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咬醒的时候，没有窗帘的窗户外刚刚泛白，睡了一夜的被窝竟然没啥热乎气。我挣扎了半天也没闹明白我这是在哪里。

尽管有蚊帐，我身上还是被咬了很多包。不规则的是蚊子咬的；成片且大大小小比较集中的那是臭虫一家老小的杰作；腿上北斗七星样散乱分布，有点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是跳蚤咬的——当然，这都是是以后向老职工请教才分得清的。

北大荒的蚊子、臭虫、跳蚤啥的那叫一个凶猛，一般人还真扛不住。我的同学凯凯来时没带蚊帐，竟然叫这些昆虫咬得乱七八糟的，脑袋都大了。是真大了，眼睛肿得就剩一条缝了，也不知道医务室用了什么高招止住了凯凯那不断肿大的脑袋的。也许是因为这次挨咬破坏了凯凯的免疫系统，失联了很久的凯凯，再听到他的消息时，他已经作古了，年纪也不大。这是后话了。

我做过实验，那是用我自己的胳膊做的——一只蚊子对我发起了进攻。我不打它，也不轰它，任它尽情地把喙缓缓地扎进我的汗毛孔，瞬间它的肚子变红了，那是我的血在它的胃里。我还是不动，它得意极了，尽情地享用着美食，它的肚子渐渐地鼓胀起来。就在它心满意足准备拔嘴起飞的时候，我运足了力气，绷起肌肉，紧紧地夹住了这家伙的喙，看你往哪里跑。蚊子奋力振翅，发出比平时大很多的嗡嗡声，全身以喙为原点，旋转起来，就是原地不动，直到它无力地倒在我的胳膊上。想跑？哪那么容易，出来混是要还的。据说，蚊子吸血后要赶紧吸点露水，要不人血中的蛋白质会很快凝固，也就要了它的小命了。

半梦半醒间，我还在琢磨：这是怎么了，家里来了什么妖魔鬼怪了，弄得我这么难受……翻身碰到这边的矿矿，伸腿又踢到了那边的强强，我一下从梦中醒来，有点恍然大明白——我这是睡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2师16团8连的大炕上。几十个人的大宿舍，黑压压一片脑袋，五花八门的被子，七扭八歪的睡姿，看上去蔚为壮观。

这时的我，是到北大荒的第一天，也是第一次看到北大荒的朝霞，时间是1969年9月2号，窗外的阳光早已经不是“北京有个金太阳”发出的光芒了，这个高纬度的阳光，感觉果然不一样。真是“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呀。

用被子蒙上头，我尽量不去看那黑乎乎的顶棚、黑乎乎的火墙、黑乎乎窗户、黑乎乎的泥地，也不去听那此起彼伏的鼾声、更不敢掀起被褥查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小动物在作祟，咬的我浑身奇痒无比，让自己安静点，回想着几天来的画面……我收到去兵团的通知，不知为啥比别人晚了许久。在等待那张决定命运的注销户口的小卡片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复杂的，去与不去都让我很纠结。除了每个人都有的心理外，更麻烦的是我们一家六口各奔东西，天各一方，我再一走，家里只剩一个在读小学的妹妹了，想想实在有点不放心。打点行装的时候，我在爸爸去干校前给我准备的木箱里塞进几件衣服，还在木箱盖里侧恭恭敬敬地贴上了一张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照片，书包里装上几本我喜欢又能公开阅读的书，比如《欧阳海之歌》、《红岩》、《古文观止》啥的（这本书上还有我妈妈写的几行字，大意是对古代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地吸收之类的话。无非是怕人家说这是四旧罢了）。莫名其妙的我带了只竹笛，其实我除了能吹响外，几乎吹不出个完整的曲调，最后，那支笛子也不知所终。

该出发了，妹妹送我到单元门口，泪水在她眼眶里转，也许是这两年我家爸爸妈妈两个哥哥接二连三地去干校、去兵团、去插队的频率太高了，眼泪流得差不多了，妹妹的眼泪就那么转着没有滴下来。我作英勇状，拿出男子汉的样子，义无反顾地和她告别了。这也是头天晚上我们约好的，我不知道这一去山高水长前途如何，我不知道这一走风萧萧兮易水寒什么时候能回来，我不愿意让她送我到车站，不想让她小小年纪受这个生离死别的煎熬。倒是邻居的阿姨，帮我提着行李，一直把我送到学校集合地。她儿子也是我的发小，就在几天前奔赴了黑河独立团。送完儿子，这个阿姨哭了一天。

