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青为什么会爱上草原牧民……
离离原上草 爱情篇
——内蒙知青的爱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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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不满１６周岁的她，便毅然离开了疼她爱她的家人，只身来到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投入到知青上山下乡的洪流中。风云变幻，万象更新，几次“回城风”刮过，下乡知青已所剩无几，可谁能相信，她在内蒙古一呆竟是２４年，谁不知，一个人能有几个２４年。１９９２年初，她举家迁回北京前，一直生活在草原深处，在边境牧区的苏木（相当于乡）担任党委副书记。她有一儿一女，有一个冒死换来的温馨的家。那段神话般的传奇故事，不径而走，一直传诵在方圆百里的草原上。
她就是鲜为人知的李瑜，但她又是众人相识的李瑜。电影《小兵张嘎》中那个背着孩子、厉声指责嘎子“小八路，你敢打人！”的小女孩就是她。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从影，或许也是最后一次从影，多少影视界的老人们曾为她惋惜。
李瑜出身于著名京剧演员世家，那是一个充满友爱、温暖和谐的四世同堂之家，她是家中最小、最受宠、也是最漂亮的一个，她的艺术天赋不次于有名气的哥哥李光，但她的生活历程却不是一般人能效法的。
１９６８年底，北国凛烈的寒风、漫天的白雪，迎来了一位一脸稚气却透着灵气的俊俏小女孩，知青群体里多了一位可亲可爱的小妹妹。她没有一点大家闺秀的娇气，在不长时间里，她学会了骑马、放牧、下夜、剪羊毛；洗羊、药浴、配种、接羔的活计也不在话下，甚至还能像模像样地当起蒙古包里的小主妇，烧茶、做饭、拉水、挤奶样样都拿得起。她确实有那么点儿灵气，见什么学什么。别看她比别的知青来的晚，蒙语数她学得快，讲起来不走样，学什么会什么，她缝制的蒙袍敢与牧民中的巧媳妇相比；她骑的烈马，胆小的小伙子不敢骑。她爱唱，唱歌唱戏大大方方，悦耳动听，在知青业余宣传队中，她扮的小常宝、李铁梅活灵活现；她爱笑，一对小酒窝未笑先有，那水灵灵、甜润润的笑声能在草原上传得很远很远。她不时地耍点小孩子的脾气，一脸的认真劲儿加上那清脆动人的嗓音，谁都忍不住从心里发笑。那里居住的人们，没有不喜欢她不爱她的。多少知青小伙子爱慕着她，敬重着她，保护着她，在大家的心目中，她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李瑜回忆：在草原上骑马有两种感觉，一种就是特别地苦闷，这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就见不得一个人，永远见不着别人，永远就是我一个人，面对着七八百只羊，急了我跟它们说话它们不懂，它们咩咩的说什么我不懂，可是我骂它们除了看我一眼之外，继续往前走，继续吃它的草，它并不明白我什么意思，所以时间长了觉得特别地孤独和苦闷。另外一种感觉就是特别高兴，心里头特别开阔，一切烦恼都没有了，这是一种感觉。）
