深层原因，从而构建起村庄派性的社会结构论。第二，选举与派性政治的研究，把选举作为派性竞争的竞技场，从选举中去看派性竞争的模式和对村级治理造成的影响。吴思红指出，在村两委选举中，村庄派系的竞争和利益博弈，以贿选的方式得以操纵，这成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障碍。同时，另一些研究也对村委会选举中的派性政治的消极作用和负面影响进行了深入的评价。第三，派性与村庄政治、村庄治理的研究。吴思红讨论了村庄派性与村级权力结构的稳定性。卢福营指出，派系竞争在派系利益的表达与保护、公共参与的动员与组织、公共权力的监督与制约等方面对村级治理构成重要影响。仝志辉认为村庄派性政治能为农村建设提供组织资源，具有正面的积极作用。

既有研究从不同的侧面对农村派性展开研究，主要回应的问题有两个层面：其一，通过对农村派性政治的研究，厘清农村派性（系）政治的性质，回答其形成的机制。其二，通过最能凸显派性竞争和博弈选举事件的描述，挖掘派性政治展开的手段和模式，从而提出派性对村庄政治的影响，对村庄治理的意义。应该说，已有研究对农村派性展开了多方面的探讨，不过仍然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对农村派性机制形成的研究较为薄弱，资源利益论和社会结构论并不能涵盖所有村庄的派性政治实践；第二，从选举看派性政治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如果仅仅从选举看农村派性问题，缺乏对日常政治生活的关注，难免视角单一。第三，派性对村级治理和村庄政治影响的研究着墨不少，但是负面评价多，正面肯定的少。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从村庄派性结构和选举中派性竞争与派性博弈的双重视角来揭示不同于资源利益论和社会结构论的派性形成机制，提出反抗型派性政治解释框架，并对这种反抗型派性政治对村庄政治形成的影响作出分析，进而对寡头政治的形成进行反思。

“反抗”的基本意思是“反对”“抵抗”，有抗争之意。反抗型派性政治是指，村庄权力的体制精英因为村庄权力分配、运行和实施过程中，一方对另一方实施了压迫、侵害或权利剥夺，迫使另一方引起反对和抗争的行为。这种反对和抗争既可能以派性斗争的形式出现，也可能以上访等形式出现。不同于派性政治中资源结构论（这里可以把它归纳为利益型派性政治）和社会结构论（结构型派性政治），反抗型派性政治具有“维权”“出气”“抗争政治”的意涵。它体现的是村庄中体制权力精英的内讧，有强制和压迫，是一种政治性的表达。

首先，反抗型派性政治具有“维权”特征。在中国农民上访研究中，有一对经典研究范式：一是将农民上访看成是地方政府或基层政府对农民侵权，造成农民反抗，引发维权行为的“维权—抗争”模式；二是将农民利益表达的困境置于“权力—利益结构之网”利益博弈的非抗争政治框架中。应该说，第二种解释范式与利益型派性政治比较接近，也是派性政治分析中较为普遍的解释框架，但是另一种维权型的派性政治却没有引起其他学者的关注。李连江和欧博文提出“依法抗争”（以政策为依据的抗争），于建嵘提出“以法抗争”（有组织的抗争）。李连江和欧博文所讲的“抗争”，是依据政策的抗争，是农民积极运用法律和中央政策维护自身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并免受地方政府和官员侵害的政治活动，其基本形式就是上访。而于建嵘提出的“以法抗争”，指农民直接以法律作为抗争武器，将矛盾和问题直接诉诸“立法者”，具有组织性特征。无论是“依法抗争”还是“以法抗争”都是农民通过政策或法律的形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都是一种维权行为。反抗型派性政治，也同样是通过政策或法律的形式作为“弱者的武器”，捍卫自己在村庄权力斗争中的被压迫行为。

