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金鑫：新世纪以来中小学管理领域核心议题变化简述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30年来，《中小学管理》共出版313期，刊文8822篇，内容涵盖了教育管理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和学校管理实践的每个角落。翻阅30年的杂志，我国中小学管理理论与实践从青涩走向明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脉络渐次呈现。我们期待能将这一脉络更清晰地呈现在大家面前，这不仅仅是对一本期刊内容的回顾，更是对我国中小学管理本土探索的基本尊重，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当下教育管理的基本内涵与变革趋势。

然而30年的内容无限纷繁丰富，我们需要一个合适的载体来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本刊自2004年开始，每期围绕封面上呈现的“本期视点（2004～2009年）/本刊视点（2010年至今）”（以下统称“视点”）主题，组织相关文章对这一话题进行深度解读，至今已有156期。每一期内容，都有学者的观察和研究、学校的实践案例包含其中。基于此，我们将研究的重点锁定在对该栏目相关内容的分析上，以图见微而知著，窥一斑而思全貌。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基础教育正从“以规模发展为主向以内涵发展为主的转变，以重点发展为主向以公平发展为主的转变，以学校教育为主向以终身教育为主的转变”（陶西平.在探索中前进.2008，11—编者注：此文注释中不署刊名的文章，都为《中小学管理》刊发）。本文仅以《中小学管理》“视点”文章为主要研究对象（兼顾其他栏目内容，也偶尔前探2004年之前的内容），对“视点”主题按管理领域进行关键词编码，每个视点只提炼一个领域的关键词，编码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综合”出现的频次最高，这是因为笔者将有关区域教育发展、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农村教育等一些无法归入某一具体领域的内容归入其中，这也体现了学校管理的跨领域、综合性特征。此外，对校长的关注最多，在156期中有20期关注校长，占13%左右。对教学的关注也较多，有17期，占11%左右。对组织、课程、学生、管理理念、教师也给予了充分关注，基本上每年都会探讨相关主题。这些频次分布情况，大致反映了当前学校管理的多领域内容；对校长的关注较多，应与本刊主要读者对象为中小学校长有关。

“学校管理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是：学校管理的指导思想和管理体制，学校管理过程，学校管理原则和方法，学校管理的主要内容和各种关系的协调，学校人力、物力、财力的合理使用等（萧宗六. 中小学管理研究二十年<一>. 1999，3）。在梳理关键词的基础上，笔者按照管理理念（下文第1部分）、管理方式（下文第2、3、4部分）、管理主客体（下文第5、6、7部分）、管理内容（下文第8、9、10部分）的基本思路，对与“视点”主题相关的文章进行了初步阅读和整理，试图借此厘清新世纪以来中国中小学管理理论研究与实践中的基本发展脉络。囿于篇幅，关于宏观教育政策、教育行政管理、教育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内容，本文不做过多涉猎。

1. 从工具到价值

理念的转变是学校管理变革的原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基础教育政策的价值由主要重视社会工具价值向关心社会综合利益转变”（高鸿源. 改革开放30年基础教育政策的回顾与思考. 2008，11）。在这种政策价值取向引导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逐渐成为学校管理的基本原则。

其一，育人目标日渐清晰。从最早的“加强双基、培养能力”的教学改革口号的提出，到推进素质教育这一全面贯彻教育方针的目标的确立，再到“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的提出，中小学校的育人目标日渐明晰（申屠永庆. 新高考下的新变革：“为每一位学生的学习发展而设计”. 2016，12）。

其二，共同愿景从成事到成人。在传统的学校管理中，不少管理者的心目中依然有书无人、有群体无个体，现在则更为重视人的存在，重视师生的生命价值的存在，倡导既要成事，也要成人。（李政涛.追寻“生命·实践”的教育智慧——叶澜与“新基础教育”.2004，4）

其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日渐统一。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对教育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人们逐渐认识到，学校管理的工具价值必须服从于它的目标价值，要努力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沙培宁. 作为生命体的学校. 2015，1）

2. 从人治到“文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中小学管理实践领域也大致经历了经验管理、科学管理、文化管理的发展过程。从最初依赖校长个人的办学治校经验，到逐渐开始重视制度建设，再到逐渐关注个体在组织中的生命价值与组织共同价值观的塑造，文化管理逐渐成为现代学校管理中的主流范式。