转眼已是第二年的秋天，牧羊女小李瑜长得更漂亮了，更引人注目了，她独自漫步在静静的草滩上，看护着贪吃的羊群。这时，一匹快马载来一位英俊的蒙古族青年，他的名字叫呼和。从李瑜来到这块草原上，他便深深地爱上了她。但呼和没有机会接近李瑜，只能悄悄地帮助她，为她找寻走丢的马，送给她自编的小马鞭，给她修马绊，帮她圈羊，想方设法给她以暗示。渐渐地，李瑜从呼和的眼神中悟出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新鲜感，她喜欢看呼和骑马飞奔的英姿，欣赏他那流星般迅速远去的背影；她喜欢坐在有羊群伴随的草丛中，默默期盼着从不肯下马的不速之客的造访，呼和一贯的动作是斜跨在马鞍上，双手抱住鞍桥，低头俯视着李瑜，只问一声“赛诺？”（蒙古语：好吗？），便不再说什么。
她感到那样被人注视赞美的目光，心中荡起一种满足，一种安全，一种快慰。她甚至说不清自己为什么喜欢呼和那双丹凤眼。二十年光阴流逝，唯那双丹凤眼，永远传递着真诚与美好，就象草原的美酒，香甜、醇厚，她仍沉醉在呼和那双迷人渴求中不凡坚毅、深沉的丹凤眼之中。在众多的骑手中，她能一眼就看见呼和；在夜深人静的草原上，她能辨清哪一个是呼和的马蹄声。
有人说，草原是酝育情感的伊甸园，这话非常确切，人烟稀少的草原，你很容易找到两个人独处的世界，大概是心灵的感应与呼唤，他们常常是在并无约会的情境下走到一起，双双骑马漫步，说来很怪，彼此的话语并不多。
记得呼和曾那样红着脸，低着头羞涩地用蒙语问李：“做我的妻子行吗？”只问过这一次，但这句话却在李瑜的心中激起了无数次的振荡，一辈子都记忆犹新。这以后，呼和便将问话省略为两个字，苦苦地问着：“行吗？”“行吗？”有一次，李瑜在无法回避的情况下脱口答道“我不知道，这要问我妈。”呼和应道：“不会，我教你。”
良久的沉默，呼和骑在马上绕着李瑜转圈，不答应就不放开她，李瑜说不清自己当时的紧张心理，她完全可以掉转马头跑走，但她不能，李瑜不想这样做，就在迟疑之中，呼和忍不住伸出宽阔的臂膀，紧紧搂住了坐骑上的李瑜，最后的防线就这样被冲破了。就在那一天，就在那深秋的草原上，两颗情窦初开的心发生了碰撞，碰撞出了火花。他们傻乎乎地偷吃了伊甸园的禁果，甚至还立下了生死誓言，一个非她不娶，一个非他不嫁，不成功便双双去锡林白音查干山以身殉情。现在想起，呼和那小伙子比起那些京城娃娃无非是缺了那么点儿迷信，多了那么点勇气。
（李瑜回忆：呼和歪戴着帽子，挺潇洒的，很俏皮的，很有意思，话并不多，后来呢就因为接触时间长了，彼此距离就越拉越近，就对对方没有什么戒心了。我记得在一次天气特别舒适，晚上特别晚，月亮很高很亮的时候，好像是到我的蒙古包里，他就是想问我行不行啊，行不行啊，我就感觉有一种是说不上是一种激动，是心跳，在那一宿不瞒你们说，不隐晦的说，我们俩就发生了关系，而且就那一次，就有了我们这个儿子。）
不久，北影招考演员了，正在家中探亲的李瑜，迫不及待地来到考场，她多想实现孩提时的梦啊！老师先是一喜，认识。后来一惊，低声怯问：“你结婚了吗？”“没有。”“可惜啊！”老师说。
这是怎么啦？李瑜感到身体不适，好难受啊，她天真地去医院请教大夫，医生像老师那样问了同样的话，她作了同样的回答，医生甩来一句冷冰冰的话：“姑娘，你怀孕了！”
带着一肚子的委曲一肚子的不理解，瞒着家人，她回到了草原。她恨、她气，她怎么也想不到仅仅一次竟会有如此结果。她开始想办法，故意从马上往下摔，可偏摔不下孩子，她用腰带勒，用拳头打，用身体压，但都无法阻止小生命的发育。肚子大了，她不得不穿上宽松的袍子来遮掩，她变得少言寡语，想法避开熟人的眼光。她开始求助于呼和，托人捎话给他。呼和的祖母发现了这件事，便将呼和牢牢地绑在蒙古包的哈那墙上。虽在初春的北国，但仍是漫天的积雪，春风卷着雪屑，刮起一团接一团的白毛雪，将天地连成一片。