和所有下乡的场面一样，红旗招展，歌声嘹亮，互道珍重，依依不舍。一旦开车的铃声响起，整个站台便会响起一片哭声。此时，任列车的汽笛兀自鸣叫，也难掩那久久回荡在站台上空的撕心裂肺的哀鸣。

我没哭。不是我坚强，是我无奈，明天或者后天，我妹妹也将到河南五七干校去投奔爹妈去了，我大哥早在一年多前下乡插队去了，在那里也是勉强果腹。我二哥一年前已经奔赴北疆，所幸还能吃饱。北京，于我已经没啥留恋的亲人了，就是那间我居住了十几年的屋子也即将住上新的主人……十六岁的我，对于这个疯狂过后的城市，有点人走茶凉的感觉。上山下乡，去干校以及“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号召，让这里一下显得那么萧条，甚至有几分寂寥的城市还有啥可留恋的呢？

天津、山海关、锦州、沟帮子、沈阳，长春，哈尔滨、铁力、小白、佳木斯、汤源……我默默地计数着这一个个既陌生又似曾相识的车站——沿途有数不清的人在站台上，或者是临时停车的地方为我们送行，呼喊着革命口号。当然，他们更需要的是我们送给他们的毛主席像章、毛主席语录、红卫兵袖章等精神食粮。不过你要是把出发时带的糖果面包香肠啥的给他们，他们则会表现出喜出望外的感觉——列车进入了北大荒。

当我的第一任排长智智——智智是个极其精明的人，既有东北人的粗犷，又有农民特有的狡黠，既有老职工吃苦耐劳，特别能干的特点，也有久经风浪、善于投机取巧的本事。搞活经济后，他竟然成长为我团第一大米业公司的董事长了。每次我们回访，他都会出面接待一番，风光自是非当年可比——走进宿舍宣布，连首长考虑到大家三天两夜奔波的辛苦，“今天就不上工了，大家整理内务”的时候，大宿舍内一片欢呼。刚才还躲在蚊帐被子里“熟睡”的弟兄们立马下床——不对，是下炕了，争相跑到门外，睁大了眼睛看看这北大荒。

说了智智排长，就还得说说我的第一任班长和副班长。班长叫山山，标准的山东汉子的模样，没文化，不大会说话，但是他吸烟的本事很有两下子：不论刮多大的风，也不论在优特（罗马尼亚产的轮式拖拉机）那颠簸的拖斗里，他都能卷出标准的“大炮”，并能很快地点着。这对我们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大的风，那么剧烈颠簸的车厢。因此山山身上永远带着浓烈的“蛤蟆头”老烟叶的味道，几米之外就知道他来了。山山班长戴着一顶令他骄傲不已的帽子，据说那是他亲手打的狼，亲手剥皮制作的狼皮帽子。狼毫如针，绒毛绵密，看着都暖和，相比之下，我们戴的北京栽绒帽子，那简直就是纸糊的呀，小风一吹就透。

和班长山山比起来，副班长华华形象就更加提不起来了，豁牙露齿的，其貌不扬。我在《大荒旧闻录·嗜睡记》中对他有比较细致的介绍。他工作很认真，但没啥工作方法，干活也不知道累。我们只知道这个副班长是他家族里最大的官了，所以他很重视这个位置，干啥都一本正经的，因此知青都不大喜欢他。这也是后话。

头天黄昏，我们在一片烂泥中进营区时，华华呲着大板牙使劲地喊着欢迎我们的口号，还争着抢着地帮助女生拿行李。在人群中，狼狈不堪的我还是看到了华华，足见他相貌的特点。要不是欢迎的人群中有人用北京话大喊“快看，穿的是懒鞋，北京来的，绝对的”（后来知道喊这话的是老北京知青析析），我差不多都以为是到了威虎山了呢。

那天起床后，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路上没吃完的面包香肠送到食堂，在老知青，老职工赞许的目光下吃了来到北大荒的第一顿早餐——大碴子粥、大馒头（谁知好景不长，没多久我们那里就吃不到馒头了）、咸菜条。你别说，第一顿饭吃的还是蛮香的，毕竟那玉米碴，面粉都是极新鲜的。