学校文化建设成为文化管理的重要载体。从关注学校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环境文化、行为文化，到明确学校文化的内涵，中小学管理者对学校文化的认识逐渐深入。人们从探索“学校制度的现代转型”（2004，6—编者注：年月在此处表示此“视点”主题为某年某期主题，以下同）开始，提出要对学校文化的管理进行充分关注（季苹.关注学校管理的盲区—学校文化的管理. 2004，7），到“关注教研组文化”（2007，6），进行“学校文化的继承与创新”（2008，4）、凝练“学校核心价值观”（2008，10），进而提出“校长价值领导力”（2011，1），关注“课堂文化”（2012，9）和“一校一章程”（2013，4）的建立等，借助学校文化建设进行文化管理的思路逐渐清晰起来。

3. 从管理到治理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教育治理”成为教育领域重要的政策话语和管理话语。教育治理是对于传统教育管理方式的超越，更多地体现出基层民主、直接民主、协商民主的特点，是教育管理民主化在新的发展阶段的集中体现。从政校关系角度看，学校的主要角色变化是走向“自治”；从学校与教师、学生、家长、社区等的关系角度看，学校的角色是与其他主体一起对学校进行“共治”。（褚宏启.自治与共治：教育治理背景下的中小学管理改革. 2014，11)

“治理”的核心理念是“共识、共治、共享”（梅汝莉.学习现代治理理论 促进学校管理创新. 2015，4），典型特征是多主体参与的共同治理。各地对多方共治的探索实际上早已开始，如对“宁波海曙社区教育”（2005，3）、“家校合作新探”（2008，7）进行关注；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迅速开始探讨“重塑政校关系”（2014，1），倡导进行“供给侧结构性变革”（2016，1）等。

4. 从趋同到特色

“千校一面”是计划经济时代学校发展的典型特征。虽然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有研究者提出校长办学要办出特色（郭振武. 校长与学校办学特色. 1990，1），对如何创办特色学校进行探讨（高洪源. 如何创办特色学校. 2000，4），但实践领域的探索尚十分有限。以陶西平于2007年11月在本刊发表的《大家不同，大家都好》一文为触发点，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开始有意识地以特色建设为抓手，促进学校发展。人们关于学校特色和特色学校的探讨日渐深入，并逐渐明确学校特色的真正内涵是文化特色(李希贵. 学校特色办学的起点：塑造共同价值观. 2009，8）。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出台，其中关于学校特色的阐述有17处之多。学校特色建设蓬勃兴起，但也出现了一些偏向，因此我们开展“学校特色建设：辨析与反思”（2010，8），对学校特色与特色学校建设进行深度关注。学校特色建设开始真正深入到学校管理的各个领域，与学校的核心工作融为一体，成为学校改进与发展的重要主题。如“走近重庆特色课程”（2015，11）就体现学校特色建设在课程领域的探索。

5. 从执行力到领导力

近些年来，在关于校长的研究中，校长是学校的教育者、管理者、领导者的概念日渐清晰。许多中小学校长对管理和领导这两种行为的内在区别还不是很清楚。实际上，管理的本质是执行力，是实现既定目标把事做正确的能力；而领导的本质是领导力，是做正确的事，把握事物发展方向的能力。

我们对校长领导力的关注，经过了一个最初探讨“校长专业化”（2006，9），关注“校长办学思想”（2006，10），到探讨“校长与伦理道德”（2007，7），乃至进行“校长胜任力研究”（2007，12）的阶段。2009年，开始强调“领导力”的概念，提出要“特别地做事，实现校长领导力”（2009，7），此后，逐渐提出“校长教学领导力”（2010，3；2010，10）、“校长价值领导力”（2011，1），进行“校长思维方式研究”（2012，5），提出要提升“校长的现场学习领导力”（2013，3），积极关注校长的课程领导力，推动“女性领导特质研究”（2015，7），明确提出“校长空间领导力”（2016，3）概念，倡导要提升校长哲学素养（王刚. 哲学：提升校长领导力的思维利器. 2006，2）。

随着世界各国逐渐建立起校长专业标准，2013年起，中国各级各类中小学校长专业标准也相继出台，对“校长核心素养”（2015，3）的探讨也日渐升温，有学者提出中国普通中小学校长应具备三大核心素养：目标管理素养、综合管理素养、现代管理素养（褚宏启. 校长专业标准与校长核心素养. 2015，3）。有学者鼓励校长要成为欣赏型领导者（张新平.“中小学校长：从问题解决者转向欣赏型领导者. 2015，4）。