李瑜终于上不去马了，那是临产前的第２３天，她绝望了，留下滴滴泪痕的绝命书，带上枪，步履维艰地踏着半尺多厚的积雪，向着心中的圣地——锡林白音查干山走去，雪地上留下一串深深远去的脚印。
公社武装部长魏雨生去边防查哨，途径这顶蒙古包，按照当地的习惯，要走进每家问候，他推开门，无意中看到那封不长的绝命书，是本能是良心是责任的驱使，这位蒙古族干部翻身上马，沿着脚印直追到十几里开外的山顶上。他搭救了这位无望的姑娘，用仅有的一匹马将李瑜驮了回来。
（李瑜回忆：那时候我先跟呼和说了，我怀孕了，你看怎么办？要不咱们俩就结婚吧，结婚，那家里不同意怎么办？不同意那咱就一块去死去吧，有一天我突然间想起来，干脆真是，我就死去算了，穿了一双棉鞋，是塑料底的棉鞋，就踏着差不多没膝，半膝盖以下的雪就走，就往白音查干山走去了。后来我们的牧民，有我们同学到我们蒙古包里看我不在，而且我写下了一封遗书搁在那儿，当时我同学见了以后，见到那封遗书了，同学们都急了，就把浩特里闲散的牧民夜里头喊起来，打着电棒、打着灯，马上上浩特走，往白音查干那头走。快天蒙蒙亮的时候，他们因为出去的人多，终于把我找着了，其实现在想起来也很后怕的，如果当时没有被人发现，我写了遗书搁在蒙古包里，如果是我自己要找不到人，我那一宿就会冻死的，那就是不是我一个人，那就是连我肚子里已然形成了小人的小生命，已经八个多月了。）
事情并没有了结。根据１９５６年国家颁的《婚姻法》规定：只要适龄未婚男女双方自愿，任何第三者不得干预。公社妇联主任矫小红分别找到李瑜和呼和。
呼和焦虑万分，坚决要与李瑜结婚，但古老文化对人的无形的禁锢与束缚，竟在这关键时刻施展起它的威力。呼和是家里的长孙，为了确保蒙古族血液的纯洁，老祖母断然限制长孙与汉族人通婚，并以死相要挟。
公社的领导商榷再三，决定按《婚姻法》办。他们的婚姻受到了法律的保护。没有音乐、没有欢笑、没有亲人的祝福，全靠那一份真诚的爱，他们有了自己的小家。
呼和的老祖母闻风，固执地三天滴水未进，带着一腔愤恨、满腹忧愁，在第四天清晨告别了人世。
（矫小红回忆：她被接回来以后，就当时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颁发不颁发结婚证，怎么办这件事，我当时是公社的妇联主任，我们找到了呼和，问他愿意不愿意和李瑜结婚，他表示愿意，我们找到李瑜，愿意不愿意和呼和结婚，她也表示愿意，这时候我们就顾不得其他了。所以呢，给他们颁发了结婚证，同时开始通报李瑜的父母，这边，当呼和的奶奶也就是祖母，知道了我们给颁发了结婚证，知道这个婚是一定要结了，奶奶是接受不了的，这个时候奶奶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非常吃惊的事，她三天滴水未进，到第四天清晨的时候，离开了人世。）
无形的压力像巨石一样，压得人透不过气来，压得这对相爱的青年只能以相互依偎来度难关。
李瑜临产了，公社接到飞马传报，产妇大出血！那时的公社缺医少药，只有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只有一名蒙古族医生在值班，但大家都是一个心思，一定要救下这个北京姑娘，一定要保住草原的后代，就是这辆卡车，就是这唯一的医生，驱车几十里，在蒙古包里，将李瑜从死亡线上解救下来，一个漂亮的小男孩诞生了！年轻的父母送给儿子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团结，是啊！这是蒙汉团结之花，是民族交融之果。
