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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届丨邹东再:六十年代的往事追忆

邹东再 新三届2 2021-04-24

 作者简历 邹东再,老三届,大专学历,曾先后在县教育局、县委办公室工作,后在物资局、商业局任职,喜爱文字写作,多次在省《康乐寿》杂志及市县报纸刊物发表诗文作品。体育锻炼尤喜钓鱼。

高中时的班主任
(外两篇)



作者 :邹东再



人老了喜欢念旧,这不,我又无厘头地想起了上高中时的班主任李老师。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在(江西省)九江市第一中学上高中,李学忠老师是我所在的一(4)班的班主任。他那时非常年轻,看样子大不过我们五六岁。他颀长的身材,白净面皮,挺直的鼻梁上架着一幅黛边眼镜,黑黑的分头短发,一天到晚纹丝不乱地贴在头顶上,走起路来略偏着头,是很优雅很书卷气的那种姿态。李老师人特和气,我们学生都很喜欢他。


李老师教我们俄语。六十年代前期,中国和当时的苏联关系还没有公开破裂,当时还称之为“老大哥”。那时全国的初高中外语课都教授俄语。俄语中有一个卷舌音的字母,读起来特难发音。传说革命导师列宁也发不好这个音,而这个字母在俄语单词中出现的几率很高。“俄语”这个词的第一个字母就是它。这可难坏了学生,也难坏了李老师。


临了没办法,李老师只好叫我们“曲不离口”,一有空就发这个音。一时间,教室内,寝室里,操场上,时不时地听见同学嘴里发出“得儿,得儿”的声音。读准了的喜形于色,读不准的愁眉不展,都怨俄国人的老祖宗造了这么个难念的字母 。


高中上了两年课,念了四本俄语书,在李老师的苦心经营下,全班同学学业大进,不少同学可以用俄语进行简单的对话和写信。随着世界风云的变幻,俄语教学退出了课堂阵地,而我所学到的俄语,仅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单词,想起来真有点对不住李老师!


李老师那时虽然年岁不大,是个地地道道的大哥哥,却像父母般地爱护学生。记得班上有一位姓陈的同学,家住九江市,这位同学没有在学校寄宿,上课经常迟到,且间或有衣衫不整的现象。李老师及时注意到了他,带着我们几位班干(我当时是班长)去陈同学家做家访。原来这位同学家里生活很困难,陈同学有时为学习用具和妹妹发生口角。李老师及时把这位同学的家庭情况反映到学校,帮这位同学申请到了助学金。


我所在的班90%同学来自农村,生活非常简朴。脚上别说穿皮鞋,穿球鞋的也不多。我那时经常穿的是一双蓝球鞋,热天脚出汗还舍不得穿,下午课外活动往往避开老师打赤脚。那时中国的化工工业还不发达,国民穿不上塑料凉鞋。不少同学用木板锯成鞋底样,钉上帆布条套在脚上当鞋穿,走起路来“哒哒”响。


一次课外活动,我打赤脚被李老师撞见了,李老师把我叫去,递给我一双半新旧的布鞋,要我穿上。这鞋是一双折边千层底鞋,黑线布面,宽圆鞋口,穿在脚上十分舒服。这双布鞋放暑假我带回了家,村里人没见过这式样的布鞋,很是艳羡。这双鞋我一直舍不得穿,放在家里保存了好多年。



命不该绝




世间之事,往往因一些看似不相干的原因而走向成败两途,大者如两军对垒,小者如笔下所述,或生或死,判若天壤。


1969年的秋天,气候极为炎热。公社的莲花水库抽水机站正在维修,为二季稻的抗旱作准备。这一天,大队派我生产队十 个非包工去沙洲挑黄沙,供抽水机站维修用。我和中华等十人被队长点了卯,吃了清早饭,一行人迤逦前去沙洲。


时近中午,我们每人挑着两大篼黄沙到了流泗桥,大家口干舌燥,汗如雨注,决定歇一歇再走。于是搁了挑子,在店里买了汽水,脱了赤膊,躲在街傍的树荫下,一口一口倒灌着冒着凉气的汽水,那个惬意劲就别提了。


歇了大约一袋烟的工夫,大家又上路了。


正午的太阳像火一样在头顶上烧着,我们沿着流泗通往大垅的公路,一口气就到了陡岭蔡村的北坡“陡岭”下。这陡岭远近闻名,岭上的蔡村就以“陡岭”而冠名,叫“陡岭蔡家”。因为岭陡,不少人又挨不住了:除上坡脚软外,汗滞的肩膀火辣辣生痛,嚷着要在陡岭下歇一肩再上坡。