人们对各种层次和类型的校长给予了充分关注。鼓励农村校长要有成为教育家的意识（钟祖荣. 农村校长要有成为教育家的意识. 2004，9）。关注年轻校长成长，认为“‘80’后走向前台后，民主管理将逐渐改变学校管理权力运行的方式，管理分权、民主协商等将成为常态”（柴纯青. 从边缘走向中心：“80后”管理者的基本特征及对未来的影响. 2015，4）。对优秀校长成长之路进行关注，对教育家型校长的探讨渐多，人们通过开展“对教育家的‘原生态’研究”（2011，5），“近观卓越校长”（2014，4），解读“领航校长”（2016，9），寻找优秀校长成长密码。

6. 从看重“两端”到开始重视中层

已往的研究中，对位于学校组织两端的群体如校级干部和基层教师研究较多，对中层组织和中层干部的关注很少。实际上，中层干部对学校整体发展战略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但他们普遍具有较强的“教学情结”，管理角色意识亟待唤醒。2005年，我们开始关注“学校中间组织变革”（2005，7），此后探讨了“中层组织评价”（2006，2）的有效方式，并对中层干部的发展给予了持续不断的关注，在2013年提醒管理者要“关注中层”（2013，10），在2014年，我们明确提出“中层领导力”（2014，3）的概念，要发现与彰显中层管理者的独立价值（谢建华.“找到自己的声音”：对中层独立价值的追问与思考. 2014，3）。有校长提出中层干部要拥有创造性地将领导的观点、团队的思想转化为具体做法的能力。要拥有这种能力，中层干部就必须具有“思考力”（张菊荣.“思考力”：决定中层执行力的中枢性能力. 2014，3）。有学者提出要高度关注中层的敬业精神，着力提高中层的专业素养，积极向中层赋权，并以实践为导向，让其在实践中成长。（鲍传友.从夹心到核心：学校中层领导力的认识与培养. 2014，3）

7. 从更重视研究教师到重新研究学生

教师和学生是学校的主人，我们对教师专业发展与职业幸福感的关注贯串始终。如“关注教师发展”（2004，10），探讨“校长如何读懂教师”（2005，8），关心“教师生存状态”（2005，9），研究“教师管理中的法律问题”（2006，6），探讨如何进行“教师资源均衡配置”（2008，2），关心“农村教师研修工作站”（2009，12）的运转，探讨“教师绩效工资”（2010，1）带给学校管理和教师的影响等。此外，我们还对不同群体和发展水平的教师给予多种关注，如关心“班主任工作制度创新”（2012，10），研究特级教师、初任教师、骨干教师等教师群体的发展，发现教师的独特价值（许丽艳.好老师是帮学生找到光亮的人. 2016，2）。面对教师发展中的诸多问题，探讨如何进行“教师培育整体变革”（2016，2）。

一直以来，我们对教师的研究较多，对学生的研究并不充分。呼吁重新对学生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是《中小学管理》的重要贡献。2008年，陶西平先生将研究学生作为一个重要的课题重新提出，认为当前我们要分群体、类别和个体，对学生进行科学深入的“研磨”（陶西平. 要研磨学生. 2008，5），季苹也对学生研究的意义进行深度追问（2008，5；2008，6；2008，7）。此后，我们对学生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和具体，回应“钱学森之问”，关注“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培养”（2010，5），提示“自上世纪50年代起，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重要的发展中国家纷纷开始实施精英人才培养计划”（孙金鑫. 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培养. 2010，5），进行“中学英才教育探索”（2013，2）。我们也关注弱势群体学生的生存和发展，提出要做好“公办学校打工子弟管理”（2010，12），探讨“校园欺凌防与治”（2016，8）和“农村校寄宿管理”（2016，11）。对学生研究的薄弱环节给予高度关注，如提出要培养“学生领导力”（2010，7）、“提升学生社会责任感”（2011，7）、“提升中小学生学习力”“（2011，9）”。2016年9月，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的出台，则将学生研究推向了新的起点。

8. 从更重视教法到更重视学法

在学校管理实践中，人们始终对教学方式方法的改进给予高度关注。如很早就开始“关注校本教研”（2004，11），进行“从学校文化到教研组文化”（2007，6）的建设，迫切希望提升“校长教学领导力”（2010，3；2010，10），探讨“小班化教学”（2010，9）和“教学评一致性的实践探索”（2013，1），关注“新媒体 新教学”（2014，12），“探路新教研”（2016，4）。云环境下的教育教学方式与学校管理变革成为人们持续关注的话题（谢凡.一所小学在大数据时代的“云管理”变革. 2013，9）。人们对各地课改典型给予高度关注，我们也相继推出“海南高中课改”（2006，3）、“山西课改观察”（2011，6）、“山西课改：且思且行”（2012，7）等系列报道，部分反映了中国基础教育领域教学改革的情况。