其次，反抗型派性政治具有“出气”特点。陈柏峰认为气是人们在村庄生活中，“未能达到期待的常识性正义横平感觉时，针对相关人和事所生发的一种激烈情感”，它有身体暴力、语言暴力、上访、自杀等诸种释放方式。“常识性正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指的是在村庄中人与人之间有一套相互平衡和礼让的规则，人与人之间有关联，但是也有边界，如果对他人言行过分，就会带来其他人的反抗和报复，泄愤和出气就是其中的一种。在本文中，派性作为常识性正义丧失后部分村干部之间泄愤的表达方式。同时，从“气”出发，“抗争”的概念也被引入进来。应星认为“抗争政治”与“气”相关。气是“中国人在人情社会中摆脱生活困境、追求社会尊严和实现道德人格社会行动的根本促动力，是融汇了本能与理性、道义与利益的激情”。如果说陈柏峰对气的研究偏重于法律社会学的解释，那么应星对气和抗争的研究就更偏向于情感社会学解读。同样，反抗型派性政治具有出气和泄气的特征，它是基于村庄中普遍常识性正义失衡；它是在体制精英内部，在村庄政治和治理过程中，一些村干部被其他强势和极权村干部权力剥夺后而引发的反抗。

最后，虽然具有“维权”和“出气”的特点，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反抗型派性政治与上访中的维权和抗争政治有本质的区别。第一，它体现的是村庄权力体制精英内部之间的反抗与冲突，具体到本文是有权势的村干部对其他村干部权利的剥夺，是“官”与“官”的冲突。相反，抗争政治体现的是农民对基层政府或地方政府的不满，是“民”与“官”的冲突。第二，这种抗争并非“政治反抗”，而是一种政治参与，而且是一种积极的政治参与，它通过派性竞争和博弈的方式在两方之间展开角逐，同时保持一定的政治底线。第三，与利益型维权相比，除了维护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以外，这里的派性政治，还有“出气”和维护自身面子的考虑，不满“极权”和“暴政”是一方反抗另一方的主要因素，出于情感性的“出气”成为反抗型派性政治的重要原因。

为澄清以上问题，笔者打算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通过描述一个书记的“专横跋扈”来陈述LG村反抗型派性政治的开始、形成，归纳出村庄的权威结构和村庄派性结构；其次，通过选举中的派性竞争的目标、手段和模式来展示反抗型派性竞争和派性博弈的具体实现形式，以此总结反抗型派性政治的基本内涵；再次，依托LG村反抗型派性政治的缘起、竞争，讨论派性政治对村庄政治的影响；最后，讨论在无权力监督下的寡头政治带来的政治社会影响，审视反抗型派性政治对村庄政治的意义。

村民自治以来，村委会通过选举获得多数人的认可，这增加了村委会尤其是村主任的政治合法性，同时也削弱了以书记为权力核心的党组织权力。由此带来许多地方书记、主任权力分配上的紧张。本文中LG 村的派性竞争和博弈并不是缘于主任对书记的权力挤压，而是书记权力的膨胀对其他村干部造成的政治剥夺，由此引发村庄派性斗争。

（一）村庄背景

鄂中LG村，是一个城镇近郊村，常年来大量人口流出，造成不少农田水利设施失修，大量土地抛荒。但由于靠近乡镇，而且历来属于明星村，因此村书记和村主任的位置，仍然是一个香饽饽。本村有11个村民小组，2099人，557户，其中劳动力886人。自然湾是村民社会认同和集体行动能力的重要单位。自然湾有李家祠堂、刘家墩子、阙湾、丘湾和胡湾5个，分别有884人、521人、444人、111人和139人。自然湾的大小和姓氏分布，构成了村庄权力结构的基础。村两委干部成为自然湾的权力代表，自然湾人数多寡和力量大小同时决定着村干部在两委干部中的权力。以下是LG村自然湾、宗族结构与村干部分布情况。

（二）反抗型派性政治萌芽：富人治村

LG村反抗型派性政治的开始和形成，伴随着村庄权力结构的改变。从一个协商型的权力结构到金字塔型的权力结构，LG村的权力逐渐演化到一个富人手中。随着权势的积累，村庄走向寡头政治，LG村的反抗型派性政治开始并形成。