这时,年长一点的中华发话了:你们学毛主席语录,“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哪去了?咬咬牙,上完陡岭,到陡岭蔡家的背后坂树峦里歇,那儿凉快!本来,这里岭陡坡长,挑着一百多斤的担子,在炎炎烈日之下上这样的陡坡,要说歇会儿再上,也在情理之中,可终究没有歇成,一是鬼使神差,中华坚持不让大家歇,二是大家一想到岭头树峦的荫凉,劲头又上来了——人往往是这样,在困厄之时,只要前路有希望,什么样的苦难也能扛住。


大家在中华的督促下,没有歇下肩上的担子,赤着脚,在滚烫的砂子路上跳跃,向“陡岭”上的树峦冲刺。


有谁料到,正是这一冲,争得了几分钟宝贵的时间,救了一落水女童的命!


我们刚到岭头的树峦里,就被近在咫尺的混乱场面惊呆了:只见坂头上的一口水塘边上,周围站满了慌乱的人群,大家叫喊着,无头苍蝇似的团团转。几个手拿长篙的人,漫无目标地用竹篙在水里划拉着。我们见状,知道有人掉水里了。顾不了休息,急忙赶了过去。只见塘边的芝麻地也围了一圈人,一中年男人毫无尊严地躺在地上,张着嘴,绝望地干嚎着,满身泥浆。原来是有人看见他的小女儿从挑水埠头上掉水里了,等众人赶来,人早已不见了踪影。


这塘堪陡水深,孩子的父亲不顾生死,跳下水就没了顶,不是众人拉得快,这时也淹在水里了。村里人已用竹篙在孩子落水处捞了多遍,毫无结果,孩子看样是溜塘中间去了。

我们听村人说是这种情况,也面面相觑,很觉无奈。我略懂一点溺水救护知识,但他们倾一村之力,尚无办法,我们作为路人,又能如何?况时已过午,大家又饿又累,而到目的地还有不小一段路程,本想一走了之。但一转念:孩子塘里落水,不比江河落水,下沉后不会移动位置。村人长篙捞救,近岸恰是死角,何不在孩子落水处再捞一捞呢?或许孩子生死,就系此一捞!此人念一生,半点不敢耽搁。急叫中华下了扁担,在扁担头上系牢铁钩,将扁担头带铁钩探入水中,左右来回探扫。第一次,没有,第二次,还是没有。我便叫中人华把扁担再探深一些,动作再慢一些,中华照着做了。有谁料想,只这一下,孩子从死亡走向了新生!

中华第三次将扁担带铁钩探入水中,深不过三尺的样子,扁担带了铁钩在水中慢慢移动。突然,扁担上感觉到了份量!中华屏住呼吸,缓缓将扁担向上挑起,只见铁钩上一段红布带露出了水面,随着扁担的上挑,手上的份量赿来赿重。原来铁钩钩住的是孩子的裤背带!中华一用力,落水的孩子掛在了扁担头上挑出了水面!岸上的人们发一声喊围了过来。

溺水的女童大约四五岁,出水时满脸青紫,长长的发辮耷拉在脸上。我赶紧接住女童,半蹲着就势将她俯身在我的左腿上,左手托住她的前额,右手高高提起她的双脚,将孩子灌满水的肚子拯在膝上,孩子嘴里顷刻汩汩地流出水来。这时,有人向我的胯下塞进一口乌黑的铁锅,并大声嚷着什么,我撇开了铁锅,一刻不停地坚持着“左低右高半蹲身”的姿势,继续给小孩倒水。不知多长时间,只见小孩眼皮一翻,露出无黑珠的麻紫色眼白。我心一抖:不好,孩子要完了!我在无言的恐惧中继续着,坚守着。不一会,孩子竟哇的一声在我膝盖上哭出了声!

