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认为自己终于克服了阻止她作出正确判断的情感羁绊。“艾希曼论战”的很多方面都穿插着关于良好判断力问题深刻的意见差异。在论战的过程中，每一个话题都伴随着情感负担的幽灵。她感到只有用“人性法”，只有用新的法律和道德概念，才能公正而真实地对卷入国家教唆的犯罪或“行政性屠杀”的个体进行审判。

许多读过她发表在《纽约客》上的五篇系列文章的读者和更多间接听说过这些文章的人都认为汉娜·阿伦特没有灵魂，或者她缺少杰舍姆·肖勒姆说的“同情心”。他们认为，阿伦特对犹太人民的命运没有任何情感牵连。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犹太裔美国政治学家，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上备受瞩目的人物。这位“硬心肠”的政治学家说，“我从未爱过任何民族，我只爱人”。

与之相对，阿伦特认为自己终于克服了阻止她作出正确判断的情感羁绊。“艾希曼论战”的很多方面都穿插着关于良好判断力问题深刻的意见差异。但是它们集中在三点上：

在论战的过程中，每一个话题都伴随着情感负担的幽灵。与阿伦特描述的平庸的艾希曼相比照的是一些人对艾希曼的描述，正如《纽约时报》一篇极富煽动性的评论《良知未受污染的人》题目所彰显的那样。在公共论战中，关于犹太人求死愿望的评论、犹太人无力反抗、牺牲者和刽子手负有同样责任等观点，自然都被认为是阿伦特关于犹太事务局行动的观点。他们指责阿伦特反对以色列，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是一个自我憎恨的犹太人，一个纯粹法论者，阿伦特对审判的司法程序和国际法问题上的反思则是在康德式的道德家陪同下作出的。

一旦幽灵已经出现在公共领域，任何讨论阿伦特提出的这些话题的人几乎都无法忽视这些问题或者将其解释清楚。即使是那些不接受这种曲解的批评者——有很多这样的批评者，尽管他们的言论经常自相矛盾——也很难在他们自己和这些断言之间保持一定距离。每一种曲解都提出了自身存在的难题，并且，每一种曲解因为已经像所有的流言和谣传一样，围绕着一个事件蔓延开来，而真正成了疑难问题。阿伦特的书也确实比她以往的任何一本书更让人费解：书中的结论是骇人听闻的，同时书中还有很多小的事实失真，经常采用讥讽的写作风格和傲慢的口气，并且一些最有争论的章节特别地显示出她的麻木不仁。参加论战的一个人宣称“阿伦特小姐并不是因为她说了什么而被攻击，而是因为她是怎么说的”。这个观察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但是实质问题绝不会是无庸置疑或没有争议的。

阿伦特作出的两个最重要同时也是最有争议的判断非常简单，但是，这两个判断都带来了复杂的挑战。她报告了艾希曼的故事，记下了他官僚政治的心智和他自负声称的“官话是我唯一的语言”，阿伦特判定他没能力辨明是非。因此，她暗示，她确实同意耶路撒冷法庭作出的“有罪”判决，提出了关于像艾希曼所作出的这些行为的动机角色这个一般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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