LG村刘书记是一个70多岁的老人，1944年出生，高中毕业。刘书记为刘家墩子人，1980年代开始从事烟花爆竹生意，1990年代生意做到县城，成为县城里做爆竹生意的大老板。刘书记资产千万，相当有钱，以至于当了书记之后，常年不住在村里，村民有事都是给他打电话。刘书记的巨额财富为他在村里树立了权威，加强了村民对他的认同。年过花甲的刘某为了“体现自己的价值”才有了到村里当书记的念头。当时不少人认为，“他有钱，可以为村民办实事”“肯定不会为了钱贪污”，不少村民支持这样一个有钱的人当书记。从2002年开始，刘某成为LG村的村书记。照村干部的说法，那时候刘书记的工作能力强、有钱，也能办实事，村两委班子也还团结。不过，由于村庄利益的输入和书记权势的扩大，村两委的关系恶化，村干部开始分化。

（三）反抗型派性政治的形成：走向寡头统治

第一，上级政府的支持和与资本结盟，巩固书记重要位置。2002年起，刘书记开始执掌LG村，但是真正确立他在村庄权威地位是2008年以后。2008年以前，XG市为了在农业方面取得政绩，在全市范围内推动规模化流转，并且以创新土地流转模式，引领全国土地流转为鼓励重点。县里积极响应，把目光放在经济条件较好，自发土地流转率高的区域。由于县里极力打造“示范模式”，要推动整村土地流转，需要上万亩土地作为试点，很多村的干部因为工作难度大、风险高等原因，都不敢轻举妄动。而LG村的刘书记却一马当先，在县干部和乡镇干部面前立下军令状，要在LG村率先推动土地流转，同时协助上级政府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与CH 公司一起创办“LG模式”。后来，这个模式中的土地流转面积达到数万亩，由于模式新、涉及面积广，“LG模式”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LG村的刘书记也成为媒体明星。

第二，村庄利益的输入和利益密度的增加，构筑书记权力王国。LG村经过整村土地流转，并与CH公司共建土地股份合作社，创建了著名的“LG模式”（后来又称为“CH模式”），村庄的利益输入增多，利益密度越来越大。首先，LG村受到上级政府关注，参观的领导越来越多，层级也越来越高。LG村成为“CH模式”的重点村之后，参观的政府官员不仅有省里干部、外地干部，而且还有中央干部，刘书记成为政治明星。另外，政府的项目开始向LG村倾斜，包括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现代农业示范区标准农田示范项目、土地股份合作社支持项目等。由于有龙头企业的进入，村庄的经济密度明显增加。农民的土地租金、合作社的股份分红、龙头企业进村需要的土地征收费等，均在变现村庄的土地资源。政治和经济双重利益输入和利益密度增加，为刘书记树立了显赫的权威，使其成为市人大代表，确立了在群众中的威信。

第三，寡头统治的形成与反对派的抗争。与资本结盟，并得到上级政府支持以后，刘书记的集权慢慢走向了极权。一方面，有人认为他有能力，能帮村民办实事，是一位有魄力的书记；另一方面不少人认为他专横跋扈，恣意妄为，不少群众和村干部拿起法律武器，进行“依法抗争”。刘书记的专横跋扈被人指责，主要体现在三方面：首先，他垄断村庄财权，使集体收入成为黑箱。不少村干部反映，刘书记把集体资产当做私有财产，村里收入从不公布，会计也由自己提拔，在土地变现过程中，很多集体收入不知去向。其次，刘书记非法使用暴力，武力解决争端，严重违背组织原则，在群众和村干部中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在土地流转和村庄治理过程中，刘书记多次利用黑社会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殴打群众，诋毁村干部。群众和村干部怨声载道，村庄严重分化。最后，刘书记掌握村干部人事权，独断专行，“想拿掉谁就拿掉谁”。凭借日益增加的权力，刘书记依好恶办事，先后撤掉村里会计和副主任。由于涉及面广，引来了群众和村干部的联合抗争。

