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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彭春:普世价值提出者 世界人权设计师

熹华君 曹教授 2024-03-04

 

如果一说到“普世价值”、“人权”,就以为这是来自西方的概念,那就大错特错了。

 

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中国深度参与了人类共同价值理念的建设,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之一是张彭春。

 

因为他,世界公认的现代人权理念,是西方个人主义和中国集体主义的结合。张彭春将儒家精神引入了《世界人权宣言》。由于他的折冲樽俎,宣言的起草才得以顺利进行。

 

 

大家都知道南开大学,但不知道是谁首先提出创办南开大学。很多人知道南开大学的创始人张伯苓,还因为他是周恩来的老师,更让大家耳熟能详。

 

但很多人不知道张伯苓的弟弟张彭春。1916年他首次提出创办南开大学的建议,被胞兄张伯苓称为“南开大学的计划人”。

 

现代文学专业出身的,一般都知道中国北方话剧的摇篮——南开戏剧团,周恩来、马千里、曹禺都曾是戏剧团的成员。但不知道张彭春才是南开戏剧团的肇始人和灵魂。


 

张彭春第一个把《花木兰》搬上现代戏剧舞台,也把梅兰芳邀请到西方进行成功演出,提升了中国京剧在世界戏剧中的高度。

 

他倾心发掘了万家宝,使他从南开戏剧团的一个优秀演员成长为一代戏剧大师。万家宝就是曹禺。

 

曹禺曾在《雷雨》的序中深情写道:“我将这本戏献给我的导师张彭春先生。”

 

这样一个醉心于中国戏剧的人,骨子里深受传统浸润,学问上沐浴欧风美雨。

 

张彭春出生时,父亲已经59岁,因此给他取乳名“五九”作为纪念。后来人们舍五留九,称他为九先生。

 

1910年,南开学校毕业的张彭春,考取留美预习学校——清华第二届“庚款”留学生。

 

这71名一道赴美的留学生,后来很多如雷贯耳:胡适、竺可桢、赵元任等。


第二届庚款留美学生合影

 

张彭春以全国第十名成绩考进赴美名单。第一名是费孝通的舅舅杨锡仁,第五十五名是胡适。

 

张彭春在美国克拉克大学攻读教育学和哲学,课余的兴趣却是研究戏剧。他最喜欢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因为易卜生,张彭春一度爱戏剧胜于爱哲学。

 

 

张彭春美国留学归来,先后任教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南开大学。

 

抗日战争期间,南开大学遭日军轰炸并被侵占,张彭春辗转西南联大任教。国难当头,张彭春后受政府委派到英美等国宣传中国抗战,争取外援。

 

抗战胜利后,张彭春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他对《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发挥了决定性贡献!

 

1947年,应刚成立不久的联合国的要求,一群杰出人士带着对于两次世界大战记忆犹新的恐惧,成立世界人权委员会,共同起草世界上第一份对于全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权标准文献

 

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遗孀埃莉诺·罗斯福当选为委员会主席,中国张彭春被选为唯一的副主席。


《宣言》起草小组第一次会议,

张彭春会议前向罗斯福夫人致意

 

这要求他们克服歧见,把握短暂的时代机遇,最终张彭春在其中屡屡发挥关键作用,制订出一份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人权宣言》。

 

在宣言起草过程中,张彭春注意到全人类不同地域和国家在政治、文化、宗教与意识形态上的诸多差异,成功地避免了把人权宣言变成唯西方思想的范本。

 

比如宣言中剔除了“本性赋有”(human nature is endowed with)的西式宗教字眼,将儒家的“仁爱”以“良心”的形式(conscience)写入宣言第一条: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是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

 

John humphrey说“张彭春的睿智在任何其他委员会成员中非常突出。”John Pomfret 曾写道:“把西方的个人主义和中国的集体主义结合起来。”

 

张彭春支持《世界人权宣言》应当与盎格鲁—美利坚传统国家更具有个人主义色彩的权利文件有所区别。

 

在一次调停中,他强调,个人权利必须与个人义务相联系。一个人只有意识到他的义务,他的道德水平才会进步。而联合国的目的应是增加人们的道德高度,不是促进自私的个人主义。这种对于权利与义务之间关系的强调最终被体现在《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九条中。

 

张彭春的传记作家,斯德哥尔摩大学的 Hans Ingvar Roth 强调张彭春对《世界人权宣言》的贡献。

 

他说:“如今宣言中最有意义的所有方面,比如宣言的普世性、宗教中立性、对个人基本需求和尊严的强调,张彭春都有关键贡献。”

 

在起草一次次陷于僵局的时候,是张彭春用中国文化理念解决了宣言起草中的许多难题,深得当年主持宣言起草工作的罗斯福夫人的赞赏。

 

罗斯福夫人说:“张博士是一位多元主义者,他动人地解释着他的主张,即最后的真理不止一种。他说,《宣言》应当兼顾西方思想以外的其他思想,秘书处不妨花几个月工夫研究一下孔子的主要学说。”

 

代表之一约翰·汉弗莱在他的回忆录中将张彭春描述为人权委员会最令人尊敬的代表之一,是一位“妥协艺术大师”,也是一位务实的思想家,他“表面上是在引用儒家格言,实际却经常提出可能让委员会走出僵局的方式”。

 

正如《美丽新世界:<世界人权宣言>诞生记》一书作者哈佛大学著名比较法和人权法学者Mary Ann Glendon写道:《世界人权宣言》不是一项西方发明,它吸收了全人类文明成果,努力提升它的普世性。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以48票赞成、0票反对、6票弃权,无反对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国际性权利法案——《世界人权宣言》。

 

《宣言》的目的通过道义上的要求,使各个政府尊重基本人权,防止专制和战争。宣言中规定的人权包括:生命、自由、安全、不被奴役或遭受酷刑、宗教自由以及思想自由。

 

 

《世界人权宣言》不是一项国际公约,没有强制性,加入联合国即表示接受。

 

但在1998年10月5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大使在联合国总部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而此公约正是采用了张彭春当年提出的解决方案。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世界人权宣言》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一起,被通称为“国际人权宪章”。

 

《宣言》在联合国通过后,由于日益恶化的心脏病无法工作,张彭春于1952年辞去了在联合国的所有职务。1957大陆开始反右运动,他的若干故交同窗好友饱受冲击,远隔太平洋的张彭春,在美国因病去世。

 

越是中国的越是世界的,越是世界的也越是中国的。普世价值是由中国人张彭春首次提出,他把“西方个人主义和中国集体主义结合起来”,“促成了一份所有国家适用的普世宣言。”

 

张彭春在世界范围内没被忘记,不时被全球学人政要媒体提起,他也应该被中国人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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