吃完饭，去看看连队营区的街景吧，这才知道，我们住在大宿舍的人是极幸运的，其他同学有住种子库的——那里全是地铺，农药化肥的味道是渗入砖缝里的，很小的窗户，像监狱的铁窗似的，高高在上。而比他们更惨的是住在羊舍的姐妹们——那里原来的老住户是羊，铲掉羊粪，铺上麦秸就是床铺了。潮湿和浓重的膻气估计会让这些北京小妞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那年雨水大，麦子还撂在地里没收回来。但是不远处的群山，却在秋雨中显得格外苍翠。还没来得及爬爬这几乎是触手可攀的小山，更没赶上到山里采摘点老职工所说的山珍蘑菇木耳榛子啥的，第二天，我们就投入到没日没夜的麦收脱谷的劳动中了。极其艰苦的劳作让我们再也没有机会和心情，去欣赏北大荒那本来美丽的山水草甸了。

如梦的第一天，还没有醒来，我们又坠入随后漫长的梦境人生里了。

在我印象中，阑尾在人的身体里除了会发炎，不知道它还有什么用。在解剖学上，阑尾只是一截在人的消化过程中没什么作用的，已经退化了的器官。

但是就这不到十厘米的小玩意，由于其所长的特定位置和形状，极易引发炎症，疼起来那也是要命的。阑尾炎在生活中很常见，现在许多医院做阑尾手术都是在门诊完成的。然而，在我记忆中的两次阑尾手术，却是那样的令人惊心动魄。

俗话说“年轻时是人找病，年老时是病找人”，小金就是那找病的人。刚到北大荒时的小金还不到十七岁，浑身充满了活力，干起活来像个小伙子。虽说她干活卖力气，怎奈她天生就是个慢手，怎么努力也是在后边打狼的（干活老落在后边的意思）。不服输的她就想出个主意：利用别人吃饭的时间多干点活。这样总还是好点，落得没那么远，面子上好看点。

虽说那时候的伙食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也不会有什么油水积在肠胃，但吃完饭还是要歇会的，否则很容易岔气什么的。北大荒的七月正是大豆玉米该锄地的季节，那天红日当头，还有点小风，是个铲地的好天气。几十个人一溜排开，一人两根垄就干开了。3000多米长的垄沟还没铲到一半，小金身后几乎就没什么人了，最快的把她能拉开几百米了，她开始着急了。在地里吃过午饭，别人都找个树荫什么的歇会，小金还是老办法，吃了几个馒头就操起锄头干了起来。有个老同志还叫了她几声，让她歇会再干，她也没听。

事情终于发生了。小金没干多久，忽然感到腹部剧痛，豆大的汗珠往下掉，眼前一黑就躺在玉米地里了。卫生员赶来的时候，小金已经说不出话来了。经初步诊断她是急性阑尾炎。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她抬上“尤特”（一种罗马尼亚生产的轮式拖拉机），一溜烟地送到团卫生队。也许是一路颠簸，进了手术室小金倒是醒了，医生问什么她也能回答了。医生确诊是急性阑尾炎，要马上手术。那年头时兴针刺麻醉，医生怕没把握，还给小金来了个“腰麻”(楼主点评：“针刺麻醉”是当年流行的，用中医针灸的方法给做手术的病人进行麻醉的一种麻醉方式)。此刻虽然腰部没什么知觉了，但头脑还清楚，小金还能听到医生说话。冰冷的手术刀划过腹部，肌肉被刀刃分开的感觉是那么清晰，隐隐的疼痛她好像还能忍受，但精神上的紧张令她紧紧地攥住了手术巾。“阑尾是小手术，一会就好”她在心里默默地自我安慰着。就在此时，忽听主刀医生说：“唉，阑尾在哪呀？”小金一下晕了过去。原来我们团的卫生队也就是比卫生室多了几间房子，有几个原来从部队转业的卫生员。给小金做手术的那个医生，刚从佳木斯医专毕业，是个正在实习的赤脚医生。她真是万幸呀，那医生翻来覆去的俩多小时，总算把阑尾给找到并割掉了。

多少年过去了，只要一提起阑尾，小金就紧张。

小金是让一个二把刀医生把阑尾给切了，而老桐则是自己把阑尾给切了。说出来吧您可能都不信，可泡在福尔马林里的那段阑尾，至今还静静地泡在北京国家革命博物馆里呢。您如果细心，也许会在哪次展览中有幸见过那段小小的盲肠。