（四）村庄派性结构、社会资本与派性力量

LG村的派性结构主要有两派：一是以书记为首的极权派，二是以副书记为首的联合派。从同心圆的结构来讲，LG村的派系结构有明显的三个层次：核心精英、次核心精英构成的精英系和一般成员。以书记为首的极权派中的核心精英是刘书记，次核心精英有会计、一些自然湾的族长；以副书记为首的联合派的核心精英有三人，副书记、民兵连长和妇女主任，次核心精英包括两个被刘书记赶下台的村干部和一些被刘书记殴打的群众。一般成员中，极权派的群众基础明显不敌联合派。书记为首的极权派的一般成员主要是刘书记所在刘家墩子，但是联合派的一般成员势力范围覆盖了李家祠堂、丘湾和胡湾，尤其是丘胡湾（丘湾和胡湾的合称，村民的叫法）对刘书记的抵触很大。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两派的圈层结构和势力范围。

从村庄两派派性结构的人数来看，无论在核心精英、次核心精英，还是一般成员来讲，极权派的人数都不敌联合派。在核心精英层中，极权派只有书记1人，而联合派有3人。虽然在村干部的5人结构中，村会计与刘书记一派，但是由于村会计被认为是“没有权威”“工作能力一般”“只是因为听刘书记的话，被提拔”的老好人，而且没有处于派性第一线，因此，他算不得派性竞争和博弈的核心精英，而只是属于次核心精英。另外，围绕核心精英形成的次核心精英和精英系中，支持联合派的人更多，而且支持的力量还非常大。比如，被刘书记赶下台的吴BQ，就对刘书记颇多微词，认为他胡作非为。还比如刘书记依靠自己掌握的灰黑势力在治理村庄中对群众和村干部施以社会暴力，将群众激怒，遭到群众的激烈反对。总体来说，以书记为首的极权派随着刘书记的“强势”，其背后的支持人数减少。但是，这并不代表书记为首的极权派在力量上更弱。

因为以书记为首的极权派，掌握着重要的社会资本。首先，是富足的经济资本。七十多岁的刘某，之所以在年过花甲能当上书记，就是他拥有稀缺的经济资源。在村民看来，“有钱就不存在贪”“有钱就可能为村庄办实事”“拿钱出来垫资修路”等，这为他树立了权威，同时为他排挤掉其他非经济精英。其次，刘书记还拥有强有力的灰黑势力资源。刘书记的儿子在社会闯荡多年，认识不少“道上的人”，这成为刘书记治理村庄的武器。再加上他从事爆竹生意多年，与派出所、公安等执法机关有一定的交情，因此，在使用非法暴力时，肆无忌惮。刘书记多次利用“社会上的人”打击群众，甚至对村干部下手，激起民愤，被殴打的群众不断上访。再次，刘书记有较强的政治资源和外来资本的支持。与上级政府的不断互动，搭建了刘书记与上级政府的利益结盟，同时与龙头企业的长期往来，也构建起刘书记与外来资本的密切关系。

但是以副书记为首的联合派主要拥有传统宗族资源和长期担任村干部的政治遗产。首先是传统的宗族资源，联合派中的三个村干部有两个来自村庄最大的自然村李家祠堂，其中副书记为李HH，他是李家祠堂三房的代表人，是500多人李姓家族中人数最多的房头；另外，副主任兼民兵连长的李HY为李家祠堂二房代表人，二房为李家祠堂次大的房头，人口200多人。村两委干部不仅仅是二房和三房的代表，同时也代表了整个李家祠堂在整个LG村中的重要位置。另外，妇女主任刘JL来自丘胡湾，是丘胡湾中最大姓氏的代表。这几个人占据着传统的宗族资源，家族势力大，房头人数多，群众基础广。其次，这几个村干部都是村中的政治精英，他们长期担任村干部，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关系网络，比如，妇女主任刘JL就是当过二十多年的村干部，而且其公公是村里任职三十多年的老书记。总之，联合派掌握着传统的宗族资源和重要的政治资本。

无论在村干部人数，还是在群众人数上，以书记为首的极权派虽不及以副书记为首的联合派，但是这并不代表前者的派性力量弱于后者。因为一些研究就指出，如果对派性（系）影响因素进行排序，经济因素显然处在“第一位”。刘书记有雄厚经济资本的支撑，同时还有乡镇政府的有力支持，媒体关注所获得的社会影响力和非法暴力作为后盾，因此，以书记为首的极权派在派性力量上不仅不弱于联合派，而且可能大大胜过联合派。不过，由于联合派占据了正义高点，并有大多数群众的支持，因此，两派在实力上难分伯仲。选举成为了两派竞争、角逐和博弈的舞台。