向北京告急！尽管公社以信件、电话形式不断向李瑜的父母传递着情况，但事情发生得太突然，太令人不可思议。带着疑问，带着立即领回女儿的最坏打算，李瑜的母亲冒着内蒙古草原零下２０多度的严寒，乘坐长途汽车于两天后到达了塞边外疆的小镇——阿巴嘎旗，老人心力交瘁，病倒了，旗知青安置办主任张友铭同志将老人接到自己家，像亲人一样侍奉她，劝慰她。老人一住就是十几天。
为了安排他们母女相见，边防军伸出援助的手，派小车将这对战战兢兢的小夫妇和儿子团结送到了１００多公里之外的阿巴嘎旗浩特镇。
在张主任家里，母女相见了，三代人相见了。呼和不懂汉语，只见母女抱头痛哭，心想，完了，一切全完了。他怕，他怕从此失去心爱的妻子，失去心爱的儿子。这个壮实的小伙子，急得一夜没合眼，第二天就急出一嘴的火泡。老母亲心软了，原谅了自己的女儿，认了自己的女婿和外孙，分别前还亲手为小外孙织了一套毛衣裤。
幸福的笑容重新回到了李瑜的脸上，她以自己对草原的一片热爱与真诚感动了周围的人们，以自己的聪慧和勤劳赢得了牧民的信任。在这片广袤的净土上，一个北京女娃扎下了根。
无论是边境上站岗，还是在草原上牧马，呼和都是一把好手，他学会了简单的汉语和汉文。李瑜不断进取，在老公公的帮助下，她学会了写蒙文，学会了会计，成了牧民们信得过的好会计。公公婆婆逢人便讲：“草原上再没有比我家媳妇更好的姑娘啦！”
“团结”出生后的第二年冬天，他们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有了自己的女儿，起名叫“冬梅”。北京的老人怕孩子影响他们的事业，将在北京出生的冬梅留了下来，交给了李瑜的哥哥李光照管。
北京的老人担心冬梅长期与父母分居会疏远感情，８岁的冬梅被接回草原。小冬梅初来的新鲜感很快便淡去，北京与牧区在环境、文化及生活方式的强烈反差，使她常常陷入深深的苦恼与忧虑中，她爱自己的母亲，但不理解她，她爱自己的父亲，但却感到陌生和好奇。
不善言表的呼和对女儿十分疼爱，百依百顺，女儿常依偎在父亲的怀里撒娇。一晃冬梅已读到小学五年级。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女儿染上了结核性脑膜炎和肺结核，住进旗医院。父母日夜守护着她，那时的呼和一片爱心给女儿，但女儿却始终处于恍惚之中。冬梅的爷爷奶奶、叔叔婶婶们为冬梅治病不断在经济上帮助他们，北京的老人也汇来钱为冬梅医治，女儿的命是保住了，可却丧失了劳动能力，成了一个弱智人。姥姥姥爷不顾年迈体弱，执意将冬梅接回北京调养，女儿疾病频繁发作，经常昏厥不省人事，弄得一家人难以招架。
李瑜曾垂泪感叹，为什么如此巨大的爱都无法唤来女儿的清醒，往日那聪明活泼的女儿哪去了？
为了照顾病重的女儿和年迈的父母，在通情达理的公婆的鼓励和支持下，经过反复的思考与权衡，他们下决心举家迁回了北京。
生活的磨难并没有击垮李瑜，她令人信服地挺了过来。她心里十分明白，从草原深处一下子返回到童年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北京，这决不是简单的地域变迁与生活的重复，意味着２４年的草原生活画上句号，生活将要另起一行，从零开始，她面对的将是全新的生活挑战。
20多年稳定的婚姻处于危机之中，连弱智的女儿都时不时冒出一句“爸爸不好，爸爸喝酒”的谴责，李瑜又一次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尽管呼和从未说过“我爱你”的话，但２０多年风风雨雨朝朝暮暮结下的情感，不是那么容易割舍的。她懂得呼和的痛苦，明白他的失落，但她无法容忍呼和的现状，她苦口婆心，想用自己和许许多多知青的经历去开导呼和、唤起他的思考和勇气；她也试想过和呼和分手，但她知道其后果，无异于毁了呼和。呼和多少年心中装的只有她和一对儿女，他是世上最诚实待她的人，是最可信赖的人。倾斜的生活天平，在反复的思考与斗争中，终于靠李瑜自己矫正过来，“要帮他走出困境”，她为自己设置了这唯一的选择。