北大荒自然环境的恶劣，生活条件的艰苦，考验和锻炼了知识青年们。老桐就是在这特殊环境里长成的一个钢筋铁骨的汉子，吃苦耐劳、果断刚毅写在他满是风霜的脸上。干活他不怕，可是他更喜欢医学。也许是家传，也许是天分，老桐还真是无师自通地弄明白了点医学上的基本知识。他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能当上赤脚医生，用自己的本事悬壶济世。

老桐想得不错，但是那个年代想干什么工作，不是你自己所能决定的。上大学、当赤脚医生什么的，那都是要经过领导选拔和推荐的，而且首先你要出身好。这头一条老桐就差点，老桐的父亲是个医生，充其量算个旧知识分子，怎么也算不上“红五类”。上学是没戏了，要想学医只有当赤脚医生这一条路了。但这对老桐来说也不那么简单，还是要有连队领导的举荐和卫生队领导的批准。软磨硬泡连里算是通过了，卫生队长那道关还是要过的。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对老桐来说太金贵了，该怎样表现才能让卫生队长收下自己呢？老桐睡不着觉了，脑子里思前想后都是如何让卫生队长相信他是个学医的材料，收下自己。

为此，他天天手捧着本《赤脚医生手册》，翻过来调过去地看，还不时地往卫生室跑，拿回来点棉球、酒精什么的。看着他茶饭不思的样子，大家都觉得他有点魔怔（东北话呆傻、一根筋的意思）了。

刚开始还有人关注他在干嘛，时间长了，也就没人在意了。那是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北大荒冬天天黑的很早。三点多太阳已经下山，知青一般都是吃完晚饭还不到五点就都上炕了，一是没什么娱乐活动，二是炕上暖和。东拉西扯的没几句，大家就快睡着了，谁也没注意老桐此刻根本就没在宿舍。

据事后老桐自己的讲述，此刻他已经下定决心把自己的盲肠割下来（他知道盲肠对人无足轻重），以示学医的决心。

夜深人静（其实也就是八九点钟）的时候，他借口看书，要来小学校一间教室的钥匙，生好炉子，当室内温度上来后，他把平时一点点顺来的手术刀、脱脂棉、酒精什么的一件件地摆好，挨个消毒。通过平时的观察和模仿，这对他来说都是小菜了。手术刀在灯光下闪着寒光，老桐心里也有点含糊，不要说自己从来没做过什么手术，就是连看也没看过呀，何况还没有麻药（连队卫生室没那玩意，偷都没处偷去），好在针灸麻醉老桐还是比划过几回的。

捏好针，运好气，老桐在内关、肩井、天枢、足三里、内庭、照海、太溪等穴位上一通扎, 凡是有止疼作用的，哪怕是禁针穴也扎上了，为的是达到最好的止疼效果。不愧是个敢做敢为的汉子，几大口北大荒烧酒下肚，手术刀就切向了自己的腹部…… 

此后，老桐还真背上了画着红十字的急救箱了，可惜这卫生员当了没几年，就赶上返城高峰了。回北京后，就他那点医术，无论如何也没人敢让他动手术呀。再上学是来不及了，万般无奈，脱下心爱的白大褂，改行开出租了。

还是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还是一条敢做敢为的汉子，开出租的他也照样有故事。

一天，老桐拉上三个大汉，问去哪里也不说，只说是让你怎么开你就怎么开吧。老桐是个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人，眼瞅着这老几位就不是省油的灯，开车时他就悄悄地做了些准备。那时候的出租也没个护栏啥的，报警器更是后来的事了。说着话车就到了城乡结合部，那仨大汉叫了声停车，就开始动手抢劫，坐在副驾座位的那人，绕到司机这边拉开车门，亮出刀子。老桐假意顺从地找钱，一手拿起早就准备好的大号改锥防身，一手死命的拉上车门，把那个歹徒的胳膊狠狠地夹了一下。趁那傻帽还在干嚎，老桐跳下车，三拳两脚就把剩下那俩撂倒了。等赶到现场的警察看到这被制服的仨歹徒，而老桐毫发无损都佩服得很呢。

1989年搞知识青年回顾展，革命博物馆听说了他自割阑尾的事后，就把他那一小截阑尾作为收藏品永久收藏了。那次看到老桐，问他是否想念自己身上那个小器官，他笑着说：想了就到博物馆去看呗。

文章来源：老兵读史  图片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