派性是村委会选举的组织形式之一，同时选举也成为派性政治表达的重要场合。在选举中最关键的是选票，赢得选票者赢得选举。在派性人数上，书记为首的极权派弱于副书记为首的联合派，但是由于刘书记个人拥有超级社会资本，极权派的派性力量并不弱于联合派。在选举中既有基于血缘、亲缘和业缘关系的铁票，也有一定倾向性的偏向票，但是绝大多数还是需要争取的中间票。除了一般的利益许诺和贿选等方式以外，以争取合法性和社会公正的反抗型派性斗争作为重要的派性手段，在LG村选举中被大量运用。

（一）利用群众进行维权抗争：拉拢中间力量

利用群众进行维权抗争，在有的研究者那里也被认为是“动员型的社会抗争”，它指的是派性精英通过动员各种资源，尤其是非体制性资源进行社会抗争的形式，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群众的维权抗争。在没有派性竞争的村庄中，个体的抗争是弱小的，但如果把这种抗争纳入到一个派性或组织中，这种个体抗争就具有了强大能量。派性斗争中，派性的双方都试图把对方置于死地，任何有利于争取群众力量，获得选票的重大事件，都值得大事渲染。

在LG村，由于刘书记的专横跋扈，早有群众对此强烈不满，村庄严重分裂。LG村的派性斗争充分利用群众与反对派的对抗性冲突挫败对方。胡JQ为丘胡湾人，50多岁，LG村整村土地流转以前，自发流转耕地25亩，由于村里推动规模化土地流转过程中不愿流转土地，于是与村里发生冲突。刘书记不仅不对此事进行安抚，而且找了二三十个“社会人士”对胡JQ暴打。胡JQ不仅身体多处受伤，而且家中物件被砸毁多处。胡JQ报警，并上访，此事持续半年，直到笔者进村调查，胡JQ被暴打事件仍然持续影响村庄政治。刘书记通过引入灰黑势力，采用直接对抗性的身体暴力对抗钉子户，强行推动整村土地流转，这虽然达到了他个人目的，建构了个人权力网络，但是同时也损害民意基础，引发了激烈的对抗性冲突。胡JQ是手无寸铁的农民，但是他代表了相当多的一般村民。在选举中以副书记为首的联合派、妇女主任等，充分利用这一社会冲突，进一步拉拢丘胡湾的群众，为自己和其他派性成员拉票。底层成为政治精英整合的对象，政治精英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利用底层在选举派性政治中进行动员、煽动和资源整合。

（二）针对对方贿选行为进行程序抗争：获得政治合法性

程序正义是现代选举的重要特征，利用对方的违法为自身赢得合法性是派性斗争中的常用做法。自村民自治制度实施以来，许诺和贿选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如果说在双方都是公平竞争的情况下，尚且有民主选举的成分，那么干涉选举、操纵选票，严重违背选举程序和规则，就会丧失基本的政治合法性。在选举中，由于以书记为首的极权派严重违背选举规则和选举程序，因此被联合派精英不断攻击，成为派性斗争中最不光彩的一面。首先，刘书记在选举中动员灰黑势力，恫吓选举中的村民，影响选举结果。在选举过程中，通过金钱和利益等各种资源动员村民，利用混混或黑社会在公开选举中进行直接干涉。凭借着自身的强势和超强的政商关系，刘书记恣意妄为，对普通群众威逼利诱。在选举过程中，引入混混，在现场“监督”投票的村民，这实际上是对普通选民的一种胁迫和威慑。在反对派干预中，刘书记带了一车人准备“收拾”带头的民兵连长李HY。李HY拉了自己干公安职业的亲戚作为后盾，此事在村里被闹得沸沸扬扬，堪称是村里派性斗争最激烈的一幕，起因是因为派性一方动用混混干涉选举。