生活就是这样坎坎坷坷，呼和从震痛中回到现实，开始面对现实、回归生活，他逐渐找回了自己。感谢当年卓有远见的岳父教他拆装摩托车为他奠定的基础，他到一家汽车修理厂做了修理工。他似乎明白了什么是人的价值，什么是人生的真谛。他一如既往地爱自己的妻、自己的儿女，自己的家人。
（矫小红回忆：回到北京以后，曾经去屈尊下就，干一些不是干部所干的活，比如说到修理厂去当修理工，到舞台上去做道具员，总之去干一些在别人想象草原上一个骄傲的干部，一个在草原上最受人爱戴的马倌，怎么可能跑到北京的大街上去修自行车，跑到北京的这种汽车修理厂去当汽车修理工，不可思议。）
（李瑜回忆：有段时间不是因为工作累了，还是就因为所谓在工人和干部说词上他闹情绪，闹情绪他就喝酒，对于这种长期喝酒，而且影响工作，最长的一次他达到一个月没去上班，最后终于还是被辞退了。我烦透了，简直烦透了，而且当时在他喝酒的时候，似乎我觉得好像提到了，干脆咱们过不下去就离婚算了，但是等他酒一旦醒了就说，我们还是不离，他醒了以后，我自己也丝毫没有这个想法，因为我们的结合太不容易了，每次等他酒醒了之后，我们俩就谁都说不出口了。）
现在一家人住在北京府右街西巷的一个老式四合院里，大儿子团结在一家公司开车，呼和现在闲赋在家，照顾患病的小女儿冬梅。虽不无艰辛与苦难，但李瑜仍是那样对生活充满了美好的渴望，对家人倾注了全部的爱心，仍是那样孜孜不倦追求着生命的真谛。有滋有味地品味着人生。与她交往，你仍然可以看到知青的影子，那种知青特有的生命活力，特有的“知青保鲜期”的痕迹。她这样写道：“作为一个女人，应该永远把自己作为生命的支撑点，而不靠他人的成绩来折射自己。”她以生命的足迹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我真忍不住打心底里发出对她最美好的赞叹：她的确很美。
（李瑜：走到今天为止，我们俩已经谁都离不开谁了，尽管他现在没有工作，但是他现在帮我操持家务，把我家里头里里外外打点得让我没有后顾之忧，能让我在离退休之前能安安稳稳的，安安心心的在单位做事，我就觉得我很感激他，钱虽然比别的人家赚得少，不是很富有，但是我觉得我们生活得比较温馨，而且互相在相依相靠的，在维持着这个家，在共同生活的，而且我们之间缺谁都不可以的。）
（矫小红：有一句话是这么讲的，蒙古族的女人爱了一辈子，不说一个爱字，蒙古族的男人吃了一辈子的苦，不叫一个苦字，这就是蒙古族不一样的地方，生活中间有如此多的坎坷，但是他们艰难的走过来了，至今相爱。）
尔侬我侬，忒煞情多。
情多处，热似火。
捻一个尔，塑一个我。
将咱两个一起打破，
用水调和。
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
我泥中有尔，尔泥中有我。
我与你，
生同一个衾，
死同一个椁。
五十年前的爱情传奇，无论年轻，还是有一天会白发苍苍，两个人历经坎坷的相守，不离不弃，在平淡中默默的幸福着，祝福爱情。
二十三年草原人
——北京知青为什么会爱上牧民
对于和知青结合的蒙古族青年，虽然有娶（嫁）了一个北京知青的荣耀，但巨大的文化和习俗差距，会加大双方磨合的难度，很多人选择了放弃。
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们，根本就是没人要的孤儿，是草原用她博大的胸怀，接纳了所有的知青，原谅了他们的无理和无知......