不知是谁从我手中抢走了孩子。我双手颤抖着,顿时感到无比的乏力,一屁股瘫坐在塘埠头边的地上,只觉得嗓子眼里直冒烟,想找村人讨口水喝,哪知蔡村人走得一个不剩,都跑去看被救的女童,没有谁来顾问这些刚从水里捞出孩子,又把她救活的路人。

大约过了一星期的光景,孩子的父亲找来了。说了好多好多感激的话,临了,从手提袋里拿出两条“’腰鼓牌”香烟,硬要我们收下才罢休。


几十年过去了,这事早已为人们淡忘。但其折射的道理,却令人深思。蔡村女童的获救,用哲学的观点看,是“偶然中有必 然”,假若那天我们没去挑沙,就不会碰上那事;假若那天我们在“陡岭”下歇了,耽搁了时间,即使捞出了孩子,孩子也没了;假若那天我们只听村人讲孩子“溜塘中间去了”,不去“试试看”,孩子也没了;假若孩子捞出了,听凭将孩子放在铁锅上,不科学施救,孩子还是可能没救!所有这一切,都是偶然因素,但这些偶然因素,又因“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民族必然善念而起作用。世事纷繁,很多事物看似并无关联,但往往在关键节点上显现出彼此的制约作用。蔡村女童,命不该绝。



“捡”来的师傅




口述:肖行

整理:邹东再



自古至今,三百六十行,凡从师学艺的,无不登门拜师,唯我学艺不在此列,是足不出户,在自家门外“捡”了个师傅。


师傅姓陈,苏北人,当年和我一般年纪,是手弓弹棉花的工匠。我和师傅的相遇,是彼此在人生中最困厄的时候,机缘巧合,非常偶然中发生的事。


那是五十多年前的1967年,时令初冬。这一天,寒风呼啸,我倦缩在小县城一个弄堂的家里,心烦意乱,无所事事,就开门到弄堂外去看看天气。走出弄堂口,突然看到弄堂外的街边上站着一位衣衫褴褛,面容憔悴的青年男子,他的脚傍放着一张弹棉花的长弓和棒槌,还有一些衣物零碎。他见我出来,惊悚中略显几分腼腆,在短暂的犹豫中走近来向我讨水喝。我见他冷得瑟瑟发抖,就让他走进弄堂里来。他喝完我递来的一杯水,紫黑的脸上挤出一丝谦卑的笑,很难为情地又向我讨吃的,说是在船上挤掉了钱包什么的,又没找到事做,已有好几餐没吃东西了!


我当时正是一个没书读又没事做的“待业”青年,和年迈的奶奶日夜厮守,待在家里“熬日子”。家世的坎坷,生活的困顿,使我对眼前的窘汉,头脑里产生了一种“同病相怜”的共鸣。我反身进了厨房,翻遍所有放食物的坛坛罐罐,什么吃的也没有找到,只在碗柜里找到了奶奶留作晚饭的小半簸箕的饭饽,我正准备烹一下给他吃,他见了连说不用,就端在手上用嘴就着吃起来,他狼吞虎咽,不一会就吃完了一小簸箕半生熟的冷饭饽。


他确实太饿了,一顿就吃光了我和奶奶两个人的饭食,紫黑的脸上渐渐有了血色。他用袖口抹了抹嘴,向我投来了感激的目光。在我的询问中,他缓缓向我讲了他的身世。他是苏北人,有弹棉花的手艺,家乡近年灾荒频仍,饥馑使不少人外出谋生。他家由于人多劳少,生活难以为继,就跟着大伙一起,背井离乡到江西这边来揽事谋生,不想到这里也一时没揽到事做,钱又没了,正走投无路时碰到了好人。


他对我千恩万谢后,就收拾家什准备离去。此时,我想到自已目前的处境,又何尝不是“走投无路”呢?顿时萌生了跟他学手艺谋生计的念头,于是就一把拉住了他,说要跟他学手艺弹棉花,他先是一愣,接着就满口应承。当晚就和我裹在一床棉絮里过夜。就这样,没有请拜师酒,没有行跪拜礼,在惺惺相惜的困苦中,我“捡”了个学艺的师傅。


第二天,我带着这个“捡”来的师傅,乘船来到江洲(九江地区产棉区)的朋友家中落脚,准备在这里帮人加工过冬棉絮。朋友也很仗义,带头请我师徒二人替他打了第一床棉絮,我也第一次当了学徒替师傅打下手。


在江洲,我的朋友替我师徒二人揽活做,一干就是半个月。在这些日子里,师傅十分感激我,人前人后反称我为“师傅”,于是师徒二人互称“师傅”,感情胜如亲兄弟。


自此,我跟着这个“捡”来的师傅,学会了一门谋生的手艺,正儿八经地当了十三年的“弹花”匠,度过了我人生中一段困苦的“待业”时光,直至1981年落实政策,我被安排了工作,才结束了我的手艺生涯,最后当上了行政干部。


五十多年过去了,每念及此,心中在感念师傅的同时,更感念我们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道德伦理规范: 守望相助,与人为善,它不正是我们新时代核心价值观中的个人准则“诚信、友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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