其次，派性一方制作选票，操纵选举，严重违反选举规则。刘书记的专横跋扈不仅体现在日常治理中，在选举事件上，他也是突破常规。他自己制作选票，填上自己的名字放入票箱，后被人发现，填好的选票多于法定选票。这事情发生在人数最多的李家祠堂，引发了选举现场的冲突和对抗，差点造成流血事件。由于刘书记以上诸种问题，不少村干部和群众都认为他专横跋扈，并且严重违背原则，甚至违背法律程序。被他打压的几个村干部联合起来向乡镇反映情况，甚至发动群众上访。乡镇在全村发动两次竞选都没有顺利进行下去。村干部和群众的反弹情绪颇大，村庄选举一再搁置，村务长期处于瘫痪状态，直到笔者团队进行调查，村庄还在不断向上上访和反映情况。乡镇也开始由支持刘书记到保持观望。

（三）利用治理进行舆论抗争：获得派性支持

在选举中，不乏村干部通过政治许诺方式去拉拢一些非体制精英，通过贿选的方式去拉拢普通群众，但是相互检举揭发，尤其是揭发以往治理中的违法或灰色之处，去赢得舆论支持，也是派性斗争的手段。刘书记的极权强势引起多个村干部抱怨。村支委副书记李HH表示，刘某当了6年书记，在第一任时由于不是很了解他，因此非常支持他，40 ℃的高温天气都帮他做工作。不过，第二届时村干部对书记普遍不满，认为他太独断专行。妇女主任刘JL表示，刘某非常独裁，不讲公和私。第一，村里的财务他一个人独揽，6年中村里的财务他从来不公开；第二，做事不和其他村干部商量，也不打招呼；第三，在村民中常常讲副职干部的坏话；第四，没有包容心，到处讲其他村干部不听他的话；第五，说话特别“泡”，爱吹牛。另外，一些非体制精英严厉地指出刘书记的经济问题。

首先，派性一方在土地流转中中饱私囊，没有将财务公开。刘书记在3500亩地土地流转中，有500亩属于过世的五保户，但是这笔钱没有入集体账户。其次，集体土地的租金，比如堰塘、机动土地的流转费用和股金分红，不知去向。再次，土地流转、资本下乡、龙头企业在村庄占用土地、土地征收费用部分流失。不仅如此，派性一方在村庄土地资源变现过程中，根据关系远近、个人好恶和利益权衡，在土地丈量时因人量地，使部分人得好处。对不顺从者采用暴力恫吓、威胁和身体对抗的形式攻击普通群众。这些恶劣行迹在治理过程中被暴露出来。一方面，他的治理绩效被乡镇及以上干部看重；另一方面，他在完成自上而下行政任务的同时，也为他在治理中塑造了“恶”的形象。以副书记为首的联合派，动员其他利益受损村民，利用刘书记在治理方式上的不当、治理程序上的不合法、治理规则上的混乱，对刘书记的违规违法行为进行充分曝光。这为联合派引导村庄舆论，在群众中赢得支持起到了积极作用。

正如前文所讲，本质上反抗型派性政治是派性政治的一种，它不是“政治反抗”（针对政府或立法者），而是政治参与，一种积极的政治参与。与一般的派性政治不同，它不是因为小亲族等竞争性的社会结构关系，也不纯粹是一种利益的结盟。在组织和动员的过程中，它有很强的抗争目的性，在手段和策略上也具有抗争性。

（一）反抗型派性政治的内涵

1.目的的抗争性。在派性斗争发起之初，派性一方面就有比较明确的目的，就是要把某种“不正义”的东西打掉，它具有较强的道义基础。正如文中所讲，LG村的派性起始于集多种资源于一身的富人治村。随着富人治村权力王国的巩固和扩大，权力开始泛滥。村庄治理陷入混乱，在治理中村民有怨气，村干部有怨言，非体制精英有怨恨，治理者的集权走向了极权。日常治理中，个别村民只能通过个体上访的形式表达政治诉求，但是真正把这些“气”汇成力量的是选举这一重大事件。在选举事件中，同样可能被刘书记打倒的三个村干部团结起来形成派性，组织和动员被刘书记整下台的非体制精英和有强烈维权诉求的一般村民，形成了反抗书记的联合派。在整个派性斗争中，“气”是一直贯穿始终的重要能量，这个“气”是“阳气”“正气”“道义”，有情感的成分，但也是一种权利的要求。于是，它在一般的派性政治中，多了一种东西，就是“正”去压“邪”。