1968年8月,我离开北京到内蒙古牧区插队，从最基本的骑马放羊开始,学会了牧民的所有劳动技能。在大队生活了八年后，入读锡盟卫校，两年后回到牧区，从乡卫生院医生、卫生院院长到旗计生委主任，又待了十几年。因为我在牧区嫁了一个蒙古族牧民，插队二十三年后，才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举家返回北京。
当初插队时，我是自告奋勇去的：经历了两年惊涛骇浪的文化大革命，早已经厌倦了无休无止的运动，既然上学无望，就去保卫边疆吧。天苍苍野茫茫的大草原，对我有无限的吸引力。经历了五六天火车-汽车-大车（四匹马拉的）和牛车的一路颠簸，我们六个同年级的女孩，来到阿巴嘎旗伊和高勒公社德力格尔大队，在蒙古包开始了“新生活”。
我们的大队是纯牧区，方圆几百平方公里的草场上，共约13个浩特（属于生产小组，每个浩特放牧一群牛、一群羊，有2-5户不等的人家，羊倌和牛倌是主要劳动力，由家庭的男人承担，女人们负责轮流下夜，就是看住羊群不致于跑散。如果天气晴朗，羊儿会静卧一夜相安无事，刮风下雨就很辛苦。同时还要防止狼来偷袭，早上还要守住不让羊群过早启程。）每个浩特都有相对固定的春夏秋冬牧场，冬营盘设在背风的芨芨草滩里，夏营盘会在高坡上。那是真正的游牧，逐水草而居！冬春两季在一个地方居住的时间长一些，夏秋季十天半月就会搬家。只有在冬天，才会用冻羊粪砖搭起羊圈，在夜里圈住羊群。其余三季全部是散放。
放羊是牧区最辛苦和磨人的劳动，工作时间长，风雨无阻，需要紧盯羊群以免走失；放牛是最轻松的活计，只要按时给牛群饮水，它们熟悉了自己的地盘，基本不会走失，当然这种好活基本轮不到知青和外来人员。
那时大队有三群马,每群马都由两个马倌（大马倌和小马倌）负责放牧。还有一群骆驼和一群种羊。由于干这些活计需要一定技巧和经验，基本是由德高望重的中年人垄断（小马倌则是“跟包”，负责套马、饮马等体力活）。平时牧区的劳动还有春天接羔、夏天剪羊毛、秋季配种等季节性劳动。
冬天的草原，气温会低至零下四十度，白毛风刮起来，大地一片白茫茫，咫尺不见人，牛羊会顺风一路小跑，瞬间不见踪影。有经验的牧人，会早早选择背风的地方圈住牛羊，而我们新牧民们就只好跟着牛羊一起顺风而下了。
遇上天旱的年份，草长得不好，还要到几百里外的地方去走奥特尔（借住别人的草场过冬渡过难关，主要是牛群，因为牛儿只能用舌头卷草吃，草被积雪盖住后，它不会像马和羊一样用蹄子刨草吃。我到草原的第一年冬天就去了。）那地方多是夏季的无水草场，只有冬天下了雪才能够进驻，往往方圆百十里无人烟，由于没有过冬的储备，相比留在冬营盘过冬格外艰难。
很快，我们就融入了牧区的生活,我们师大女附中几个初中的小女生分别成为所在浩特的羊倌：草原的冬天气温低至零下30度，牵着骆驼跟随羊群在野外一整天，严寒和饥饿都不算什么，刮白毛风雪时要顶住羊群不让它们顺风逃窜实在是个考验。天气晴好的日子，我们几个会在芨芨草滩的背风处相聚，除了忧国忧民，还会脱下内衣找虱子！（分别住在牧民家实在不太方便）。我们的羊群也很给面子，从来不往一起掺和（羊群要是掺了群，分开它们就是浩大的工程，得一只一只的拽出来）。
最难的其实是春天，青草刚刚露头，羊群追逐青草跑得漫山遍野，骑乘的马经过一个冬天，早就跑不动了，这儿那儿还不时有一两只刚下羔的带羔母羊怎么赶也赶不动…那才是叫天天不应呢。刚开始没有经验，我们总是把羊毛还没有干的小羊直接捡起来装在接羔袋里驮回去，结果它们串了味道，羊妈妈都不要了（应该是把它和母羊一道留在原地晚上再跟群赶回去）。每天在羊群里追逐丢弃小羊的母羊，让我们个个都成了短跑健将。
夏天的劳动多是集体活动，剪羊毛、洗羊和给羊群打针，我们从最开始不会用剪子，磨破自己的手、总是剪破羊皮很快就成为所在浩特的标兵。跟着牧民训生个子马，为了多几匹乘骑可以替换。这是最具冒险的活动，因为小马的性子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尥蹶子、站起来摔人等等， 牧区妇女从来不干，骑术差一些、胆小一些的牧民也不敢。几年下来我先后训过七匹马，我们之中最瘦弱的小玲也不甘示弱，身手矫健的老邓和老蒋就更不在话下了。