在这一过程中，对学生学习的研究得到空前重视，从对教的研究，更多地开始关注对学的研究，对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的学法的研究。人们开始关注脑与认知神经领域的一些科学研究成果，以改进学生的学习方式，“提升中小学生学习力”（2011，9），如关注“友善用脑的本土探索”（2012，11），邀请管理者与心理学家一起“走近脑科学”(2014，6)等。此外，还密切关注“作业研究”（2012，3；2012，12）和“练习系统研究”（2014，2）的情况。

对与学生高利害相关的评价与考试改革进行持续关注。对“教育评价改革（2004，6）、“示范性评估”（2005，4）、“区域教育评价”（2010，6）、“绿色指标评价”（2013，7）、“教育评价新视野”（2015，8）进行多方探讨。探讨“中考中招改革”（2007，1），“直面新高考”（2014，10），连续关注上海、浙江等新高考试点（2015，6；2016，12）地区的最新进展。

9. 从更重视硬件到高度重视课程建设

改革开放初期，为学校争取更多社会资源，做好学校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教职工基本待遇等，是校长的重要工作。在某些地区，负债办学甚至成为一种“时尚”。这一时期，对“农村学校管理”（2004，9）、“教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2005，1）、“学校合并”（2005，2）、“中小学后勤改革”（2005，12）、“教育负债”（2006，4）、“‘新机制’带来了什么”（2007，8）、“新形势下中小学财物管理”（2007，9）等的探讨都十分受关注。

随着农村义务教育保障新机制的逐步实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政策的日渐落实，以及课程改革的深入发展，关于学校内涵发展如学校文化和课程建设的探讨日渐增多。学校课程的顶层设计与整体构建逐渐成为学校管理的核心议题。从2004年开始探讨“课程管理”（2004，12），在2011年后，相继进行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新探”（2011，8）、“校本课程的实践研究”（2011，11）、“课程整合与创生”（2013，5）、“学校课程整体建设”（2013，12）、“班本课程”（2014，11）、“走向云管理”（2015，5）、“走近重庆特色课程”（2015，11）、“核心素养与课程转型”（2016，10）等方面的深度探讨。

10. 从城市中心到城乡共舞

农村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逐渐建立文化自信，寻找农村教育本位价值的过程。本世纪初，农村教育依然缺“足够的钱”“适当的人”“合理的思想”“理性的管理”。国家大力进行布局调整，推动各地进行学校合并、撤点并校，还有人提出要让农村教育城市化，但“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却忽略了作为教育主体的学生和家长的感受，忽略了乡村教育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意义”（吕俐敏.隐痛与突围：农村寄宿制学校该走向何方?. 2016，11）农村教育问题越积越多，留守和流动儿童不一定“有学上”和很难“上好学”的问题亟待解决。

人们开始探索农村教育发展的新思路。研究“农村教育市场取向改革”（2008，9），“关注辍学率反弹现象”（2009，10），推动“城镇化中的农村教育转型”（2014，5），并逐渐提出要进行“农村教育复兴”（2015，10），要基于农村社会生活实际，探讨新形势下农村教育的内涵发展之路，使农村教育重新回归生活、回归农村，为地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服务。（杨东平.农村学校向何处去？. 2015，10）

以上梳理仅仅是《中小学管理》30年来发表的8822篇文章中的冰山一角，确实是挂一漏万。笔者谨以此向多年关注我刊和中小学校发展的读者和作者们致敬，也向付出巨大努力的同事们致敬。我们致敬与反思过去，也对未来充满期待与不安。过去我们做出了一些探索，但实际上理念、政策、路径、评价等许多老问题还没有解决好，而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未来正在匆匆到来，我们的准备还严重不足。

如何在现有的教育体系内，为学生准备好应对未来挑战的必备品质与关键能力？笔者认为，我们还是要立足学校发展实际，做好这样几件工作。其一，深度理解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真正内涵，让学生具有“‘荒野’求生”“重建家园”“共同富裕”的能力。其二，对照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深度检视与重新思考学校育人目标与管理体系。其三，克服能力恐慌，提升管理者自身和每一个教师的“核心素养”。其四，研究面向未来、更有助于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课程体系。其五，寻找更适合的教育教学方式，建设民主宽松的课堂。其六，建立更加开放灵活的组织管理形式，建设高度民主自治的学校文化。

回望过去，展望未来，中国的中小学管理者们，联合起来！愿以我辈之努力，共创理想教育之未来，共圆理想家国之梦想！

（本文作者系中小学管理杂志社主编）