2.手段的抗争性。派性一方因“气”而抗争，具有一定的情感性，但是要在派性竞争中博弈成功，需要的是理性的手段。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法律和制度为派性一方提供了武器。刘书记治理过程中采用非法暴力制服群众，维权农民拿起法律武器，要求撤销书记职务，并且要求他赔偿；对于选举中派性一方的任意胡为，利用黑社会控制选举现场，并私自制作选票，严重违背选举规则的举动让他失去基本的道义基础。另外，在日常治理中任人唯亲，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得好处，用各种手段敲打不顺从者，使书记为首的极权派失去民意。可以看出，在抗争手段上，派性充分利用现行政策和法律，对违规违法的派性一方实施打击，并发动群众造谣生事，扩大自己派性的势力范围，并争取道义力量。派性不断向上级政府施压，要求乡镇党委撤销刘书记职务，并且彻查村里财务，给群众一个说法。乡镇由积极支持刘书记，开始转为保持沉默，到最后刘书记强迫乡镇继续任命他的书记职务，乡镇骑虎难下。

3.策略的抗争性。策略是一种计策和方法，它是指派性一方面根据形势发展而制定行动方针和斗争方法时，常常采用一种“受迫”和“受剥削者”的姿态去抗争强者和暴戾者，使“弱者”成为一种符号和标签。在现代性话语下，这样的语言和符号拥有了道德制高点，同时也将对手置于一个极权者的凶残形象中，这与村民自治制度所推行的民主权利大相径庭。在选举中，获得基本的合法性是基本的前提，如果连这一基本的底线都在违背，那么在关系不是那么“铁”的情况下，村民的态度就会出现偏向，民意就会动摇。因此，哪怕拥有再多的社会资本，书记为首的派性都可能土崩瓦解，在选举中彻底失败。

一方面，反抗型派性政治与抗争政治不同，它不是以立法者和政府为最终的反抗诉求，它只是反对一种治理或统治的形式。它不是以抽象权利的实现为最终目的，而是以反抗具体治理形式，获得派性胜利为目的。从彻底性来讲它不及前者，从反抗程度而言，它还是浅层次的。它以不改变制度，实现其具体权利为目的。另一方面，反抗型派性政治作为农村基层的一种政治实践，它是一种积极的政治参与，也是一种有效的权力制衡。比起利益结构型和社会结构型的派性政治，反抗型派性政治的指向性更强，目的性更高。采用政策话语和法律语言是反抗型派性政治的重要特征，程序、规则的利用比其他类型的派性政治更多。由此，这种派性政治是以道义和合法性为基础的，它有利于村庄的民主运行，有利于村庄权力的规范化运作，有利于村庄权力的有效竞争，并实现对社区公共权力的有效制衡。

（二）反抗型派性政治对村庄治理的影响

陈柏峰认为不同社会性质的村庄社会结构对派性的反应程度不同，派性对村庄政治和治理的影响依托于村庄社会性质。贺雪峰和吴思红则认为，利益型派性政治既可能促进村庄民主，也可能固化村庄边缘群体，给村庄社会稳定带来影响。因此，总体来说，派性政治对村庄社会的影响既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反抗型派性政治对村庄治理的影响，不同于前两者，它在更加积极的层面引导村庄治理。