秋天草原的技术活是打草和给羊群配种,我们当年就都成了主力。
第一年，牧民们怕我们这些知青熬不过冬天的寒冷，入冬前把我们分配到牧民家中插包。三年之后在我们的争取下，我们才又有了自己的蒙古包。但是自己入住冬营盘的第一夜，我们全都冻得一夜辗转无眠，第二天一致决定，两个人睡一个被窝！
知青到了草原，直接挤占了牧民们的生产岗位（我们大队十三个浩特，总共才有三十几个整劳力的岗位，知青一下子去了23人，大部分人始终也没完全学会必要的生产技能。冬天分吃羊，每个单身汉5只羊，知青们可一点都不含糊，有人冬天杀完吃羊就直接回北京了。
有些知青延续着在北京的斗志，参与挖肃“内人党”（文化大革命中斗争扩大化，编造出内人党在解放后继续有组织活动并企图篡党夺权的故事，直接导致大批蒙古族干部和牧民受到迫害）的斗争，大队很多牧民都成了牛鬼蛇神，被集中起来在冬天劳动（打井修水利，在干旱的草原根本就是无效劳动），这斗争持续了近两年，最后在周恩来总理的干预下才逐渐停止。
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们，根本就是没人要的孤儿，是草原用她博大的胸怀，接纳了所有的知青，原谅了他们的无理和无知，把他们当作是孩子细心呵护。想一想我们其实给草原带来了多少困扰！最后都义无反顾地离她而去，但时至今日，草原依然像怀念远行的儿女一样思念着我们。
我们因为直接住到牧民家中，对老乡多了一份了解，蒙古族牧民也给了我们更多一分的信任。大队很早就让我们北京知青参与了大队的管理，我当了大队的出纳，后来又当了赤脚医生。在冬去春来日夜兼程的奔波中，我置身社会的最底层，直接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在与牧民耳濡目染的接触中，体会了蒙古民族的善良和浪漫，让我爱上了草原的牧人。后来，我赶上了最后一拨工农兵上学的机会，得以到锡盟卫生学校去上学（我上学那年，盟长的女儿上了北京医学院，旗长的女儿上了内蒙古医学院）。再后来，我又返回阿巴嘎旗继续当我的乡村医生和计划生育专干，直到北京的大门向我们这些弃儿打开的那一天。
如果一切可以重来，我是否会有别的选择？每一次答案都是否定的。
为什么北京知青会爱上草原牧民？其实我也常常问自己。作为知名女校的学生，没少受各种文艺作品的荼毒，一直向往浪漫的爱情，也相信真正的爱情不受物质、地位和时空的阻隔。我们那代人虽说生活上晚熟，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三四年后也都情窦初开。负责安置的知青办早有打算，将插队的男女生按比例分配到大队（我们大队分配了男女生各十一个），希望我们能够互相结伴。但与牧民相比，知青男生们在生产和生活上都显得笨拙，特别是表达爱慕时也躲躲闪闪让人很费思量，自然难入我们的法眼。在草原我也算比较活跃，少不了有牧民小伙子来提亲，但过于直白也和我向往的浪漫相去甚远，自然是逐一回绝，为了减少干扰，还曾放言不到25岁不谈婚论嫁。和一般牧民青年不太一样，我的那个他每次来串门都客气的敲门；也总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神奇的出现：帮忙追一匹脱缰的骑马，奔跑着在羊群中套丢弃羔子的母羊，我骑过一匹特别厉害的生个子马，刚开始几天他总来帮我给马上马绊子，遇到路远天寒的出诊，他总能找到理由像条小狗默默相随。几年下来，牧民的质朴和他默默的付出最终打动了我。我们开始一起憧憬未来：他计划去当兵，我也想去上学。可是，女儿打乱了我们的计划，当时，东北兵团已经因为女知青受辱抓了一批人，我既不想放弃我的孩子，也不愿给他增加压力，只能选择尽快结婚。当时和我一起在大队的同胞们都理解和支持我，他们说早就觉得我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但是远在北京的父母很难接受，当时回北京探亲的同包们也劝我要慎重：他们已经预感到春天即将来临，我们终会离开草原。