1.伸张正义，获得社会公正，抑制寡头政治

反抗型派性政治是一种有效的权力监督方式，在村庄层面构建了一种独特的政治制衡。政治精英通过动员群众，依照有关法律和政策的规定，开始“依法抗争”，以此在政治层面和社会层面获得合法性，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并且希望通过法律和政府之手抑制缺乏监督的权力。在笔者调查的这个村庄，在治理方面缺乏民主，村治成为了一言堂，家天下。权力过分集中，导致村庄沟通危机，群众和村干部的利益诉求无法表达，甚至有被剥夺感。村民自治，村委由群众直接选举，这增加了民主选举的竞争性。此时，具有压迫感和剥夺感的村民和村干部迅速地联合起来，形成派性，抑制和阻止极权者在竞选中获得成功。压迫和剥夺感越强，派性的力量就更为坚固。反对的一方利用各种关系和资源争取选票，严密监控竞争派系的选举行为，防范对方通过违规操作取得选举主动。另外，对于近乎走向寡头统治的富人治村，村庄民主的沟通机制已经封闭，在分化的村庄社会中，原子化和个体化成为常态，派性的形成成为约束私人化治理的有效方式。在富人治村的过程中，富人拥有农村稀缺的经济资本，无形中提高了其他村民参与村庄政治的经济门槛。如果一旦富人利用私人资源去运作公共事务，这又抬高了富人的道德权威，愈是把其他村民排除在村庄政治之外。

2.有助于村民对社区公共权力的监督，促进社区公共权力的民主运行

反抗型派性政治，是一种从争取社会公平和正义出发，采用派性斗争的方式进行反抗的派性斗争。它通过合理的诉求，去争取更多村民支持，以期在派性竞争中胜出。从公共权力的分配来讲，从人民公社时期的行政性分配为特色的传统农村社会调控体系到“乡政村治”新体制的构建，村民自治中出现的派性竞争实际上是竞争性机制引入到社区公共权力中，此时村民参与到公共权力的监督中来。有人认为，现行的农村基层政治体制一定程度上容忍了正式权力中心与多个非正式权力组织并存于同一社区的现象，这就暗示了不同的派性，无论是体制内的派性还是体制外的派性都有可能去影响当权派。不仅在选举期间，而且在社区公共权力的日常运作中，各派性基于维护本派性利益的目的，派性成员会密切关注社区公共权力的运作，必然会要求公共权力对利益的分配务必符合公平原则。比如在村庄中，派性成员就会在土地流转、征收和拆迁中严密关注集体土地的使用和资金流向，同时监督派性精英及其关键人物实施的补偿机制等。这些举动有利于公共资源的平均分配，同时有利于社会的公平正义。在LG村，派性的一方，就是通过反映刘书记的灰色化治理、对集体财产的暗箱操作和选举中的不法行为来揭露派性的不当行为，企图罢免对方，从而在选举中获胜。这一系列举动虽然有利益驱动，但是客观上它促进的是村民对社区公共权力的监督。同时，派性各方在制度和法律的框架内处理解决问题，竞争性机制促进社区公共权力的民主运行。

3.组织和调动村民参与政治，提高村民政治效能感

世纪之交的乡村生活，村庄缺乏“政治性”，“无政治”的村庄成为一种常态，“生活即政治”，村庄不存在某种足以调动全村性公共参与的利益诱因，村庄政治成为村干部和“大社员”的公共空间。“无政治”，村民参与政治程度低，甚至对于选举也是“选谁都一样”的态度使村民远离政治，不关心政治。派性作为一种非正式组织，在选举中引入竞争机制，它使有共同利益或共同目标的一方，积极利用手中的资源去对抗另一方。在此，派性精英会借助多种资源动员非体制精英和普通村民。这既有因为血缘、亲缘、友缘、业缘和宗族关系等原因的关系动员，也有因为共同利益要求和共同目标为诉求的利益动员。总之，它把“无政治”的村民也带入到了村庄政治中。任何一个村民可能都会因与某一个派性精英的关系而被卷入到选举政治。在选举中，派性精英根据关系把选举票划分为铁票、偏向票和中间票。铁票是胜券在握的票，关系非同一般，通常还可以利用铁票投票人再去拉票；其次是偏向票，有一定偏向，但不一定有把握，所以这种票要保证拿到；最后是中间票，这部分是派性竞争中最关键的票，因为它可能是决定派性斗争胜负的关键，它也可能是选票中的大多数，所以派性各方都会使用浑身解数去争取。于是，村庄中的村民都可能在铁票、偏向票和中间票中隶属于某个位置，他（她）都可能因为和派性精英的某种关系而被拉入村庄政治。如此，村庄被派性激活，村民的政治效能感大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