我和他在冰天雪地里往公社跑了三趟才领到结婚证，在春天里举办了当时最盛大的蒙古族婚礼，来参加婚礼好几个北京男知青都喝醉了，据说在我婚礼的前夜，他们彻夜不眠，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她会嫁给一个牧民？！
婚后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差异立显：我行事节奏快，生活中心排位是工作、集体、国家；他生性散漫，生活重心是游牧、狩猎和伙伴。我们常常为了是否早点去饮羊、剪羊毛或换营盘（离开住了很多天的草场，搬家到水草相对丰盛的草地，让羊群可以少赶路，多吃草）发生争执。婚后一年半，孩子尚在襁褓中，我送他去就读锡盟牧业学院，希望现代教育能够改变他，事实证明：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后来我们都成为国家干部，曾在苏木（乡）旗（县）工作多年，虽然都算事业有成，但他的本性最终还是迫使我做了回京的决定。
到北京后，都市快速的生活节奏让我立时就如鱼得水，可是我家那位自由散漫的牧羊人却难以适应，复杂的人际关系更让他无所适从。后来，我选择了放他回草原，承诺他等我退休后，跟他一起去放羊。可惜，他没有等到这一天，癌症夺去了他的生命。多年之后，我反思维系我们婚姻的基础是：共同对生活的热爱和相似的价值观（都不太看重物质，总是以他人为先），我也扪心自问：如果一切可以重来，我是否会有别的选择？每一次答案都是否定的。
对于和知青结合的蒙古族青年，虽然有娶（嫁）了一个北京知青的荣耀，但巨大的文化和习俗差距，会加大双方磨合的难度，很多人选择了放弃。坚守下来的，终会有许多无法告人的酸楚。婚姻中弱势的那一方，总会生活在恐惧哪一天会失去对方的阴影中。虽然我和爱人生活了很多年，养育了一双儿女，我也对他呵护备至，人前人后给予了他应有的尊严；但从他的角度设身处地的看，我没有给他想要的生活，反而给了他巨大的压力。曾不止一次，我劝他为了自己选择放弃，但每一次，他都选择相随。
我们的一双儿女，继承了蒙古族自由散漫的性格，没有似我在学业中的强势，双双在应试教育中败下阵来；但他们又都继承了父亲善良有爱心、具有超强的动手能力和富有创意的优点，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里，总能不输人后。我常想：骨子里的东西，真的是无法更改啊。如果不是插队，我的孩子们很可能会是另一种人生吧。
曾经，在走场地的冬夜,守着昏暗的羊油灯和四处漏风的蒙古包，听长风在天空怒号，合着远处此起彼伏的狼嚎,我不止一次的问：“为什么？！”
我们这些人，默诵着“相信未来”的诗句，度过了人生的低谷，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知道了上山下乡保卫边疆只是一个美丽的谎言，我们明白了文化大革命留给了国家和民族太多的伤痕。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们生不逢时，在成长的岁月失去了继续学习的机会，我们的生活、婚姻、后代，无一不受影响。插队知青因为缺乏竞争的技能，很多人晚境凄凉，成了社会的最底层。从我个人来讲，我又是相对幸运的，牧区生活让我有了人生最值得珍惜的故事，蒙古民族的宽容教会了我们勇敢地面对生活。
二十三年的知青的经历，塑造了我不同寻常的人生；我们这代人正渐渐老去，如果老天能够假以时日，我们都该留下对那段生活的回忆，为让文化大革命永不重来，为让知青经历成为历史。
许晓鸣，北京师大女附中的1966届初中毕业。1968年赴内蒙古锡盟阿巴嘎旗伊和高勒公社插队。
文章来源：内蒙古吧、30号院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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